论柳宗元对墓碑文的革新

陈 丽 珍

(南宁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西 南宁 530299)

“墓碑文是记述死者生前的事迹兼悼念、称颂之情的”[1]440，根据褚斌杰先生的观点，墓碑文就是与丧葬有关的碑文，内容上注重对丧者人物形象的塑造，感情抒发注重真情实意。然而，自东汉末年之后，墓碑文的语言被骈文所垄断。到了南北朝时期，庾信和徐陵两位骈文大家以其纯美圆熟的骈文手法创作的墓碑文，被后人立为墓碑文典范，争先模仿。自此以后，几乎所有的墓碑文都一个样貌，皆仿造徐庾的写作框架，千篇一律，严重偏离“铭诔尚实”[2]237的文学准则。中唐古文运动兴起以后，以韩愈、柳宗元为首的古文家对墓碑文的文体进行了根本性的变革，使得墓碑文呈现出了全新且又丰富的面貌，创造了新的墓碑文典范。本文主要从行文结构和语言句式两个方面分析柳宗元对墓碑文文体的革新的特点。

一、柳宗元对墓碑文革新的时代背景

自六朝以后，制、诏、册、表、启、牒等文体形成了用骈文写作的传统，这个传统在唐朝影响甚大，这些文体是骈文最为稳固的阵地，不易改革。就墓碑文而言，自南北朝徐陵、庾信确立了墓碑文用骈文写作的框架模式后，墓碑文逐渐走向公式化、套路化。骈俪之句按照一定的套路进行堆砌，用以记述丧者生平事迹、赞颂丧者品德功绩，这种凝固的模式、失真的语言使得墓碑文人物塑造千人一面，情感抒发千篇一律，极缺乏个性。正如清代学者章学诚所批判“铺排郡望，藻饰官阶，殆于以人为赋，更无质实之意”[3]。

初盛唐时期有陈子昂、杨炯、孤及独、权德舆等文人呼吁改革墓碑文，并创作了一定数量的有语言散化、内容渐归质实趋势的墓碑文。由于六朝骈俪传统根基深厚，且改革理论不成熟、变革力量单薄，因而初盛唐时期呼吁改革墓碑文的文人对墓碑文的改革影响不具普遍性。到了中唐古文运动时期，冠绝一代的古文大家韩愈抓住了“唐人崇尚志墓的社会心理”[4]，创造性地把自己的古文理论运用到墓碑文的写作中，把墓碑文变成了“人人殊面”[5]671的人物传记文学，取得了空前的影响。与韩愈相比，柳宗元稍晚几年把自己的古文理论运用于墓碑文的创作中，其变革的影响虽不及韩愈大，但也用自己独具特色的革新方式极力地应援了墓碑文的变革，加快了墓碑文完成历史的革变，最终走进文学的殿堂。

整理1979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柳宗元集》可知柳宗元现存墓碑文共63篇。论及墓碑文的成就，后人首推韩愈，而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韩昌黎文集》统计可知，韩愈现存墓碑文66篇。又因明人王世贞评价柳宗元的墓碑文：“金石之文亦峭丽，与韩相缉长”[5]792，由此可知，柳宗元的墓碑文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可算是翘楚。

二、柳宗元对墓碑文的革新

柳宗元对墓碑文的革新，在行文结构方面主要表现为，介绍丧者的生平资料时，柳宗元不按照传统墓碑文的写法依次展开，而是根据不同的写作目的，采用不同的写作方式，如有先写丧者典型事件再详写丧者生平的、有略写丧者生平资料的、有不写丧者生平资料只记最具代表性的事迹的、有以世系家族开篇烘托丧者身份高贵的等；在语言句式方面，讲究骈散结合、巧用虚字、用典贴切、语言平易。

(一)柳宗元对墓碑文行文结构的革新

明人王行在《墓铭举例·总序》中云：“以墓志铭书法有例，其大要十有三事焉，曰讳、曰字、曰姓氏、曰乡邑、曰族出、曰行治、曰履历、曰卒日、曰寿年、曰妻、曰子、曰葬日、曰葬地……序次或有先后，要不越此十余事而已。”[6]从王行的序文可得知，古人作墓碑文其行文结构有一定的套路可寻，但序中提及的记述丧者生平资料的十余事的先后顺序是可以调整的。然而，纵观中唐以前的墓碑文，行文顺序基本上是按照王行在《墓铭举例·总序》中所列举的顺序“填空似地把各个要素填满”[5]792，整体来看缺乏活力、生气。因此，柳宗元不拘一格地变革墓碑文的行文结构，力求新变，破除了六朝以后形成的模式化叙述套路，他所创作的墓碑文不按通例，即从丧者的名讳写到丧者的安葬地，而是根据写作主体或者写作目的的不同，做了灵活的调整，从而使墓碑文的样式丰富多元化。

有的墓碑文，柳宗元为了突出丧者的功绩，先写丧者典型事件再详写丧者生平。如《唐故特进赠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大都督南府君睢阳庙碑(并序)》：“急病让夷，义之先。利合而动，乃市贾之相求；恩加而感，则报施之常道。睢阳所以不阶王命，横绝凶威，超千祀而挺生，奋百代而特立者也。……天宝末，寇剧凭陵，隳突河、华。……至德二年十月，城陷遇害。……公讳霁云，字某，范阳人。有子曰承嗣，七岁为婺州别驾，赐绯鱼袋，历施、涪二州。……”[7]138-148柳宗元为了突出南霁云的赫赫功绩和刻画南霁云的英雄形象，而以议论开篇，对南霁云高尚品格做积极肯定的评价，接着详细地介绍了丧者在安史之乱中抗击叛军的光辉事迹，再写到卒日、卒地，之后才介绍丧者的生平资料：名讳、字、故乡、子等。整体来看，文章在布局谋篇上，已和中唐以前的墓碑文大不相同。

有的墓碑文，柳宗元略写丧者生平资料，着重写丧者生前最光彩的事迹。如《国子司业阳城遗爱碣》[7]204-207，柳宗元以阳城因耿直正义再次触怒唐德宗而遭贬道州刺史开篇，注重写了阳城在担任国子司业期间，大力整治太学歪邪风气，端正太学的学风和作风，得到太学学生的爱戴与尊敬的事迹，来补充说明了阳城被贬道州刺史，太学百六十学生顿首阙下，请愿挽留阳城于国子监的原因。全文用大篇幅描写了阳城的品行功绩和太学学生挽留阳城的集体行动，对于阳城的个人资料，柳宗元只用这句话“公名城，字亢宗，家于北平，隐于条山”就带过了，有详有略，更能突出阳城治学有方、品行端正、受人尊敬的光辉形象。

又如《覃季子墓铭》[7]289-290，柳宗元连丧者的生平资料都没有介绍，全文只写了丧者爱读书这件事。一生只记一件事，读者读完此墓碑文后，毫无疑问会对覃季子爱读书这件事记忆深刻。

有的墓碑文，柳宗元以丧者的世系家族开篇，突出丧者高贵的身份，再写丧者的生平履历。如《故叔父殿中侍御史府君墓版文》：“柳氏之先，自黄帝及周鲁，其著者无骇以字为展氏，禽以食采为柳姓。厥后昌大，世家河东。呜呼！公讳某字某，曾王父朝请大夫徐州长史讳子夏，遗贞白之操，表仪宗门，王父朝请大夫沧洲清池令讳从裕，垂博裕之道，启佑后允。皇考湖州德清令讳察躬，弘孝悌之德，振扬家声。……自进士登高第，调受河南府文学。……”[7]316-319河东柳氏自南北朝以来就一直是名门大族，柳宗元为了拔高叔父的身份，开篇先追溯了柳氏家族的发展历史。受柳氏家风的影响，叔父也养成了“孝悌之德”，在对叔父的“四德”做了具体的介绍和细化之后，柳宗元才开始介绍叔父的仕途升迁。这篇墓碑文柳宗元在构篇时以叔父的优良品德承接柳氏大姓的世代荣誉，更能表现出柳宗元对河东柳氏优良族风的骄傲，以及对叔父品行的褒扬和敬仰。

并且，为了避免出现“谀墓”，呈现更真实的丧者形象，有的墓碑文柳宗元则借用丧者亲朋好友对丧者的描述或评价来刻画丧者的人物形象。如《先太夫人河东县太君归祔志》[7]325-328，柳宗元为母亲写的这篇墓碑文，虽按照传统墓碑文“某讳某字某地”的顺序开篇，但是，为了更真实地刻画母亲人物形象，柳宗元多通过母亲及舅舅、父亲之语显现。舅舅之语，彰显了母亲的学识和品行；父亲之语，又再次印证了母亲的才识；母亲之语，又引出了母亲乐观、豁达的性格特征。柳宗元通过舅舅之口、父亲之口、母亲本人之口来凸显母亲的形象，不仅避免了夸饰和虚假，反而成功地塑造了母亲相夫宜家、才华横溢的慈母形象。母亲在垂暮之年跟随柳宗元到永州后，因长期劳累、水土不服最终客死永州令柳宗元悲痛不已。柳宗元对母亲去世的悲痛和愧疚之情喷涌而出，不得不挫笔，因而写给母亲的这篇墓碑文没有传统墓碑文用于歌功颂德的铭文。

柳宗元是政治改革派，富于改革精神，是提倡变革进步的思想家。受政治改革意识的积极影响，柳宗元对墓碑文的行文结构进行了多元化改革。墓碑文的行文结构根据丧者个人情况的不同或想要表达的思想情感不同、所要传达的教化内容不同，而做不同的行文安排，以便更准确、更真实地表情达意、突出写作目的，以达到教化的作用。这样一来，灵活多变的样式也给墓碑文带来了生气。

(二)柳宗元对墓碑文语言句式的革新

墓碑文通常由“序”和“铭”两个部分组成，“其序则传，其文则铭”[8]。根据褚斌杰在《中国古代文体概论》[1]445一书的解释，“序”又称“志”在“铭”前，用散文记述丧者生平事迹；“铭”在“序”后，用韵文颂赞丧者的德行功绩，中唐以前，铭文主要“以四言韵文为主”[9]。但，自东汉骈文大家蔡邕对诸应用文体全面骈化后，在语言方面，墓碑文日趋讲究对仗工整、对偶凝练、辞藻华丽。到了南北朝时期，骈文经徐庾以四六句式定型后，“骈四俪六”[7]489也成为了墓碑文序文的基本句式。由于骈文这一文体非常讲究对仗、声韵、典事、辞藻，以致于墓碑文骈化后，墓碑文作家一味地追求对仗精工、虚词浮藻，而忽视了墓碑文刻画人物的生动性和准确性、情感表达的真实性,留下了许多“欺曜当世，疑误后世”[10]的“谀墓”。孙梅在《四六丛话》中谈到“夫碑通于史，而俪别于古”[11]。由此可知，改变墓碑文虚假事实的风气之根本是变革墓碑文的骈俪句式。

柳宗元把“化骈为散”[12]的艺术手法，运用于墓碑文的句式创新中，给墓碑文创造了一种新的散体句式，使墓碑文的创作重心落在写真人、叙真事、颂真德的目的上,极大地增强了墓碑文写人叙事、表情达意的功能。

柳宗元变革墓碑文语言句式的方法，主要有三：

1. 化骈句为散句，骈散结合

上文已经分析过，要想改变墓碑文内容虚假、夸张的现状，首先要做的是改变传统墓碑文讲究精工骈句的做法，使创作者的创作重点不在墓碑文句式的工对而在内容的真实、情感的流动。所以柳宗元把墓碑文的骈句改为散句，即使出句与对句不对仗。但柳宗元化骈为散又与韩愈的纯任散行有所不同，具体表现为：

(1)化简单的骈句为简单的散句，骈散结合

柳宗元在墓碑文中有意的把骈句化为不对仗的散句，或者把骈句变成简单的排比句，这一散化方法在铭文中使用较多。中唐古文运动以前，铭文主要“以四言韵文为主”，对仗方式主要以当句对为主。如庾信《周大将军怀德公吴明彻墓志铭》[13]的铭文对仗的模式以出句四言、对句四言的双四式为主。柳宗元不仅有意地把对句变为与出句不对仗的散句，而且还有意识地在铭文中使用三言、五言、六言、七言、八言、骚体等句式来打破四言句长期以来在铭文中的主导地位。

如以七言铭文为主的《南岳弥陀和尚碑》：“一气回薄茫无穷，其上无初下无终。离而为合蔽而通，始末或异今焉同。虚无混冥道乃融，圣神无迹示教功。公之率众峻以容，公之立诚教其中。服庇草木蔽穹隆，仰攀俯取食以充。形游无极交大雄，天子稽首师顺风。四方奔走云之从，经始寻尺成灵宫。始自蜀道至临洪，咨谋往复穷真宗。弟子传教国师公，化流万亿代所崇。奉公寓形于南冈，幼曰宏愿惟孝恭，立之兹石书元踪。”[7]152-155柳宗元在铭文中赞美了法照大师为得佛道坚持不懈的精神，最后功成名就，得弟子数以万计，为弘扬佛道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篇墓碑文的铭文以七言为唯一句式，整体来看句式非常的对称工整，给人一种“出句为七言，对句也为七言”的错觉。其实，这篇铭文只有“公之率众峻以容，公之立诚教其中”这一句是骈句。其他句子，虽然每句字数相同，而内容却不相对仗，实为散句。所以这篇铭文并不是“骈文”，是骈散结合的铭文。

又如《南岳大明寺律和尚碑》[7]170-172，柳宗元虽然在铭文中使用的句式是传统的四言，但句子不再以对仗为主，这篇铭文中只有“儒以礼行，觉以律兴”、“化人无量，垂裕无际”、“祝融西麓，洞庭南裔”这三句是骈句，其他六句均为散句。除了这些以外，柳宗元还创作了纯散体的铭文。如《故秘书郎姜君墓志》[7]275-276的铭文共有四言、五言、六言、八言、九言五种句式；《东明张先生墓志》[1]282-284的铭文有六种句式，分别为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八言。这些铭文不受任何句型模式的限制，只随着柳宗元实时情感的流动、叙述内容的变化，长短错落，一改中唐以前墓碑文的内容和情感迁就句式修饰手法的弊端。

柳宗元为铭文创造了多种体例，这些新体例与传统四言韵文相比，不仅句式上焕然一新，而且铭文中对于丧者品行功德的称赞与丧者生前的品行功绩是相吻合的，回归到了“铭诔尚实”[2]237的文学准则。

(2)化简单的骈句为复杂的骈句，骈散结合

传统墓碑文序文句式以四六句为主，对仗以当句对和隔句对为主，所以通常来说序文的骈句两句一对或四句一对。化简单的骈句为复杂的骈句，是指突破二句一对或四句一对的传统模式，在文章中增加比4句更长的骈句，使句式看起来更像散句。这一散化办法，柳宗元在序文的变革中使用较多。

柳宗元的墓碑文不仅有二句一对、四句一对的传统对仗模式，更有八句一对、十四句一对、二十句一对、甚至二十二句一对等复杂的长联骈句。如《唐故中散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安南都护御史中丞充安南本管经略招讨、处置等使上柱国武城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张公墓志铭》[7]239-241序文中不仅有“去之则夷獠复乱，复至而寇攘顺化”，“储偫委积，师旅无庚癸之呼；缮完板圻，控带兼戊巳之位”这种简单的骈句，还有“文单环王，怙力背义，公于是陆联长毂，海合艨艟，再举而克殄其徒，廓地数圻，以归于我理；乌蛮酋帅，负险蔑德，公于是外申皇威，旁达明信，一动而悉朝其长，取州二十，以被于华风”这种14句一对的长骈句，和“公患浮海之役，可济可覆，而无所恃，乃刳连乌，以辟坦途。鬼工来并，人力罕用，沃日之大，束成通沟；摩霄之阻，哲为高岸，而终古蒙利。公患疆埸之制，一彼一此，而不可常，乃夏铜柱，为正古制。鼓铸既施，精坚是立。固圉之下，明若白黑，易野之守，险逾丘陵，而万世无虞”这种22句一对的长骈句。这些新创造的长骈句看起来不像骈句而与散句相似，只有仔细的分析后才恍然觉悟这些看起来毫无章法、充满散行之气的“散句”其实是对仗工整的骈句。柳宗元这种化简单骈句为长骈句的创新手法不仅对传统的墓碑文的句型模式产生巨大的冲击力，而且也使丧者的人物形象塑造更加准确，使读者能更全面的认识到丧者的品行与功绩，一气呵成的长联句，也使叙述内容更具信服力。

2. 讲究虚字的使用

柳宗元在墓碑文中非常擅长借用虚字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和观点，以增强墓碑文在表情达意方面的效果。如《下殇女子墓砖记》其铭文：“孰致也而生？孰召也而死？焉从而来？焉往而止？魂气无不之也，骨肉归复于此。”[7]342柳宗元的女儿在柳宗元被贬永州司马期间不幸早夭，政治失意、骨肉死别摧残了柳宗元的意识，柳宗元在铭文中用了“而”、“也”等虚词，向天发问，呼唤爱女，把一个父亲痛失爱女的沉痛心绪渲染得淋漓尽致。又如《先太夫人河东县太君归祔志》文末“天乎神乎，其忍是乎！而独生者谁也？为祸为逆，又顽狠而不得死，逾月逾时，以至于今。灵车远去而身独止，元堂暂开而目不见。孤囚穷絷，魄逝心坏。苍天苍天，有如是耶？而犹言犹食者，何如人耶？已矣已矣！穷天下之声，无以舒其哀矣。尽天下之辞，无以传其酷矣。刻之坚石，措之幽阴，终天而止矣。”[7]327柳宗元用了一连串的虚词“乎”、“而”、“也”、“耶”、“矣”来逐步铺垫和递进自己的悲痛之情，声泪俱下，最后压抑不住自己未善养母亲的愧疚之情与异乡丧母的哀痛之情，锥心之痛喷涌而出，呼天抢地，使人不忍卒读。

在墓碑文中巧用虚字来营造一唱三叹的抒情效果，连绵不断的情感抒发读来使人身临其辈、感慨深切、哀痛不已，极大地增强墓碑文的抒情效果。

3. 用典贴切，语言清新自然

古文运动前，墓碑文不仅存在为了展示作者才学而追求奇典的现象，还存在为了夸大丧者的功绩品行而强用典故的盗假现象，这些现象不仅阻碍了读者理解文意，而且还给后人研究前人的生平造成讹误。柳宗元为了变革这一弊端，在墓碑文的创作中非常注重使用传播广泛并与丧者品行功绩相符的典故，这样一来既不阻碍读者的理解，又使墓碑文富有文学色彩。

如柳宗元在《唐故特进赠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大都督南府君雎阳庙碑(并序)》[7]139-141中用与南霁云身份相符的典故“柱厉不知而死难，狼瞫见黜而奔师”来突出南霁云的英雄形象和平定安史之乱的历史功绩十分贴切。春秋时期，柱厉叔虽不被重用，但却在敖公有难时出手相救；晋国大夫狼瞫虽被降职，在与秦军作战时仍冲锋在前，冒死杀敌。这两个典故分别出自于《列子》和《左传》，所体现的精神与南霁云在国家危难时刻以国家大局为重、爱国爱民的品质是一致的。在此文中，柳宗元还用了“汉兵已绝，守疏勒而弥坚；虏骑虽强，顿盱眙而不进”这两个典故：班固守疏勒，最终平定西域各族叛乱；南朝辅国将军臧质绝地突魏，刻画了南霁云以及其带领的士兵视死如归的英雄形象。最后还用“首碎秦庭,终懵《无衣》之赋”楚大夫申包胥乞秦就楚，秦出师相援的典故，无情地揭露了贺兰进明因嫉妒南霁云功绩赫赫而拒绝出兵援助，贪生怕死的丑陋、懦弱形象。柳宗元恰当、贴切地使用典故，不仅有利于用最简洁的语言刻画鲜明的人物个性、抒发作者的爱恨情仇，而且有利于增加墓碑文的“典雅”韵味，增强墓碑文的表现力。

为了改变墓碑文佶屈聱牙的现象，柳宗元在墓碑文的写作中也非常注重使用平易自然、明白晓畅的语言。如《祭崔氏外甥女文》在诉说外甥女贤良淑德的品行时，说“惠明贞淑，仁爱孝友，女德之全，素风斯守，播于族属，芬馨自久。恭惟伯姊，道茂行高，上承下训，克敬能劳。夙有仪则，刑于汝曹，虽云性善，抑自良陶”[7]1107-1108。这些语句明白晓畅，节奏平稳，使得外甥女贤德的形象跃然纸上，给人以欣羡之感。柳宗元用质朴平易、音律和谐的语句夸赞外甥女贤淑，丝毫没有让读者觉得这是一种“如数家珍”的夸饰，轻松中见随意的语句反而让读者相信夸赞外甥女的贤德不需要绞尽脑汁，其美德原本就是“信手拈来”。由此可见，柳宗元非常注重的使用最朴实的语言来表达最真挚的情感、叙写最真实的内容，可谓返璞归真，平淡中见真情。

用追求形式华丽的骈体写作是造成墓碑文程式僵滞、内容空洞、事实虚假、情感浮夸的主要原因，柳宗元究其根本，对墓碑文的骈体句式进行全面的改革，使墓碑文发生了积极的变化。

柳宗元不拘一格地变革了墓碑文结构单一、布局僵化的文体形式，使墓碑文冲破了传统的桎梏，以声情并茂的传记文学的形象重新面世，形成了新的墓碑文风范，给文章以骈体为主的传统以沉重打击。散体墓碑文的出现，打破了骈文五百多年以来一统文坛的霸主地位，文坛上骈、散两种文体开始正面对峙，即使随着柳宗元、韩愈等古文大家去世，骈体又逐渐占据墓碑文，但骈文的绝对优势已经消失，始终占据不了主导地位。柳宗元对墓碑文的多元化变革，也使当时及后世的许多文学家受到深刻的影响，解放了被传统单一形式束缚的创造性思维，创造了更多形式多样的、平易朴实的、骈散结合的散文作品，这些都对中国文学史产生的深远的影响。除此之外，柳宗元在墓碑文的创作中力求内容的真实，也给后世研究中唐社会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状况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