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主义视域下的湖南精神探析

彭锴 湖南广播电视大学 彭忠信 邵阳学院

在湖湘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积淀而成的“忠诚、担当、求是、图强”的湖南精神，已成为了激励三湘儿女不断奋斗的重要精神力量，而“爱国主义”则是贯穿其中的核心内容。我们现在已迈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开启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从爱国主义视域对“忠诚、担当、求是、图强”的湖南精神进行探析，对把握湖南精神的精神内核，进而确立湖南人民在新时代的历史使命，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心怀天下，忧国忧民”的忠诚精神

“心怀天下，忧国忧民”自古以来就是流传在湖湘大地上的精神禀赋。战国时期屈原被誉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虽遭流放，仍眷恋祖国、“哀民生之多艰”，求回朝兴楚而不得，直至楚亡投身汨罗江，以身殉国。西汉时期贾谊贬至长沙，但仍然“国耳忘家，公耳忘私”(《治安策》)。北宋时期范仲淹推动“庆历新政”，失败后同样遭谗被逐，仍“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在《岳阳楼记》中留下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绝唱。至南宋及明末时，面对金、元、清等异族的入侵，湖湘的儒家学者运用“华夷之辩”的理论，坚决抵抗，反对投降。在潭州(今长沙)创立碧泉书院的胡安国曾建议朝廷“当必志于收复中原，祗奉陵寝；必志于扫平仇敌，迎复两宫”；其子胡宏宁可隐居衡山过清贫的生活，也不愿与主张妥协投降的秦桧往来，拒不接受秦桧的召用；胡宏的弟子，在城南、岳麓两书院讲学的张栻更以力主抗金闻名于世，并把抗金复仇作为治国大纲：“自古为国，必有大纲，复仇之义，今日之大纲也”(《南轩集·戊午谠议》)[1]。而明末的王夫之更是把民族利益视为至上，虽主张华夷平等，但认为汉族政权只能由汉人接任，不可由异族接任，“可禅、可继、可革而不可使异类间之”(《黄书·原极》)。在举兵抗清失败之后，王夫之在民族沦亡的痛苦和强烈的民族意识的驱使下，返回家乡衡阳，毕竟余生不遗余力地研究历史上的兴亡之道，寻求民族复兴之路，终身不降清。他的爱国民族精神，在他的著作中随处可见。这些儒家学者的爱国主义主要体现为“忠于民族”，已经挣开了忠于一家一姓的枷锁，具有了更大的普适性。不过，这些古人的爱国主义精神主要体现为“忠君爱民”，虽有封建的某些局限和狭隘性，但仍不掩其爱国精神的光芒。近代以后，随着西方列强入侵中国，爱国主义精神在湖南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从“身无半亩，心忧天下”的左宗棠到“我怀郁如焚，放歌倚列嶂”的毛泽东，湖湘子弟们的爱国之心逐渐上升为对国家、民族、人民全面的忠诚。更重要的是，他们除借诗文表达之外，近代湖南人更是用实际行动努力改变中国的苦难命运。

二、“前赴后继，不畏牺牲”的担当精神

陈独秀曾在《欢迎湖南人底精神》中引用杨度的诗：“湖南人底精神是什么？‘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他在文中感叹：曾国藩、罗泽南等一介书生“扎硬寨”、“打死战”，组建了赫赫有名的湘军；黄兴带着一旅湖南兵就在汉阳抵挡了清廷的大批军队；蔡锷带病领兵，以弹药不足的两千残旅死战袁世凯十万大军，“他们是何等坚韧不拔的军人”！在今日看，曾、罗、黄、蔡虽阶级立场不一，但都以湖南人特有的“蛮劲”，表现了他们的为国担当之心。湖南人的这种担当精神有时显得非常悲壮，甚至为了国家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以新化人陈天华为例，陈天华在岳麓书院求学时就立志“国不安，吾不娶”，生前以强烈的爱国精神和革命勇气撰写了《猛回头》《警世钟》等一系列宣传爱国反帝思想的文章，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他在投海前留下了三千余字的《绝命书》，寄望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去绝非行，共讲爱国”“坚忍奉公，力学爱国”。他“恐同胞之不见听而或忘之”，为加强警醒效果，不惜选择以死明志，以身殉国。湖南人自近代之后为国做出的牺牲有目共睹。在湖南师范大学饶怀民教授主编的《三湘英烈传》(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丛书里，所收录的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整个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湘籍英烈就有345名[2]。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湖南人民更是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有姓名可考被政府追认为烈士的就有十五万人之多。衡阳人夏明翰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时，面对国民党的屠杀曾写道：“越杀胆越大，杀绝也不怕。不斩蒋贼头，何以谢天下”，随后投笔从戎，参加第二次北伐。而在1928年因叛徒出卖被捕后，他更是写道：“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之后，他大义凛然、英勇就义。夏明翰是共产党员，他的“主义”一方面自然可以理解为“共产主义”，但中国共产党人用“共产主义”救中国，其中也蕴含着“爱国主义”精神。而支持着一批又一批的湖湘儿女勇于担当、前赴后继、不畏牺牲的，也包含有爱国主义的“主义之真”。

三、“经世致用，追求真理”的求是精神

湖南人的求是精神早在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诗句中即有体现，而自宋代开创的湖湘学派将这一精神予以继承并发扬光大。湖湘学派提倡重践履、轻空谈的务实学风，体现得非常突出。如前文所述的湖湘儒者胡安国终身追求并倡导“强学习行，以圣人为标的，志于康济时艰”(《安史》本传)的经世致用的知行观。[3]胡宏主张要将心性义理之学与经世致用相结合，反对坐而论道。张栻也以“今人之不践履，直是未尝真知”，强调行动实践对于获知真理的重要性，主张要在力行实践中实现儒家修齐治平的责任。明末王夫之进一步发展了湖湘学派的经世传统，在知行观方面批判了程朱理学的“先知后行说”，提出了“行先知后”的观点。这些观念和思想对后来的魏源、曾国藩、谭嗣同、黄兴、毛泽东等都产生了巨大影响。面对国家的内忧外患，他们在黑暗中苦苦探索，寻求救国救民的良方。[5]这和王夫之“视听之明，可以摄物；心知之量，可以受物”(《张之正蒙注·大心篇》)的观点异曲同工。为了让党内外重视农民革命斗争的重要性，为工人阶级找到最可靠的同盟军，毛泽东深入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农村，考察当地的农民运动并撰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明确指出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作用。这也帮助其养成了之后在工作中重视调查研究、掌握实际情况的习惯。在实践观上，毛泽东也充分吸收和发展了湖湘学派“力行第一”和“行先知后”的观点。《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些著作的产生，就不是凭空想象得来，而是毛泽东经过秋收起义的失败，在井冈山亲自领导工农武装，做了大量工作之后总结斗争实践经验的结果，从而为中国革命找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最终实现了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而这些实践和由之形成的理论，也凝练出了“实事求是”这一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它可以说是湖湘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在践行救国图存之路上的融合，至今仍指导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建设事业。

四、“敢为人先，开拓进取”的图强精神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魏源等一批少数的先进知识分子“睁眼看世界”，意识到中国和西方世界的巨大差距，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认为是否“师夷长技”是关系到能否战胜外国侵略者，能否挽救国家于危难的大事。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指出：“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他这种“以师夷为手段，以制夷为目的”的反侵略主张，表现了一种光辉的爱国主义思想，是近代中国迈出通过向西方学习、改变国家命运的第一步。然而《海国图志》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巨著并没有引起腐朽的清政府的重视，反而漂洋过海为日本的“明治维新”奠定了思想基础。直到二十余年后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面对日益剧增的内忧外患，清朝的统治者才如梦方醒开始学习西方，而曾国藩、左宗棠等湖南人成为了最早一批领导洋务运动的地方官员。曾国藩等人本是传统的封建士大夫，尊崇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儒家思想尽善尽美的意识可谓根深蒂固。但是，在国家民族危难现实和湖湘经世致用学风的双重影响下，以曾国藩、左宗棠为代表的地方势力以“富国强兵”为目的，成为了洋务运动最有力的推动者。在他们的努力下，中国有了第一艘自制轮船，开办了第一批新式学堂，建立了第一批翻译馆，派出了第一批留学生。可以说，是曾国藩等人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建设。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再次陷入彷徨，时任湖南巡抚陈宝箴以“变法开新”为己任，支持成立了长沙时务学堂。梁启超、谭嗣同均为教习，使之成为维新运动的发源之地。梁启超曾多次说：“新旧之哄，起于湘而波动于京师。”戊戌变法虽仅历百日，但其开始了对中国长达两千年封建制度的变革，启蒙意义不言而喻。毛泽东青年时也以梁启超为偶像，他和蔡和森等人在长沙创立新民学会，初时即为“培育新民”。而在之后为“改造中国与世界”寻求新思想的过程中，这批湖南青年或赴法求学，或留湘开展社会调查，却殊途同归，从众多的救国思想中确立了新的共同的主张——“用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来改造中国。从此，新民学会从一个学术团体转变成为一个革命团体。而由新民学会中的骨干分子成立的长沙共产主义小组，作为全国六个发起小组之一，派出了毛泽东和何叔衡作为代表参加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一大”。应该说，魏、曾、谭、毛等湖南人以国家兴亡为己任，所表现来的“敢为人先，开拓进取”的图强精神影响了整个中国近现代发展的进程，也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推动国家建设的重要精神力量，并进一步发展为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

五、结语

湖南精神历经千年传承，有其悠久历史的文化底蕴，亦有其与时俱进的现实作用，而爱国主义精神始终是其核心的灵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传承和弘扬湖南精神，必须牢牢抓住爱国主义这一主线，才更加有利于激励湖南人民对国家忠诚、为国家担当、求发展真理、图国家富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