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修身观对中国传统修身思想的弘扬与超越

2019-04-15 01:52:34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1期

赵凤伟

关键词: 习近平修身观;中国传统修身思想;弘扬与超越

摘 要: 习近平修身观以马克思主义人学为理论基础,以“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为核心内容,以自律和他律相结合为基本模式,以君子和人民公仆为理想人格,以解决新时代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问题为使命,以世界各国修身思想为借鉴、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在修身内容上,将偏重于“爱有差等”的传统私德修养转化为大德、公德与私德修养相结合;在修身模式上,将道德自律的基本模式转化为自律和他律相结合;在理想人格上,将君子人格转化为君子和人民公仆相结合,由此实现了对中国传统修身思想的历史性跨越。

中图分类号: B 82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2435(2019)01006310

Abstract: Xi Jinping's thought of self-cultivation is based on Marxist human science, with "clarifying overall morality, observing social ethics and maintaining private virtues" as its core content, with self-discipline and heteronomy as its basic model, gentleman and public servant as its ideal personality, with the mission of solving the problem of harmony between people, society and nature in the new era, drawing lessons from the thought of self-cultivation of various countries in the world and aiming at the free and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In its content, Xi Jinping transforms the private morality of traditional self-cultivation into a combination of overall morality, private virtues and social ethics. Transform the basic mode of moral self-discipline into the combination of self-discipline and heteronomy in the self-cultivation mode, and transform a gentleman's personality into a combination of a gentleman and a public servant in an ideal personality, thus realizing a historical leap to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self-cultivation.

中国传统修身思想以人性论为理论基础、以修“私德”为核心内容,以自律为基本模式,以君子为理想人格,形成了系统和博大精深的修身思想体系。“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修己以安百姓”“修其心治其身,而后可以为政于天下”“正心以为本,修身以为基”。[1]53可见,修身既能提高个人道德水平,也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

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一系列讲话、重要文章和著作中,多次引用古代典籍、经典名句,阐述其修身觀。它以马克思主义人学为理论基础,以“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为核心内容,以自律和他律相结合为基本模式,以君子和人民公仆为理想人格,以解决新时代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问题为使命,以世界各国修身思想为借鉴、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习近平的修身观立足于国家建设方面,是对“怎样治理好国家”重大问题的回应。以德治的方式治理国家,可以将国家积聚的道德力量越来越多地激发出来,使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的道德合理性得到进一步夯实,但同时德治应与法治相结合。立足于党的建设方面,是对“怎样治理好党”重大问题的回应。主张党员要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必须自觉加强党性修养。立足于社会建设方面,是对“怎样治理社会”重大问题的回应。强调社会应以道义为基本诉求,优良的社会状态和社会风气能够使民心凝聚和社会稳定。立足于公民培养方面,是对“怎样培养合格的公民”重大问题的回应。主张道德修养是人之为人的根本,修身应以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人民幸福、社会稳定和国家发展保驾护航。

习近平修身观在修身内容上将偏重于“爱有差等”的传统私德修养转化为大德、公德与私德修养相结合;在修身模式上将道德自律的基本模式转化为自律和他律相结合;在理想人格上将君子人格转化为君子和人民公仆相结合,并且在修身的理论基础、修身目标、内容与模式等一系列问题上,都对中国传统修身思想进行了创新。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贯穿于治国理政始终,厚植治国理政根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理论基础:由传统人性论转向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

人性论解决了修身的必要性与可能性问题,构成了中国传统修身思想的理论基础。中国传统修身思想对人性问题的认识表明了对天命的怀疑与否定,标志了人的自我意识能动性的觉醒。在《论语》中,孔子提到“性相近也,习相远”,认为每一个人的天性都是相近的,后天的变化都是因为后天的“习”造成的,因此,要想成为君子、圣人就必须“修己”。孔子没有提出人性之善之恶,其人性说包含有多种人性论的萌芽。孟子提出性善论,认为人具有“四心”,分别是仁义礼智“四德”的发端。仁义道德是人的良知良能,一切道德皆出于人性。人性本善,是因为人具有道德的意识或萌芽。如果为人不善,那肯定不是人本性的问题,而是由于人没有保护好这些本性,没有思考罢了。孟子认为,人的“性”在于人得“心”,“心”能总治五官,包括人得“身”。因此,“修身”须“修心”。荀子认为人性本恶。他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人的本性是恶的,那些善良的行为是人为的。人性与人为是有区别的。人性是先天自然生成的;人为是通过后天的学习而获得的。人可以改造自然和社会,国家的法度、人们遵守的礼仪都是由圣人、贤人、君主制定出来的,都是人为的东西。人生下来就有贪图私利之心、嫉妒仇恨之心、爱好声色之心,因此需要师长和法制的教化、礼仪的引导。荀子强调,人的善、德是后天获得,因为人会学习、会谦让,有能力用礼仪对自己的本性进行加工,从而使人的本性变得完整美好。荀子坚持“化性起伪”,修身养性,从日常吃饭﹑行走﹑思考等方面严格要求自己,以礼修身。汉代董仲舒把人性分为三种,一种是不用教而自为成善的圣人之性;一种是教而不能为善的斗筲之性;还有一种是通过教化可以为善的中民之性。他强调人性皆有善质,尤其是中民之性,而其不善或为恶,皆由情欲所掩,财利所败,故教化有可能和必要。持此观点还有扬雄,他说,人的本性是善和恶混杂在一起的,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善恶相混说的目的还是在于强调后天修身的重要。北宋张载和南宋朱熹都认为人性有“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之分。天地之性主要说明主体人的善良本性来源于天命,气质之性主要解答了天地之性的现实存在,从气禀不同来论证人的善与恶,目的是强调后天修身养性的重要性。以“致良知”为哲学依归的阳明“心学”继续开掘善性,提出了“良知者,心之本体”,并且强调开掘善性的方法与途径。

中华民族历来注重道德修养,中国古代丰富的人性学说为修身奠定了理论基础。不论是性善还是性恶,或善恶相混,“

貌似各执一端,实则殊途同归,都强调修身正心,开掘善性,具备大儒的风范,以铸成美好的心灵”[2]。

习近平修身观以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为基础。“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论域。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问题的思考途径,是从自然到人类,从社会到个体。从人的存在、人的本质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研究基本线索。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运用的是从自然到人类的思考路径,主要从人与动物相区别的角度,指出人不仅是自然存在物,是类存在物,而且是社会存在物。他指出,“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人則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3]46马克思指出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3]46人与动物相区别在于人具有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凸显人的本质的动态性。人的本质在于人的社会性。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则通过从社会到个人的思考路径,从个体差异的角度揭示了人的本质。马克思并不反对研究一般人性,但他更重视人的现实规定性。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56人的本质在于人的社会属性,而人是从自然界中分化出来的,在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劳动中彼此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只有从社会关系尤其是生产关系中来考察人性,才能揭示真实的人性。因此,马克思主义从社会的角度出发,“要求社会对个人以及人们相互之间的关心和同情,尊重个人对社会做出的贡献,尊重人格,维护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并促进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的全面发展”[4]699。至此,马克思在实践层面开启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视域。马克思从人的社会价值角度出发,关心人的价值实现的社会历史条件,关心如何提升与实现人的价值,指出提升人的价值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过程,凸显了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理想价值。即马克思是从人的外在环境出发以外在的社会改变来修养“人道”,把人看作最高价值和目的本身。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要解释人是什么的问题,而且还要通过在改变人的客观世界和人的主观世界的同时来改造人本身,即在伴随着人类世界向更合理和更民主自由的理想状态行进的同时,实现人与人类的自由全面发展和解放。马克思认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人以一种全面的形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5]123也就是说,人的发展是自由的、全面的,既是人的个性、能力和知识的协调发展,也是人的自然素质、社会素质和精神素质的共同提高。可见,马克思人学理论经过对现实的个人的存在、人的本质的考察,其最终落脚点是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

习近平高度评价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理论,他说:“这是马克思从人类社会的宏观视野来全面、深刻认识和把握人的本质之后得出的科学结论”。[6]“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原理,为我们提供了认识和解决改革开放中的深层次问题的‘钥匙”。[6]习近平长期关注人的理论研究,将人的时代实践内容延伸到人的本质领域,丰富了马克思人的本质学说中的“在其现实性上”的内容,凸显了人的本质的现代性、人的本质的时代力量,尤其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实践中所生成和发展的人的本质力量。他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有 ‘天人合一的古老哲学命题,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习惯于以人为出发点并以人为落脚点来认识事物,一以贯之的是一种建立在人与人关系基础之上的‘人-物-人,也即‘主-客-主的思维框架,这与西方哲学的‘人-物的思维框架和认识路线是明显不同的。”[7]“将这种思维框架和道德规范引入社会经济活动之中,人就不再是抽象的人,社会经济关系也不再是抽象为某一种类型诸如商品、资本、劳动或人与物的单纯或单向关系,而是一种以复杂的人为主体的错综复杂的利益和感情关系,人的主观因素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影响和作用也不再局限于个体的人或某个具体范围,而是渗透于社会活动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7]可见,从社会经济活动之中,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之中去建构人的本质学说,是习近平人的本质学说的重要特点。习近平还提出:“人,本质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 的人;是能动的人、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单向度 的人。”[8]150这一论断表明,文化作为人的本质和其他属于人的本质的层次不同。文化是专门属于人的本质,或者是属于人的最高层次的本质,只有当文化成为人的真正本质之后,人以文化的方式实现了人的特殊本质,人才能超越其他非生命本质的存在,实现物我一体。也就是说,“也只有在人的本质的文化镜像中实现人的个性和主体性,人才能是真正能动的、全面的人,从而占有自己的全部而全面发展。”[9]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共产党人的终极追求,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10]21在现阶段,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提出和确立,是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从社会主义本质出发,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学说做出的新诠释,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在实践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与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必须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发展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习近平不仅深化了人的本质学说,而且还拓展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容,提出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发展不能脱离‘人这个根本,必须是以人为本的全面发展,这是发展的终极目标”。[8]116

习近平修身观是习近平关于人的修身理论。把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作为习近平修身观的理论基础,源于两者对“人”的问题的共同关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要着眼于人们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人们素质,尤其是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同时也是习近平修身观的目标所在。因此,从宏观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无疑是习近平修身观的理论源泉。

二、修身内容:由 “修私德”转向“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

中国传统修身思想发端于春秋战国时期,其时旧制度、旧统治秩序被破坏,新制度、新统治秩序在确立,社会处于转型时期,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策略的修身思想,此时开始受到统治者和人们的关注。中国传统修身思想主要以 “修私德”为主,这是由我国几千年的小農经济的生产、生活方式所决定的,同时也是受到传统中央集权的影响。它依据亲情和友情的力量,奉行的是“爱有差等”原则,依据自己与对象亲疏远近的不同,道德责任的大小、道德情感的份量和调节要求迥异。因此,一般情况下这种私德是不能推而广之的 。但是私德不是小事,它关乎个人形象和事业成败;私德不是私事,它影响他人行为和社会风气。传统修身思想从“修己”走到“己敬”“安人”“安百姓”;从“内圣”走到“外王”,都是从“己”的内在根据即“仁”出发,这是修身的内在动力与根基,其最终走向是要通过自觉修养自己的品行,具备“周之德”,成为舜禹那样的人。这是我们要肯定的私德的价值,但它是靠人与人的私人关系联结的家族关系人情社会,中国传统的统治者都是靠严格等级秩序的封建伦理或者私德来维护其统治,所谓“教训正俗,非礼不备”正是私德泛滥的表现。因此,在传统差序格局的社会中,以狭隘的血缘、亲缘与地缘关系建立起来的“爱有差等”的私德修养具有很大的狭隘性。

习近平特别重视人的道德修养,他多次指出,“道德之于个人,之于社会,都具有基础性意义”[11]173。但私德是农业文明的产物,以私德为主要修身内容的传统修身观对应的只是私人社会,它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市民或公民社会。在现代社会,一个人只有“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其才方能用得其所”[11]173。由此,他提出了新时代“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的道德修养的新内容,这是对传统修身思想以修私德为核心的修身内容的弘扬和继承。

习近平指出,“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12]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所以,从根本上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质就是一种道德规范与准则,既是国家和社会井然有序、正常运行所应遵照的基本准则,也是个人处理与他人、与社会、与集体关系所应遵循的道德规范。它是国家、社会之大德。大德出自《周易》的《易·系辞上》,曰:“天地之大德曰生。”意思是说,天地的大德在于使宇宙中的万事万物生生不息。孔颖达诠释为“言天地之盛德,在乎常生,故言曰生。若不常生,则德之不大。以其常生万物,故云大德也”,[13]86即“与天地合其德”[14]2,这种生生不息、生灵昌盛、生命永续、运动不息的品质刚健有力,表现了大自然的自动生发和人类的自我外化和自我实现,代表了宇宙观中最高道德即盛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回答了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的重大问题”[12]。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任何国家、任何社会,要想健康发展,就必须高度重视作为“大德”的核心价值观。这是因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大德,体现为中国价值,确保我国的社会主义方向、原则和要求,是国家和社会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是中国之魂,是实现“中国梦”的信念之本与力量之源,是治国理政的价值支撑。

当今时代,知识经济高速发展,政治、外交与军事风云多变,一个国家要在国际上立于不败之地,党政人才是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一个政党能否发展,“全视乎党人智能道德之高下”[15]486,核心在“关键少数”,也即是各级领导干部。对于领导干部来说,明大德,就是要有政治品德。政治品德是首善之德,是大德,是为官之本,立业之基。2016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指出:“伟大的斗争,宏伟的事业,需要高素质干部。”高素质的干部首要是德才兼备,又红又专。习近平在2013年6月28日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好干部的标准是: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其中信念坚定就是其政治品德。可见,领导干部明大德就是铸牢理想信念、锤炼坚强党性,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在风浪考验面前无所畏惧,在各种诱惑面前立场坚定。对于普通公民来说,大德就是个体对于国家、民族的情感,是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中国梦当做个人信仰,并愿意为之奋斗和奉献。显然,明大德就是要讲方向,讲根本,以人类、世界、国家、百姓利益为重,具有为人类、世界、 国 家、为 民 族、为个人奋斗、牺牲和奉献的精神,它践行的是集体主义思想。

无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守,铸就国人的精神家园世界,还是中国梦的早日实现,都需要培养公民的公德素质。“公德”亦称“社会公德”或“国民公德”,它是人们在履行社会义务或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活动中应当遵循的道德行为准则,它是与集体、社会、民族或国家有关的道德,包括简单的、起码的公共生活规则。公德就是公众之德、公权之德和工作之德。守公德就要强化宗旨意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恪守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理念,自觉践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的承诺,做到心底无私天地宽。公德是社会道德体系的最低层次,其实质是反映人类社会生活的最广泛、最普遍从而也是最简单的一般社会关系。人无私德不能立身,对于党员领导干部尤甚如此。党员干部严私德,就是要严格约束自己的操守和行为,戒贪止欲、克己奉公,切实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用来造福于人民。习近平的谆谆教导,对于新形势下领导干部加强道德修养,注重私德建设,坚持廉洁修身、廉洁齐家,具有重要意义。私德是指每一个社会成员在私人生活中应遵循的道德规范与品质的总和。严私德是指从道德意识及个人生活习惯等方面严格要求自身,崇德向善,铸造君子人格。

“明大德”是修身的方向,“守公德”是修身的行为准绳,“严私德”是强调个人操守,三者相互联系、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习近平修身观的内涵。其中,大德引领自身修德建设,既要立意高远,又要立于平时,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始终坚持用大德规范自身行为、引领人生方向。公德与私德是道德的一体两面,其关系是辩证、对立统一的,在保持一定张力的情况下,可以达到和谐状态,不能片面强调一方而忽视另一方的价值与意义。总而言之,传统修身重私德、轻公德的倾向是封建宗法差序格局关系的伦理反映,是为封建专制体系服务的。但是传统修身思想是一个多层次的复杂体系,对于儒家所倡导的“仁”“忠”“孝”等个体和家庭道德,可以扬弃其中的糟粕并为现代社会所用,来提升个体的道德修养。因此,习近平新时代修身观提出不是要一味地弱化私德,而是将私德在个人日常私生活范围内加以发扬光大——因为这正是中国的优秀道德遗产之一。

三、修身模式:由“自律”转向“自律与他律”相结合

中国传统修身思想以自律为基本模式,把修身当作一个人的自觉行动,这种自觉行动是一种自律的主动行为。孔子讲修养,最为注重自律,他说: “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16]487指出人可以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来成为完善的人,并且自律是人自觉能动性的一种表现。这种自觉能动性的产生源于“己”认识到自身的不完美。只有当“己”意识到自身有欠缺,才会有“修己”的意愿和行动,就像孔子所说的“人洁己以进”。孟子的自律思想发展了孔子的“省”“思”的内心修养方法,注重“修心”。内心修养是传统修身的重要方式,他强调要“存心”。“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17]531君子之所以是君子,是因为他“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人如果不能“存心”,就会和禽兽一样。其次就是“养心”, “养心莫善于寡欲”[17]378。修心的最好方法就是清心寡欲,减少与外物的接触,减少自己内心的欲望。再次就是“充心”,“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17]83。如何“存心”“养心”“ 充心”,孟子强调在于人内心的反省和自觉。人如果产生了违背道德的想法和做法,就应该闭门“思心”“求其放心”。因此,“修心”是一个艰苦的过程,不管顺境还是逆境,个人都不能动摇,穷乏时要修好自己的善性,显达时要把这种善性扩展到天下。荀子的自律思想可以概括为“化性起伪”。 荀子强调,人的善、德是后天获得,因为人会学习、会谦让,有能力用礼仪对人的本性进行加工,从而使人的本性变得完整美好。他说: “故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18]308因此需要师长和法制的教化、礼仪的引导。总之,在中国传统修身思想中,自律意识是一种自觉、能到的意识,主张在修身方面自我约束、严以律己,是其修身的主要模式。

习近平提出: “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我们要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19]弘扬和继承优秀中国传统修身思想,应当弘扬和继承传统自律修身模式。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是说明人为什么要修身,那么人怎样修身?自律与他律相结合则是修身的主要模式。中国共产党人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原理,批判地改造、继承了传统的修身模式,彰显了其特有的风范风骨。

自律就是严以律己,是衡量一个人有无修养和素质高低的重要标志,是凭借内心的自省自觉来培养情操、端正品行,树立人格,弘扬正气。他律是一种外在力量的规范与约束,包括对人进行规范和约束的法律、制度及舆论监督等。自律与他律既相互区别,又相辅相成,他律是自律的前提与基础,自律是他律的目标与指向,他律追求的是最终发展为自律。修身是一个通过他律作用,自我修炼、养成和提升,使自己的道德境界和人格修养不断达到新的更高水平的过程。因此,修身需要他律与自律相结合,并最终会走向自律,本质在于自律。习近平指出,踏踏实实修好公德、私德,学会劳动、学会勤俭,学会感恩、学会做人,学会谦让、学会宽容,学会自省、学会自律。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不仅要严以律己,牢固树立纪律和规矩意识,而且还须他律,用党纪国法严格约束自己,强调在思想上、行动上讲规矩、严纪律、立道德,自觉接受各方面的监督。因此,内在的品性修养(自律)和外在道德性的法律、制度安排(他律)的融合是习近平修身观的基本模式。

“人”不是抽象的、理想的人,而是具体的、现实的人。人的现实性又不是固定不变的,正是人的这种可变异性、差异性和层次性决定了修身中只有自律是不够的。如果说在传统社会,在经济利益冲突不明显的情况下,依靠自律能够修身的话,那么在强调和突出规范化、制度化、法律化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修身还需要他律。因为自律是纯粹的自觉,而他律是一种必须自觉。故此,必须在自律的基础上辅以强制性的他律,把道德要求上升为惩戒性的法律约束。

自律是一个自我不断反思的过程,也是一个自我实现的过程,是基于对他律基础上产生的自觉、自为和自主。早期的知青生活、求学经历及其后期工作经历,是习近平自律和他律相结合修身模式形成的重要因素。他说:“

15岁来到黄土地时,我迷茫、彷徨;22岁离开黄土地时,我已经有着坚定的人生目标,充满自信……无论我走到哪里,永远都是黄土地的儿子。”[20]446

这就是他的赤子情怀和责任担当。可以说,习近平最初对“人民”二字的体悟,就来自梁家河。正如雷平生所言,梁家河“7年努力拼搏,自强不息,刻苦磨炼,这是他成长的重要内因”[20]38。1982年3月,习近平从中央军委办公厅到河北正定,开始执掌一方。他在主政之路上更为注重做人是做官的前提。一个领导干部的作为,取决于本人的修为。在宁德,他坚持学习教育,认为学习教育是提升人的思想境界的重要手段。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在整个一生中都需要不断地接受教育、加强学习,保证自己始终做到德才兼备。他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领导干部,如果不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如果不用马列主义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他要在革命斗争中坚持无产阶级的立场,增强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識,是不可能的。”[21]此外,他还坚持共产党人要修身正己,承担起廉政建设的历史使命。共产党人必须过好“两关”。“第一关是自我关。自身不正,何以正人?‘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第二关是“人情关”。[21]28在福州,他低调亲民,关爱民生,尽力解决群众的困难,着力推行“马上就办”的工作作风。习近平认为,共产党员的党性修养是第一位的,要增强为人民服务的党性修养。让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满意是“马上就办”最高的价值取向,这是共产党员党性修养的核心和最高准则。主政浙江期间,习近平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谦虚地以学生自居,强调官德修养和力戒浮躁。习近平指出:“用权讲官德,实质上是自律问题,是个人修养问题。”[22]他认为干部要谨言慎行,“自重、自省、自警、自励,洁身自好,存正祛邪,注重修身养德”[8]272。“官德”修养,不仅要加强自律,而且要加强他律。力戒浮躁,最根本的是要坚守做人的操守和从政的道德,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和利益观。因此,加强官德建设要努力促进官德规范的法律化、制度化,强化对各级政府官员的道德监督,这体现官德修养中的他律性。实践出真知。习近平由基层到中央长期的执政实践和工作积淀,让他深知修身须自律与他律相结合。2015年《习近平用典》一书出版,在修身篇中,习近平阐述了修身的方法:“吾日三省吾身”,强调的是反躬自省、自我批评;“心存敬畏,手握戒尺”,强调的是遵纪守法、不碰底线;“慎权、慎独、慎微、慎友”,强调的是防微杜渐、不弃微末;“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强调的是领导干部要管住自己的欲望。可以说,都是强调自律与他律的重要性,要求主动接受他律,加强自律,“

从安身立命的各个方面,为领导干部的崇德修身标注出认识论和方法论”[1]55。

四、理想人格:由“君子”转向“君子与人民公仆”相结合

中国传统修身思想强调人格上的自我完善,注重对“君子”理想人格的塑造和追求,期望通过修身,确立和完善浩然伟健的理想人格。“君子”作为一种理想的人格范式,一直是传统修身思想在人格修养上追求的目标。“君子”本义是指当时处于社会统治和管理地位的贵族阶层,是指在位者,但是在《论语》中的君子大都可以看作“是对(已经或即将)有位之人的要求;同时,也可以看做一般人(无位之人)提升自己道德修养的人格标准”[23]。因此,“君子”的引申义是指有德者,强调是一个人内在的精神、修养和意志品质。所以,孔子说,君子有四德,“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16]196作为理想人格,如何成为君子?孔子说:“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16]613-614可见,“仁、知、勇”是成为君子之道,只有具备这三者,才是一个完美的人,才能称之为君子。其中,“仁”是君子修养的基础。君子不能离开仁德,“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因而应以求仁为出发点,修养君子理想人格。同时,“求仁”须“明义”,按照“义”去做,主要强调道义。其次,“知”通“智”。强调一种能力。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也。”[16]248通过学习,获得知识,拥有智慧,具有教化能力,去教化百姓。再次,“勇”表现为一种精神意志。代表着一种不畏惧、敢于承认错误、追求至仁的精神力量。因此,君子修养的“三达德”,三者缺一不可。其中,“仁”是“智”和“勇”的基础,“勇”和“智”是实现仁的途径。

“仁、智、勇”君子人格精神强调有德行的人要根据自身情况结合外在环境来决定自己的行为和思想,但君子人格毕竟是封建宗法社会的产物,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具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君子人格所体现的一种道德为上、功利为轻的“仁”精神、一种公而忘私、舍生取义的“勇”精神;一种明辨是非、不为事物表象所迷惑的“智”精神,其现实价值着重体现在它固有的道德意蕴。如“仁”精神固然能提升人的道德修养,但由于过分强调道德的至上性,以道义消解功利,否定了人们对正当利益的诉求,压抑个性自由,客观上不利于商品经济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它强调把自我融于社会、国家之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在客观上包含有浓浓的家国情怀,强调立德须立言、立功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意识以及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价值追求,与集体主义人生价值观的要求相契合。通过剔除其封建性、不合理的消极因素,吸收其合理、积极的因素,对于我们社会主义理想人格的塑造具有借鉴价值。

习近平非常重视人格的力量,倡导人们修炼“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高尚君子人格。习近平是在苦难历史和曲折经历中成长起来的。1969年上山下乡的时候,习近平只有15岁多。艰苦的生活没有击垮他,反而使他形成了更为稳重顽强的性格,比同龄人更具有刻苦的学习精神和拼搏奋进的顽强意志。这为其担当重任奠定了坚实的人格基础,是他人生修养的重要一环。他指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孕育了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品格,培育了中国人民的崇高价值追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支撑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今天依然是我们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11]158自强不息是自我力求进步,刚毅坚卓,发愤图强、永不停息,激励人们敬业进取,不断向前。厚德载物是要求一个人要有高尚的道德,能够与人为善,为社会做贡献,造就了中华民族宽厚包容的民族精神。为此,习近平结合时代条件和人民群众的实际,对这一人格做出了具体化、通俗化、形象化的阐释。习近平说滴水穿石,“喻之于人,是一种前仆后继、勇于牺牲的人格的完美体现。……我推崇滴水穿石的景观,实在是推崇一种前仆后继,甘于为总体成功牺牲的完美人格;推崇一种胸有宏图、扎扎实实、持之以恒、至死不渝的精神”[21]57-59。

针对领导干部而言,习近平倡导修炼“人民公仆”理想人格。我们的大多数党员领导干部是牢记并践行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严格执行“为民务实清廉”的要求,为改革、开放、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同时,也确实有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忘记了党的根本宗旨,丧失了理想信念,背离了“为民务实清廉”的要求,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物必自腐,而后虫生。”一些党员领导干部严重违纪违法,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他们自身蜕化变质是主要原因。他们放松世界观改造,不注意提高自身修养,错误看待干部与群众的关系,摆不正自己的位置,以致公仆之心淡忘,谋私之心膨胀,利欲熏心、见利忘义,想问题、办事情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完全凭自己个人的价值取向来判断事物。为此,习近平提出“做人要有人品,当‘官要有‘官德”[8]3,领导干部人格修养的目标是人民公仆。

人民公仆人格,是党员领导干部德的一个重要方面。能否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是否具有公仆意识,是衡量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领导干部是否合格的重要标准。1990年4月,在谈到新形势下领导的信访问题时,习近平指出:“地、县的各级领导干部,不论职务高低,都是人民的公仆,都要把群众的冷暖安危放在心上。”[21]621990年5月,在给宁德地直机关领导干部的临别赠言时,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决定了我们党的各级干部都是人民公仆,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党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21]208-209在习近平的心中,人民公仆是每个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始终牢记的身份,也是为之努力奋斗的目标。2005年6月,在金华调研时,习近平指出:“领导干部是干什么的?领导干部是人民公仆,不是当官做老爷。”[24]526“党员干部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就是公仆与主人的关系。”[8]216-217

习近平的领导干部理想人格具体内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充分尊重人民权利。尊重人民群众的权利。2012年12月4日,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强调,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切实保障公民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11]140-141尊重人民权利要依法进行。“我们要依法保障全体公民享有广泛的权利,保障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基本政治权利等各项权利不受侵犯,保证公民的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权利得到落实,努力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保障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11]141尊重人民权利“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使我们党始终拥有不竭的力量源泉。”[25]40“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今天的长征路,必须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为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生活而矢志奋斗。”[25]52第二,真实反映人民意愿。习近平说,“我们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总是根据人民意愿和事业发展需要,提出富有感召力的奋斗目标,团结带领人民为之奋斗。”[11]12“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11]4作为党员领导干部,要时刻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待。“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遇到关系复杂、难以权衡的利益问题,要认真想一想群众实际情况究竟怎样?群众到底在期待什么?群众利益如何保障?群眾对我们的改革是否满意?”[11]98真实反映人民意愿,领导干部则需“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情于民,掌握民情、分析民意,民主决策、科学安排,落实好为民办实事项目,做到让人民群众参与、让人民群众做主、让人民群众受益、让人民群众满意,真正使群众成为利益的主体”。[8]245第三,切实维护人民利益。习近平说,“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始终坚持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自觉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来检验自己的工作和政绩,做到凡是为民造福的事就一定要千方百计办好,凡是损害广大群众利益的事就坚决不办。”[8]33切实维护人民利益,就是要将人民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进行考虑,而且还要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这是因为“坚持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人民公仆的天职”。[8]4第四,紧紧依靠人民。我们对我们的事业充满信心,因为我们的事业符合人民群众的期盼,我们的事业有人民群众的支持。为什么有信心?最根本的原因是,经过长期探索,我们已经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发展道路,只要我们紧紧依靠13亿多中国人民,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我们就一定能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不断取得新的成绩,最终实现我们确定的目标。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我们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仅仅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11]40“中国要飞得高、跑得快,就得依靠13亿人民的力量。”[11]98第五,自觉接受人民监督。党员领导干部在工作中要自觉接受人民的批评和监督,这既是一种胸怀,也是一种自信。习近平指出,“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牢记,任何人都没有法律之外的绝对权力,任何人行使权力都必须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并自觉接受人民监督。……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都是党和人民赋予的,领导干部使用权力,使用得对不对,使用得好不好,当然要接受党和人民监督。不想接受监督的人,不能自觉接受监督的人,觉得接受党和人民监督很不舒服的人,就不具备党员领导干部的起码素质。”[26]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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