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从讲故事开始
——论中国电视的“叙事革命”

卢小豆 安徽广播电视台

“我认为电视也如同一个荷马时代的吟游诗人，因为尽管媒体技术在进步，但是电视所不断效仿的仍然是最传统和最简单的讲故事的情景。”

——[美]莎拉-考兹洛夫：《叙述理论与电视》

一、讲“好故事”与“讲好”故事，从“内容为王”到“叙事为王”

相传古时候，在古印度和中国之间的海岛上，有一个萨桑王国，国王山努亚荒淫残暴，每天要娶一个妻子，在王宫过夜，但每到第二天雄鸡高唱的时候，便将她杀死。这样持续了三个年头，国王整整杀掉了1000多个女人。宰相的女儿桑鲁卓于是主动要求进宫为妃。夜幕降临，她就给国王讲故事，天亮时分，故事到了最精彩的部分，她突然打住不讲了。国王为了知晓故事的结果，只好特许她再活一天。就这样，桑鲁卓每天讲一个故事，国王每天都想：“我暂且不杀她，等讲完故事再说。”日复一日，桑鲁卓的故事无穷无尽，一个比一个精彩，一直讲到第一千零一夜，一共讲了一千零一个故事，终于感化了国王。他说：“我决定不杀你了，你的故事让我感动，我要把这些故事记录下来，永远保存。”于是，就有了现在流传世界、家喻户晓的阿拉伯故事集《一千零一夜》(《天方夜谭》)。

今天，当我们翻开《一千零一夜》，每个故事的情节都足够引人入胜，精彩纷呈。但是，如果你就此认为桑鲁卓成功地化险为夷，扭转乾坤，仅仅是因为她肚子里有很多很多讲不完的故事，那就大错特错了。试想想，在那生死一线的夜晚，如果没有她绘声绘色、出神入化的讲述，如果她不能审时度势，巧妙设置悬念，每到天亮便戛然而止，让国王深陷其中，欲罢不能，那么哪怕她故事再多再精彩，恐怕也会和之前那一千多个女子一样，难逃一死的厄运。因此，桑鲁卓绝对是一个顶级的故事大师，是她独到的讲述技巧与表达方式，给这些故事注入了无穷的魔力，让自己转危为安。

实际上，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也会经常碰到这样的情况：同样的事情，有的人讲起来听者索然无味，而在另一个人嘴里，立马就变得活灵活现起来。因此，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故事如何讲述，比故事本身更为重要。美国传播学者罗伯特-艾伦在著名的传播学论著《重组话语频道》中就一针见血指出：“每一个故事，都是由某一个人用一种特有的方式讲述的。”

也就是说，没有讲述者，就没有故事；或者更确切的说，是讲述者，他对事实的取舍、认知、理解以及叙述的方式，最终决定故事的内容、情境、意义和传播效果。而在现代社会，媒介扮演的正是这样一个讲述者的角色。

二、叙事革命，改变语态只是开始

《华盛顿邮报》资深撰稿人威廉-E.布隆代尔说：“因为我们的注意力总是放在了读者对信息的需求上。于是，我们忽视了一个所有读者最普遍的要求，一个所有要求中最基本的要求：给我讲一个故事，看在老天爷的份上，让它有趣一点。”(《〈华尔街日报〉是如何讲故事的》)很明显，对于受众而言，他们需要的不仅是一个故事，而且必须是一个有趣的故事。如何让故事变得有趣？不仅取决于情节内容，讲述的方式同样重要。美国传媒学者莎拉-考兹洛夫在《叙述理论与电视》一文中明确指出：“每一个叙述故事都可以被分为两个部分：故事部分，即究竟发生了什么和对谁发生的；再就是话语部分，即这个故事的讲述方式。”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60分钟》是美国历史最悠久而且收视率最高的栏目之一，它的制片人唐-休伊特在回答为什么栏目会具有长久的生命力的时候，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所要做的只是讲好一个故事。对《60分钟》来说，好的节目就是，一个精彩的故事在第二天成为人们议论的话题。”唐-休伊特举重若轻的一句话令人回味。爱听故事是人与生俱来的天性，如果你在节目中把一个故事讲述得跌宕起伏，悬念迭出，把人物个性塑造得鲜明突出，叙述结构清晰流畅，语言通俗易懂，那么观众就会不由自主的被吸引，一直看下去并且用心去体会，这个故事就一定能穿越很多人的感官认知，而激荡他的思想甚至灵魂。但问题的关键是你会这样讲故事吗？

始于上个世纪90年初的中国电视新时期十年改革，被业界定义为“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孙玉胜：《十年》)电视不再唯我独尊，高高在上，自说自话，对观众进行“说教”，实施“话语暴力”。而是渐渐开始放低姿态，增强亲和，与观众平等“对话”。但就像改革的标志《东方时空》的宣传语——“真诚面对观众”所说的，它更多解决的只是电视媒体如何面对观众、怎样说话的问题，只是改变了语态，远没有推进到重构电视叙事的高度。因此，充其量只能算作是一批电视精英们先知先觉而引导的自我改良。其实，在那一轮改革的初始就出现过“叙事革命”的萌芽——《生活空间》，该栏目的创始人陈虻当时提出了开创性口号：“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在电视界石破天惊。其突破性意义不仅在于题材上聚焦“老百姓的故事”，更体现在电视叙事方式上。它以纪实的手法，朴实的画面，生动的现场，个性的采访，每天讲述一个精彩的百姓故事，在观众中引起强烈的反响，其中很多作品在今天看来仍然堪称经典。可惜的是，这样一个极具先锋实验意义的栏目，只进行了不到两年，就由于种种原因停办了，虽然它的电视理念几乎影响了一代电视人。及至后来，《新闻调查》等栏目也在叙事方式上进行了一些实验，但也仅仅局限于个体的探索而已，并没有真正引发电视从“改变语态”到“重构叙事”的革命。以至于上一轮新闻改革的主要发起者之一孙玉胜，后来仍然发出这样的感叹：“有时候我们不是缺少好的主张，而是缺少好的表达。”(赵华：《央视〈新闻调查〉台前幕后》)

其实，对于电视而言，叙事绝不仅仅限于新闻和故事类的节目，所有的节目类型，都充满了叙事，也离不开讲故事，只不过在表现的形式上各不相同。电视剧自不待言，谈话节目象《鲁豫有约》、《锵锵三人行》等，主持人与嘉宾之间的对话，就是故事的起承转合；娱乐节目象《中国新歌声》、《我是歌手》，通过选手参与，观众互动，看上去是一场“才艺秀”，实质上是在讲述一个个场内场外团结、奋斗，成功、失败的故事；即便是广告，也同样离不开叙事，那些光知道一味吹捧产品性能的广告，只会让人看了倒胃口，只有那些蕴含动人故事和美丽意境的广告，才会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和好感，最经典的莫过于不久前陈可辛为苹果手机拍摄的短视频宣传片《三分钟》，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让人记住了纪录它的产品，让人回味无穷。

三、叙事能力是媒体的核心竞争力

今天，数字传输技术的快速发展，不仅使印刷(报刊)、广播、电视三大传统媒体发生着深刻的变革，更直接催生了第四媒体—网络媒体的横空出世。不断涌现的新媒体，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其超强的互动性与广泛的参与性，不仅颠覆了过去媒体—受众的单向传播模式，同时也进一步模糊了媒介与受众的界限，每一个受众个体，都有可能实现角色转换，成为传播主体，甚至成为一种媒介。

技术的进步带来了传播生态的革命，于是地球变小了，遥不可及的世界变得唾手可得，传统媒体也因此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三度普利策奖得主托马斯-弗里德曼于是得出这样一个著名的论断：“世界是平的。”他说：“人类历史上从来未有这样的时刻：越来越多的人会发现他们能够找到越来越多的合作对象和竞争对手，人们将和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人互相竞争和合作，机会将越来越平等。”(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如果说在过去，电视可以依仗自己的垄断地位实现“话语霸权”，无论播什么，人们都不得不收看，因为别无更多选择；那么在今天，“传播渠道的拥有和掌控能力对于传媒产业核心竞争力形成的贡献越来越小。”(喻国明：《“去碎片化”：传媒经营的新趋势》)，任何一家媒体都很难再独享信息和故事资源。那么，在传媒开放、资源共享的时代下，大家都拥有同样的素材，谁最能受到受众青睐？毫无疑问，是那个最会讲故事的。对此，南京大学潘知常教授甚至做出这样的判断：

“如果把电视节目的核心竞争力的诸多内涵集中到一点，应该是什么呢？在我看来，就是电视叙事的能力。”(潘知常 孔德明：《讲“好故事”与“讲好”故事》)

在当下，中国社会正处于剧烈的变革转型期，在大发展的进程中，交织着各种利益纷争，矛盾纠葛，几乎每一天都会发生很多让人拍案惊奇的故事，一个比一个离奇曲折。难怪作家张贤亮会发出这样的感叹：“我现在已经不写小说了，因为我发现现实生活远比小说要精彩的多。人们每天看新闻就够了，谁还会看小说？”现实生活提供了无比丰富的题材，故事有了，媒体再也没有理由抱怨自己“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如何提高叙事能力，把“好故事”讲“好”，是媒体，尤其是电视面临的当务之急。

今天，数字技术催生了电视的大发展，新媒体强势崛起，更让电视台越来越深切的感受到生存危机的迫近。这情境像极了《一千零一夜》：手握遥控器的观众好似萨桑王国的暴君山努亚，电视台就是嫁进王宫的弱女子桑鲁卓，命悬一夜之间，是生是死，就看你会不会“讲好”故事了。只不过，观众比国王更冷酷，更无情，他们可不会在听完一千零一个故事就被感化，放你一条生路。电视台要想“活”下去，“活”得好，就得没完没了地给他们讲好听的故事。否则，观众的拇指一摁，就让你在屏幕上消失得无影无踪，就这么残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