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主张推进全面改革

“四化建设”与改革问题

党的十二大的胜利召开，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制定了正确的纲领和策略，进一步向全党明确指出：“要巩固和完善经济管理体制方面已经实行的初步改革，抓紧制订改革的总体方案和实施步骤。”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一直强调，要搞四个现代化，必须进行一系列的改革，没有改革，就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改革要贯穿四个现代化的全过程。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十分赞成邓小平的这个见解，并且认为，这个见解，提纲挈领，应该成为我们党领导四化建设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指导思想。胡耀邦认真贯彻邓小平全面改革的思想，强调要充分认识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把改革贯穿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为推进改革倾注了大量心血。

经济建设对于胡耀邦来说，确实是一个比较生疏而重大的课题。尽管他在川北、湘潭和陕西有过一段领导全局、抓经济建设的经历，在团中央工作期间也对经济建设表现出很大的兴趣，作过不少调查研究，然而他毕竟没有在经济部门工作过，缺乏领导经济建设特别是全国性经济建设的实践经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全党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以后，尤其是五中全会后担任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总书记，他要参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重大问题的决策。他以很大的精力重新研读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方面的论著，仔细听取各个经济部门的汇报和介绍，虚心向专家学者请教，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进行思考，并关注当前经济工作的进展。他在一次会议上说，究竟我们的经济能不能搞上去，究竟四个现代化能不能搞得成，人民是很着急的，也是有疑虑的；我们的干部，意见也相当不一致。他主张讨论经济问题要有一个好的方法，这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虚实并举，多谋善断。他认为二十几年来经济工作的基本经验教训，主要是：（一）没有真正集中主要精力搞经济；（二）方针不对头，没有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三）管理体制高度集中，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他以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深刻理解和对我国经济建设二十几年实践经验教训的严肃总结，对经济建设与改革中的若干基本方针问题进行了探索，提出了一些富有创造性的见解。

发展速度与计划平衡问题

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速度，如何掌握得既积极又稳妥，做到持续地向前发展，一直是需要党的领导人作出决策的一个重大问题。1958年的“大跃进”，人们记忆犹新；粉碎“四人帮”之后的头两年，在“新跃进”的口号下，盲目追求高速度，使得国民经济本已失调的比例关系变得更加严重。1979年3月，陈云和李先念联名写信给中央，提出用两三年时间依照按比例发展原则调整国民经济。中央根据这一建议，确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邓小平、陈云等人力主在那几年国民经济要以调整为中心。他们在许多会议上强调，要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在三五年内必须下大力进行调整，摆脱比例严重失调的局面，走向平衡。

如何调整以求平衡，使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当时，有的同志提出，把比例高的门类拉下来，以求与比例低的门类平衡发展。这当然就要降低速度，下调计划，压缩需求，放慢改革。胡耀邦认为，调整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方法，我们能不能在发展中调整，更多地加强薄弱门类来求得比例的逐步平衡呢？

在1979年10月上旬讨论经济工作和1980年计划工作盘子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胡耀邦发言说，速度问题应该首先研究清楚。我们不要勉强地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同时也不要不去做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不然，社会主义优越性在哪里呢？与速度直接关联的是平衡问题。因为有些人对过去几次比例失调留下太深的印象，总是害怕财政收支、产销、物资供应的平衡不能保持，进而主张放慢速度。胡耀邦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平衡和运动是分不开的。”他引证恩格斯关于运动和平衡的两段话后说，世界上的一切事情，都是在运动和平衡的统一中发展的。我们運用这个规律来处理经济工作和计划工作，就是列宁所说的：“经常地自觉地保持平衡，实际上就是计划性。”

胡耀邦认为：国际形势有可能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只要我们的对外政策对头，就有可能赢得一个和平建设的国际环境；我国的经济建设已经有一个相当好的基础，也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广大干部和群众迫切要求改变贫穷落后面貌，蕴藏着巨大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只要我们全党同心同德一心一意搞建设，把计划定好、把问题抓准，认真总结经验，采取正确的政策，放手调动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我们就有希望经过20年的奋斗，实现这个战略目标。

1980年底，中央工作会议确定经济上进一步调整，政治上进一步安定的方针。从1981年起，在党中央领导下全党认真执行这个方针，使经济形势比较迅速地好转。国民经济内部在积累和消费间、农业工业间、轻重工业间的比例关系逐渐趋于合理，长期存在的积累率过高和农业、轻工业落后的情况有了根本改变。

消费与生产的辩证关系

我国的经济建设，长期以来受苏联模式的影响很大，积累的比例过高，重工业生产的比例偏大，在计划经济指导下，企业都是为完成计划指标而生产、为生产而生产，还忽视质量而盲目追求超产，忽视社会和人民的需要。这种违反经济规律的做法，不仅形成比例严重失调，而且供求脱节，仓库大量积压，市场供应紧缺，对于全国人民的劳动成果和宝贵的建设时间来说，都是严重的浪费。1980年胡耀邦担任中央总书记以后，把目光转移到经济建设的全局上来。他请国务院各部委一个一个来向中央书记处汇报，让处于第一线、工农商学兵都要管的书记处的人熟悉经济工作情况；进而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阐述我们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社会和人民的需要，并提出要辩证地看生产和消费的相互关系。他多次强调要重视轻工业生产，多为社会和人民生产需要的消费品；要适当提倡和推动人民提高消费水平，以消费促进生产。

1982年5月19日，胡耀邦与国家计委、经委、商业部、财政部的负责人宋平、袁宝华、刘毅、李朋和经济理论家薛暮桥、马洪，举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座谈会。座谈会由胡耀邦提出问题，咨询、请教大家，同大家议论、探讨，交谈看法。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一贯风格，他突破框框，打开思路，同大家一道议论了生产和消费的一系列问题。

胡耀邦了解到当时我国城乡个人储蓄累计有570亿元时说，我们国家提倡储蓄，不同于其他国家是为了紧缩通货、防止通货膨胀，而因为一是人民群众要防备天灾人祸，具有社会保险和福利作用；二是建设需要大量资金。他说要请大家研究一个问题：按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劳动者创造的国民收入，分两部分：一部分是积累资金，另一部分是消费资金。积累资金即是用于扩大再生产或用于盖房子（特别是农民），还有一些由个人积存起来，作为储藏手段起着社会保险的作用。我们的储蓄，能否把这些储藏的资金，即利用人民的存款，把它变为可以增值的资金？我们对储蓄处理适当，可以促进生产，否则，也会妨碍生产。要看到储蓄这种两重性。如果群众的收入过多地集中到储蓄方面，那么我们生产出来的消费品，销路就会受到限制，甚至有可能卖不出去。这样就会造成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失调，不利于发展生产。过分地刺激消费或提倡高消费是不对的，我们不提“高消费”的口号；但是要适当地注意刺激人民的消费，引导人民正确地消费，使生产出来的消费品有销路。这不是说要吃光用光，不是说不要艰苦奋斗精神了，但是过分地采取节衣缩食的办法来储蓄，对于促进生产的发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否合适？值得研究。当他了解到现在商业库存有1100亿元的商品时，提出：很多东西积压在那里，商业部门有没有惜售的思想？今后我国每年增加220亿元的消费品，是完全可能的。我们要多设商业网点，要鼓励商业人员下乡，现在有些商品在城里卖不掉，在乡村还买不到。

胡耀邦从满足人民的需要出发，运用马克思学说分析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实际问题，正确认识和处理生产和消费的辩证关系，显示出他的科学态度和求实精神。

推动经济体制改革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受到了欢迎，普遍认为这是一个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纲领性的好文件，总结了几年来改革的实践经验，突破了原有的框框套套，凝聚了许多人的智慧和经验。国外反映也很强烈，说这是中国共产党最大胆的、最有深远意义的决定。有些知名人士也看出来了，中国是不会离开社会主义的。反映最强烈的是在城市经济战线的广大职工。他们对这个文件表现出很大的关注和兴趣，看了后说：这一下迈改革的步子更坚定了。一些企业负责人更是眉开眼笑，说这是盼了多年的好文件。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闭幕的当天晚上，胡耀邦就离开北京到山东各地去调查考察了。一路上，他向各地干部、群众宣传讲解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强调要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把我们的经济建设搞得更快些更好些。他十分注意省市和地县的有关领导机关和经济部门的领导干部的思想状况，引导他们要自觉地改掉过去那一套老的领导方法、工作方法、工作作风、工作秩序和规章制度，站到改革大潮的前列。后来他在许多场合的讲话中，都要求干部充分认识改革的重要意义，强调指出，如果改革成功，翻两番和四个现代化就有了保证，国家和人民就可以更快富裕起來，一切事情都好办。反之，如果改革不成功，“四化”和翻两番就难以实现，国家和人民就不可能早日富强，那就一切都会受影响、要推迟。所以，改革是整个国家和民族前途的希望所在。

在《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引下，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企业生产经营自主权有了很大的扩大；由于按照政企分开、所有权和经营权适当分离的原则，改变多少年来统收统支的经营方式，许多企业采取了各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还有不少中小型企业和商业企业更进一步实行租赁制，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或经营者。企业内部实行了厂长负责制为主要内容的改革。这就使得企业注重改善经营管理，激发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提高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了经济效益，企业留利的比例有了显著增加，增强了技术改造、扩大经营的能力。

经济体制改革的另一个显著成果是改革计划管理体制，使国家宏观调控的范围和方式得到了调整和改进。由于经济体制改革是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新的经济体制，这就要求在实行政企分开、增强企业活力的同时，相应地改革宏观管理系统。这种改革首先是国家计委管理的指令性计划大大缩小，指导性计划相应扩大，适当下放计划管理的权限；国家统配物资和计划管理的产（商）品大大减少，用于生产和建设的资金相当大一部分由财政筹集转为银行筹集，经济杠杆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增强，在财政、税收、价格、金融、商业、劳动工资等方面的改革，也随之全面推开。

这其中，价格体系的改革很引人注目。1985年1月，国务院取消了企业在自销和完成国家计划后超产部分可以自定价格不高于20%的幅度，而允许这部分工业生产资料可以按稍低于市场价格的定价出售，参与市场调节。此后，“双轨制”的价格体系成为我国物价体系的重要特征，影响深远。这一年在城市放开了主要副食品的价格，农村取消了统购派购制度而改为合同订购。到1986年，各类商品实行浮动价和市场价的比重，农副产品占2/3，工业消费品占一半略多，生产资料也占1/3多，而1000多种小商品的价格完全放开。结果，1985、1986这两年的物价上涨幅度甚大。这次价格体系改革对于按价值规律运作和搞活经济起了相当作用，国家还拿出一笔财政拨款给城市职工增发副食品价格补贴以稳定职工生活水平，但对国民经济、人民生活和经济体制改革也产生了负面影响。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开展，使得我国长期以来单一的公有制结构，迅速发展变化成为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多种经营成分共同发展的多元结构。胡耀邦对于支持和鼓励集体经济、个体经济等非国有制经济成分表现出了巨大的热忱。他认为，在我们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生产力水平不高的商品经济社会里，放手让城镇人民群众兴办各种大大小小的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不仅会给人民生活带来极大的方便，而且大大有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共同搞活经济，较快较好地发展各项建设事业；至于对扩大就业门路、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作用，则更为近几年来的实践所证明。因此，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占优势的前提下，积极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应当是一项长期坚持的方针，而不是一项权宜之计。1983年8月，他和万里等人在中南海怀仁堂，亲切会见了出席全国发展个体经济、安置城镇青年就业先进表彰大会的300多名代表，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讲话，指出从事个体经济，为国家富强和方便人民生活做出贡献，同样是光彩的。从此，个体经济劳动有了一个“光彩事业”的美名。

这次在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对于积极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尤其是对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明确的规定。胡耀邦要求各级干部进一步解放思想，要让农民进城办企业，办旅馆，办旅游业，搞城市建设。让农民进城，不仅是允许郊区农民进城，还要允许本省其他地区和外省的农村一些有专长的人来沿海城市兴办各种各样的企事业。在谈到“放手发展第三产业”时，他也强调要鼓励个体户经营第三产业。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发展，城镇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增长比例很快。据统计，全民所有制企业的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改革前的1978年的77.6%下降到59.7%，而集体经济由22.4%上升到34.6%，过去没有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三资企业”以及其他非公有制经济的产值占到5.6%；至于商业方面，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占到25.6%。全国城镇个体工商等各行业的从业人员达569万人。这种多种经济成分的发展方兴未艾，对于发展社会经济、方便人民生活和安置就业人员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和显示的活力是十分显著的。

改革要从一件件实事做起

改革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改革不仅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发生一系列变革，而且在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习俗上也引起了许多变革。人们竞争、进取的意识与日俱增，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思想受到冲击，学习文化知识、掌握科学技术的积极性高涨，追求发展、开拓经营、脱贫致富、享受幸福成了越来越多的人的追求；在生活习俗上，冲破繁文缛节和单一模式，向往现代时尚和多样化、个性化，在中青年中也日益增多。这些符合社会进步要求、适应时代发展潮流的思想观念，使得干部群众更加自觉而积极地投身各项改革。

改革要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中共中央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但是必须落实到实际行动中付诸实践。胡耀邦强调：搞改革不能只是在政治上讲那些空空洞洞的道理，一定要求实，一定要从一件件的具体事情做起。那些不着边际的空话套话，只能束缚人们的思想，助长保守，阻碍改革。要想得宽广一点，从思想路线、典章制度、组织机构至生活方式、习惯都要进行改革。他强调：不要轻视生活方式的改革，许多改革往往是从生活方式的改革开始的。生活方式的改革对每个人都会产生直接的影响，它可以促使人们想到思想上、经济上，乃至整个社会的改革。例如穿不穿西服，我也曾考虑过得失问题。据说大家还都赞成，当然也有个别人提出过不同看法。这年的10月他在山东石岛镇南车大队调查时，与基层干部和群众座谈中也说：在吃饭这个问题上，还要废除几个不好的习惯。第一要改变暴饮暴食的习惯。平时舍不得吃，过年过节时十几个菜大吃大喝，结果反而把自己的身体搞坏了。第二要废除不卫生的吃饭方法。提倡分食，放点刀子、叉子、筷子，多买点盘子，同桌分食，中餐西吃，这样可以避免传染病。第三要改变烹调方法中那些落后的东西，保持先进的东西，讲营养、讲卫生。第四要改变食品的结构，向卫生营养的方面发展。胡耀邦还说：我们工作中一些助长封建宗法观念的东西也要坚决废除或改变。像我们领导干部包括中央领导干部到下边去，不要搞那些前呼后拥、戒备森严的做法，也不要组织什么群众迎送。要纠正我们宣传工作中一些陈旧的“左”的东西。这些论述，体现了胡耀邦全面推进改革、不忽视任何一项具体改革的基本态度。

改革要革除旧的框框、套套和僵化模式、观念，探索、创立新的规章、制度、方法、作风，在实践中难免会有缺点或不足之处。胡耀邦告诉领导干部：要热情鼓励和大胆支持那些提倡改革的人和有助于改革的作风，即使有的改革过了一点头，也要保护、补救。这样，经过一二十年的努力就改过来了，改革就一定会收到巨大的实效和成果。对改革都应支持，不要害怕，我到处都支持改革。

实践表明，党中央在十二大以后的几年，坚定而适时地把改革放在重要地位，全力推动经济等各项体制的改革，革除旧有体制中束缚生产力和人民积极性的种种积弊，开始建立起了充满活力和生机的管理体制和新的规章制度，全国人民精神振奋，意气风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大为高涨。连年农业的发展促进了輕工业的发展，进而促进了重工业的发展，进而人民收入增加、消费需求扩大，又有力地刺激了生产的发展。能源、交通、通信、原材料等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由于集中了必要的财力物力，均得到了优先发展，国民经济在发展中得到了调整，日趋合理和完善。我国的经济建设出现了高速度发展的趋势。据统计，1983年我国社会总产值达到11052亿元，比上年增长10%，国民收入为4673亿元，比上年增长9%，工农业总产值为9209亿元，比上年增长10.2%，提前两年达到第六个五年计划规定的指标。1984年，我国社会总产值达到12835亿元，比上年增长13%，国民收入为5485亿元，比上年增长12%，工农业总产值为10627亿元，比上年增长14.2%。1985年，全国社会总产值达到15000亿元，比上年增长16.2%，工农业总产值11780亿元，比上年增长16.4%。1986年，全国社会总产值18774亿元，比上年增长9.1%，工农业总产值为15104亿元，比上年增长9.3%。这也有力地证明了：党的十二大所制定的开创新局面、实现翻两番的纲领和全面改革的方针、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对于“翻两番”，邓小平在1984年10月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说：“翻两番的意义很大。这意味着到本世纪末，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万亿美元。那时不按人口平均而按国民生产总值来说，就居于世界前列了。这1万亿美元反映到国民生活上，我们就叫小康水平；反映到国力上，就是较强的国家。因为到那时，如果我们拿国民生产总值的1%搞国防，就是100亿美元，要改善一点装备容易得很。据说苏联是20%的国民生产总值用于国防，为什么他翻不起身来，就是负担太沉重。一百亿能够办很多事情，如果用于科学教育，就可以开办好多大学，普及教育也就可以用更多的力量来办了……如果实现了翻两番，那时会是什么样的政治局面？我看真正的安定团结是肯定的。国家的力量真正是强大起来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也会大大不同了。”

邓小平还说：“翻两番还有个重要意义，就是这是一个新的起点。再花30年到50年时间，就可以接近经济发达国家的水平。不是说制度，是说生产、生活水平。这是可能的，是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

在重视翻两番的同时，中央也注意到速度的问题。邓小平强调要重视提高经济效益，不要过分追求产值、产量的增长。胡耀邦也在许多场合一再强调，要控制发展的速度，不要过于强调高速度，而要首先强调效益。“十二大”关于翻两番的指标，就有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所以我们的“七五”计划还是把速度定在7%左右，就是考虑到这一点。他还指出：要求产值增长过快，就必然会造成供求失调影响整个物价和金融。 1985年2月9日他在接见全国省长会议全体与会者时讲话说，在经济形势和改革形势很好的情况下，要重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注意几股不正之风。但是各地的劲头很大，一下子控制不下来，结果还是出现了经济过热发展，财政、信贷上宏观失控，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的局面。

（责任编辑李秀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