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忆淮海战役往事

今年是淮海战役胜利70周年，这场三大战役中规模最大、歼敌最多的大决战中，有许多让人不能忘却的细节。近日，4位亲历淮海战役的耄耋老兵接受了采访，通过他们的讲述，一起去重温那段烽火岁月，重拾那段战争记忆。

勇士的本能：班长牺牲了，排长补上去

申维清：1929年出生，山西襄垣人，1947年参加革命，淮海战役时为中野6纵16旅46团炮连战士。

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后方的《淮海战役烈士英名录》上，镌刻着31006名烈士的名字。在一面墙的正中间，记者找到了“金好义”这个名字。

金好义牺牲在以惨烈著称的大王庄战役中，他牺牲时，申维清就在一旁。申维清回忆，他们被敌人从大王庄打退后，坚守在小王庄。敌人见状，调来了3辆坦克。一时之间，机枪步枪没有了用武之地，好在他们手中有之前缴获的两枚火箭筒。

接到团长的命令后，班长金好义上前观察敌情。就在金好义组装火箭筒时，敌人发现了他，一枚子弹击中了金好义，他壮烈牺牲。一旁熟悉火箭筒操作的排长不顾危险，上前接替金好义，把火箭筒调整了一下方向，打中了一辆坦克。另外两辆坦克被火箭筒的威力吓住，灰溜溜地逃了。

“前面的人牺牲了，后面的人不管是谁，一定会顶上去继续战斗，要不怎么去消灭敌人？”申维清说。

烈士的遗愿：交纳“最后一次党费”

邵淦溪：1929年出生，山东新汶人，1945年参加革命，淮海战役时为华野7纵21师63团组织干事。

革命时期，“最后一次党费”的故事有很多版本，至今仍屡屡见诸报端。邵淦溪讲述的，是他亲眼所见的一个版本。

邵淦溪回忆，一次战斗结束，他和一位副指导员、一位通信员一组，负责掩埋烈士遗体。战场上掩埋遗体简单快速，首先是把烈士的脸洗干净——如果当时还有水，然后用白布把遗体包裹起来——如果还有白布。埋好遗体后，再根据烈士棉衣里写有的姓名、家乡等信息，写好木牌，为其立碑。

就在查看烈士棉衣时，邵淦溪发现，很多烈士的口袋里都有钱包，钱包里面是“可怜”的一点儿钱和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一句话：“这是我最后一次党费。”

“这样的情况非常多。”邵淦溪说，也有牺牲时还不是党员的烈士，纸条上面就写着“请把钱带给我的家人”。战斗结束后，邵淦溪和大家都竭尽所能完成烈士遗愿。

“我一生都为这些场景所感动，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感动和激励的传承没有间断，邵淦溪在部队一直从事政治工作。“最后一次党费”的故事，也成为他后来一直用来教育连队战士们的生动教材。

班长的敏锐：亲手抓获国民党少将

徐飞：1929年出生，江苏射阳人，1945年参加革命，淮海战役时为华野6纵18师52团警卫班班长。

徐飞所在的52团在淮海战役中抓获了国民党3名将军。其中，两名是中将，一名是少将。这名少将，就是徐飞亲手抓获的。

那是在淮海战役第三阶段，徐飞所在部队暂时驻扎在徐州南边的一个镇子。一天，徐飞注意到附近进进出出的一人，走路的姿势不像个老百姓，反倒像个军人。敏锐的徐飞立刻向附近的村民打听。村民告诉他，那个人每天天一亮就出去，晚上才回来。徐飞听后，更加觉得这个人可疑。

一天晚上，确认对方没有出门后，徐飞带人把他的住所围住，把他带了回去。没想到审问后有了意外惊喜，原来对方竟是国民党的一名少将。

徐飞还说起当时战场上一件“有意思”的事。淮海战役进行到第三阶段时，两军的饮食形成鲜明的对比。我方有很多支前民工送来粮食，甚至还有腊肉和大饼。国民党军队空投食物的误差很大，很多甚至投到我军阵地上。饥肠辘辘的国民党士兵开始寻找所有能吃的东西，野菜也被拔光了。有时双方阵地距离很近，解放军就冲着对面大喊：“吃饭啦！”不久，就有国民党士兵偷偷爬过来吃点东西——饭可不是白吃的，必须得画点工事图作为交换。

“他们回去后还会告诉别人解放军这边有饭吃，可以继续瓦解敌人。”徐飞笑着说。

医生的感动：村民把解放军伤员当亲人

李达春：1930年出生，江苏射阳人，1946年8月参加革命，淮海战役时为华野12纵第5野战医院助理医生。

李达春介绍，淮海战役时，所谓的战地医院就是在村民家里临时搭建的医疗救护小组。伤患散居于几个村落，日常照顾全交给村民们。村民们把解放军战士当成自己的亲人，全家男女老少齐上阵。“有什么好吃的都留给伤员，为伤员端屎端尿也不介意。”李达春说，“我能感受到，当时村民们的积极性很高。解放战争胜利在望，村民们发自内心地高兴，他们感觉到了解放指日可待，以后就是穷苦百姓的天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