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结构与现代中国革命文学发生的关联
——重读现代作家成仿吾、郭沫若*

杨洪承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南京 210097)

现代中国革命文学生成可以说是伴随着现代社会革命运动而使然。这里难点在于如何辨清作为作家精神主体的革命意识，究竟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融合于社会现实的，从而建构了什么样的革命文学话语结构的？

“五四”前后，强烈变革和反抗意识的高涨，知识者情绪和思想的交织，劳农者社会革命的实践，阶级与政党的应运而生，呈现了多元而立体的现代中国社会历史形态。他们直接影响了20世纪前30年里文学运动的发生、现代中国革命文学的生成。历史和文学的交叉互动，既表现了两者之间复杂的结构和动因，又提供了我们不断重新认识和反思的多种可能。“五四”时代，开始提出“人的文学”“平民文学”“血与泪的文学”概念，是差异的联系还是递进的关联？1921年，创造社“异军突起”仅仅是不满文学研究会“文学是严肃的工作”的主张吗？后期创造社是如何完成自我“突变”而倡导革命文学的？1930年成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是文学团体形式的联合，还是作家们在革命组织旗帜下的统一呢？等等问题，在文学史层面的叙述，总是纠缠于文学和历史各自的独立性，或者受到某些既定观念和其他因素的影响，回答的向度多元而并非都能令人十分信服。比如现代中国文学史中自由、独立、自我与人生、平民、贵族的核心话语概念，围绕其语义、内涵与外延，究竟有何种内在关联？以及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文学史描述，这一历史线索已有研究成果基本重在追求明确的历史定位，或唯一性的价值判断。再比如，现代中国文学中革命文学的考察，受革命自身强烈变革和对抗、作家政治身份、群体社会化特性的影响，始终在二元对立或纵横平面线条上形成我们认识的基本出发点。我们在描摹作家主体世界的千姿百态，揭示文学史丰富原生形态等方面，显得有些探究乏力。文学史的任务如用心用力地把脉不同作家的精神情感和思想诉求，找寻不同时期、时间节点里的文学话语的提出和其变化的过程，发现文学内部运动的结构样貌，或许能够给予历史复杂性更为合理的说明。我们试图还原同为创造社元老的成仿吾、郭沫若的主体世界，并对其文学思想演变和创作的重新解析，以求文学史的精神灵魂的透视，既为立体多元的整体考察两位作家，又在从另一角度清理现代中国革命文学生成的内在结构元素。

现代文学史中郭沫若、成仿吾作为“五四”重要文学社团创造社的发起人，因文学史家对创造社浪漫主义的定位，自然地将他们作了简单的身份认同。他们共同“创造”了前期创造社的“艺术独立”[1]的“洪荒的大我”[2]，发出了后期创造社的宣言：“一切固有势力的破坏，一切丑恶的创造的破坏，恰是美善的创造的第一步工程！”[3]即便如此，郭沫若、成仿吾两人主体世界的思想性格、文学观念还是存在较多的异同。同样一起经历了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但整体上看彼此是有别的，甚至也走了不同于陈独秀、李大钊、张闻天、恽代英等革命作家的另一条文学与革命融合的路线。他们创设了一套现代中国革命文学建设的精神主体话语系统。他们视文学为生命，从自我出发，由现实危机和生存困境，产生了激越的情绪，萌发了革命意识的诉求，乃至放弃文学，直接投身革命运动之中，或集文学与革命有机融合于一身。现代中国革命文学生成不无多有一种外部社会历史变革的必然。然而，在他们身上，既是“爱自由、爱人类的青年艺术家和革命家”[4]78，又是“在社会的桎梏之下呻吟着的‘时代儿’”。[5]9他们始终面临着文学与革命、理想与现实、理性与情感多重两面性的两难选择，他们精神主体的这些困境和抉择，多少可展示出现代中国革命文学生成的某些内部结构，或许正能够触摸到有温度的五四新文学自身演进线路。

一

我们先来看，同样具有浪漫主义情绪和气质的现代作家成仿吾(1897-1984)，率先提出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文学史概念的第一人。他与郭沫若最初一致尊崇文学是表现和唯美，一样都充满着激情与反叛，那么他们又有什么样的不同呢？现代作家成仿吾为现代中国革命文学的生成究竟提供了什么样的独特的经验和教训呢？

成仿吾在创造社中是最早有着“革命”实践活动的作家。但是具体还原成仿吾最初“革命”活动内容和形态，它又是十分矛盾、混杂而模糊的。1924年6月，他就去了广州，在广东大学任理学院力学教授兼教德语，不久以后经孙炳文介绍加入国民党，并且由同乡黄埔军校教育长方鼎英介绍，入军校伍生部任政治教官。但是这个时间很短暂，同年11月份，因在广东政府工作的长兄成劭吾逝世，他扶棺回乡离开了广州，后在故乡湖南长沙高等工业学校任职，在长沙兵工厂任技正。此时成仿吾虽有加入党派组织的革命行动，可是1927年7月之前，他在广州主要是在广东大学和黄埔军校两处任职，并未有明确地投奔革命的意图和实际的革命行为。这是其一。

其二，成仿吾自述：“十三岁时飘然远去，又在异样的空气与特别的孤独中长大……我要做人的生活，社会便强我苟且自欺；我要依我良心的指挥，社会便呼我为疯狗。……我终于认识了反抗而得到新的生命了！不错，我们要反抗这种社会，我们要以反抗社会为每天的课程，我们要反抗而战胜。”[6]成仿吾经历了日本留学期间受人冷眼的歧视和孤独，而回国后三年之间，他“全身神经差不多要被悲愤烧毁了”。他明白“人类是在反抗着而生活”。[6]也就是说，正是特殊的人生经历和艰辛生活的磨难，让成仿吾滋生了抗争、“反抗”之自觉的革命意识。

其三，在文学变革的时代，对五四新文学的建设，成仿吾站在创造社的立场上毫不避讳地直言，文学研究会“拼死拼活地与我们打架”，“我们的行为，始终是防御的——正当的防御”。并且自述“关于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的交涉史”。[7]两个社团之间，在有关文学观念和其行为方式上的分歧，成仿吾态度鲜明地“投出了《诗之防御战》的那个爆击弹”，引来大量批评，被指责为文坛的“黑旋风”“极左的凶恶的面像”。[8]153从五四文学革命一路走来，参与其中的成仿吾针对新旧文学的对立、文学阵营划分的敌我，已经非常明确地表明了革命的姿态和抗争的行为方式。

上述简单地清理成仿吾“革命”的状态和缘由，并不是说因为具备了党派参与、反抗意识及其战斗姿态等活动和意识，他就是“革命文学家”了。我们需要从这极其复杂的状态中，找寻创造社里的成仿吾与郭沫若文学思想的异同、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究竟走了怎样的路径？以及1927年以后，他们大张旗鼓地倡导革命文学的必然与偶然之内在纹路。

首先，成仿吾早期从事文学务实而又节制。他对文学的基本认识充满矛盾，尊重文学的自我表现，但更看重文学对于时代社会的使命。这是他与郭沫若等在日本酝酿创造社的时期。1920年前后，成仿吾开始创作新诗、散文、小说以及翻译和研究外国作家作品，有作品在国内《学灯》副刊上发表，反映出他在文学方面的兴趣，并借此传达他在异国他乡的烦闷。创作伊始的成仿吾不像郭沫若那样谈文学的灵感和天才，而是比较理性。比如郭沫若想转学进文科大学学习，遭到成仿吾反对。理由是“研究文学没有进文科的必要，我也在谈文学，但我们和别人不同的地方是在有科学上的基础知识”。[8]72在给郭沫若的信中，他诉说热心于创造社组织的动因，是有感国内文艺界的某些偏向，“我们若不急挽狂澜，将不仅那些老顽固和那些观望形势的人要嚣张起来……”[8]71在日本留学，受当时富国强兵、实业救国的思潮影响，他选择专业是东京帝国大学的“造兵科”；在创造社团体里，他写作最多的文字是关于当时新文学的批评和文学理论的建设。在他几篇有影响的新文学批评文章里，开篇都明确表示“文学是直诉于文明的感情，而不是刺激我们的理智的创造，文艺的玩赏是感情与感情的融洽，而不是理智与理智的折冲”。[9]“文学上的创作，本来只要是出自内心的要求，原不必有什么预定的目的。”[10]可是，在清楚表述这样文学观的时候，他提炼出的文章标题为“诗之防御战”“新文学之使命”，并且1927年在他出版第一部文艺论文集时，十分认同王独清将书命名为“使命”[11]序。由此可见，成仿吾对文学的兴趣，对文学本质是情感和自我内心表现的认同，一开始就联系着文学的社会性，并且在现实的生存中不断冲击着原有的浪漫主义的情怀，主观的情绪化与客观的理性反省始终矛盾地并存于成仿吾早期的文学思想之中。学者温儒敏将其归纳为“表现说的变形与实用批评”，[12]52海外汉学家高利克将其看作是“社会审美主义”。[13]57所以，虽然同为创造社元老，但成仿吾与郭沫若文学思想的基点并非完全相同。因此，就整体上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转向，他们也是不一样的。

其次，成仿吾的文学转向更多表现了文学家自觉的责任意识和社会意义之寻找。1925年前后，他处在积极从事文学批评的理性建设与职业工作、社会活动的践行中。一方面成仿吾不断来往于上海、广州、武汉、长沙四城市之间，除了与创造社同仁积极筹办广州的创造社出版分部的工作事宜外，没有间断广东大学教书和湖南长沙高等工业学校的任职工作。另一方面他对文学批评的理论思考和文学社会意义的认识，逐渐有了自己比较清晰的定位。他一开始对“新文学之使命”的认识，虽然视“使命”的“时代”性为第一，但是理解“时代”的“虚伪”“罪孽”还仅仅是“猛烈的炮火”[10]之情绪宣泄。不久，成仿吾在《写实主义与庸俗主义》《艺术之社会的意义》等文中，受法国社会学家基欧《社会学的艺术观》影响，对文学的理性与情感、浪漫与写实、文学与社会之关系，有了明显地双向性认同。“文学上最有效力的是关于人事，其次是关于感觉世界的，最后乃是理智的与超自然的。”[14]“凡是真的艺术家，没有不关心于社会的问题，没有不痛恨丑恶的社会组织而深表同情于善良的人类之不平的境遇的。”[15]郭沫若是在回国后受到生存危机的极大刺激，使得他思想突变，并从日本河上肇《社会组织和社会革命》中找到了理论支撑。成仿吾回国后一直取务实的工作和积极的社会活动之态度，始终重视文艺和社会现实意义的双重性关系的思考。因此，他以批评的视野密切关注新文学运动的发展、文学界的现状，尤其是新文学批评的理论建设。他认为文艺批评的标准：“1.超越的。2.建设的。”[16]他强调文艺批评的前提是“抱有热烈的同情”，[17]批评的“判别善与恶、美与丑和真与伪”，是“不断的反省”。[18]可以说，文学批评的建设和实践，推进了成仿吾自我和社会融合的步履。当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他迅捷地反应，针对“文艺界的弊端”，希望“五卅事变的不幸的狂风……把它做一个起点，划一个新纪元”，“大家从此觉悟起来”。[19]1926年，成仿吾为主任的广州创造社出版部正式成立，也就在同时，他与郭沫若开始率先探讨文学与革命的关系，并且提出了“革命文学家”“革命是一种有意识的跃进”“革命文学与它的永远性”[20]等一系列话题。有意思的是，郭沫若与成仿吾在此时都在讨论文学与革命的关系，都对什么是革命文学列出了一个计算的公式。郭沫若的是简单的“革命文学=时代精神。文学=革命”；[21]而成仿吾列出的是完全不同的公式：“真挚的人性+审美的形式+热情=永远的革命文学。”[20]这里不仅仅是作家对革命文学理解的异同，而且反映了革命文学生成的不同路线。成仿吾那篇著名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文章，很有意思的是于1923年11月写成，但直到1928年2月才在《创造月刊》第1卷第9期刊出。这篇文章有两点值得提问，一是“文学革命”和“革命文学”两个概念关联与区别的表述是模糊的；二是有关论文的写作和发表，中间相隔5年，其时间差的背后可揭示什么呢？文章中六个部分内容都是在强调文学社会性的历史意义、文学阶段性的具体任务、文学服务于革命、唯物辩证法的指导、文学创作者接近农工大众等问题。这里可以管窥出作者对文学与革命关系理解的信息，并且正是从时间差里传达出一个文学历史变动的进程。文章是将文学的理想性，与当时的农工大众文学运动的现实性有机地融合。作家追求文学的表现，也正视文坛的新现象。成仿吾充满激情的文学演进描述，以敏锐的眼光和极富前瞻性的视野，第一次将现代中国革命文学纳入了恢弘的文学史动态之中考察。

30岁以后的成仿吾人生履历，1928年在巴黎参加中国共产党，1931年回国任鄂豫皖省委宣传部长，1934年到达苏区瑞金，后参加著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成为了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革命运动停顿了，革命文学运动的空气却高涨了起来。有些人以为这是投机，也有人以为这是堕落。这两种人的见解深入不同，但他们不明白历史的必然性却是一致的。”“我们决不能再踌躇犹豫……我们有意识的革命。”“不革命的人，我们让他去没落。”[22]1928年初，成仿吾的《全部的批判之必要——如何才能转换方向的考察》一文开篇与结尾的这些话，意味深长。这也是他参与革命文学论争写的最后一篇文章，不无作家自己革命道路选择的注释。

二

我们再来考察创造社另一位重要作家、“五四”新诗人郭沫若(1892-1978)。他主观表现的文学观与思想剧变的身份转换，创造了一条从主观情绪到理性建构的现代中国革命文学生成之路。在历史的进行时态中，作家们都在努力探寻文学与革命的契合点。“五四”过后的1923-1924年间，对于郭沫若是十分重要的年份。郭沫若不像因“五四”落潮波及的大批受外来各种思潮影响的“五四”新青年，也不同于受社会革命实践作用影响的邓中夏等中国青年社的作家们。他经历着种种生活的贫困和漂泊，也在面对文学与革命的艰难选择。这一年为养家为生活，郭沫若携带家眷往返于日本福冈与中国上海之间，他十分勤奋地著译，靠卖稿为生。这也成就了一个诗歌、散文、小说、历史剧等创作高产的作家郭沫若，更使得一个崇尚艺术至上、唯美表现的郭沫若，明白了“艺术家与革命家”是完全可以兼并的。[4]76郭沫若思想和文学观的转变，由“只是本着我们内心的要求，从事于文艺的活动罢了”[23]，到革命文学的首倡者，不只是亲眼目睹了1925年的“五卅”惨案，经历了1926年的南下广州随军北伐的投笔从戎，才有了后来1927-1928年间的《文艺家的觉悟》《革命与文学》《英雄树》等一系列倡导革命文学的宏文。郭沫若自述此刻思想的重大转变，归于这期间翻译日本经济学博士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之影响。这部书使得他“认识了资本主义之内的矛盾和它必然的历史的蝉变”，“不仅使我增长了关于社会经济的认识，坚定了我对正确理论的信心，而同时所产生的一个副作用，便是使我对于文艺怀抱了另外一种见解”。[24]183-184当然，也不乏贫困迫压和生活艰辛，使天才诗人不得不正视现实人生，由此从河上肇经济学理论分析中获得了知音和感悟。

上述这些文学史通常顺理而叙述的作家真实的思想线路，还需要还原集诗人与革命家于一身的郭沫若之由来，才能合理地解释他身上独特的双重话语结构。1923年4月，郭沫若从日本回国，家里让他回四川，汇来的三百元路费钱是他身上“唯一的财产”。[24]151除此之外，“带了三部书来，一部是《歌德全集》，一部是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还有一部便是屠格涅夫的《新的一代》(俄文原名为《处女地》)了”。[25]郭沫若原有自己的写作计划，潜心研究生理学做纯粹的科学家的理想，期盼与妻儿共同生活的美好愿望。但是回国以后的实际生活，目睹眼前所见国内的现实，这使得他矛盾、彷徨、苦闷。1923年冬天，郭沫若在上海写下的《梦与现实》是这样描述此时的心境的，“昨晚月光……一切树木都在赞美自己的幽闲”，而“今晨一早起来……却可看见了一位女丐。他身上只穿着一件破烂的单衣，衣背上几个破孔露出一团团带紫色的肉体”。这是一个瞎眼的女丐，旁边有一个四岁小女儿是“她唯一的保护者”，这让诗人陷于无为和迷失，“人到了这步田地也还是要生活下去！人生的悲剧何必向莎士比亚的杰作里去寻找，何必向川湘等处的战地去寻找，何必向大震后的日本东京去寻找呢”？[26]406-408如果说诗人这里还是以文学的笔调述说或宣泄自己现实与理想的困惑，那么在致成仿吾的信中就直言不讳自己真实的苦痛和思想了。他列数回国后“收入是分文也没有”，仅仅靠译书所获得微薄稿酬，也难以“拯救我可怜的妻孥”。“在上海受难的一年生活”，[25]拼命地翻译是郭沫若生活的无奈，但也使他从译著里读出了别一样世界、另一种文学。每天翻译歌德的书，他发现“真理要探讨，梦境也要追寻”的“歌德一生就是个矛盾的结晶体，然而正不失其所为‘完满’”。[27]210而对屠格涅夫的《处女地》的译介，使他从主人公的境遇和性格中获得了人生与思想的共鸣：“我们都嗜好文学，但我们又都轻视文学；文学都想亲近民众，但我们都有些高蹈的精神；我们倦怠，我们怀疑，但我们都缺少执行的勇气。”尤其是这部书里的事件和人物给他有“流动着的社会革命的思潮”的深切感受。郭沫若发现以“政治条件和物质(经济)条件”[25]为主体的社会革命，比较贴近于现实人生的实际，激发了他面对人生危机的思考，使得他一直以来沉浸于文学梦想，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1924年8月，郭沫若明确地宣布：“我现在对文艺的见解也全盘变了。我觉得一切伎俩上的主义都不能成为问题，所可成为问题的只是昨日的文艺，今日的文艺和明日的文艺。昨日的文艺是不自觉的得占生活的优先权的贵族们的消闲圣品，如像泰戈尔的诗，托尔斯泰的小说，不怕他们在讲仁说爱，我觉得他们只好像在布施饿鬼。今日的文艺，是我们现在走在革命途上的文艺，是我们被压迫者的呼号，是生命穷促的喊叫，是斗士的咒文，是革命预期的欢喜。这今日的文艺便是革命的文艺，我认为是过渡的现象，但是，是不能避免的现象。”[25]此时此刻，郭沫若对于文学与革命的理解，一是出于自身当下经历的生存体验，一是受外国文艺的启迪，认为革命的文艺是“过渡的”和“不能避免”的现象。但究竟什么是革命文学？文学与革命关联性的真正内核是什么？并不是郭沫若关注的热点。同一时间里，郭沫若就是将艺术家与革命家混为一体。他直言：“我在此还要大胆说一句：一切真正的革命运动都是艺术运动，一切热诚的实行家是纯真的艺术家，一切志在改革社会的热诚的艺术家也便是纯真的革命家。”[4]77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途中，郭沫若有这样一个模糊而简单的自我表达。这是他诗人气质和情绪的自然流露，是在面对现实危机的挤压后一种本能跳跃式的思维和认知。

考察郭沫若这一阶段文学创作的变化，他的新诗作品从《女神》到《星空》再到《前茅》，诗集内容的变化，表面看是“五四”大潮之后诗人由幻美、苦闷转向现实，但就《前茅》中1923年写作的大部分诗篇看，实际大多为“粗暴”和“喊叫”之作。[28]295除了诗歌之外，同期郭沫若还创作了自传体小说、历史小说、历史剧等，如《漂流三部曲》(包括《歧路》《炼狱》《十字架》三个连续短篇小说)、《函谷关》《王昭君》等，自我写实和借古喻今的创作意图十分显著。另外，郭沫若并不局限于文学创作，还有大量学术研究成果如《惠施的性格与思想》《王明阳礼赞》[29]1等长篇论文和上述他喜欢的许多外国作家作品的翻译。尽管郭沫若自述创作和翻译，及学术研究，无不为此时贫困生活获得经济来源而有意为之，但是也多少真实地袒露了思想变动之点滴印痕。“在这资本制度之下职业是于人何有？/只不过套上一个颈圈替资本家们做狗！”[30]307郭沫若1923年的这一诗句，与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中的观点是何等相近似！也有同感于屠格涅夫的《处女地》中主人公的人生境遇所思!当我们寻踪郭沫若文学与政治思想的活动，关注1923-1924年前后这一时间节点，正是要说明郭沫若随后酝酿革命文学的倡导与其创作、翻译、人生特殊经历，及其个人气质均有内在联系和完整的思想脉络。这时期是一个重要的人生关口，作家在以自己的方式抗争和奋进，积极探求文学与革命的路径。由此之后，1926年郭沫若投笔从戎，随国民革命军北伐，历任北伐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副主任等，政治身份转换已经十分明确。1927-1928年间，郭沫若鲜明地倡导革命文学，表面看都是极端化的剧变和急转，而实际却有着某种来自作家主客观世界的必然，有着大革命时代汇入革命文学洪流的自觉。

三

重要的是，“五四”之后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有多条行进的路线。成仿吾、郭沫若偏重文学的表现、同情之说，及其对革命文学的酝酿和其“论争”的发动，大都基于强烈的主体情绪、自我感受的扩张、松散的合群，又不可回避时代激变与现实生活的迫压，整体由内至外探求革命文学的发生。这与大家熟悉的早期共产党人邓中夏、恽代英、萧楚女等作家不同。恽代英等从事实际工作的党员作家，一开始就具有自觉的历史使命意识、关注民生、热心群众运动的社会革命追求，重视现代中国革命文学的建设，更强调由外至内的革命文学自身的实践活动。同期的鲁迅，以“呐喊”“彷徨”“野草”生命体验式的写作，最大限度地熔铸个体特殊人生履历和丰厚的生活经验，参与“文学与革命”这一现代重大思想命题的自我探寻和思考。鲁迅与革命文学的话题，不是一个从进化论到阶级论的思想演变的复杂而丰富的过程，不是简单可以用他某部作品就能够替代的，甚至也不是他在某种特定情境、场合的言与行，或明确针对某些人的关于文学与革命之关系、革命文学的言说。笔者更认为1920年代中后期的鲁迅，他这时期的自觉的行为方式和可以见到的小说、散文、杂文随笔等全部文字，是一个不可割裂的整体文本，一个考察现代中国革命文学生成重要的不可缺失的参照文本。由此提供给我们的是一个文学史的视域。成仿吾、郭沫若与现代革命文学生成的关联，还需要有这样一个视域的考察，细致审视重要时间节点与作家文学活动、创作的整体。在1923-1924年前后，成仿吾、郭沫若有着许多共同的人生感受，他们的文学思想的调整，由作家精神主体世界生成的有关文学与革命的独特体验，可以发现个体作家思想、文学变更与一个时代革命文学发生之间某些内在逻辑因素。

1923年5月，成仿吾在《新文学的使命》一文提出“时代、国语、文学”三种使命，自称就是在“追求文学的全”“要实现文学的美”。这可以看着成仿吾文学观的一个重要转变的信号。作家对文学是否有预定的意识、有目的(即使命)的探求，与他最初崇尚文学创作原动力是内心的要求，似乎有了一定的矛盾和游移，或疑问。这时期他针对一些新文学作品，如冰心的小说《超人》，许地山的小说《命命鸟》，王统照的长篇小说《一叶》，鲁迅的小说集《呐喊》，郭沫若的小说《残春》，郁达夫的小说集《沉沦》等写了一系列文学评论的文章，其文学批评的倾向性和标准也都摇摆于理性和情绪之间。成仿吾明确反驳别人批评《残春》，是“拿一种固定的形式或主义来批评文艺”的；[31]他评论冰心的《超人》“偏重想象，而不重观察”；[32]王统照的《一叶》中往往“作者自己无端的跑出来”。[33]这其中确有成仿吾阅读的独立发现，但是面对对象的不同，文学批评的尺度也多有不一。诚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成仿吾“不总是深思熟虑”，“永不安定，永在变化，但是他毕竟还是眼光敏锐，见解深刻的批评家”。[13]96-971924年前后，也是成仿吾文学创作的一个高峰期。如将这时期他追求文学的全、思想的矛盾、批评的情绪化等情境与其文学作品对读，成仿吾笔下鲜活形象的人生面影，诠释了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必然。1923年的小说《牧夫》中留学回国后的朱乐山，“两年来求不到职业”，最终放弃了专业的科学，只能写一些文字以寄托，但是文学界的“对垒”和“嫉妒”，使得他很“委屈”，“不是说他们的作品无聊，便是说它们浅薄”。终于有朋友介绍他到学校任教，他去了学堂，同样失望，学校办教育的人“只管务虚名，丝毫不重实学”。他不愿在这里“鬼混”，小说最后，他愤怒地说道：“我到田里去看看马与牛来。办那样的教育，不如去教牛马还要心安些。”[34]同年5月，同期发表于《创造季刊》上的《海上的悲歌》和《诗人的恋歌》两首诗，诗人“孤独”与“悲哀”，希望“招起同情的热烈的交鸣”；面对命运的驱使，“他尽力的反抗了/有如那不屈的海潮”。这里不同于小说的虚构，而是发出真诚的心声。1924年4月以《江南的春汛》为题的散文，是成仿吾回复郁达夫的信函。在信里，他直率地倾诉，回国三年看到的是“奄奄待毙的国家，龌龊的社会，虚伪的人们，渺茫的身世，无处不使人一想起了便要悲愤起来”。正是在现实与悲愤中，发现了“反抗”这条真理，于是，他大声疾呼“我从此以后更要反抗，反抗，反抗”！[6]显然，成仿吾起始务实的社会审美和“使命”意识的文学观，有着现实生活的迫压，源于悲愤心境与反抗情绪，也有自觉直面社会人生，走进时代生活的积极实践。成仿吾初始工科专业的知识底色，将情感文学与实用文学的融合，创设了他独特解析文学与革命的公式，率先勾勒出现代中国革命文学的生成路径。

同样在1923-1924年前后，郭沫若也受着生存的压迫，他选择了另一种接近自己诗人气质的情绪化革命诉求和文学表达的方式。他后来有这样的反思，“我自己是早就有些左倾幼稚病的人，在出《周报》(即指《创造周报》——引者注)时吼过些激越的腔调，说要‘到民间去’，要‘到兵间去’，然而吼了一阵还是在民厚南里的楼上。吼了出来，做不出去，这在自己的良心上感受着无限的苛责……从前在意识边沿上的马克思、列宁不知道几时把斯宾诺莎、歌德挤掉了，占据了意识的中心。在一九二四年初头列宁死的时候，我着实地感着悲哀，就好象失掉了太阳一样。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是并没有明确的认识的，要想把握那种思想的内容是我当时所感受着的一种憧憬”。[24]165-166这阶段，郭沫若诗创作和杂感随笔中“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私有财产”等社会革命(政治)的术语就不断出现，只不过是“穷得没法了”，在翻译的著作中感同身受“流动着的社会革命的思潮”，在“一种进退维谷的苦闷”中产生了政治意识的反叛想象。这些于诗人笔下自然流露，便是这阶段郭沫若《前茅》以后的诗创作、历史剧、历史小说及自传写作等多样体式的创作尝试。比如1923年8月写于上海的《前进曲》中的诗句：“前进！前进！前进！/世上一切的工农，/我们有戈矛相赠。/把我们满腔热血/染红这一片愁城！/前进！前进！前进!/缩短我们的痛苦，/使新的世界诞生！/”[35]319还有同时期写的历史剧《王昭君》，将历史真实与诗人想象相结合，创造了剧中的人物和故事，借此既浇了作家心中的块垒，又自然地传达了诗人对理想的憧憬。他说：“王昭君这个女性使我十分表示同情的，就是她的倔强的性格。”“我从她的这种倔强的性格，幻想出她倔强地反抗元帝的一幕来。”[36]76-77这是一种最真实情绪和想象酝酿出的最初“革命”之文学样本。诗人郭沫若浪漫主义的情怀，一开始就将主观情感的力量铺张到可以改天换地，可以战胜一切现实生活的困境。他的“立在地球边上放号”“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把全宇宙来吞了。”这诗的语言里何尝不是个人主观化“革命”的热身和情绪酝酿的前奏呢？而当现实的迫压加剧，尤其是来自个人经历的饥寒交迫，情感的“革命”便开始渗透了“矛盾万端的自然”“人世间的难疗的怆恼”。[37]3111923年前后，郭沫若亲历了不同于其他现代作家的主观现实主义的人生体验过程。

1925年后，大时代的巨变，现实的社会政治党派、阶级冲突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已经开始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存在。郭沫若亲眼目睹了“五卅”当天的惨剧，愤然写下了《为“五卅”惨案怒吼》的檄文。1926年后，南上广州投身北伐革命，他便发表了《文艺家的觉悟》《革命与文学》等一系列倡导革命文学的文章，理性地分析和解读文学与革命的关系。这既是时代的使然，更是作家自我认识革命的水到渠成。郭沫若向昔日文学梦告别，不再附和“大凡的人以为文学是天才的作品，所以能够转移社会”这样的话了，而是一再强调：“文学和革命根本上不能两立。”[38]313“文学是革命的前驱，在革命的时代必然有一个文学上的黄金时代。”[38]317李欧梵先生将郭沫若从文学到革命的转变，看作始终是对其浪漫主义的巩固，指出“他把英雄崇拜的范围从个人扩阔到没有固定目标的无产阶级大众，他也把个人情感扩展为集体情感，并根据事实本身把其界定为革命性的”，“宣告经过了个人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时候，郭沫若正摸索着走向一种更概括的集体浪漫主义的形成”。[39]200-201这种对郭沫若诗人气质、秉性人格，乃至其文学自述内在线条的解析，其值得称道的是，当我们仅仅看到郭沫若“急转弯”式的革命文学宣传，仅仅看到他从诗人变成革命军人的外在身份变换，李欧梵先生却坚持对作家郭沫若的透析，寻觅他既联系又对立的文学与革命内在关联之纹理。郭沫若永恒浪漫主义本质的个性特征和文学思想复杂而跳跃的演变路线，值得我们发现作家、诗人更为丰富的主体精神和文学思想的某些细微新标识，也能够重新审视出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非直线的文学史演进，多视角地观照现代中国革命文学发生发展的前因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