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花三月的深刻记忆

赵政民

    1949年9月21日，北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

在山西省政协机关上班的时候，确实有许多事情是值得长久记忆的。其中，在那出新闻、出新事、出成果的春花三月，就有一件十分重要、令人难以忘怀的大事，那就是上世纪90年代陪同省政协主席和驻晋全国政协委员一道赴京参加全国两会这件事。

每年三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会议，称作全国两会，这是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都极为关注、影响深远的重要会议，是政协委员和人民代表参与国是，为治理国家、发展经济而进行顶层设计的极为重要的会议，是为祖国前进与发展定方向、增实力、播春色的非常关键性的会议。令我非常自豪的是，1990、1991、1992連续三年，驻晋的全国政协委员参加全国两会，都是自己陪同前往北京的。能为这么高层次、异常重要的大会服务，真是机会千载难逢，事情重大光荣，虽已过去了20多年，可我至今仍然记忆犹新。

在早春领受任务

陪同驻晋全国政协委员赴京开会的任务，我是在早春时节领受到的，自己事先没有一点思想准备。

那时，我调到山西省政协机关工作才一年多，职务是文史资料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同时也为机关兼写一些总结、讲话和报告等材料。1990年2月下旬，省政协六届三次全体会议刚刚开完，大家正准备离会之时，李修仁主席派人把我叫到他的住房，说道：“今年由你陪同我省的全国政协委员到北京去，出席政协全会。我要给大会提供一篇发言材料，也由你整理，不要超过三千字。”

陪同委员和出席这么高层次的会议，我连做梦都没敢想过，如今不仅要求自己上会，而且还要根据省政协主席的思考写一篇大会发言材料，确实让我既高兴又感到压力不小，因为离全国大会召开的日子已经很近了。那个时候，省政协大会和全国政协大会召开的时间，与今天大不相同。过去这两级会议都在春节后举行，省政协会议须在2月底前开完，全国政协大会则在3月中旬甚至月底左右举行，时间间隔很短。那时还规定，陪同委员赴京的人员每省不能超过二人，即省政协一名，省委统战部一名，互有分工，人数不许突破。工作之繁重，之紧张，可想而知。

李主席可能看出了我的心事，和蔼地说：“陪同的事和到京后如何工作，应该注意什么，你可以与去年陪同赴京的阎世成同志谈谈，了解一下。那篇大会发言，我思考了一下，可以围绕农村基层政权建设来写。前段日子，省民政厅收集了不少资料，其负责同志来我办公室详细谈了这方面的情况，并有一些很好的建议。你可以到那里去了解，并借用他们的资料，写篇发言，争取在全国大会上呼吁一下。”

李主席的一番话，开阔了我的思路，卸去了思想包袱。于是，我去找阎世诚同志了解为赴京委员服务应注意的事项，他认真作了介绍。事先我还听说他为李主席写了一篇题为《采取措施扶持地方中小煤矿》的发言材料，被作为书面发言材料，印发给了与会同志。受此启发，我决心把发言稿写得真实、精彩，争取能让我省政协主席登上全体大会的发言席。于是，我立即忙碌起来，到省民政厅了解他们掌握的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有关情况与存在问题，并借到了不少资料，很快列出了写作提纲，听取了李主席的意见后，就赶紧写起来。拿出初稿后，根据李主席的想法，又作了全面的改写。那时，各机关都没有电脑，材料全用钢笔来写，每改一次，都需要一笔一划地誊抄。可能因为这样太费力气，所以当文稿再次送给李主席审阅时，他看后觉得满意，就说：“暂时不要改了，到京后认真推敲推敲，再送全国政协。”

走进人民大会堂

转眼已是3月中旬，赴京开会的日子到了。出发那天，除了已经在京的驻晋全国政协委员外，分散在全省各地的十多位驻晋委员，都兴高采烈地汇聚在太原迎泽宾馆东楼一层的会见厅里，与前来送行的省委、省政府领导同志热情交谈。然后，在大家的簇拥和欢笑声中，委员们登上了开往北京的软卧车厢。

    1949年出席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代表举手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在飞驰的列车上，省政协主席和驻晋委员都各自走出包厢，互相走动，互致问候，互相交流要在会上发言的内容和提案的题目。这场面太热烈、太感人了，我不由得写了一篇新闻稿，第二天就用电话传给机关，由他们送到山西日报社，在引人注目的版面上发表。

经一夜飞奔，列车于第二天早晨在铺满阳光的北京站停住了。前来接站的各宾馆大轿车，都停在下车的不远处，按照界别把驻晋委员接走了。我和省委统战部的郝宗凯同志，作为会议的工作人员，也被安排到了友谊宾馆。当轿车在该宾馆楼房前停稳时，我闻到了一股浓郁的花香，原来车窗外那一棵棵丁香树的花朵，已经开得非常绚烂了。

会议的服务工作开始了。郝宗凯在忙统战部门方面的事情，似乎每天都要写一篇简报。我与他有很大的不同，每天要与出席会议的山西同志联系，了解他们的想法和问题，计划中的发言与建议。由于政协委员不像人大代表是以代表团的形式参会的，而是按界别分住在许多的宾馆里，因而联系起来很麻烦，需派车，要跑很远的路。而且，可能是为节省经费吧，会议不安排各省政协的报纸记者参会，我省电视台和山西日报的记者前来采访，也要依靠我们联系，这就又增加了许多的工作量。

初到北京的那几天，我除了看望友谊宾馆的委员，还坐着会议安排的卧车，到京丰宾馆、21世纪宾馆、京西宾馆等委员的驻地，分别看望了路正西、姚奠中、包淑和、“小电灯”等委员。当李修仁主席把大会发言稿敲定之后，我又到他居住的远望楼宾馆取上材料，重新抄写了一份，然后送到北京西城区全国政协机关的大会发言组。那时，该机关的办公地址原来是清朝的顺承郡王府，后是张学良将军的公馆，房舍古朴却很破旧。在一座平房办公的发言组同志非常热情，一见文章的标题，就说：“这个内容好！”真没有想到，不几天该文就作为书面发言材料铅印出来了，又隔一两天，李修仁主席就接到了在人民大会堂作大会发言的通知。

人民大会堂，这是一个多么壮丽而神秘、巍峨而神圣的地方啊！不知有多少年了，我就向往着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领袖曾经工作和接见国内外重要宾客的这个地方，幻想着能进入这座曾作出过许多极为重要的决策、决定、号令和政策的伟大殿堂。如今，我被意外地安排为大会工作人员，终于能实现自己梦寐以求的愿望了，所以在大会开幕那一天，我就早早进人大会堂，利用会前会后的时间，跑遍了东大厅、北大厅和宴会厅，并驻足观赏了《江山如此多娇》等巨幅名画。一个普通人能有如此难得的享受，自己便不由得自豪和激动起来了。

揪动人心的大会发言

3月22日是大会发言的日子，发言者大多是各民主党派的代表人士及专家学者，这天都事先被请上了人民大会堂的主席台。

在两三位委员发言之后，大会主持人叫到了李修仁的名字。我看见他不慌不忙地站起，走到发言席那一排话筒前，朝台下望了一眼，便高声说：“我发言的题目是：一定要重视农村基层政权建设。”他说：“在农村实行体制改革以来，农村基层政权建设指的是乡镇人民政府一级政权的建设。在我看来，它还应该包括各村党支部领导的村民委员会（包括村民小组）的建设。因为这是农村基层政权最直接接触广大群众的基层组织，是党和政府各项方针政策的落脚点。‘上边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村委会的状况如何，对各项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对农村社会主义的建设，对乡镇政权的巩固和发挥作用关系极大，因此村民委员会的建设是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是容易被忽视的一个死角和难点。在治理整顿、深化改革、集中精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只有加强这方面的工作，才能进一步促进政治稳定、经济稳定、社会稳定。”

下面他分两点来讲。一是农村基层政权的现状和存在问题。他说：“目前，山西省有居民委员会32287个，这是1984年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镇人民政府时，以原生产大队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这一新的基层组织的建立，特别是通过贯彻执行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87年11月颁布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有力地增强了村民们的民主意识。但是，由于近年来忽视思想政治工作，村民委员会的建设工作仍然存在不少问题，应该予以重视。据全省108县（区）的3023个村委会的调查，按《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的村委会职能，即宣传贯彻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完成国家下达的各项任务，为村民的生产生活提供服务，管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四个方面的标准来衡量：第一类是好的村委会，占总数的39%;第二类是处于中等状态的村委会，占总数的48%;第三类是软弱涣散、瘫痪半瘫痪的村委会，占总数的13%。

“上述调查表明，就整体而言，全省绝大多数村委会是好的，但存在的问题不可忽视。这不仅因为落后瘫痪的三类村占的比例大，而且三类村存在的问题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于一类、二类村中，特别是对村干部的反映强烈。所反映的问题归纳如下：

“1.村里党的领导不见了。据阳曲县典型调查推算，40%的村党支部很少开支部大会，造成有党的组织而无党组织活动，因而有群众说，党的领导不见了。如一些村干部只抓经济，不抓思想政治工作，导致村民思想混乱，不少村庄封建迷信活动盛行，歪门邪道滋生，如打卦算命、求神拜佛、买卖婚姻、赌博以及迷信色彩的婚丧习俗再次死灰复燃等。

“2.集体经济遭破坏。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不少村庄的集体经济越来越壮大，不仅农业得到发展，而且工副业产值达到千万元以上。但有些村庄的村干部不在集体经济上操心，反而为发工资或筹集应筹款而变卖集体的农机具、房产及树木，致使集体经济受到严重破坏，两手空空的村干部无力为村民的生活、生产服务。有的村民把村干部贬为‘三要干部，即要钱、要粮、要命（计划生育）。甚至有极少数‘刺头人物说什么：‘有房有地不靠你，有吃有喝不求你，不批不斗不怕你，有了问题就找你，处理不好就骂你。”

李修仁

    1954年9月15日，北京，怀仁堂。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

当李主席讲到这里时，一直静悄悄的大会场，传出了低低的笑声。他的精彩发言，吸引了全场听众，大家或举目望着台上，注视他发言时的表情;或者低着头，按照讲话的速度，细读他铅印的发言稿。这个感人、难得的场面，让我突然想到，要是能拍几张照片就好了。可那时照相机很贵，最普通的也要二三百元，而我当时的月工资仅有五六十元，根本无力购买，机关也没有公用相机。怎么办呢？恰在此时，我突然发现全国政协副主席兼文史委主任孙晓村的女秘书，脖子上挂着相机，在会场边沿过道的不远处走动。她是我去年8月下旬在北戴河全国文史工作会议上见到过的，却没说过话，我不可能给她留下什么印象。可是为了给李主席留一张发言的照片，我豁出去了，硬着头皮走到她跟前低声说：“请替我给那位正在发言的同志拍张照片吧，他是我省政协主席。”她听了我的话点了点头，转身向主席台方向走去。远远望去，就见她对着李主席举起了相机。这时我才想起，没有告诉她邮寄的地址和我的名字。事后，再也没有见到她。

李主席还在发言，说道：“3.拉帮结伙，闹宗派，窝斗不止。一些村庄的村支书、村主任受家族、宗派观念的影响，不团结，结帮派，争权夺利，进行窝里斗，使村里的事情搞不成，变成了有名的告状村。

“4.以权谋私，干群关系紧张。一些村干部凭借职权，有的以承包名义占有获利大的好地、果园、加工厂，有的直接挪用和贪污公款，有的大吃大喝，挥霍公共资财。所以群众说：‘我们不希望干部能为我们办什么好事，只希望他们不再做坑害村民的壞事就行了。

“5.作风不民主，不懂得走群众路线。有些村干部喜欢自己说了算，遇事不同群众商量，事后不向群众交代。据调查，有70%的村民委员会不向村民报告工作，有的村委会自1984年以来只开过一次村民大会，财务账目也不向群众公布。

“6.短期思想严重，没有长远打算。一些地方村干部像走马灯一样，更换频繁，致使一些村干部思想不稳定，没有长远打算，短期行为严重。还有的人思想不健康，趁当干部之机，捞几把油水，‘干部轮换着当，大家都沾光，严重脱离群众。

“以上问题尽管表现在一部分村干部身上，但影响危害是大的，直接影响着农村基层政权的建设，因而绝不可等闲视之。”

接着，李修仁主席讲到了第二部分：“一定要重视解决农村基层政权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他说：“农村村民委员会是政治上的自治体，是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带领村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直接领导者和组织者。只有把村民委员会建设好，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才会有坚实的基础，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才能落到实处，农村的改革和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才会得到巩固，农村的繁荣和农民群众的富裕幸福才能得到保证。因此，一定要重视农村基层政权的建设。

“古人云：‘为政之道，用人为先。目前，基层政权所以存在如此多的问题，关键是有些村干部用人不当。原因：有些上级领导干部未能真正深入农村，支持那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处处起带头作用的好党员、好干部，并通过民主选举方式，置于村民委员会的领导岗位上来。其次是，对村干部缺乏经常的思想教育和必要的检查监督，放任自流的倾向是严重的，甚至一些祸害群众的村干部不但得不到惩处，还受到一些官僚主义者的青睐和包庇。为了强化农村基层政权，加强村民委员会的建设，应当着重抓好以下几点：

“第一，要按《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放手发动群众，充分发扬民主，让那些群众拥护的、德才兼备、能带领群众勤劳致富、遵守纪律、走共同富裕道路的人进村委会的班子。

“第二，要加强村干部的培训和检查监督工作，将60年代农村每年冬季抓村干部的轮训学习和清账、清财、清物效果很好的经验和做法恢复起来。

“第三，要由中央、省、地、县四级机关抽调大批干部，由领导带队，轮流深入农村蹲点调查，认真发现、研究、解决农村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之后出现的新问题，涌现的新经验，引导农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自愿地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之路，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化。

“总之，关系10亿农民的基层村政权真正得到了加强，那么农民的政治权利，经济发展的愿望，精神文明享受，就会得到有效保障。农民对共产党的领导，对走社会主义道路就会激发出新的更高的热情，同时也会为城市工业、商业和文化事业，开辟出新的天地。”

他的话讲完了，全场响起海啸一般的掌声。他提出的问题及时而又尖锐，有普遍意义，因此，全国政协党组把这篇发言材料，专门报送给了党中央。

为快速发展大声呼吁

1991年的全国两会，也是在春花烂漫的三月中旬之后举行的，仍是我和郝宗觊同志一道，陪同驻晋全国政协委员赴京参加会议的。我们在会议上的工作与活动，和上年大致相同，不需细述。

此前的一段时间里，山西经济发展遇到了三角债的严重困扰。我省政协为此进行了多次调研，召开过多次会议商量对策，提出了建议报告，并有五六位副主席根据省委、省政府的安排，奔赴外省市催款要债，以解决三角债问题。

在李修仁主席的观念里，参加全国两会是一个难得的重要机会，因有中央高层的许多领导参加，所以是呼吁中央重视山西、帮助解决重大问题和困难的绝佳时机。正因为这样，他为促进山西煤炭生产的发展，于1989年3月在全国政协七届二次会议上，作了题为《采取措施扶持地方中小煤矿》的书面发言。1990年又就农村基层政权问题在大会作了呼吁。这年的全国两会就要召开了，他准备了一篇解决三角债问题的发言材料，叫我到京后就去全国政协机关，交给了大会发言组。

这篇材料仍然是先作为书面发言材料印发下来，然后又通知李修仁主席去作大会发言。发言这天，他站在那一排麦克风前，铺开题为《采取坚决措施解决三角债问题》的讲稿，声音洪亮地说道：

“当前，生产与流通领域出现的以‘三角债为表现形式的债务链，虽经多方面的工作，至今仍无大的松动。债务链涉及范围之广，相互间拖欠金额之大，是前所未有的，而且前清后欠，越拖越多，已成为困扰工商企业生产经营的严重障碍，并逐渐演变为国民经济运行中的一颗毒瘤，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不然它势必影响到‘八五计划的实施，影响到国家第二步战略目标的实现。前不久，山西省政协企业家联合会，召集企业界和金融界人士就清理‘三角债问题，举行了专门会议。大家认为‘三角债问题是十分严重的。而形成货款拖欠甚为严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也是比较复杂的。它与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存在有内在的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因此，必须采取非常有力的措施加以解决。我将企业家、银行家们就解决清欠问题的办法，归纳复述如下：

“一、从增强企业信用观念入手，强化企业间经济交往信用的约束。恪守信用是社会主义一切工商企业的职业道德，也是一切企业在经济交往中必须自觉遵守的行为准则。但是在当前货款拖欠日趋严重的情况下，部分企业信用观念淡薄，存在一种‘拖欠有理，拖欠有利的错误思想，靠拖欠过日子，做无本生意。这种观念必须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并通过法律手段和行政干预强化信用约束。

“第一，要加强立法，增强法律观念，维护法律的严肃性。企业在交往中所发生的资金往来，都要签订具有法律效力的经济合同或协议，对随意毁约或不按合同履约者，必须按照法律条款进行处罚。

“第二，强化行政干预。对有支付能力而不及时支付或能及时清收而不积极清收货款的企业，应区别情况给予必要的行政干预，将其列入企业达标升级考核的一项重要内容，进行严格的考核。对于已被当地政府命名为‘重合同，守信用的企业，要取消荣誉匾。对于已被有关部门评为优等信用度企业，要吊销其信用评估证书。今后在评估企业信用度时，应把支付能力作為重要内容加以考核。”

他似乎稍停了一下，缓了缓气，朝台下扫了一眼。只见被发言内容紧紧吸引的人们寂静无声，连翻动材料的声音也没有。大家只觉得问题新鲜，尖锐泼辣，动人心弦，就都静静地倾听着从那发言席飞来的声音。

李修仁又接着讲道：“二、正确引导信用，充分发挥各级银行对结算工作的管理监督作用。

“第一，强化托收承付结算方式，严格进行结算监督，把好延付、拒付关。可以考虑建立收款单位开户银行的双向监督机制。一是扩大延期付款的滞纳金处罚比例，由万分之三提高到万分之五，对付款单位开户银行不按规定加收滞纳金的，收款单位开户银行及时查询，该补付的必须及时补付，不能借故拖延。二是建立无理拒付的处罚规定。对购货单位提出的拒付，开户银行要严格审查，无正当理由要求拒付的一律不予受理。一经受理并签字发出的无理拒付理由书，经销货单位开户银行审查，确实被定为无理拒付的，要对购货单位开户银行按拒付金额的万分之一作出处罚，以维护结算监督的严肃性。

“第二，对一些经常性的、固定的劳务供应款项的结算，建议继续实行同城托收无承付结算方式，根据劳务供应合同，银行主动拨款。为保证正常的款项支付，企业可根据收支规律，经常保证3天支付准备金，以确保生产与经营活动的正常运行。

“第三，大力宣传积极推行票据承兑贴现业务。对一些不能即期付款的交易，可办理票据承兑，票据不到期，如果企业急需用款，可向银行办理贴现，从而把企业之间的商业信用正确引导到银行信用的轨道上来。

“三、严格控制企业成品资金、发出商品和应收款项等三项资金不合理占用。我们应对超限额多占部分，由主管和银行联合下达指令性指标进行压缩。对其他不合理资金和物资的超储占用，要通过清仓查库，把潜力挖掘出来，进而搞活资金，提高资金效益，增加购货款的承付能力。压缩指标完成不好或有潜力而不组织挖潜的企业要给予必要的信贷制裁，扣收同额货款。

“四、采取资金与物资双滚动的办法，组织产销之间和批零之间的现货市场。当前在资金严重短缺的形势下，工业企业一方面物资和产品大量超储积压，资金死滞，另一方面又因资金不足，购不进原材料而影响生产。商业企业也因资金紧缺無钱进货，不能较好地发挥蓄水池的作用，而且商品难以及时下拨，直接导致了流通渠道不畅，销售下降，市场疲软。利用现货市场，既可解决工业企业的产品积压，商品库存下降的矛盾，还可通过银行中介，注入少量资金，搞活工商企业，起到盘活资金，启动市场的作用。

“总之，打破以‘三角债为表现形式的债务链，下力气解决清欠方面存在的问题，是企业界、金融界的一致呼声，也是保证国民经济正常运行和‘八五计划顺利实施的一件至关重要、十分紧迫的大事。只要措施得力，确实去抓，这条困扰工商企业生产经营的债务链就不难打碎，新的局面就不难出现。”

李修仁同志针对影响发展的重要问题所作的发言结束了。他所讲的问题虽然主要发生在山西，但也程度不同地存在于其他省市区，加上这篇发言观点新颖，措施有力，语言动人，因而就把全场的人们吸引住了，都沉浸在发言造成的独特氛围里。当看见发言者就要离开时，人们这才突然想起了拍手，于是台上台下都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

让春色铺满大地

1992年的全国两会，是我和省委统战部的王解峰同志，陪送驻晋政协委员参加的。委员们仍然和过去一样，分别居住在去年住过的宾馆里。我还是每天打电话，或者去各个宾馆，了解委员有无困难和问题。言语较少，踏实稳重的王解峰，工作十分认真，他掌握了许多情况，给统战部门写了不少材料。可能正是因为诚实肯干，他后来就被提升为山西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并在那里退休。出席这次大会的情况，我在会议临近结束的时候，写了一篇短文《早来的春风》，收在后来出版的《阳光下的山西》丛书之《山西政协工作亲历记》分卷里。

全国政协七届五次会议，是3月16日开幕至30日结束的。李修仁主席为这次会议，作了相当充分的准备。他认为，全国两会是发扬社会丰义民丰，促讲民丰政治建设的重要场所，是汇拢和解决重大而紧迫问题的最佳时机，会议形成的决策、决议和精神，都像吹遍神州大地的浩荡东风一样，给祖国的山山水水铺上了花红草绿的壮美春色。为此，他准备了四份提案，即《国家应重视山西水源开发的资金投入》《关于加速阳涉铁路建设的提案》《关于加强人民政协舆论工作的建议》和《关于印制和发行玄中寺建寺1520周年暨曇鸾大师圆寂1450周年纪念邮票的提案》。他还给大会准备了发言材料。这篇材料的准备工作，早在1月初就开始了。我当年的工作笔记本上，就记着1月8日、17日和22日在省政协机关会议室，李主席与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毕增福、省财政厅厅长冯铁健等同志，座谈了解大企业和党政机关干部队伍庞大、支出很多，需要消肿等问题的详细内容。这篇题为《要重视行政机构人员的消肿》的文章，也是我陪同政协委员到京后送交给大会发言组的。那里的同志对我已不陌生了，他们将稿子迅速浏览了一遍，非常满意地说：“你们又抓住了一个非常新鲜的大问题，争取能再作一次大会发言。”

然而这篇材料作为书面发言材料印发下来已有两三天了，却没有接到上大会发言的通知。我着急地与大会发言组联系，这才知道是有人提出山西大会发言的次数有点多了，为了平衡，这次就不作口头发言了。但我却始终认为，这篇发言材料准备充分，眼光犀利，观点鲜明，很有分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资料价值，特在此予以全文抄录：

目前，行政机构重叠，党政机关人员臃肿已成为困扰各方面工作一个突出问题。这个问题，不仅助长了官僚作风，而且给国家财政造成了极大压力，因此，必须重视机构人员的消肿，尽快扭转“生之者少，食之者众”的有害局面。

一、行政事业机构人员膨胀的现象严重。具体表现：

1.机构越来越大。山西省于1984年对党政群机关进行改革后，反而出现了部门不断增多的怪象。1984年党政群部门62个，到1990年增加到96个，净增34个，增长幅度为54.8%;各专（市）处级以上单位414个，到1990年增加到776个，净增362个，增长幅度为87.4%;各县（区）科级以上单位3618个，到1990年增加为6900个，净增3282个，增长幅度为94.2%。

2.处室不断增多。1984年省级党政群机关处室645个，到1990年增加为1038个，增长幅度为60.9%。

3.非常设性机构不断增多。1984年省级非常设性机构由86个压缩为48个，但到1990年又猛增到155个，增幅为222.8%。

4.人员越压越臃肿。增一个机构，添一层人。山西省财政负担的行政事业人员在1980年时为58万人，到1990年为91万人，几乎成了百万大军。10年净增332r人，每年平均增加3.3万人，年增率为4.6‰人员拥挤，超编严重，山西全省党政群机关系统人员的超编率，从1987年至1990年，分别每年为41.5%、34.6%、39.3%、34.7%。

5.官多兵少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国务院规定，处级领导干部与一般干事的比例为1：4。而山西省级党政群机关的比例则是1：1，5，专（市）级副科级以上干部与一般干事的比例是1：0.75.县级机关的比例为1：2.21.均超过了规定。

6.机构人员臃肿，产生了许多弊端：助长了官僚作风、衙门习气，机构越多，关系也越多，公文往返多，扯皮现象多，耽误事情多。因为人浮于事，造成不办事还碍事。更为严重的是加重了财政负担，影响了经济和社会发展，山西财政就是如此。1980年至1990年，全省财政总收入，平均每年递增9.95%，而用于行政事业费支出，却平均每年递增14.9%。全省财政总收入中，用于建设性支出，由1980年的55.8%，下降为23.5%;用于吃饭部分，则由44.2%，上升为76.5%，大部分被吃了。

行政事業机构人员臃肿的主要原因。从山西省的情况看，主要是：

1.上边开口多，出口少。如在“七五”期间，山西增加干部193836人，其中必须包安排大专毕业生128474人，军转干部10385人，两项占新增干部71.4%。而“出口”除了调动出省和就地离退休、死亡外，再没有减少冗员的办法，只得扩编、超编了。今后，大专毕业生、军转干部的走向问题值得重视和研究。

2.下边机构增多，来源强调上下对口。中央有什么，地方也必须有什么，如果这种不成文的规定不废除，机构的增加是难免的。

3.非常设机构的增多，主要是部门林立，各自为政，需要协调统一。因此，各种综合性、协调性的领导组、委员会、办公室等机构相应而生。

4.官多兵少的原因，主要是职务与待遇挂钩。一旦升官工资就能上涨，住房标准也能提高，导致了抢职位，争当官。领导不得不考虑上下左右平衡，照顾情绪，缓和矛盾，只好超职数提拔。

5.还有一个原因是行政经费与人员编制不挂钩，不论超编还是不超编的单位，行政经费一律按人头算，调动不起人们精简的积极性。

二、行政事业机构人员消肿的方法。机构重叠，人员浮肿，解决这一难题的办法，除了思想重视和严格立法外，关键是给多余人员以出路。山西的经验是：1.对行政事业单位先行冻结编制，一律不准再增加机构和人员。对未经编办批准的新设机构和擅自提职的干部，一律不予承认，通过严格的清理，压缩了随意提起的干部500人。

2.为多余人员找出路，试行政企职能分开。当前政府部门的职能兼有很多生产经营的职能，分离出来，逐渐地使其中大部分成员，随社会服务业和生产经营业的不断发展和扩大，成为社会经济的生产者和经营者。隰县的经验就是这样的。

李修仁主席的这篇书面发言材料，篇幅短小，仅是当年历史的一个碎片，却是我陪同委员赴京故事的一个骨干情节，它所记录和反映的更是改革开放路上，我省乃至全国都曾经进行过的行政机构与人员消肿这件非凡大事的真实写照，若无这件大事和改革，我国的发展与变化就不可能会进行得如此快速与巨大。因此，我完整地把它抄录了下来

此次会议之后，陪同驻晋委员赴京的工作，就交由更年轻的同志去承担了。但事隔20多年，我至今仍不能忘怀，随着观看每年三月初电视屏幕上播放的驻晋委员赴京的隆重画面，还印象更深了。我做这项工作的时候，条件是多么简陋啊！要不是改革与发展，今天关于全国两会的新闻报道，我省怎能会有北京电视演播室、报纸编辑组和提案办公室呢？如此巨大的变化，都来源于改革，来源于每年三月不断地增添暖意与活力，这样才造出了奇迹，把秀美的春色涂遍了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看到了这样变化，我真切地感到，陪同委员赴京开会这件事，是有价值、有意义和很光荣的。能在三月为全国两会尽一份努力，释放出自己的正能量，就应该感到异常的骄傲和自豪。因而每当提到此事时，我总是要先说一句：我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