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时候都要坚决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

郝鹏飞

《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是1952年12月2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次年1月5日由中共中央发出。这个指示是毛泽东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思想的重要著作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从一个局部执政的党成为执掌全国政权的党，担负起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设新国家、新社会的重任。但是，正如毛泽东在全国解放前夕警告的那样：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受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已在一些方面表现出来。针对党员干部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党中央提出在全国执政的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的新任务。为此，从1950年下半年开始，全党先后开展了整风、整党运动。

在整党过程中，全国开展了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三反”运动教育了干部中的大多数，挽救了犯错误的同志，清除了黨和国家干部队伍中的贪污腐败分子，有力地抵制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恶习和资产阶级的腐蚀，树立了国家工作人员廉洁、朴素、为人民服务的形象，使得厉行节约、艰苦奋斗、爱护国家财产等新的社会风气进一步形成。但是，这次运动还不够彻底，“三反”的范围仅局限在中央、大行政区、省市和专区四级，县、区、乡三级干部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行为基本上没有解决;“三反”运动的重点在于揭发和惩治严重的贪污腐化行为，对党内的官僚主义作风并未特别重视。在当时，有些地方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现象已经十分严重。有的干部在工作中对群众采取强迫命令的方法，在1952年秋季征粮工作中就曾发生过农民自杀事件;有些干部还存在严重的违法乱纪行为，表现为乱打人、乱抓人、乱押人。不少领导机关对基层干部的这种官僚主义错误视若无睹，对群众提出的批评和控告漠不关心。这些行为严重地损害了群众的利益，造成了党群、干群关系的紧张。

1952年11月17日，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第二书记向明以山东分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名义向中共中央报送《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意见的报告》。报告称：山东省的区、乡、村等基层组织干部（某些县以上干部也在内）中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现象已发展到极为普遍和极为严重的程度。但是不少领导机关采取官僚主义的态度，熟视无睹，漠不关心。有些党政领导机关在群众向他们控诉或与违法乱纪的干部作斗争时，无原则地姑息干部，替干部辩护。报告指出，官僚主义作风是滋长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温床;反对官僚主义，是纠正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关键。对于犯有错误的干部采取思想教育与纪律惩戒相结合的方针进行处理，对于混进我各种组织的坏分子及完全蜕化变质、不可救药的分子，则应坚决地清洗出去。要求各级领导机关在给下面布置工作时，必须同时不厌其详地交代政策、交代办法，必须有布置，有检查，有指导。每次工作总结均应总结干部作风。

山东分局的报告所反映的问题使毛泽东深受震动。他认识到“三反”运动虽然基本上解决了贪污浪费问题，但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等错误作风和行为在党内还严重存在着，而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官僚主义。领导干部因为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从而产生官僚主义，进而产生命令主义和出现违法乱纪行为。官僚主义解决了，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也就可以解决了。

毛泽东在指示稿中，肯定山东集中地暴露党政组织中的坏人坏事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意见，“是很好的，是完全必要的”，这件事应当唤起全国各级领导机关的注意。“这个问题，不但是山东的，而且是全国的。”

接着，毛泽东尖锐地指出：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在我们的党和政府，不但在目前是一个大问题，就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还将是一个大问题。分析其原因，就社会根源来说，官僚主义是反动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的反动作风的残余在我们党和政府内的反映;就领导任务和领导方法上说，是交代工作任务与交代政策界限、交代工作作风没有联系在一起的问题，也是在基层没有开展整党工作的问题。他要求各地仿照山东的办法，结合整党建党及其他工作，从处理人民来信入手，对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要在报纸上广为揭发，对违法情形严重者，必须予以法律的制裁。毛泽东还对运动中的宣传策略做了说明，他建议在开展反坏人坏事的广泛斗争达到了一个适当阶段的时候，就应将各地典型的好人好事加以调查分析和表扬，使全党都向这些好的典型看齐，发扬正气，压倒邪气。

1953年1月5日中共中央指示发出不久，为进一步引起党内外高级干部的重视，毛泽东将这份指示和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的报告先后批送民主人士黄炎培和党内的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高岗、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董必武、林伯渠、习仲勋、彭真、薄一波、安子文、陈伯达、胡乔木、杨尚昆。毛泽东在批语中称：关于领导责任和领导方法问题——领导的集中或分散的问题“不但在山东有，在各地也是有的，在中央也是有的”，“在过去的中央会议上，我曾几次提出过这个问题”。

2月2日，当毛泽东看到新华社编印的《内部参考》第24期刊载了《河北省农村基层干部违法乱纪情况严重》的报道后，认为该报道“很有用处”，“证明中央一月五日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指示已经引起了他们（指河北省）的注意”。但他又强调，“大多数省市还无这样的反映，故请你们注意在各省市采访这同一主题的消息，并将其中最典型的消息通报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和市委，以促起他们的注意”。在毛泽东的督促下，新华社、《人民日报》等新闻机构和媒体更多地报道了全国各地发生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案件。毛泽东要求各地将这些案例作为反面教材，以此警示、教育广大干部。

2月7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闭幕会议上再次强调要在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反对官僚主义。他指出，现在在不少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中存在着很严重的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现象，是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分不开的。他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经常深入下层，检查工作。如果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克服了官僚主义，下面那些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坏现象，也一定会得到克服的。

在毛泽东的大力推动下，“新三反”运动很快在全国各地、各行业、各系统开展起来。2月10日，罗瑞卿向中共中央报送关于在公安系统开展“新三反”运动的报告。2月14日，毛泽东为转发公安系统的报告起草中共中央批语，强调农村区、乡公安人员中存在严重的强迫命令作风和违法乱纪现象，主要是各级公安领导机关有严重的官僚主义，放松了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工作，不深入基层，不了解情况。2月11日，陈毅就华东军区开展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意见致电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唐亮并报毛泽东、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陈毅在电报中指出：脱离中心工作任务去孤立地空反官僚主义，达不到深入实际的目的。目前反官僚主义反违法乱纪等正是要大做才对。军区党委每一个月只要能比较彻底地检查三四个部门，彻底痛打一番官僚主义，对全盘工作即可推动，并不需要把一切工作停下来专搞“新三反”。2月13日，毛泽东为转发陈毅电报起草中央军委批语，要求各大军区及军委各部门立即注意反官僚主义的问题，其办法就是经常不断地派有威信的负责人员下去检查工作，对严重的官僚主义与违法乱纪的干部进行批判和斗争，最典型者予以惩处。此后，劳动部党组、政务院文委党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及各中央局、各省市等及时开展了以反对官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新三反”运动，并都摸索总结出了好的经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及时将好经验、好做法转发全国，对提高运動质量、把好运动方向起到了重要作用。

党的十八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地全面从严治党、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仍有少数干部存在不同程度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等错误思想和作风，如有的干部脱离群众、高高在上，有的干部动不动摆架子、造声势，有的喜欢“鲜花和掌声”，有的看人下菜等。这些，都严重损害了党群、干群关系，损害了党委和政府的形象。

2019年5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树立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转变作风。”重温毛泽东的这篇党内指示，对于当前全党整顿党风、政风仍然具有重要价值。这篇指示强调，干部要及时了解下情，及时处理人民来信来访，重视并发动群众，通过不同方式加强对干部的监督，揭发坏人坏事，树立典型、弘扬正气。这启示我们，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应切实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永远不能脱离群众、轻视群众、漠视群众疾苦，要始终把自己作为人民群众的贴心人，经常到群众中了解民情，始终同群众风雨同舟;各级党政部门要抓好党的建设，拓宽人民监督的渠道，对人民群众反映的干部“四风”问题，要及时地、坚决地予以解决。只有这样，我们党才能始终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党的事业才能始终兴旺发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