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社会过程的复杂性研究

□李冠福

一般地说，社会过程指的是人们交往和相互影响的过程，它包括群体之间的交往、社会整合以及社会冲突等。德国著名社会学家西美尔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把社会过程看成是由行动相互盘成绕成或多或少的复杂模式而组成。在现代社会中，社会交往过程的复杂性随着参与交往的人员数目的增长而增长。人们的交往和相互影响离不开社会空间，而社会学意义上的空间，则如同西美尔所言，与康德的空间定义即“待在一起的可能性”非常类似，涉及“相互作用。”在当今时代，社会交往过程在各种时空中还会时时刻刻呈现出处于高度流动的态势，复杂性已然成为当代社会过程的重要特征。

一、关于全球化

全球化与时间、空间之间具有紧密的关联性，吉登斯曾经惊叹于当今时代的人类实践样态，他认为，全球化时代背景下的人类社会实践活动，其时空伸延程度表现出令人震惊的扩展。即便是最具私人化的行动者个人的社会定位过程也脱离不了与全球化的干系，因为，在当代社会生活中，个人之被定位其实是超乎其本身想象之外的一系列层面上的，诸如小到家庭、邻里、工作场所、城市，大到民族、国家甚至一个世界性系统等。并且，它们均呈现出某些系统整合之特征，把日常生活之琐碎细节和大规模时空延展之社会现象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作为一名当代社会理论大家，吉登斯还意识到了因科技进步而引致的时空特性的转变对于当代社会的重要意义，例如他曾经说过：“电子传媒使时间意义上的在场与空间意义上的在场分离开来，这一现象对当代的集合体形式有着决定性的含义。”[1]美国后现代理论研究专家戴维·哈维也曾经指出过，“在任何社会中，空间和时间的实践活动都充满着微妙性和复杂性，它们是那么密切地蕴涵在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和转变的过程之中。”[2]在当今的人类社会生活中，全球化的影响随处可见，全球化这个词也被人们到处论说。全球化于知识分子而言，已然成为他们所处时代之知识语境，并且，全球化亦是当代知识分子关注、认识、介入现实的崭新工具。然而，正如吉登斯所指出的，人们对全球化的理解还是很肤浅的，他认为，全球化并非如人们通常所理解的，是一个经济现象，或是一个“世界体系”。实质上，根据吉登斯的观点，全球化是关于空间以及时间的转变，在这种新时空背景下，全球化可以被人们界定为远距离行动，这一新社会景观在最近几年得以强化，其与即时的全球通信以及大规模运输工具的涌现存在着密切的关联。

不言而喻，全球化是通过无数次的相互作用来造就自身的存在的。全球化分析强调在某地发生的重要事件，其影响会波及到时空上非常遥远的地方。例如，在吉登斯看来，全球化即意味着社会关系在世界范围内的不断增强，这种增强甚至可以把彼此之间相隔遥远之地域关联在一起，其结果，数英里以外发生之事件都会对本地事件的发生起形塑作用，反之亦然。事实上，从人类社会实践的角度上看，当代人类社会生活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是：作为单一个体的人类，其个人历史已经不可逆的全球化了。个人的生存呈现出流动的态势，这表现在：一个人的生活不再固定在一个特定的地方，或是同一个特定的地方栓在一起。从空间的意义上说，“人们将他们的生活扩展到了许多各不相同的世界中。个人历史的全球化意味着生活不局限于一个地方；人们可以同时和几个地方结合在一起。”[3]全球化分析所揭示的在人、地域、组织和遍布全球的技术系统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相互依赖关系，为人们理解全球化的复杂内涵提供了素材。

不可否认，人类在21世纪已经踏入全球化时代，在这种新时代背景下，“惯常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社会生活方式正在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巨变。”[4]并且，人们的社会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已嵌入全球化进程当中。全球化在急剧地改变着人们的社会生活的同时，还会逐渐地掘进各种“社会”的墙角。在全球化分析理论中，《全球复杂性》一书作者厄里从复杂性的角度出发分析了全球化过程，并把全球化看成是一个复杂的全球系统。根据厄里的看法，全球系统本质上是多样化的、历时性的以及不连续的，并且还具有不确定性。尤其是出现在全球范围内之涌现现象，既不明显地呈现出趋向于平衡态以及有序化，亦不呈现出将要处于一种永恒无序化状态的趋势。

二、社会理论、现代性、全球化三者之间的关联性

自其诞生之日起，社会理论即以建设“现代性”，推进“现代化”为其历史使命。社会理论是现代性或现代社会的自我理解，亦是现代社会演化的伴生物，其与现代性的产生是一致的，既是对现代化发展及其后果的理解和阐释，又是现代化发展的后果和原因。可以这么说，社会理论生来就是为了探索由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及其所带来的后果。社会理论的研究主旨乃现代社会及其变迁趋势，其对现代社会特征进行一种反思性的分析。就知识理论的性格而言，经典社会理论是对现代性问题的知识反映，经典社会理论的根本宗旨就是要认识、理解、应对或规范现代性问题。经典社会理论家不仅提出了各自的现代性诊断，而且也向人们显示了各自的现代性的治疗学，它们为人们思考现代性问题提供了基本的入口和理路。

现代性与全球化的关系，有如一个硬币的两面，相互扭结，难解难分。从时间和空间的角度上看，对现代性问题的研究涉及到人们对全球化本质的把握，因为现代性的特性和重要推动力就是社会时空的变化与重组。在学者看来，全球化即是现代性的一种世界性扩张。例如，吉登斯认为，全球化的前提条件是“时空的延伸”，能够使跨越遥远时空距离的人类实践活动得以稳定地组织起来的正是“时空的延伸”。在人类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也正是“时空的伸延”延展了人类社会关系的距离，籍此，复杂的全球关系网络最终形成。从而，全球化被吉登斯定义为，社会关系在世界范围内的强化，并且这些社会关系以这样一种方式将遥远的地方连系在一起：某地发生的事情受到千百里以外的发生的事件的形塑，反之亦然。之所以这一过程是一个辩证的过程，是因为地方上发生的事情也许会沿着与形塑它们之伸延很远的关系相反的方向运动。由此可见，地方性之变迁既是全球化之一部分，亦是社会联系跨越时间与空间之旁向延伸。根据这一定义，吉登斯认为全球化是世界沿着现代性的四个维度之扩展，这四个维度即是市场经济、军事秩序、监管以及工业主义。历史上看，现代性的核心理念诸如自由、民主、理性以及市场经济制度等，都是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渐次形成并逐步完善起来的。就这种意义而言，现代性与全球化是同卵共生、相互形塑的。由此可见，基于现代性的后果，人类的社会关系得以凭之在世界范围内进行重整和延伸，并且，相距遥远的人们之间复杂之交往互动关系得以维持。因之，至少从理论形态角度上看，社会理论须以全球化的社会现实作为其理论发展的坚实基础。

从社会理论的角度看，诚如吉登斯所言，全球化之当代模式是人们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和社会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之变革过程，任何人都要努力去适应这个相互联系日趋紧密、却又非常不确定之世界。再者，吉登斯还强调，全球化就其本质而言，即是流动的现代性，在这里，流动即指物质产品、标志、符号、人口、象征以及信息的跨越时空的运动。全球化意味着时空压缩，它使得人类社会成为一个即时互动之社会。更为重要的是，在全球经济领域，全球可以变成一个单位而以即时抑或在选定之时间里运作，并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及特征需依赖其扩张逻辑去彰显，它总会尝试着去克服时空对其所作的限制。这说明，现代制度具有“拥抱全世界”的特征，从而，“如果我们试图充分地理解现代性的性质，就必须摆脱……既存社会学的种种视角。我们必须对现代制度的特别动力学机制和全球化范围作出说明，并解释其与传统文化断裂的性质。”[5]由此可见，现代性的全球扩散，其必然逻辑和实践结果必定是全球化。

三、全球地方化对社会关系的重构

(一)吸引子和奇异吸引子。吸引子、奇异吸引子这两个概念源自系统科学理论。从系统科学理论的角度上看，如果一个动态系统并没有出现随时间演化，而无限趋向于所有潜在的可能区域或相空间的现象，反而出现无限趋向于某些特定相空间的现象；那么，这一特定相空间就是人们所称的“吸引子”。在某些更为复杂的系统中，还会存在着所谓的“奇异吸引子”。它们是一些不稳定的空间，动态系统的各种演化轨道通过无数次相互作用会被吸引到这些空间里面。在这里，最为重要的事情是伴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产生的正反馈机制。这种正反馈机制促使系统远离任何平衡点。这些奇异吸引子在一定范围内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而且其本身也有自己的边界。国外复杂性科学研究领域中的学者，例如《组织中的复杂性与创造性》一书的作者拉尔夫·D·斯泰西认为：可以将奇异吸引子混沌理解为稳定和不稳定之间的一种相变，其在研究人类系统时，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近似[6]。人们可以从结构、行动的角度给社会世界中的吸引子下一个定义，即社会世界中的吸引子指的是，在一定的社会结构背景下人们的社会行动共同趋向于一个“社会相空间”，而在社会科学的解释领域中，学者通常把奇异吸引子看成为某一特定的社会空间，这一特定的社会空间能够把远离自已的社会关系吸引进来。例如，厄里在《全球复杂性》一书中，用“吸引子”来描绘美国“福特型”社会：“系统的相关性也不是线性的，而是牵涉到所谓的负反馈机制问题。负反馈能够使偏差最小化……从拓扑学(几何)的角度看，吸引子就像一个圆环圈，在一个接近平衡态的系统里，有效的负反馈循环总是能够把偏差控制在有限范围之内。这样的系统是一个自我调控和自我约束的系统，负反馈在这里起决定性的作用……这类似于福特制的社会科学研究。仅一个吸引子和一套反馈机制就能使所谓的‘福特型’社会数十年来一直保持在可控范围(圆环圈)内，而且不允许社会偏离正常轨道。”[4]再者，厄里还把“全球地方化”看成是全球化时代社会世界中的一个起重要作用的“奇异吸引子”，全球地方化这一奇异吸引子能够把遥远处的社会关系吸引进自己的“相空间”中，并对之加以重构。

(二)关于全球地方化。如果人们放眼地理学思想界，将会看到地理学思想家是从地方与全球相互影响的角度来定义“地方”这一地理学核心空间概念的，“从很多方面来说，地理学是关于流的科学。它不把世界看作空间单位的静态马赛克，而是一幅永在变化的景观、运动和互动的织锦……地理学家认为，‘地方’在某种程度上是以来自他处的人、物和思想的运动来定义的。”[7]在“时间地理学”理论视域中，时间与空间被联系起来构就成为一个用来分析人类行为的理论框架；而在这一框架内，“‘地方’(place)加入空间成为一个核心概念后，行为的空间分析发生了一个微妙的变化：距离变量的地位下降，而空间信息流与地方和个体行为之间的交互影响成为焦点。在此过程中，地理学家重新强调了‘尺度’这个基础的空间变量，地方实际上就是不同尺度地理单元共同作用并影响行为的产物。”[8]这说明，从地理空间的角度上说，地方渗透着全球的影响。

在全球化时代，科学发展以及技术进步日新月异。特别是信息传输方面变革的速度、范围以及深度使那些遍布世界的、相互依赖的全球关系之非线性效应得以增强。时间和空间随着科学和技术的日益飞速向前发展而使人类社会关系的意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当今世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愈来愈深广，作为矛盾的双方，全球化和地方化(本土化)两极互动，构成了这个时代的社会关系脉络。一方面，社会关系的全球化加速了人们之间的社会互动；另一方面，自觉的民族认同感日益增强。人们的社会关系已经不可逆地卷入了全球进程当中。如同吉登斯所指出的，籍着民族国家以及全球化之力量，现代性对时间以及空间进行了前所未闻之重新组合，并逐渐构筑了一种“抽离化机制”，正是这种“抽离化机制”驱动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从特定场所中脱域出来，从而进入一个远距离的相互交往方式当中。在其全球化社会理论视野中，鲍曼曾指出：“在出现全球范围的商务、金融、贸易和信息流动的同时，一个本土化的、固定空间的过程也在进行之中。在它们之间，这两大紧密相联的过程将全部人口的生存状况与每一部分人口的各阶层的生存状况截然地区别了开来。对某些人看上去是全球化的东西，对另一些人则意味着本土化。”[9]

全球过程，正如厄里在《全球复杂性》所指出的，特别是全球-地方化(the global-local)过程(它建构并重构了全球与地方之间的关系)瓦解了这样一种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存在着或的确有某些明显是固定不变的并具有各种属性的实体，而这种实体与自身的历史无关。的确，关于横贯全球的各种关系正在被全球化的有关“证据”必然是矛盾的、对立的以及可争论的。如果赞成对正不断涌现出来的系统进行复杂性分析是对的，那么，所做的研究就有必要反映以及把握住不稳定的、远离平衡态的各种相互依赖过程，这些相互依赖过程涉及到全球化的形成过程，它们还涉及到全球地方化吸引子的形成过程。全球地方化奇异吸引子通过全球化-加深-地方化-加深-全球化等方式形成某种平行折返式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则表征了全球化和地方化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由此可见，一方面，全球化和地方化之间存在着冲突和对抗；另一方面，两者之间又能够相互建构对方。在这个全球背景下，它们彼此之间相互增强，并共同建构了一个奇异吸引子。

(三)全球地方化过程对社会关系的重构。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从最一般的意义上来理解社会关系的，例如，他们曾经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社会关系的含义“是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10]并且，根据他们的观点，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正是这种交往，使得“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10]当代社会理论非常关注“从社会体系中抽拔出来……从交互作用的局部背景中‘抽出’社会关系并且使其在不确定的时空跨度上得到重建。”[11]如同吉登斯曾经指出的，“现代组织能够以传统社会中人们无法想像的方式把地方性和全球性的因素连接起来，而且通过两者的经常性连接，直接影响着千百万人的生活。”[5]因而，在当今时代，人们的共同活动的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或转向，人们的社会关系已经深深地嵌入到了全球化进程之中，因此，应该考察国家(地方)与全球之间复杂的社会关系，它们彼此之间相互建构。按照厄里的看法，这种相互建构的关系可以用复杂性科学中的吸引子概念，即全球地方化这个奇异吸引子来加以描画。全球地方化奇异吸引子展示国家与全球彼此之间是如何构建对方的。很多全球社会系统会不断地被拖入“全球地方化”奇异吸引子当中，其间存在着许多平行的、不可逆的以及彼此相互依赖的过程，这些过程表现为：全球化-依赖-地方化-依赖-全球化辩证统一过程。通过一个动态的关系以及在这种关系之下形成的大量“资源”的交互流动，全球与地方之间不可避免地、不可逆地被捆绑在一起。正像卡斯特所指出的，三个元素之间的接合，即活动所处之位置、连接这些活动之物质通信网络、在功能与意义方面完成这些活动的信息流的内容和几何特性这三者之间的接合，构筑了网络社会的空间，即是流动空间。世界上的各种组织为保留地方的意义而战，并在经验的基础上宣传地方的空间。流动空间是网络社会的空间形式，它为本地经验的全球化连接提供物质支持[12]。全球-地方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共生的、不稳定的以及不可逆的相互关系；通过全球范围内无数次的交互作用，全球-地方相互转化并随着时间的演化而处于一种动态的共同进化当中。而人们之间的互动能够实时地在连续的全球化或地方性交互式网络中联系起来。因此，当人们对全球联系或者他们自己特定的行为知之甚少时，地方性的行动依然并不只是地方的。地方性的行动将会被捕获(录像)、被重现、被传播、被市场化以及在其他地方被普遍化。进而，这些行动被带到各种景观当中，并且跟随着到处出现的全球世界、流动着的观念、人群、货币以及技术等一起涌向世界的纵深处。由此可见，每一个社会都被吸引进入全球地方化这一奇异吸引子当中，并在那儿重塑自身。

在全球化时代的社会生活实践领域中，基于信息技术的高度发达状态，全球媒体可以把社会事件从其发生地中抽离出来，然后让它们流动，而且还是即刻地、或是同时地让它们在全球中流动。同时，按照厄里的看法，以牢固等级制为基础的政治制度的衰落意味着，更多的民族国家或地方，其社会关系被组织起来的情形将会越来越少见，而人们将会更多地看到这些社会关系在流动或移动。由于那些流入地方的或者全球的信息量或多或少是完全一样的，或者至少可以说，是不可逆地变成或多或少是完全一样的。因而，能够形成全球地方化奇异吸引子的地方正是那些受到信息泠漠的空间。而这会牵涉到遍及世界的社会关系的重构，因为多样化的社会实践会不可逆地“被拖入”或“被卷入”全球地方化奇异吸引子的范围之内。多种多样的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包括人们现在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全都被吸引到全球化过程当中，两者之间从此形成了共生的、不可逆的、不稳定的关系。全球与地方之间会发生相互转化，这种相互转化是通过无数次交互作用才得以实现的，而且这种相互转化在时间之矢上具有不可逆性；此外，两者都会在全球地方化这个奇异吸引子当中得到重生。从日常社会生活经验的层面上来说，全球地方化过程对社会关系的重构，正如列维特(Theodore Levitt)所说的，就是“全球思考，在地行动”[13]即人的社会活动(或行动)正日益表现出“全球化思考，本土化行动”的特性。因而，在全球化时代，正是全球地方化这一奇异吸引子重构了人们的社会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