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沈”家训研究
——以诗文、书信为中心

谭诗民

（安康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陕西 安康 725000）

家训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中国古人生活智慧的结晶，也是每个家族和家庭得以兴旺发达的核心要素。它代代承传一家共同的文化基因、精神内核、道德理念、审美理想及做人准则，是一种具有综合性文化功能的家庭管理模式和实践机制。家训传统及其文化精神奠基于古人“家国同构”的思想观念，导源于实现个体梦想、家族愿望与民族目标的基本需求，它将特定社会的基本道德规范和理想价值追求融入普通个体的身体力行之中。通过价值熏陶与个体自觉并举，亲情感化与家规约束并用，榜样示范与言传身教并重等方式，家训逐渐积淀为每位家庭成员持续而稳定的行为取向和心理定式，从而形成独具文化个性色彩的家庭教育的实践化准则及示范性文本。家训所代表的价值观念和理想追求往往通过个体的自觉践行而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最终成为推动个人奋斗、维系家庭团结、维持社会和谐及维护国家稳定的重要思想力量，成为极具中国特色的社会教化力量和文明形塑的示范文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也需要幸福家庭与和谐社会的建立和发展。这就需要从以传统家训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根溯源，通过挖掘继承和创新发展，从丰富的历史文化中总结实践经验，凝练生存智慧，发掘精神力量，进而彰显中华文化特色，突出文化优势，坚定文化自信，形成文化软实力。中国近代史上“三沈”①“三沈”说来源于20世纪20年代，是对当时活跃于北京大学的沈士远、沈尹默和沈兼士三兄弟的统称。有文字记载最早使用此称谓的是许广平，在《鲁迅和青年们》一文中称“我初到北平时，即听见朋友说：‘北平文化界之权威，为三沈二周二马’。”详见景宋（许广平）《鲁迅逝世二周年纪念特辑：鲁迅和青年们》，文艺阵地，1938年第1期，第387页。文化现象的产生，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实践体现，也是优良家训家风的典型文本。整理和研究“三沈”家训的主要内容、理论特色、产生条件和精神内涵，不但有助于探索“三沈”文化现象背后的家训渊源，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深入认识和理解中国近代文化名人活动的文化根源和时代特征，更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和把握以家训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在涵养人性、健全人格、维系社会和建设国家方面的重要价值和作用，进而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历史经验、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一、“家训”内涵解读

考《说文·宀部》：“家，凥也。从宀，豭省声。”按段注解释：“凥，处也。处，止也。”[1]337即家庭是每个人居住生活之所，亦是每个人心灵安顿之地。个人的道德启蒙、心灵成长和生存技能的习得都是从家庭开始的，无数小的家庭最终又汇聚在一起，从而构成社会和国家的基本单位。质言之，通过家庭中介作用将个人的道德品行、文化修养、价值观念和理想追求同整个社会发展、国家前途和时代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具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和更为深远的意义。《说文·言部》：“训，说教也。从言，川声。”按段注解释：“说教者，说释而教之，必顺其理。引伸之，凡顺皆曰训。”[1]91即“训”是将特定的思想内容或价值观念通过某种富有内在条理和逻辑顺序的语言或文字表达出来，目的在于教导或教诲特定群体遵照或顺从训诫者的立场和观点。可见，家训是中国古代传统家庭，或家族长辈为教育子孙后代立德修身、为人处世、齐家治业而专门撰写的文献或形成的特定话语。广义的家训既应包括规范准则意义上的家规族约，也应涵盖教化训诫实践中的规范活动[2]。家训是先辈个人学识、人生阅历和理想追求的集体沉淀和集中凝练，表征和反映一个家庭特有的生活方式、文化氛围、人生信仰和价值理念，是一个家庭每个成员所共同携带的文化基因，所遵从的价值共识和所具有的文化标识，建构的是一个家族成员共有的精神家园。

中国人历来重教养、重德育、重家教，有良好的家训家风传统，家训历史传统悠久、思想内涵丰富。相传夏时流传下来的《五子之歌》就已经体现出家训的内容和意味，“明明我祖，万邦之君。有典有则，贻厥子孙”，“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又“训有之，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3]。太康因“尸位以逸豫”而丧失国都，造成其母及弟流亡洛河之滨，他们追念先祖之德，痛思今日之失，后悔不已，各自作歌以警示后人。歌词的内容正是大禹教导其子启治理国家的内容，被部分学者视作中国最早的家训内容。西周时周公敏锐地指出当时贵族子弟显现出的六种弊端，教导其子伯禽要谦虚谨慎、礼贤下士，说：“吾闻德行宽裕，守之以恭者，荣。土地广大，守之以俭者，安。禄位尊盛，守之以卑者，贵。人众兵强，守之以畏者，胜。聪明睿智，守之以愚者，哲。博闻强识，守之以浅者，智”[4]。告诫其子德行广博宏大，能够以谦恭的态度处世，就会得到荣耀；土地富饶辽阔，能够以节俭的方式生活，就会得到平安；地位尊荣高贵，能够以谦卑的方式自律，就会得到尊崇；国家发达强大，能够以谨慎的心态坚守，就会获得胜利；本人聪明睿智，能够以愚鲁的态度做事，就会收获丰厚；自身博闻强识，能够以浅薄的心态自谦，就会增加智慧。训示内容全面、逻辑流畅，父辈教子拳拳之心，殷殷切切，故一直被公认为中华第一家训。事实上，尽管我国历史上家训卷帙浩繁、品类众多、形式各异①有学者指出历代学者搜集整理、分类辑录家训文献传统悠久。据统计，《中国丛书宗录》收录家训119种，《四库全书》收录171种，《古今图书集成·家范典》收录116卷31部155类。详见王长金《传统家训思想通论》，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但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北齐颜之推所撰《颜氏家训》都是我国第一部最为系统、全面和完整的家训典籍，故宋人陈振孙崇其“古今家训以此为祖”[5]。《颜氏家训》首先阐明家训教育的主要目的是“整齐门内，提撕子孙”[6]，即教育后辈子弟立德修身、齐家睦亲，从而确保家庭或家族平安兴旺、福泽绵延，进而以个人为中心、以家庭为起点将这种良好的精神力量和行为模式推广开来，“轨物范世”，维系社会稳定，推动国家发展。其次，《颜氏家训》系统地发掘整理、总结凝练了家训教育的指导思想、主要内容和实施细则。中华家训教育的核心思想是塑造、培育和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即通过“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7]，使家族成员树立正确的价值理想，培育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健全人格，从而以家庭为中介将个人命运与社会发展和国家兴亡紧密联系完成和达到儒家“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生存历练和理想境界。其主要内容包括道德智力、家庭伦理、齐家治业、奉公报国以及养生保命等各个方面，其主要措施则是将价值熏陶与个体自觉并举、亲情感化与家规约束并用、榜样示范与言传身教并重，最终将家训的价值观念和具体内涵刻画在每个成员内心，形成一种自觉、系统而有度的行为模式。再次，《颜氏家训》开创了我国家训典籍的著作体例和文体风格。其所提炼的家庭伦理、品德智能、思想方法、处事养生、杂艺知识等几个方面的教育历代家训虽有所损益，但仍囿于这个范围。其语言平时又不乏文采、论理精辟却不缺亲切、事例丰富而不失恰当为历代家训作者所推崇和效仿。明人傅太平就赞其“质而朴，详而要，平而不诡。盖《序致》至终篇，罔不折衷古今，会理道焉，是可范矣。”[8]最后，《颜氏家训》经历代翻刻和阐释，其传播范围广泛、影响力巨大。颜之推后，历代家训典籍层出不穷、百花齐放。有帝王君主传授后任经世治国的，如唐李世民《帝范》、清康熙《圣谕广训》 《庭训格言》；世家贵族训诫子孙齐家治业的，如唐柳玭《家训》、宋司马光《家范》、袁采《袁氏世范》、明庞尚鹏《庞氏家训》、吴麟征《家诫要言》、清孙奇逢《孝友堂家训》《孝友堂家规》，朱柏庐《治家格言》及曾国藩《家书》等；也有普通百姓引导子侄为人处世的，如宋陆游《放翁家训》等。就形式而言，既有专门的家训著作，亦有具有家训内涵的诗文及涵盖家训思想和理念的书信。这些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我们当前家庭建设和文化发展需要充分发掘整理和创新继承的宝贵思想资源和精神财富。

二、“三沈”家训的特征及其产生条件

（一）“三沈”家训的内容及其特征

“三沈”祖籍浙江吴兴（今湖州），生长于陕西汉阴，是汉阴沈氏家族众多支脉中重要的一支。据学者考证，明天顺五年（1461），沈株山（字寿官）致仕返乡，“经川东北和陕南之汉阴，为当地山川地貌及自然环境所吸引”，“遂举家定居于汉阴厅在廓里之牛溪河”[9]，成为迁陕沈氏始祖。自此，沈氏居陕近560年，历20余代，至今人口已达3万多。目前所见《沈氏家训》是由八世祖沈祖烈于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主持编撰。全文共20条1933字[10]，凝练概括为“耕读传家，崇尚蒙养，渊德懿行，仁和谦让”。《沈氏家训》是沈祖烈在遍览先贤史料和祖宗家法的基础上，结合个体人生经历、合族众议的智慧结晶。它对祭祀、侍亲、亲情、治家、嫁娶、教子、睦邻、德行及为官等多个方面做出了明确的规范和要求，既有先贤谆谆教导的汇编，亦有祖辈殷殷祈盼的凝结；既有经世致用的经验，亦有伦理道德的训示，是沈氏家族传承父祖精神、聚拢本族人心、维系家族和谐的基本准则和兴业起家、发展壮大的重要根基。“三沈”作为沈氏家族最为杰出的成员，虽无完整、系统而明晰的家训著作传世，但以其丰富的诗文著作和人生活动践行和诠释着沈氏家训，同时也不停地发展、开拓和创新着沈氏家训。概括起来，“三沈”所体现、诠释和践行的家训主要有以下内容：

1.以德为本、志行高远的修身之道

中国人历来重视个人道德品性的修养，视德为事业之基、居家之富、修身之本，而“积德者不倾”，故《大学》总结“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11]4。《沈氏家训》也强调修身的重要性，要求“敬以持己，恕以接物。视听言动，决去非礼；喜怒哀乐，务求中节”，因此既是祖辈所保有的愿望，亦是子孙所效仿的榜样。传统家训中这种“养德为立身之本”的价值观念来源于儒家文化对于人的社会属性的较早认识和理论自觉。诚如马克思发现“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儒家思想较早就对人的社会属性有较为清醒的思想认识和自觉的理论把握，认为人是一种社会性、群体性的动物，只有在社会中人才能获得稳定的生存和长足的发展。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它弥补自然属性的不足而使人成为万物之长。其中，道德是人的本质属性中最为重要的构成部分，也是人区别于其他物种的根本所在，即“人之所以异于禽兽，伦理而已”[12]。儒家思想从伦理角度出发，给予社会关系的道德属性以极大的关注，从理论上将这种社会关系概括为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和朋友有信的“五伦”。个人要在这种充满道德的伦理社会中生存和发展，就必要把这种伦理规范和道德原则内化成个人品质，成为一种德行活动践行于世。由于所处的时代语境、价值立场和理论角度不同，历代先贤对“德”这个家训核心概念的阐释是不同的，有以全生为德（曾子），有以节俭为德（诸葛亮《诫子书》），有以谦恭为德（羊祜《诫子书》），有以忍让为德（吴汝纶《谕儿书》），这就造成了后世对“德”的不同理解，从而也就促成了修身立“德”的不同途径和价值取向。

“三沈”尤其注重个人道德品格和思想境界培养，将个人志向的确立和能力的提升同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联系起来，从更为开拓的视野中达到个人完善和国家命运的同步。这从他们的诗文和书信中可以得到佐证。沈尹默很注重恬淡性情的修成和独立人格的培养，在其早期多首诗词中体现了这样的德性追求。如“险巇讵所安，清旷乃足喜。处境难具良，得半亦云已。……所贵精神完，焉可议形似。挟艺事权要，志士亦足耻。吾辈荣浮名，有如长江水”（《小斋兀坐感旧咏怀，寄远兄兼弟并呈星姊》）、“阶痕滋碧藓，雨气熟青梅。闭户成幽隐，出门非世才。……尊酒平生意，旁人莫浪猜”（《梅雨独坐呈陈刘二子》）、“平生飞动意，何事在蒿莱？欲尽深尊酒，终惭贤圣才”（《久雨》）等，都很好地体现了作者恬淡性情的追求。沈尹默也很重视独立人格的培养，这体现在他对文章的慎重和对书法的创新上。他认为作文应慎重，需要有独到的见解和独立的思想，而非人云亦云，邀功谄媚，即“江湖千日酒，文字百年身”（《赠梦坡》），“文章间业成虚语，得失终关一寸心”（《赠季刚》）。被誉为“第一首散文诗而备具新诗的美德”[13]的《月夜》诗中那个遗世独立的“我”正是追求独立自主和个性自由的诗人自身的真实写照，故唐弢先生说：“那个在霜风明月中与高树并立的‘我’的形象，也显露了当时个性论者的精神特征”[14]。在书法上，沈尹默师法“二王”、熔铸欧褚、博采众长，最终创立了“沈体书法”，并结合自身习字心得创立了“执笔五字法”，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成为“三沈”以德修身、志行高远的家训的良好体现和践行。

2.端蒙重教、孝亲睦家的居家之道

家训教育作为一种有别于国家教育、社会教育的民间教育方式，历来受中国人的重视和提倡。优秀的子孙是家庭得以延续和兴旺发达的根本保障，而为每个孩子上好人生第一课，为其未来人生发展打下坚实的德性基础和树立明确的努力方向是每个家族祖辈的殷切期望。家庭教育在个人的发展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历史上流传着无数劝勉子弟读书的故事和诗文，如孟母三迁、断杼教子、悬梁刺股、映雪聚萤等。清人孙奇逢更认为：“端蒙养，是家庭第一关系事。”[15]颜之推指出，孩子在小的时候天性真诚、精力集中，有如“日出之光”，容易通过教育浸染点缀，从而先入为主、自然形塑、养成习惯。随着年龄的增长就会逐渐精神散逸，这个时候再教育效果就有如“秉烛夜行”，大不如前。所以，应该端蒙重教，重视在孩子小的时候给以正确的价值引导和合理的德性教育。《沈氏家训》亦重视对子孙的教育，要求教子以严，通过以“义方”为内容的道德警示使子孙后辈不至误入歧途；养女需训，通过以“妇德”为内涵的伦理训诫使女性后辈能够宜室宜家；择师要慎，通过对德行高洁、知行合一的良师的选择给子孙后代形成榜样效应。在齐家治业上，《沈氏家训》继承了儒家文化的传统，要求子孙要勤俭持家、耕读传家；在处理家庭关系中，要求子孙祭祀以殷、侍亲以孝、兄弟友爱、长幼有序、谨慎择偶。概括起来，即重视对先祖功业的感怀与精神的传承；重视对血缘亲情的依恋与奉献的感恩；重视对夫妻关系的联系与情感的和谐。这些在“三沈”的诗文和活动中都得到了很好的践行和发展。

“三沈”很注重家庭教育，“养子固来习，宁贻嫁时羞。群趋遵大路，陋巷方仄幽”（《秋明室杂诗》二），这既有祖辈的榜样示范，亦有自身的学习自觉。沈尹默曾因背不出书来而急得生了病，休养期间仍坚持读《红楼梦》、唐人诗选、袁枚著作等，这些都深刻影响其以后的学术志趣和研究方向。沈尹默告诫后辈读书需坚定信念，不为外物所动，“轻浮矜一知，文字黠者衒。……有书如无书，识者同一叹”（《秋明室杂诗》四）；长久浸淫，细品个中真味，“读书无近功，浸淫义乃见。简编三绝韦，意精易可赞”（《秋明室杂诗》四）；全面涉猎，做到知行合一，“全知既不易，安行良独难。可由不可知，图始理则然”（《秋明室杂诗》五）。“三沈”祖籍浙江吴兴，长于陕西汉阴，一生都与此两地有着割舍不开的情缘，充斥着对两地的追忆和怀念。沈兼士曾作诗，“漠漠清阴欲雨天，海棠开罢柳吹绵。鸣鸠有意惊春梦，唤起童心五十年”[16]。怀念幼时随宦陕南，与兄妹登山览胜，切磋短长的美好时光。沈尹默《忆湖州》一诗回忆了湖州美好的景色，抒发了他乡为客的寂寞心境，充分地体现了“三沈”追本溯源、不忘初心的家教传统。“三沈”亦重视对长辈的孝敬和兄弟的友爱，并将这种良好的家训家风作为实际行动落实到自己的生活和行为中。由于长期在外求学和工作，“三沈”陪伴母亲时间有限，1933年母亲去世，所撰祭文详细回顾其克服种种困难，含辛茹苦培养子女成人的艰辛历程，表达了对母亲离去的不舍和未能生前侍奉尽孝的难过与自责，情真意切、感人至深。沈尹默也有多首诗文表达对故去亲人的思念和兄弟间因忙碌不得相见的感慨。如《小妹》借梦中看到小妹的各种幻境的建立和破灭，表达对亲人故去的难以置信和深刻眷念；《思佳客——偶然作寄兄弟姊妹》借追忆儿时追逐嬉戏，共赏盛景的美好过往，寄托“归心已共春波远，离绪还应草树知”的离愁别绪；《云君病中，属儿辈寄书促归，因赋此以慰之》借幻想夫妻弄儿为乐，嘱妻安心养病，表达“待我归来春未半。相见。从新花月作生涯”的思念。这些诗文中所体现出来的家训精神和家风文化，是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和深刻体会的。

3.仁和谦让、身系家国的处世之道

中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称，仁和谦让是最为重要的为人处世的道德准则。孔子要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孟子告诫“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孟子·离娄章句上》）；宋袁采教导“人言居家久和者，本于能忍”[17]；清吴汝纶也认为忍让是居家美德。《沈氏家训》告诫子孙要讲求忍让，不可好勇斗狠，违背父母意愿；为人要低调，行为要有度，不可刻薄寡恩，恃强凌弱；要讲求邻里关系和谐，相互扶持，出入相友，守望相助，并且将这种仁义之风传播扩散，形成良好社会风气。“三沈”仁和谦让的处世之道可从教授学生的方式和与人交往的过程中窥见一斑。沈兼士师从章太炎，朴学成就非凡，却不以此自矜，反以此自勉，虚心求教、刻苦钻研，一生有多篇高质量论文传世，其所编《广韵声系》更是一部影响深远的学术力作。他教学耐心细致，注重照顾学生的理解和爱好，将知识性与趣味性、枯燥的学术问题和生动的案例结合。据学生回忆，在讲授“刬”的意思时，他就列举了古代“刬马”一词和李煜词“剗袜步香阶”的例子来帮助学生理解，把乏味的考据形象化、生动化，深得学生喜爱[18]42。沈尹默书宗“二王”，取法欧褚，熔铸百家，成就斐然。少时因未得名师指点，难免走过弯路，曾受到陈独秀“诗做得很好，字其俗人骨”的批评[19]。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埋怨陈独秀，反而听取了他的批评和建议，从源头上反思自身书法缺陷，下大力气改正，从而成就了“沈体书法”的辉煌，也建立和陈独秀长久的友谊。“三沈”待人接物虽仁和谦让，低调从容，但面对国家民族的重大问题时，却能够身系家国，坚持原则，以国家民族利益为先。沈尹默早期表达了立志为国出力的决心和祈盼全新时代的愿望，“箧中尚有能鸣剑，未是风尘大可哀”，又“会须一洗筝琶耳，来听江湖澎湃声”（《即时偶占二首》）。《孤愤》诗针砭时弊，表达了对江河日下而无救世能人的悲叹，“独怜乌鹊群飞意，谁挽江河日下心。孤愤终朝成抵几，故情从古惜亡簪”；《颐和园》诗反思历史，抒发了对大厦将倾空有昏聩君主的遗憾，“海空楼橹销兵气，人去亭合峙夕阳。七国三边忧不到，宸游真不系兴亡”；《答季刚》诗痛心“多少东山携妓客，何曾挥涕为苍生！”沈兼士于文字考据、音韵训诂和文献整理多有成就，曾多次为维护珍贵文献资料做出重要贡献，特别是在清宫档案整理和《四库全书》保护上做出了突出成就。这些都成为“三沈”优秀家训的体现和践行。

4.奉公廉洁、勤政爱民的为官之道

传统社会中家族子弟入朝为官的多寡及官阶的高低直接决定此家族的社会地位和兴旺程度，加之目前所存绝大多数家训文献是由历史上具有一定社会地位和历史影响的名人撰写整理的，故家训中多有关于教育子孙为官之道，告诫子孙勤政廉洁的内容。如明薛瑄所列“居官七要”即为“正以处心，廉以律己，忠以事君，恭以事长，信以接物，宽以待下，敬以处事。”[20]欧阳修也告诫子孙“廉而好施，决不妄取”，曾国藩更是明确说“做官以不要钱为本”。除了廉洁自律，保持清白之风外，传统家训要求为官要有所作为，即要以人文本、勤政爱民。《沈氏家训》要求子孙首先要克己奉公，国家所要求的钱粮赋税要第一时间积极主动完成，这是保有家庭，免遭责难的基础；其次要为官清廉，对上要循分尽职，对下要周济穷难，不思中饱私囊，不做“衣冠盗贼”，而要“致君泽民”。明清之际，“三沈”祖辈世代为官，多乡贤名宦。光绪版《定远厅志》第十八卷“职官志·官师”录沈际清，评其“贞诚朴实，有长者风”；民国版《汉阴县志》第三卷“汉阴历代行政官吏一览表”录沈祖颐，评其“政尚简易，不事矜张”。“三沈”父亲沈祖颐在任期间恪尽职守，给地方人才培养大力支持，最后积劳成疾，得进当地“名宦祠”。“三沈”继承和弘扬了这种廉洁奉公、勤政爱民的优良家训，并在工作中不断地践行着这一精神。作为知名学者和文化名人，“三沈”不同程度担任了当时政府的重要职位，即使在家庭困难的情况下也没有因为个人原因而贪墨国家和人民的财产。沈兼士主持清理清宫档案多年，一直兢兢业业，直至最后病逝，从来清清白白，为我国珍贵文献的整理和保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沈尹默心系我国书法的传承和发展，积极利用各种渠道向领导人献言献策，建立书法协会，培育书法新人。

（二）“三沈”家训产生的条件

“三沈”家训的产生和陕南特有的文化类型，儒家传统的思想观念和沈氏悠久的家族传承分不开，是此三种文化形态相互融合生发与传承创新的智慧结晶和文化表征。

1.得益于陕南文化的不断滋养

陕南位于长江和黄河之间，地处秦巴腹地深处，连接雄秦秀楚，是中国历史上民族大迁徙和南北文化大融合的交汇地带。境内青山绿水、风光秀丽、景色宜人，既是中国历史上现实主义文学和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亦是稻菽和蚕桑等农业文化兼做并蓄的地方。明清以后随着湖广移民的大量融入，这里成为关陇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和氐羌文化的荟萃与儒、释、道、回文化多元发展之地。《兴安府志》风俗篇称汉阴“人民勤劳，境无荒土。山居男女，合力并作，不以为苦，颇有家已富而身犹蓝缕。游惰少年，引以为耻，激而务正，故野无惰农。虽乞丐亦稀往来，酬酢视有无为厚薄，不肯过费。虽富室无挥霍者（宪政调查报告书），民皆朴实节俭（陕志辑要）。”①安康市汉滨区档案史志局编，万安祥，李厚之校注，《陕西地方志丛书·重续兴安府志校注》，2005年版，第161页。“三沈”性格气质的养成和文化心理的塑造同这种环境的影响分不开，其后辈谌北新总结道：“‘三沈’的学问、思想、为人、性格乃至衣食住行等等都是从汉阴来的，是汉水文化养育出来的，是严格的家教熏陶出来的，是多年的‘童子功’练出来的”[18]181。具体而言，陕南多移民聚居，造成“十里不同音，五里不同俗”，形成各种具有不同语言特征的“方言岛”，成为进行方言调查和音韵研究的宝地，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沈兼士朴学研究的兴趣及最终的学业志向。陕南所在秦巴山区是中国道教的发祥地，这里道观林立、流派众多、信徒广布，是“抱瓮羞机”等道教故事的源生地。沈士远受道教文化影响，深研《庄子》，造诣颇深，也成就了“三沈”仁和谦让的处世之道。安康自古诗文鼎盛、民歌流行，书法大行其道，碑学流行、众家并存、尤重欧体，在奠定沈尹默书法爱好和宗法基础的同时，也提供了其博采众家之长，推陈出新的契机。质言之，明媚秀丽、封闭自足的自然环境养成了“三沈”自然恬静和仁和谦让的性格气质；多元复杂、流动异变的社会构成培育了“三沈”开阔的眼界和包容的胸怀；崇文重教、多元汇聚的人文环境激发了“三沈”兼收并蓄和推陈出新的勇气，从而成就其后熔铸中西、新旧文化，进而推动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根源。

2.得益于儒家思想的深层浸润

儒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根基所在，而奠基家训文化且在中国人思维中根深蒂固的“家国同构”观念正始于儒家。有学者指出：“家训文化是儒家思想的民间版本，家训使儒学从高雅的理论王国下凡到平常百姓家，内化为每个社会成员的道德标准。”[21]在《论语·为政》中有一段关于孔子对于齐家和治国关系的精辟对话，孔子说：“《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11]59可见，在孔子看来，一个人能够做到侍亲以孝、兄友弟恭，即把家庭团结好、治理好，就是参政治国，而这些治理家庭的原则，同样可以推而广之适用于国家政治。是故《大学》总结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11]3，修齐治平的层层递进阐明了个人与家庭、家庭与国家、国家与天下的重要联系，从而成为追求家庭和谐、社会稳定、国家富强和天下太平不可违背的金科玉律和进阶次序。儒家思想中最为重要的两个核心概念是“仁”和“礼”。仁者爱人，即通过对自我的发现和肯定，推进到对他人的认可和关爱，进而拓展到对万物的承认和尊重，以一种博大的胸怀追求一种和谐统一的状态和天人合一的境界。“礼”即要求在天、地、君、亲、师五个层面和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个方向确定一定的秩序，敬畏天地、忠君爱国、孝敬父母、尊师重教、和睦家庭、慎重择友。这些在“三沈”家训中都得到了不同的程度的体现。

3.得益于沈氏家风的长期熏陶

“三沈”祖籍浙江吴兴竹墩，后父祖仕宦而迁居汉阴，故内心深处仍保留着较为浓厚的江南士子文人的性格气质和文化追求。光绪版《归安县志》第六卷“舆地略六”载：“竹墩，与前邱相去里许，沈、朱二姓多习儒业。明以来，科名蔚起，自东至西，清溪曲折回抱。”沈尹默在《自述》中回忆其曾祖父沈鲤跃，“终身清苦，课徒为生，冬夏一床席，无钱买书，尝手抄经籍，授子姪辈诵习”[22]，自己幼年时还能够见到其小楷手书的《尔雅》。祖父沈际清更是才思敏捷、顷刻成章，且“酒酣辄手不停挥”。有遗作《赏桂》保存在定远厅正教寺壁，自己少时学书，即从钩摹祖父提诗开始。父亲沈祖颐酷爱历史、亦喜属文，却为文谨慎，于书法一道用功尤勤，造诣颇深。父亲虽忙于公事，但无形中给自己的熏陶很大。父祖的经历给“三沈”形成了良好的示范作用，“三沈”也充分的传承了这种文化基因和家风传统。沈氏兄妹几人读书十分刻苦，且珍惜时间，手不释卷，常常“兄弟姊妹聚集，学作韵语”，待父公事之余，点评短长。

三、“三沈”家训的现代意义及其传承

作为中国近代历史上重要的历史人物和文化现象，“三沈”成就和贡献的取得同其良好的家训家风是分不开，故我们不但要从多种角度来合理地解读其家训文化的内涵和特质，更要在面向现实需要和时代问题的情况下对其进行创造性的传承和发展，从而使其有助于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一）“三沈”家训研究对童蒙教育的启发

“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三沈”家训特点之一，亦是其给我们首要的启示是重视对童蒙的教育。首先，教育要融入实际的生活。“三沈”家训既有详细的文本内容，语言平实、言辞恳切，亦有凝练的文字概括，形式工整、简洁易记。内容都是有关孝敬长辈、亲和兄弟、交友择师和勤学修身等与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对孩子自小立志坚贞、处世谨慎、学习勤奋有着重要的引导作用。其次，教育要重视榜样的力量。“三沈”祖辈多习文为主，世代为官、名人辈出，故而家庭文化底蕴浓厚，诗书传家传统悠久，祖辈的经历和教诲对他们人生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榜样示范作用。祖父沈际清“贞诚朴实，有长者风”，为学刻苦，精于诗文，其所提《赏桂》诗既是激发“三沈”诗文创作的源泉，亦是奠定其书法志向的根基。父亲沈祖颐才思敏捷、尤工书法，勤政爱民、“尤拳拳以兴学育才为急务”，终因积劳成疾病逝，得进地方“名宦祠”。沈尹默说道：“我幼年在家垫读书，父亲忙于公事，但于无形中受到薰育”，并回忆了自己幼年学书苦无良师，走了不少弯路，后见父亲欧体书法，颇为喜爱，得窥门径，并在父亲的指导下，临摹祖父题字，进一步转益多师开始了自己的书法生涯。显然，父祖的示范效应更为直接和形象地影响了“三沈”日后的人生历程。最后，教育要营造轻松的氛围。由于陕南地理环境相对封闭，教育文化相对落后，加之父亲常年游宦在外，“三沈”并没有受到严格的学校教育和规则约束。在这种秀丽的自然环境和轻松的家庭氛围中，“三沈”兄妹欢聚一起，学作韵语，进而连词成句，切磋交流。其父得空则加以点评，比较短长。这种良好的习惯和轻松的氛围一直保持了较长的时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从后来沈尹默的多首诗词中仍可以见到其兄妹相和的场景，如《寒雨催秋重阳近矣，即时感怀与星姊联成四韵，寄士远、南浔、兼士、东京》《小斋兀坐感旧咏怀，寄远兄兼弟并呈星姊》 《重九病卧忆兄弟，前年是日雨，在长安与姊联句寄怀，因成一律》。自然环境的钟灵毓秀和家庭文化的温馨和谐交相辉映，最终成就了他们仁和谦让的心境、兼容并包的胸怀和扎实丰厚的学识。

（二）“三沈”家训研究对社会风气的引领

儒家作为中国文化的主流和支柱，将个人的发展同民族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主张在个人道德修养和能力提升的基础上，近从和睦血亲，远则联系社会，共建家国，从而达到天下一家、万世太平的理想境地。陈独秀说中国社会其实是一个以“家族本位”的社会，“国家组织，一如家国”[23]；梁漱溟说“中国人就家庭关系推广发挥，以伦理组织社会”[24]；费孝通比喻说“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的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个人就是那个石头，而家、国、天下就像一圈圈波纹，都强调了家庭在个人成长和国家发展之间重要的中介地位和作用。可见，家庭作为联系个人与社会和国家的中介，既是个人得以安身立命和道德修养的场所，亦是参与政治和治理天下的起点，因而良好的家庭氛围和家教传统显得十分重要和关键。事实上，中国人对伦理道德的思考和理解，正是从微观的家庭领域到宏观的社会领域对种种利益关系的多维综合审视和辨析的结果。从孝亲始，逐渐地向仁、义、忠等范畴拓展，最终将整个社会结构纳入庞大的血缘道德体系中[25]，将血缘情感、家族主义和伦理本位的文化情结与社会结构相粘结，从而突破家庭的简单关系，涵盖到个人与他人、社会及国家的忠孝仁义等伦理道德关系。这也就是为什么有的学者认为“儒家学说的基本精神与家族文化是合拍的，只不过儒家学说将原始群体的基本精神系统化和理性化了，并做了更高层次的归纳和提炼，使其成为一种比家族文化适用更大的观念系统，用以治理社会。”[26]“三沈”家训中的“耕读传家，崇尚蒙养，渊德懿行，仁和谦让”正是中华民族“家国同构”思想的表征和丰富，同时也只有这样的价值观念才能保证个人的道德养成、家族的兴旺发达和国家长盛不衰，当然也就有利于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故有学者评价沈尹默说：“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其声望及人格魅力，新中国成立后在上海乃至于全国，沈尹默影响并团结了一批心仪帖学的书法家。……在沈尹默的带动下，潜心研究帖学，形成了‘回归二王’的潮流。……经过他们的重新阐释，一度萎靡不振的帖学在新的时代得以复活，千年经典重新回到经典的位置，帖学也由此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沈尹默作为这个联盟的盟主，可谓功不可没。”[27]

（三）“三沈”家训研究对学术探索的推动

“三沈”不同程度地在中国近现代文化运动中发挥过重要的影响和作用，沈士远是著名学者，其《庄子研究》颇有心得；沈尹默是著名书法家，其“沈体书法”博采众长、自成一家，且还有《沈尹默论艺》等理论著作传世，他还兼文学作创作，新旧文体交替融合，《月夜》诗更是被认为第一首新诗；沈兼士是著名音韵学家，其代表作《广韵声系》和多篇学术论文产生深远影响，参与保护与整理清宫档案更是开创文献整理与研究的风气之先。“三沈”既是文化名人，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和诸多革命运动和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和参与者。可以说，“三沈”文化现象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值得我们多种角度、多元方法进行探索和解释，而从“三沈”家训渊源的角度进行研究，就是一种比较新颖和可靠的方式。事实上，从家训和家学角度来解释文化现象和历史事件已有一定基础和案例，陈寅恪就认为汉以后学校制度废弛，学术中心逐渐有官学转移到家族，即“魏、晋、南北朝之学术、宗教皆与家族、地域两点不可分离”[28]20，而家族所起的作用在于，“士族之特点既在于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28]260。学者郑欣淼在文章中探索了中国家族文化的风采与转型，特别是浙江籍文人群体和江南世家大族传统对北大“三沈”文化现象形成的渊源和意义[29]。这一思路启示我们可以从研究“三沈”家训开始，了解其为人处世、生长环境、家教传统和文化传承，从而对“三沈”人生成就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对“三沈”文化贡献有一个科学的解释，进而对“三沈”历史意义有一个客观的评价。

四、结语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家庭是社会构成的基本单元和细胞，中国的文化传统、文明基因主要是以家庭或家族的形式不断接续、薪火相传的[30]，国家的复兴需要和谐的社会，和谐的社会需要和睦的家庭，和睦的家庭离不开优秀的家庭文化。中国近现代史上陕西汉阴“三沈”现象的产生，是优秀家训实践的典型文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紧密结合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31]质言之，家风好，则家道兴旺、国家昌盛；家风差，则家道衰落、国家疲敝。在物质生活无比丰富和教育技术高度发达的当代社会，我们更应该重视优秀家训和良好家风在家庭建设、社会发展以及国家复兴中的积极作用和重要价值；重视其所体现的传统美德、哲学意蕴和伦理内涵；重视家训文化的不断传承与创新及其在新时代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地位和能量。挖掘和阐释“三沈”家训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将之同当前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结合起来，创造、发展和践行社会主义新家训、好家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