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边疆民族地区意识形态安全机制的构建
——基于“一带一路”的视角

钟国云 陈 欢

（1.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党建教研部，北京 100091；2.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西·崇左 532200）

意识形态是一定社会经济制度和社会存在的反映，是由政治、道德、法律、宗教等有机构成的社会思想体系。“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1]。而思想演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思想防线的失控往往是一个政权瓦解的开始。因此，意识形态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观框架体系的根本所在，事关党的前途命运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关系到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党的十九大明确要求：“加快边疆发展，确保边疆巩固、边境安全。”[2]在“一带一路”构想的大背景下，我们党必须始终牢牢掌控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话语权、管理权，坚决维护好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意识形态安全，进而实现国家的总体安全。

一、西南边疆民族地区事关国家形象与意识形态安全

“边疆民族地区是国家的外防区域和腹心区的缓冲地带，亦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它既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个政治文化概念”[3]。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地处祖国的西南大门，是与越南、老挝、缅甸三国相连的沿边民族地区，地理位置上紧邻泰国、印度、柬埔寨，且与东盟各国遥相呼应。民族成分的多元化、人文社会环境的复杂性以及地理区域位置的特殊性，决定了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安全稳定、和谐与发展，是关乎中国国家形象的大问题，也是涉及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大问题。

（一）地区和谐稳定事关国家形象

我国的55个少数民族广泛分布于全国各地，但“人口在5000人以上的少数民族在西南地区有34个，其人口约占全国少数民族总人口的60%”[4]。这样的分布是几千年来历史原因形成的，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我国西南边疆地区以山地、丘陵、喀斯特地貌为主，山地和丘陵甚至占到云南、贵州两省总面积的94%左右，复杂的气候条件与地理环境，使得西南边疆地区形成了多民族杂居聚居的格局，桂西南边疆民族地区更是广西壮族人口最集中的地带。而且，西南地区不仅分布着壮族、瑶族、布依族、苗族等众多国内少数民族，由于云南、广西与周边国家接壤，还有近20个跨境民族居住在两个省区靠近边境线的地带。由于地理位置特殊，自然条件较为恶劣，再加上历史因素等多方面的限制，形成了社会形态多样性、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等特点。改革开放40年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相对于沿海地区、东部地区甚至是中部地区而言，各方面的发展明显滞后。“国家形象是国家的内部要素与外显形态的总和”[5]，是一个国家核心竞争力与国际地位的重要体现，随着中国与周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往来日趋活跃，作为边疆地区的特殊性，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与稳定状况，直接关系到中国在周边国家的形象，同时也影响到边疆民众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评价。

（二）地区关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6]，在党的全部工作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我们党向来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始终把意识形态工作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的核心内涵就是要强调，在搞好经济建设与发展工作的同时，必须毫不懈怠地抓好意识形态工作，绝不能为了单纯追求经济利益而牺牲意识形态安全，这对于确保国家安全与稳定的大局，维护边疆民族地区的团结、和谐与发展，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正如要正确处理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辩证关系一样，实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加强西南边疆民族地区意识形态安全，也必须采取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经济发展与意识形态安全要同时兼顾、不可偏废。因此，西南边疆民族地区作为祖国西南通道的桥头堡，在“一带一路”战略全面实施的大背景下，全面加强西南边疆民族地区意识形态安全工作，显得极为重要和紧迫，其对于加强党在边疆民族地区的领导，落实党的民族政策，推进地区全面发展与繁荣，进而夺取脱贫攻坚战的最后胜利，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都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二、“一带一路”对西南边疆民族地区意识形态安全的影响

“一带一路” （The Belt and Road，缩写B&R）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简称，是习近平总书记立足国家发展实际，创造性地提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两大跨区域战略性合作倡议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关于国家发展的重大战略构想。“一带一路”倡议建立在自愿互利的基本原则上，给中国也给沿线国家和地区带来了难得的历史发展大机遇。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发展的过程中，不仅有着美好的发展前景，同时也将面临着文化差异、地缘政治风险等方面带来的挑战。只有正视这一点，才能更好地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维护好国家总体安全的大局，实现和保障国家的核心利益。

（一）通过提升国家形象来促进地区意识形态安全

中国在世界范围提出“一带一路”的倡议，意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社会影响力及其历史符号，高举维护和平、促进发展的旗帜，通过对话协商、合作共赢、共建共享、交流互鉴，谋求各国、各地区之间利益的最大公约数，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人民的利益与福祉紧密联系在一起，积极发展中国同沿线相关各国的经贸伙伴关系以及友好往来。可见，“一带一路”顺应了世界多极化潮流和全球化趋势，通过区域性开放合作与资源的高效整合及利用，打造更为平等、包容、互惠互利的经贸合作新模式、新思路。“一带一路”提出，中国和相关国家将充分依靠已有的、行之有效的双多边合作机制，同时借助相关区域合作平台，以谋求和平与发展为目的，为打造经济融合、政治互信、共同发展、文化包容、共同进步的利益与责任共同体，进而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不懈努力。“一带一路”的倡议和实施，几年来得到了沿线地区和国家的积极回应、大力支持和高度的赞扬。该战略的实施将伴随着经济发展的不断加快，地区安全合作将会更加不断地加深。

可见，“一带一路”构想有利于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进而能够推进中国国家形象的建设。而对西南边疆民族地区而言，“一带一路”也能够客观上进一步提升中国在缅甸、老挝和越南等国的国际影响力，从而使边疆民众在对外交往中不断增强民族的自尊心和自豪感，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影响力和感召力，促进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人民更加支持党的领导，这无疑有利于促进和维护地区意识形态安全。

（二）地区意识形态安全面临新的冲击与挑战

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以及国际竞争越来越激烈，世界范围正发生着深刻而复杂的变化，虽然过去国与国之间的意识形态隔阂、偏见与约束依然存在，但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大趋势大潮流中，这种意识形态的限制开始逐渐被打破。随着传统的宗教信仰、思想观念、利益关系、生活方式、文化传统等等，在世界大发展的浪潮中都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人们的文化追求、思想观念也呈现出多元化、包容性等特征。为此，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意识形态安全也必然会凸显出来，必将遭遇越来越多的挑战。

1.“一带一路”的认同问题影响地区意识形态安全。

历史上，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民众都生活在相对封闭的地域范围内，思想观念上也趋于保守，对于新生事物和外界的发展变化反应也比较滞后，边疆民族地区的一些干部群众由于各种原因，对党中央大力倡导的“一带一路”不了解或者不熟悉，甚至曲解党的政策，造成对“一带一路”的不认同不支持。由于西南边疆民族的贫困问题突出、文化教育发展落后，基础设施较差，生存和发展的环境相对恶劣，一些干部群众认为“一带一路”是国家层面的事，是发达地区和西北地区的事，与本地区关联性不大，对个人利益也没什么影响，由此导致少数领导干部对中央精神落实不够，缺乏工作的积极主动性与创造性，使得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对“一带一路”的有关政策落实不力，甚至一些党员干部阳奉阴违，在实际工作中抵制来自中央和上级的政策。

2.“一带一路”实施给地区意识形态带来威胁。

“一带一路”构想可谓是一个世界性的战略合作大工程，为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和发展带来新的历史性机遇。对我国而言，“一带一路”要求更好地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充分利用国外的资源和国际平台推动自身发展，同时也是关系到如何处理发展稳定与规避潜在外来风险的重大问题。“一带一路”的倡议和构想，建立在各国各地区互信合作共赢的理念之上，淡化了交往合作中意识形态的差异性和由此带来的障碍，摒弃了过去笼罩世界的基于意识形态对抗的“冷战划边思维”。

西南边疆民族地理区位较为特殊，镇守着中国的西南大门，北靠广袤无垠的亚欧大陆，南连位于印度洋、太平洋两大洋之间的东南亚半岛，同时与南亚、东南亚各国隔海相望或是山水相连，自古以来是中国通往印度洋地区、南亚以及东南亚地区的陆海大通道。而长时期以来，东南亚和南亚作为世界政治的活跃地带和敏感区域，是世界各大国之间争权夺利的重要地带和“主战场”。所以，作为连接东南亚、南亚、东北亚、中亚的重要枢纽和通道，在中国的对外发展战略中，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历来占据着重要而特殊的位置。而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由于宗教多元共存、民族文化多样性共享等典型特征，向来是境外敌对势力对我国进行宗教渗透、文化入侵的前沿阵地，是西方资本主义强国实施“和平演变”策略的重要目标。因此，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由于其特殊的地缘性，成为了我国在意识形态领域坚持进行长期斗争的重要前沿阵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而言，“一带一路”构想的深入推进，无疑会给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意识形态安全提出新问题新挑战。

虽然边疆民众对外来新生事物比较谨慎，甚至会有抵触，但一旦接受了就可能对固有的习惯、思维和观念带来巨大的改变，从而对地区的意识形态安全带来冲击。随着“一带一路”构想的加速推进和深入发展，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经贸往来越来越频繁，政治、宗教、文化等方面交往也随之越来越密切。这就不可避免地给边疆民族地区带来许多新观念新思潮，国内外中西文化的相互碰撞，新旧思想文化观念的交流交融与交锋，极有可能导致一些民众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发生扭曲，甚至出现理想信念的缺失和信仰的迷茫。加之市场经济大环境下，传统的利益观念和格局有了深刻地变化，利益诉求的公开化、利益关系的复杂化、利益主体的多元化成为常态。西南边疆地区一些民众只关心“一带一路”对个人利益有没有好处，把个人利益置于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之上，一些民众受到境外社会思潮的影响，甚至怀疑社会主义制度到底有没有优越性，对党的领导产生质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失去信心，必然会削弱党在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执政基础，严重影响到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意识形态安全。

三、“一带一路”背景下地区意识形态安全机制的构建对策

“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无疑符合我国的发展战略和国家核心利益，也给沿线地区和国家带来了难得的历史发展机遇，促进了沿线相关国家的发展与稳定，从而给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习近平强调：“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7]因此，必须清醒地看到“一带一路”给西南边疆民族地区意识形态安全、国家总体安全所带来的冲击，努力构建和完善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意识形态安全机制，确保地区的和谐稳定和繁荣发展，确保国家总体安全和长治久安。

（一）形象建设保障机制：以国家形象促进意识形态安全

塑造和传播良好的中国国家形象，是“一带一路”构想的应有之义，也是促进边疆民族地区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途径。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特殊性恰恰体现在“边疆”与“民族”的特性，通过在西南边疆民族地区构建和传播良好的国家形象，增强边疆民众的国家和中华民族的认同感、自豪感和归属感，以确保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国家形象是由主观“他形象”和客观“我形象”共同决定的复杂体。为此，可充分发挥当地党政机关的组织领导作用，把国家形象建设上升到意识形态安全的高度，结合“一带一路”构想与实施进行顶层设计，尤其是其在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推进，通过制定针对性的地区国家形象战略目标、战略规划和战略举措，把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国家形象，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开放的新时代国家形象，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中国形象，准确、形象而生动地传递给边疆民众。

（二）地区民生保障机制：夯实民心根基保意识形态安全

赢得民心是加强意识形态安全的根本所在，意识形态工作在一定意义上而言就是做好民心工作。鉴于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发展总体滞后的特点和实际，应继续深化西部大开发战略，特别要借助“一带一路”的构想带来的发展机遇，结合中国——东盟全面深化合作的良好态势，加大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开放开发的力度，通过借助党中央的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契机，利用好国家的大好政策，通过境内外的招商引资，打造一批有一定影响力的民生工程，带动地区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改善地区群众的生产条件与生活水平，提升边疆民众的生活水平和幸福指数，再进一步加强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构建和完善包括教育、医疗、住房、社保在内的地区民生保障机制。这样，广大群众才能切身感受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会从心底里拥护和支持党的领导及其路线方针与政策，积极支持和参与国家的发展战略。所以，夯实民心根基是确保边疆民族地区意识形态安全的根本。

（三）宣传教育引导机制：增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认同

在各种思想文化的渗透下，边疆民族地区群众由于知识文化水平和思想觉悟等有差别，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宣教往往流于形式和表面，我们自身的意识形态建设做得不够。为此，要发挥我们党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的传统和优势，针对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特殊性，采取各地区各部门的大联合和责任到人的方式，不断完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宣传教育与引导机制，极力抵制历史虚无主义、意识形态“泛化”和“非化”等的侵蚀。既要发挥电视、报纸、广播、宣传标语等传统媒介的宣传优势，更要适应现代社会人们工作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充分利用网络媒体、移动终端、电子报刊杂志等新媒体，以及微博、论坛/BBS、微信等自媒体的独特优势，实现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的日常化，并有机融入当地的民俗文化活动当中，从而提升宣传教育的针对性、生动性、形象性和有效性。

（四）法治约束防范机制：推进意识形态安全制度化建设

制度化具有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等特点，西南边疆民族地区意识形态安全既要强调正面的宣传教育和引导，也要借助刚性的法律法规，对破坏意识形态安全的违法行为和犯罪分子形成强有力地打击。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为此，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与意识形态安全工作要凸显法治的保障作用，可围绕“一带一路”构想的实践推进，构建多部门联系和参与的法治约束防范机制，突出法治对意识形态安全的约束保障功能，推进意识形态安全工作的制度化和科学化。要结合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文化习俗和社会特点，针对性制定和出台相关的地方性法律法规作为补充，通过法律法规的刚性约束，落实好依法治国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的方针和要求，对威胁地区安全稳定的潜在因素形成有力的震慑。通过充分发挥法治约束防范机制的作用，实现对西南边疆民族地区意识形态安全的有效管控，确保地区的意识形态安全和国家总体安全。

四、结语

西南边疆民族地区镇守祖国的西南大门，地区的和谐、发展与稳定直接关乎国家形象和意识形态安全，既是事关国家总体安全的政治问题，也是关系地区民族团结和民心稳定的社会现实问题。在“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深入实施的背景下，加强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意识形态安全刻不容缓，必须客观审视“一带一路”构想给地区意识形态安全带来的多重影响，根据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特殊性，针对性地积极构建和完善意识形态安全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