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翻译学视角下戴乃迭《沉重的翅膀》英译研究

闫晓红

摘要：生态翻译学把翻译定义为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而对文本进行移植的选择活动。《沉重的翅膀》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个成功的翻译例证，本文以生态翻译学为理论框架，从译境、译者、译本三方面对翻译家戴乃迭英译《沉重的翅膀》的翻译活动进行探讨，以期为中国文学的英译研究提供一些参考与启迪。

关键词：生态翻译学 戴乃迭 《沉重的翅膀》 英译

生态翻译学（Eco-translatology）发轫于2001年，开始于中國，是“由中国学者胡庚申首次提出的具有中国本土化特色的原创性翻译理论”（陈金莲，2015），生态翻译学研究的是翻译生态（译境）、文本生态（译本）、“翻译群落”（译者）生态，及其相互关联和相互作用。（胡庚申，2013）生态翻译学探讨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如何适应翻译生态环境，如何做出选择，如何统筹协调译境、译本、译者等“诸者”之间的关系。只有适应了环境，译者才能生存，译本才能长存。

《沉重的翅膀》是荣获第二届“茅盾文学奖”的优秀文学作品，是女作家张洁写出的我国第一部反映改革的政治小说。最初发表在1981年的《十月》杂志，同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周志雄，2011）小说一经发表，不仅在国内迅速引起广泛关注，在国外也出现了包括英、法、德、美等“十三个国家翻译出版《沉重的翅膀》的盛况”（荒林，2005），这对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所产生的作用无疑是举足轻重的。《沉重的翅膀》一时间声名大噪，张洁也因这篇小说享誉国际。著名英籍翻译家戴乃迭（Gladys Yang）于1987年翻译出版了《沉重的翅膀》的英译本——LeadenWings，在文学界广受好评。本文拟以生态翻译学为理论基础，探析戴乃迭如何英译《沉重的翅膀》，旨在说明戴乃迭的译介活动是在适应翻译生态环境而对文本进行移植的选择活动。

一、翻译生态环境

《沉重的翅膀》初稿发表于1981年，以改革为主题反映当时的社会问题。美国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称《沉重的翅膀》是中国第一部拥护邓小平路线的政治小说。而戴乃迭对中国文学的独立译介活动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第二阶段是80年代，《沉重的翅膀》的翻译活动正处于第二个阶段。

翻译生态环境是指“影响翻译主体生存和发展的一切外界条件的总和”（胡庚申，2013：88），“而外界环境可包括与翻译活动有关的自然经济环境、语言文化环境、社会政治环境等。”戴乃迭的翻译活动一直处于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与选择之中。第一阶段，国家的意识形态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戴乃迭的翻译活动，使其适应了新中国的需要。此时受到政治条件、外宣政策等翻译生态环境的制约，戴乃迭只能在选材和翻译策略上做出适应性选择。而第二阶段随着中国踏上改革开放的道路，政治氛围松动，文艺政策逐渐放宽，中西文化交流日益活跃，戴乃迭迎来了独立译介活动的繁荣时期。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英国正在撒切尔夫人的领导下进行经济政策改革，经济迅速增长，自然更关心世界各国的经济状况。时值杨宪益担任《中国文学》主编，戴乃迭的翻译活动有了许多自由。她开始关注新时期作家的作品，十年间，她先后翻译发表的译作包括古华、邓友梅、新凤霞、张洁、谌容、王安忆、残雪等诸多作品。1987年戴乃迭翻译出版的《沉重的翅膀》让外国读者了解到了改革开放中的中国及其经济政治状况，同时也让中国文学在国外受到广泛关注，让世界听到了来自中国的声音，戴乃迭为适应当时国内外的翻译生态环境而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此外，Leaden Wings是由英国维拉戈出版社出版，这是一个专门出版女性作品的国际出版社。且20世纪80年代，西方妇女运动蓬勃发展，戴乃迭受西方女性思潮的影响，作为英国人，自然对西方的女权主义运动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而她见证了近半个世纪中国的时代变迁，身为女性译者，她同情中国女性，以敏锐的眼光选择翻译女性作家的作品并由维戈拉出版，“既顺应时代需求，又契合她个人的心境”（赵金凤，2016），《沉重的翅膀》译介到国外，为西方读者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女性的窗户，这也正迎合了西方读者的期待，是戴乃迭对语言、社会、经济、政治等翻译生态环境适应选择的结果。

二、“翻译群落”（译者）生态

“翻译群落”指的就是翻译活动中涉及的“诸者”，即“人”，包括原文作者、译文读者、译文审查者、译著出版者、译事赞助者或委托者等等，当然是以译者为代表。（胡庚申，2013）本文主要探讨译者戴乃迭。出生于中国北京的戴乃迭，从小就热爱中国文化。父母是英国传教士，7岁时返回英国，后在牛津大学攻读中文学士学位，且与杨宪益相识并相爱。1940年随丈夫回到中国，在中国生活了半个多世纪，直到逝世。戴乃迭曾经说过：“我觉得我有两个祖国，一个是英国，一个是中国。”（杨宪益，2003）显然戴乃迭具有中西交融的双重民族文化身份。而作为女性翻译家，她在80年代独立译介了包括张洁在内的许多新时期女性的文学作品，并专门撰写评介文章着重介绍她们，为中国文学“走出去”贡献了不少力量。在这样一个多重文化身份下，戴乃迭发挥译者主体性，努力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用自己的行动向世界传播着中国文化。

戴乃迭的人生经历，特殊的教育文化背景，对中国文化及中国女性的浓烈兴趣、独特的翻译理念等都使她有别于其他译者，成果丰硕，这也是她完全融合了中英两种文化身份，面对国内外大环境做出的适应与选择。从《沉重的翅膀》序言中可以发现戴乃迭本人鲜明的女性主义思想，其目的是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描绘中国现实的社会生活，希望世界能关注和理解中国女性。正值西方女性主义发展经历了第三次浪潮，戴乃迭的翻译目的明显地表现出读者意识，迎合了西方读者的需求。戴乃迭以译者的身份动态地调整自己，适应整体的翻译生态环境。

三、文本生态（译本）

生态翻译学以“文本生态”为研究对象，“考察原语生态与译语生态在移植、转换过程中的规律和机制”（胡庚申，2013：92），要保持原文和译文的语言生态、文化生态和交际生态的平衡和谐，就要与翻译方法中的‘三维转换”相对应，追求译文整合适应选择度。在文本翻译过程中，戴乃迭作为译者为适应翻译生态环境必定会做出相应的选择与操纵，以求翻译达到最佳。为了更好地从生态翻译学的角度解读戴乃迭“如何译”，下面拟从《沉重的翅膀》英译本中部分译作举例探讨其“三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过程，即文本由原语生态到译语生态的“移植”过程。

（一）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所谓“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语言形式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这种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是在不同方面、不同层次上进行的。”（胡庚申，2008）在翻译过程中，戴乃迭采用删减、注释、改写、意译为主的翻译方法提升女性地位，较原文本改写程度明显。下面就从具体例子详细分析。

例：这哪里像个副部长的房子？五个房间，还是四层楼。（张洁，2014：17）

译文：A vice-minister deserved something better thanfive roonls onthethirdfloor.（Yang，1987：12）

这句是对夏竹筠的心理描写，作为重工业部副部长的妻子，她实际上是一个游手好闲、贪图享乐的人，原文就将她自以为是、高高在上、对现实不满的态度直观地表现出来，饱含怨意。而译文的转换表达恰恰消除了她这样的一个心理状态，用更委婉的表达方式传达原文的意思，使译文的语气更平和。戴乃迭采用意译的翻译方法便是为了塑造美好的女性形象，提升女性的地位，从而让西方读者理解中国女性。

（二）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所謂“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关注双语文化内涵的传递与阐述。正确地处理翻译中的文化差异至关重要，《沉重的翅膀》是一部写改革的小说，里面涉及大量政治和经济政策的描述，戴乃迭在译者序中表示欣赏这些论述，就需要对1980年左右中国的经济情况有所了解，因此她在原作者的允许下进行了删减。除此之外，还可见以下例子。

例1：小小的四合院，原来也许是个独门独户。长着北京人爱种的枣树、柿树、茉莉、月季……（张洁，2014：109）

译文：The small compound，probably once the homeof a single family，had in it jujube trees，persimmontrees，jasmine and roses-real Beijing taste-（Yang，1987：61）

例2：右边的一桌，几个年轻人喝得红头胀脸，一个劲儿地嚷着：“七个巧呀！”“六六顺呀！”“五魁首呀！”“八匹马呀！”“全！”“宝！”（张洁，2014：111）

译文：Afthetable ontheirright，someyoungsterswithflushed faces were noisiIy playing the guess-fingers game.（Yang，1987：62）

例1中“四合院”是中国传统合院式建筑，是中国文化特有的东西，在西方文化背景下没有这样的建筑，戴乃迭用“compound”来对应原文特有的形象，“compound”在西方指四周有围墙的建筑群，虽未完全对应源语的涵义，却传达了原文信息，不失为一种适应译语生态环境的译法。例2描写的是几个年轻人在喝酒猜拳，中国人一读便知，若将原文直译，西方读者未必看得懂。戴乃迭把后面描写猜拳的场面直接译成“playing the guess-fingers game”，fingers game起源于英国，在西方也盛行，虽与中国的喝酒游戏不尽相同，但译者这样做是既尽量地保留了源语文化内涵，又能让译语读者理解，是一个成功的移植。

（三）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所谓“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关注双语交际意图的适应性选择转换。“交际维的适应性转换，不仅要求译者除语言信息和文化内涵的传递外，还要关注原文中的交际意图是否在译文中得以体现。”（胡庚申，2008）

例：二车间，那个叫杨小东的刺儿头，当时就顶了他：“什么资产阶级的办法……”（张洁，2014：89） 译文：Forwhenhadqueriedit，YangXiaodong，afirebrandinNo.2Workshop，hadretored（Yang，1987：52）

上述例子中“刺儿头”是对原文人物形象的刻画，是一个比较地道的表达，意指杨小东是喜欢挑剔、比较难缠的人，译文“firebrand”传神地将原文的交际意图表达出来，使人物的形象跃然纸上，相信译语读者完全能够体会得到原文人物的性格特征。

四、结语

在生态翻译学的视阈下，英译《沉重的翅膀》是具有多重文化身份的翻译家戴乃迭为适应特定的生态翻译环境而对文本进行移植的选择活动，为保持原语与译语的生态平衡，在翻译过程中做到了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力求“整合适应选择度”达到最高，从而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生态翻译学视角为中国文学翻译研究打开了一个崭新的思路，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搭建了一座桥梁。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文化“走出去”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而具有本土化特色的生态翻译学尚处于继续发展与完善的阶段，因此，在以后的翻译研究中，不仅要继续开拓中国文学英译研究的道路，还要加强对生态翻译学理论的发展和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