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生财政的国外研究梳理

婷高琦

【摘要】因为民生财政以及其支出的相关概念是我国所特有的称呼，所以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无法一一对应。但从概念的本质和内容来看，民生财政以及其支出与公共福利以及其支出相同，所以本文将对公共福利学相关理论进行梳理与评述。

【关键词】民生;财政;文献综述

一、社会福利理论的相关研究梳理

作为民生财政理论基础之一，社会福利思想最早起源于16世纪英国，當时主要是以非政府的慈善事业社会主体为基本模式，这一思想取得的成果颇丰。例如，哈耶克（1970）作为新自由主义社会福利思想的代表，他的主要观点有：一是政府可提供最低标准的福利产品，但其角色只是社会福利发展的推动者和引导者，不应该成为全面社会福利的提供者;二是应该强调市场的作用，最终的目标是让市场来满足群众对社会服务的需求，在市场经济增长的同时社会福利整体也会随着增加，这样人民会按照自己的需求进行选择。三是政府要在法律框架内以市场规则作为解决社会福利问题的最主要方式，政府的活动与权力要有法律来约束。四是实现教育的普及，因为教育是有效减少收入差距的最主要的途径，而政府应该提供相应的资金保障。

二、公共支出理论的相关研究梳理

所谓公共支出指的是政府为满足社会大众在日常生产、生活和工作中的共性需求的支出行为，凭借这些不同类别的公共支出对社会分配领域进行有效的调节。例如，公共支出的增加可以抑制名义收入差距，可以实现社会福利增加，最终使社会更加公平。国外相关研究主要是从公共支出的需求维度和供给维度展开。

（一）公共支出的需求维度

最早在这个领域进行系统性研究的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德国经济学家阿道夫·瓦格纳，也就是著名的“瓦格纳定律”。该定律认为从长期来看公共支出是不断扩张的，因为当社会不断扩大时，社会成员对公共需求也是不断增长，故公共支出也随之增加。但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中，公共支出的结构和规模是不同的。他认为，国家在工业化的进程中，工业的发展使得社会财富不断增加，社会成员对政府的期盼和要求也不断提高，这使得政府不得不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更多的权衡公众的利益。这样政府所承担的社会职能也随之扩大，比如社会经济职能、文化教育职能、社会保障职能等。同时，随着社会和人民的生活条件不断改善，人们对娱乐、教育、文化以及医疗等方面的需求收入弹性也开始变大，最终都要求政府增加对应领域的支出。该定律也在实践中被证实，当一国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公共支出就要向上述民生领域加大力度。

此后，乔治·斯蒂格勒（1970）在“瓦格纳定律”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他提出在英国公共支出项目的主要受益者是中高收入阶层人士，这些对公共支出的需求更为强烈。中高收入阶层人士不仅是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主要需求者，还是税收的主要供给者。与他持相同意见的还有罗格朗和温特（1987）。他们以专业和管理阶层的家庭做样本，与其他阶层的家庭进行比较。结论是专业和管理阶层的家庭对医疗卫生和教育服务等公共产品有更高的需求和使用，而且他们也是这样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主要财力提供者。所以，如果政府增加关于社会福利领域的支出，那么会得到这部分阶层成员的支持。

还有一部分学者从不同角度分析这个问题。例如，格伦-内斯特（1979）他主要是立足于社会、人口因素进行研究。同样是用英国的数据，他指出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社会服务的政治性需求是不断增长的。这种增长一是由于不同阶层的群体种类在增长，另一方面是因为各群体本身的规模在增长。

（二）公共支出的供给维度

供给维度的研究出发点主要在政府自身上，也就是政府的公共支出政策如何来满足公共需求。所以，这一部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政府职能定位上，政府具有哪种职能决定了公共支出或者说公共政策的制定。

最早提出政府职能的是亚里士多德，他认为政府需要履行的主要职能应该包括对市场的管理、保护城市的公共财产、维护修理街道或楼房以及相应的防务工作等。因为城市之所以出现的原因就是能提高稳定、安全、优良的生活，政府的出现就是要保障这些因素的实现。

到了十九世纪末的时候德国施莫勒加入了政府的财富分配职能。也就是在法律的框架下政府应该将财富从有钱人手中再分配到穷人手中，减少收入差距。这一观点成为了现代社会保障理念的起点。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时，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写到：所谓的完全竞争在现实中无法存在，因此只有政府的干预才能有效避免经济危机。政府以积极的财政和金融政府应对市场缺失，实现国民收入的再分配，进而增加有效需求。所以政府的职能有多了一个保障经济有效运行。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时，美国经济学家马斯格雷夫与经济学家罗斯托进一步研究社会发展阶段与财政支出的关系，也就是现在的“阶段增长理论”。该理论认为，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期阶段，以经济启蒙和发展为主要任务，政府将财政资源为基础设施投资，为私人投资提供较好的外部环境。当社会经济的发展到了更高的阶段时，这种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就会下降，但总的支出规模并不能减少，而是支出的结构发生了改变，从社会公共需求的硬件上转移到软件，比如教育、卫生、医疗保健等等。

弗朗西斯·巴托尔、詹姆斯·托宾（1958）也赞成政府应该更多的向社会福利领域投入，特别是教育、医疗或者收入再分配上。Ashford和Kellv以二战时期到1980年间这一阶段部分国家及其社会保障政策为研究对象进行了实证研究。结论是在1960年到1980年期间，这些政府在社会福利或者是贫困家庭补贴方面的支出翻了一番。从而证明了这些国家在公共福利方面的支出的确是不断扩大的。

因此，在公共支出供给维度上，各国学者在公共福利方面的支出不断扩大这一观点上已经达成了共识。均认为公共支出能够有效防止社会整体福利下降，避免社会不稳。在公共支出需求维度上，各社会主体随着生活和素质的提升也会对社会公共服务和产品增加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