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郑志国 危旭芳

摘要：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遵循人类社会发展普遍规律，实际上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需要与生产的矛盾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同时期的具体化，过去表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现在表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按照人类需要与社会生产互动规律的要求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既要有宏观视野，也不乏微观关怀：在宏观层面要确立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为发展社会生产和各项事业的目标，在微观层面引导和鼓励企业更好地按照人民需要来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建立健全多层次纠偏机制，有效防止社会生产偏离人民需要。

关键词：社会主要矛盾;政治经济学;人类需要;社会生产;对外开放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专项工程项目“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理论体系研究”（16ZZD018）;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农民创业创新路径研究”（2017A030313403）

中图分类号：F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9）02-0013-06

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①。这种变化遵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实际上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需要与生产的矛盾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同时期的具体化②。从人类社会普遍矛盾和发展规律层面来分析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有助于深化对这一矛盾及其变化的认识。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人类需要与社会生产的矛盾分析

按照国内常见的历史唯物论和政治经济学等学科文献的分析，人类社会有两个基本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下文多处简称两个矛盾）。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和现实情况来看，除了这两个矛盾之外，人类社会还有一个矛盾，即人类需要与社会生产的矛盾，它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不低于前两个矛盾。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人类需要与社会生产的矛盾做过大量分析，这对认识我国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吃喝住穿需要的物质资料，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工具的使用又引起新的需要，从而推动社会生产不断发展③。《共产党宣言》考察了阶级社会生产方式的变化，从人类需要或需求的增加来解释生产方式的变化：当封建的工业经营方式难以满足已经增加的需要时，它就被工厂手工业代替。“市场总是在扩大，需求总是在增加。甚至工场手工业也不再能满足需要了。于是，蒸汽和机器引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④ 这一论断把需要或需求的增加视为引起工业革命的动因。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全面论述了需要、消费与生产的互动关系，说明了“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的道理。满足人类需要是生产目的和动机，生产则提供消费对象，促使新需要的形成⑤。在《资本论》第1卷开篇，马克思从商品如何满足人类需要的角度说明了使用价值概念：“商品首先是一个外界的对象，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⑥ 这种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但是商品的使用价值不是用来满足生产者需要，而是通过交换去满足消费者需要。《资本论》第2卷根据不同产品分别满足生产需要和消费需要的差异，把它们分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大部类⑦，保持生产结构同需要结构相适应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原理。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人类需要与社会生产的矛盾贯穿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包括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含社会主义阶段）。马克思深入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与人类需要的矛盾，揭示了剩余价值规律。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以获取剩余价值为直接目的和决定动机，按市场需求来生产使用价值是获取剩余价值的途径和方式。资本主义生产几乎把全世界所有人的需要总和当作市场需求容量，由此来不断扩大价值增殖，但是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按照人们的实际需要来进行价值分割和收入分配。相反，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生产与需要周期性偏离，收入与分配经常性脱节，一些人的需要满足以牺牲另一些人的利益为代价。这样一来，资本主义社会有时出现生产相对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有时又出现名义需求过旺和有效供给不足，需要与生产的矛盾同上述两个矛盾互为交织，相悖而行，共同作用，最终导致资本主义被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所代替成为必然。

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分析了共产主义社会生产与需要的关系，设想“社会将生产出足够的产品，可以组织分配以满足全体成员的需要。……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所有人的需要的规模;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状况”⑧。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社会分为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设想低级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实行按劳分配，高级阶段将在生产高度发达、财富极大丰富、人自身全面发展的基础上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⑨。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需要与社会生产的矛盾运动有深刻洞见，所以能够对未来社会发展方向和趋势作出极具远见的设想和预言。

近代西方一些思想家对人类需要与社会生产的关系也有所分析。例如，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认为，个人需要的多样性与能力的片面性之间存在矛盾，由此引起社会分工和交换⑩。又如，法国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克·巴斯夏的《和谐经济论》用一章的篇幅分析“人的需要”，他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人，是从需要及满足需要的手段这个角度来考虑的人。”{11} 这些看法含有合理成分，但是未能认识到人类需要与社会生产矛盾运动的普遍性及其在不同社会形态中的特殊性。马克思恩格斯注重研究需要与生產的矛盾运动，把需要的增加视为发展生产的动因，进而深入到生产方式内部，分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他们沿着从需要到生产、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逻辑思路，全面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列宁和斯大林都曾论述过人类需要与社会生产的矛盾，特别是斯大林根据苏联经验总结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12}。这一认识基本上正确反映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和手段之间的内在联系，应当得到继承和发展，切忌因为苏联解体而全盘否定{13}。人类社会多种矛盾在各国不同历史阶段和时空范围的地位、作用有差异。在某些时空范围，由于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发展和上层建筑阻碍经济基础发展达到如此严重的程度，以致不能按人民需要来发展社会生产，因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两个矛盾成为社会主要矛盾，必须用革命或改革的办法加以解决;在另一些时空范围，生产关系基本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上层建筑基本适应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社会生产却比较落后，以致不能满足人民需要，这时需要与生产的矛盾就成为社会主要矛盾，必须用发展的办法加以解决。

二、人类需要与社会生产互动规律是人类社会普遍规律

正像两个矛盾运动构成人类社会两个普遍规律一样，人类需要与社会生产矛盾运动构成人类社会另一个普遍规律，即社会生产必须适应人类需要的规律{14}。这个规律的两极（端）始终处于相互作用即互动之中，因此可以称为人类需要与社会生产互动规律：人类生存和追求美好生活必然产生各种物质文化需要，因而必然发展社会生产来提供能够满足物质文化需要的产品;人类需要是不断发展的，社会生产则会发生从适应到不适应再到适应的变化，生产对需要的适应程度在互动中逐步提高，永无止境。

国内一些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只讲上述前两个规律，没有讲后一个规律，认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就是前两个规律，不存在后一个规律。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文献依据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这篇序言简要分析了两个矛盾运动，的确没有明确讲社会生产必须适应人类需要的规律{15}。实际上，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并不限于这篇序言，而是融入各个时期的主要著作中。如前所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和其他著作中从多视角论述了需要与生产的关系。《导言》和《序言》是马克思同一时期的著作，在内容上具有互补性，不能因为某一著作没有明确讲人类需要与社会生产的矛盾，就忽略或否认这个矛盾和由此构成的客观规律。

恩格斯是世界上最了解马克思思想的人，他显然熟知《〈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从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来看，马克思所发现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主要内容为：“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16} 这一段表述没有把马克思所发现的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分解为两个矛盾运动规律，但是明显涵盖了人类需要与社会生产的关系。所谓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人类社会基本构成要素之间、基本活动方式之间的内在联系和长期发展的必然趋势。人类社会具体构成要素非常多，基本构成要素包括人、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人类具体活动方式也非常多，基本活动方式包括生产劳动、消费、实践等。人类社会具体构成要素和具体活动方式之间的内在联系可以构成某些具体规律，但是不构成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唯有人类社会基本构成要素和基本活动方式之间的内在联系，才可能构成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我们生活在21世纪的现代社会，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不仅要全面系统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而且要以科学创新精神考察现代社会基本构成要素和基本活动方式之间的内在联系，深化和拓展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国内有些学者认为，人的需要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构成生产力不断发展的根本原因{17}。应该说，人的需要与自然的矛盾对生产力发展有动力作用，特别是当自然条件发生重大变化后，人的需要按原有生产方式难以满足，必须探寻新的生产方式，这时人与自然的矛盾对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比较明显。但是自然界不属于社会范畴，不可能主动适应人的需要，因此两者之间无法形成双向互动，只能产生单极动力，作用有限，难以构成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原因。与此不同，人类需要与社会生产具有双向互动关系，是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动力或动因。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位于社会生产方式内部，同人类需要与社会生产的矛盾相比有层次差异，人类需要与社会生产的矛盾涵盖面更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存在域更深。社会生产必须适应人类需要，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发展要求，这些规律紧密联系在一起，共同推动人类社会发展。

人类需要与社会生产互动规律在自然经济中通过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发挥作用，在市场经济中则凸显为供需规律，但是不限于经济活动。供需规律作为市场经济的普遍规律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方面，当商品供给量大于需求量时引起价格下降，当供给量小于需求量时引起价格上涨，当供给量等于需求量时价格相对稳定;另一方面，价格下降会刺激需求而抑制供给，价格上涨会刺激供给而抑制需求，当价格不变时供给和需求保持相对稳定。需求和供给的互动关系非常明显，但是不能因此认为人类需要与社会生产互动规律只是个经济规律，否认它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事实上，并非只有经济物品存在供需关系，诸如法律政策、公共设施和服务等非经济物品也存在供需关系，不过这些供需关系一般不发生市场交换。人类需要与社会生产互动规律在市场经济中细化为供需规律，在其他领域仍然作为社会发展规律存在和发挥作用。

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商品生产交换遵循价值规律，即各种商品按照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量进行交换。为什么商品价值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而不是由个别劳动时间决定呢？这个问题只有同人类需要与社会生产互动规律联系起来，才能作出科学回答。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全面分析了需要、生产劳动和商品价值的关系：如果某种商品的产量超过了当时社会需要量，社会劳动时间的一部分就浪费掉了，这时该种商品量在市场上代表的社会劳动量就比它实际包含的社会劳动量小得多;如果用来生产某种商品的社会劳动量同要由这种商品来满足的特殊的社会需要的规模相比太小，结果就会相反;如果用来生产某种商品的社会劳动量和要满足的社会需要量相適应，从而产量也和需求不变时再生产的通常规模相适应，那么这种商品就会按照它的市场价值来出售{18}。这种认识是符合实际的，在一些政治经济学文献中被理解为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显然，价值规律是同供需规律紧密联系的。

人类需要与社会生产互动规律的主要作用是促进社会生产发展，满足人类物质文化需要，由此推动社会发展。现代社会发展内容非常广泛，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进步都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具体内容。人类需要与社会生产互动规律主要是通过按照人类需要来发展社会生产，包括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品数量、开发新产品、发展科教文卫事业和各种服务，来推动人类社会发展。不难看出，人类需要与社会生产互动规律既促进生产力发展，也推动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调整和变革，是人类社会发展动力系统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三、人类需要与社会生产的矛盾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同时期的表现

既然人类需要与社会生产的矛盾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矛盾，那么它就贯穿于中国历史发展全过程，当然也存在于近代以来的各个历史时期。在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人类需要与社会生产的矛盾表现为全国数亿人口的庞大需要与社会生产极端落后的矛盾;帝国主义列强入侵并同封建统治阶级勾结起来，形成了封建统治与人民大众的矛盾、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同旧中国封建生产关系勾结起来阻碍生产力发展，外国资本主义上层建筑同旧中国封建上层建筑勾结起来阻碍经济基础发展，不可能按照人民需要来发展社会生产，只有首先解决后两个矛盾，然后才有条件解决前一个矛盾，因此后两个矛盾是近代旧中国的社会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人恰恰是基于对旧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认识，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彻底解决了封建统治与人民大众的矛盾;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依然存在，但是从过去帝国主义列强直接对旧中国实行半殖民统治，转化为帝国主义国家与新中国之间的矛盾，在各种社会矛盾中降为次要矛盾。这就为通过不断发展社会生产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创造了必要条件。

1956年，党的八大报告决议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集中力量解决这个矛盾是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19}。这个判断完全符合实际，但是后来一个时期却认为社会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犯了“文革”错误。这同理论上对人类社会一般矛盾的认识不够全面有一定的关系。当时对人类社会一般矛盾的认识限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没有充分认识到人类需要与社会生产的一般矛盾及其在我国社會的特殊表现。在革命战争年代和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国内外条件下注重阶级斗争实属历史必然，当时强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也许有利于明确变革旧社会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历史任务。但是由于当时对人类需要与社会生产的矛盾缺乏科学认识，一度误以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的主要问题依然是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由此确定的主要任务就是继续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因此就需要继续革命。

实际上，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生产关系本质上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上层建筑本质上适应经济基础发展要求，某些不适应的因素可以通过改革加以调整。这种调整无疑很重要，但是同发展生产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相比，毕竟已经降为次要矛盾。1981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和1987年召开的十三大都进一步肯定和深化了八大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而从党的十三大到十八大始终抓住“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主要矛盾，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实现从温饱到小康的跨越，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深刻变化。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阐述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20}。同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相比，美好生活需要的范围明显扩大了，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的要求更高，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生态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21}。但是在现阶段，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依然主要是通过社会生产提供各种物质文化产品来满足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也主要存在于社会生产方式之中。因此可以认为，人民需要与社会生产依然是变化后的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构成因素。

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三大矛盾在我国现阶段具有不同形式的表现：人类需要与社会生产的矛盾过去表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现在表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分别表现为后者对前者总体上适应和局部不适应的矛盾，在改革开放前后的适应程度有明显差异。发展和改革是解决这三大矛盾的两种基本方法。按照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来发展社会生产和各项事业是第一要务，全面深化改革则提供制度保障。改革目的是为了促进发展，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改革成败也必须通过发展实践来检验。

有人把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视为社会生产方式的表现，即把它归结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这是不符合实际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作为矛盾一极，不仅包含从事社会生产的劳动者的需要，而且包含处于生产领域之外的未成年人、老年人和残疾人的需要，这些需要既不属于生产力，也不能归入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显然不是生产方式的表现;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作为矛盾的另一极，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各个方面，也不限于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构成的生产方式。把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说成是生产方式的表现，无助于正确认识和解决这一主要矛盾。

四、在新时代按照人类需要与社会生产互动规律要求解决社会主要矛盾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总体上是按照人民需要来发展社会生产，但是也存在企业生产偏离市场需求、社会生产偏离人民需要的现象。在市场经济中，一般企业都比较重视市场调查，力求按照市场需求来组织生产，但是市场调查所收集的信息在准确性、全面性和及时性等方面存在误差。当一个企业通过调查了解到市场存在某种产品的需求并组织生产时，通常有其他企业也获得这种需求信息并组织生产，各企业之间存在竞争关系，往往缺乏信息交流和协调，未能预测总供给与总需求的适应或偏离程度，结果发生产能扩张的碰车现象。有的企业预料到这种碰车风险，却并不退让，而是加速产能建设，以求率先占领市场，把对手挤出市场。当多家企业同时做出这种选择时，结果必然加速碰车。许多行业都有一批势均力敌的企业，为争夺市场而展开激烈竞争，结果谁也没有打败谁，而是按不同比例占有一定市场份额，产能不能充分利用，在低效状态或亏损边缘维持生存。从社会范围和宏观层次来看，即使企业能够获得比较完全的市场信息，生产也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偏离人民需要。这是因为：市场需求并不完全等于人民需要，只有当人民需要与相应收入结合起来才能形成有效市场需求;在劳动就业和收入分配中存在一些问题，使社会成员收入与需要不吻合、不匹配，从而使市场需求偏离人民需要。例如，对住房等商品来说，一些低收入者或贫困家庭有需要但无购买力，高收入者或富裕阶层有购买力却已经充分购置而不再需要。在这种情况下，房地产市场需求并不能全面反映人民需要。为了解决生产、市场需求和人民需要的双重偏离问题，一方面要求企业充分利用现代信息化网络化手段，尽可能全面及时准确把握需求和供给两方面的信息，加强企业之间的合作和信息交流，提高供给对需求的适应度;另一方面要求政府改进宏观调控，统筹协调企业之间的供给结构，防止过度竞争引起总供给偏离总需求，同时加强和改进收入分配调节，提高社会生产对人民需要的适应程度。新时代应当增强按客观规律办事的观念，在宏观层面确立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为发展社会生产和各项事业的目标，在微观层面引导和鼓励企业更好地按照人民需要来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建立健全多层次纠偏机制，有效防止社会生产偏离人民需要。

遵循社会生产必须适应人类需要的规律，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应当着重解决四个层面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一是各产业及其内部行业之间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突出表现是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产能不足，尚未掌握一些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落后产能过剩，应当加快发展包括先进制造业和现代农业在内的实体经济，加速淘汰落后产能，突破技术瓶颈，实现先进产能平衡充分发展;二是东中西部大区域及其内部小区域之间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应当认真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加快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促进中部地区崛起，保持东部地区优化发展势头，实现区域平衡充分发展，使各区域人民需要得到平衡充分满足;三是城乡之间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主要是乡村和部分城市发展滞后，应当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从产业、生态、文化、人才、组织五个方面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同时促进相对落后的城市发展，使城乡人民需要得到平衡充分满足;四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之间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应当按照“五位一体”总布局，尽快补短板、强弱项，实现“五个建设”平衡充分发展。

随着我国开放水平不断提高，社会主要矛盾两极早已发生内外分化：人民需要分化为对国内产品和国外产品的需要，供给来源分化为国内外两个市场;国内生产的各种产品通过内销和外销用于满足国内外消费者需要，各种资源则来自国内外两个市场。这种内外分化是我国经济全面而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必然结果。社会主要矛盾在两极同国际市场的需求和供给对接，早已不再是过去封闭条件下的单纯国内矛盾。我国积极主动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大力实施互利共赢战略，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在开放条件下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创造了有利条件。不论我国开放达到什么水平，国内人民需要总还是主要依靠国内生产和社会事业的发展来满足，国内生产也主要依靠內需拉动。有些外商投资企业利用我国资源和市场赚了大钱，给我国人民带来的收入还不足以用来支付这些企业的内销产品价格总额，这种收入缺口对满足我国人民需要的负面影响不小于进出口逆差，却未能引起关注。有些国内投资创办的外向型企业以国际市场为导向，对促进国内经济增长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一些产品出口价格低于国内市场价格，依靠政府补贴或出口退税来维持生产，实际上以牺牲国内消费者某些利益为代价去满足国外消费者需要，结果往往还会遭到进口国的反倾销调查，这种损内利外的偏向应当得到纠正。

当今世界从总体上看是以资本主义社会为主体，各国之间存在非常复杂的利益矛盾和制度差别;资本主义国家始终没有停止对我国发展的打压和限制，只不过经常变换打压方式和限制手段;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为我国发展和开放设置了种种障碍，不放过任何侵蚀和挤压我国利益的机会。一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看到我国日益强大，一方面心理上若有所失，另一方面又希望利用我国发展所提供的巨大谋利机会，所以采取既合作又竞争甚至对抗的态度。在这种背景下，我国要坚持扩大开放，提高开放水平，力争互利共赢，但是也不能没有利益边界和底线。对一般国家应当实行对等开放，对某些谋求霸权和过于自私的国家应当实行有条件开放。归根到底，开放要有利于我国发展社会生产和各项事业，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注释：

①{20}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1页。

② “人类”是人的总称，“人民”是以劳动群众为主体的社会基本成员。本文在分析人类社会矛盾和发展规律时用“人类”一词，在分析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等问题时用“人民”一词，在分析有关文献和评述他人观点时也用“人们”或“人”等词。

③④⑧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9、273、242—243页。

⑤{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10、32页。

⑥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7—48页。

⑦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38—439页。

⑨{1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6、776页。

⑩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11页。

{11} 弗雷德里克·巴斯夏：《和谐经济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85页。

{12} 《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69页。

{13} 杨继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表达的理论依据》，《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

{14} 郑志国：《论社会生产必须适应人类需要的规律》，《岭南学刊》2007年第3期。

{17} 萧前、李秀林、汪永祥主编：《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0页。

{18}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08—209页。

{19} 《中共中央文件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67页。

{21} 危旭芳：《新时代、新变革、新内涵、新要求——如何理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岭南学刊》2017年第6期。

作者简介：郑志国，中共广东省委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所教授，广东广州，510053;危旭芳，中共广东省委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所教授，广东广州，510053。

（责任编辑  陈孝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