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官悔过书里的门门道道

近日，记者收集了近百份贪官悔过书，经梳理发现，这些悔过书有着大致相同的悔过路径。每个阶段的忏悔书有一定共性，也存在不同特点。落马官员同中有异的心路历程，或明或暗的贪腐世界，都隐匿在这一颇具特色的悔过书中。

悔过书的“三段论”，级别不同、风格不一

贪官悔过书有着大致相同的悔过路径，较为常见的是“三段论”格式。

在开头，很多人喜欢追忆昔日时光。

十二届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苏荣在一封写于2014年10月的悔过书中提到：“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因特殊原因，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回家当了农民，从大队会计干起，在党组织的教育培养下，由农民转为国家干部……从十三大算起，一直到十八大，连续参加六届党代会，连续任候补、中委四届二十年，亲人为我自豪、家乡人为我骄傲……”

他在悔过书里用的“培养”一词，落马省部级官员在悔过书中也尤为喜欢用。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宋勇在悔过书开篇感谢“党把我从一个穷孩子、苦孩子培养成为高级领导干部”。

顺着开头往下读，便是悔过书的“第二章节”。

人们可以看到一个个相似的身影，他们家境普通，有些甚至出身贫寒，通过勤奋读书走出农村，步入仕途，但在利益的诱惑下，一步步坠入铁网。

大多数贪腐都因心理不平衡。“平时与一些老板的交往中，我看到他们腰缠万贯、挥金如土，过着纸醉金迷、灯红酒绿的生活，心理开始失衡，欲望开始膨胀。”成都市政协原副主席周学文在悔过书中写道。

还有些濒临退休的官员，往往是想为退休后的自己找条后路。山东省人民政府原副秘书长张泽忠在忏悔书里谈起自己曾做过的退休梦：“退休以后，冬天住海南，夏天住青岛，春秋住济南。有人请我，我就去讲讲课，每年到外地旅游，没事就抱抱外孙，尽享天伦之乐。”正是这种享乐思想让他觉得“钱多一点儿还是方便”。

更有甚者，贪腐是为了情人。江苏省南通市气象局办公室原主任余震东回忆，随着出入高档歌厅次数增多，他认识了一些“所谓的女朋友”，经济上额外的需要也是导致受贿的原因之一。

在悔过书里，贪官们分析完贪腐动机与路径，一般就到了“第三章节”。

这时，他们会从宏观角度总结思想根源，抑或分析造成的危害。思想原因的关键词大抵逃不出侥幸心理、价值观错位、自制力不强、义利观扭曲等。

上海社保案的关键人物祝均一，就认为自己的贪腐源于“产生一种要创造一个超越所有部门的光辉业绩”的心态。于是，他在企业年金与社保基金运作中，“贸然用十多亿元保险基金违规运作……用与保险基金偷梁换柱的方法，使保险的那部分实物资产被高估。为了个人运作业绩的脸面，使社保基金直接受损”。

在篇幅上，级别越低的落马官员，悔过书的篇幅往往越短，到乡科一级，犯罪行为大多并不复杂，也不会在悔过书中过多追忆往昔荣光和政绩。

官员在接受调查期间写悔过书，更易谈及具体贪腐内容

忏悔，是落马官员从被调查到入狱后几乎每个环节中必经的程序。而每个阶段的忏悔书有一定共性，但也存在不同特点。

原国家药监局局长郑筱萸的悔过书，写于他被执行死刑的前一天。他在悔过书里这样认为：“当官不要当重要岗位上的官，并不是权力越大越好；再有就是当官一定要负责任！”这名毕业于复旦大学的高材生最后悔的便是从政，“如果我一直搞业务的话，现在应该已经是教授了”。

更多的悔过书，和这份行刑之前所作的忏悔，并不相同。中纪委官方网站上有解释：“被审查人员的忏悔反思录，一般是在审查期间进行撰写，要求被审查人员在忏悔录中系统交代自身问题。”

浙江一位长期从事纪检工作的人士称，往往是在纪委调查即将结束时，官员认识到错误，自愿写下悔过书，悔过书会附案卷移交检察院。“悔过书代表认罪态度，认罪态度好对之后判刑也有帮助。”但他也表示，现实中可能存在一人写了多份悔过书的情况，有些官员一开始没有交代全部内容，随着对其教育深入，交代的内容越来越多，也会让他重写。

一般而言，官员们在接受纪委调查期间写悔过书，更易谈及具体贪腐内容。沈阳市原市长慕绥新，在中纪委对其立案调查期间写下的悔过书里提到：“就是在中央纪委对我的问题进行初核调查的2000年7月，我在北京301医院住院期间，仍然把组织监督放在一边，收受各类人员礼金、贿赂一百余万元。”

相比之下，贪官们在庭判的最后陈述则更为感性。2014年12月10日，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刘铁男受贿案宣判。他在陈述中痛哭流涕：“我每每看到起诉书，都在反问我自己，这是我吗？怎么会到今天？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这是哪里呀？”

交代自己的贪腐“技巧”

在忏悔书里，贪官们提到，贪腐也会讲究“技巧”。广西高院原副院长欧绍轩深知“不能以审判权索要钱财，这样对立面大风险大，也不能逢钱见物都收，这样交际面广，同样风险也大”。因此，他选择了自己认为最为隐蔽安全的顺水人情，“拉住一个律师长期合作”“稳住一个公司，吃喝消费图个方便”，法院最终认定他受贿889万元，被判死缓。

海南昌江县教育局原局长符军采取的办法是，将收的钱存在亲戚名下。在任教育局长的后几年，他先后收受五百余万元贿款，他不敢将这些钱放在家里或办公室，也不敢告诉家人。于是，他将受贿款存在几个亲戚名下。“当时我想的是，一旦出事，只要自己不说，这些钱就不会被查出。”

而湖南省洞庭湖水利工程管理局原局长曾涛，采取的是有选择受贿的办法，在不同级别的人面前，有不一样的脸孔。“普通职工的一概不收。我的这种虚伪行为蒙骗了很多群众。但对有职位的处级干部的‘朝贡’，我笑纳了。”就这样，他在清廉和贪婪之间切换自如。

近百份悔过书中，多数官员的堕落都是“温水煮青蛙”般的渐变过程。

作为一名村干部，河南省淇县高村镇二郎庙村原会计苏瑞武平时掌握不了什么资源，就打起了用公款理财的主意。他前往银行领取25万元的补偿款时，工作人员极力向他推荐理财产品，他想着补偿款一时也发不完，拿来理财还能挣点额外收入，便当即与银行签了合同。但最终，只给他带来了852.27元的非法收益，却也带来了5年的有期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