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刘白羽同志约稿的前前后后

刘白羽

我同刘白羽同志在1986年八九月间有过一段工作上的交往。这一段交往原本是充实而愉快的，但在不经意之中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插曲，给白羽同志带来些许不愉快。这件事情也在我的心灵深处留下了一些不安的影子，让我一直铭记于心，难以忘怀。

一

1986年8月，为纪念毛泽东同志逝世十周年，中央文献研究室新编了一本《毛泽东诗词选》，准备交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为了配合这一宣传，《红旗》杂志编辑部打算约请老诗人或老作家撰写一篇学习毛主席诗词的文章，这个任务就落到了我的头上。

8月上旬，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我先后约请过几位当时仍活跃在文坛的老诗人、老作家和老评论家执笔，他们均以事情太忙或身体不适为由婉言谢绝。正当我一筹莫展之际，刘白羽同志欣然同意了，并约好当天下午到他家里见面，真是喜出望外！

临行前，我匆忙查阅了一些有关刘白羽同志的资料：他出生于北京，1916年9月生，1936年在《文学》上发表第一篇小说《冰天》，从此走上了文学道路。1938年到延安，参加延安文艺工作团，走遍了华北各个游击区根据地。1944年到重庆，任《新华日报》副刊编辑。1946年以后，他作為新华社随军记者，写了大量的通讯、特写和报告文学。新中国成立以后，继续坚持写作，历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文化部副部长、总政文化部部长等职。主要作品有《早晨的太阳》《红玛瑙集》《无敌三勇士》《政治委员》等，特别是散文名篇《长江三日》，已收入中学生课本，培育了几代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军旅作家。他虽然不是毛泽东诗词的专业研究者，但凭借他多年来对毛泽东诗词的热爱，反复诵读和欣赏，对毛泽东诗词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理解很深，并且有许多独到的见解。由他承担这篇文章的写作，是完全胜任的。

怀着这样的心情，我于8月6日下午，顶着烈日，骑着自行车，随身携带着从人民文学出版社索取来的《毛泽东诗词选》的清样复印件（此时该书尚未正式出版），来到位于北京饭店北面的红霞公寓，按照他在电话中告知的家庭地址顺利地找到了他家。当我乘坐电梯到达他家门口时，他早已站在家门口迎候。他身材魁梧，神采奕奕，既具军人风采，又有文人气质。我一眼就认出了他。过去他虽然不曾和我直接打过交道，但大体上他也估计出我是谁了。我对他说：“我是《红旗》杂志编辑部的。”他热情地和我握手，长长地“哦”了一声，表示欢迎。笑着问：“上午的电话是你打的吗？”我说：“是。”他把我请到他的卧室兼书房里，让我在竹沙发椅上坐下，工作人员随即送上一杯茶。他打开电扇，也在他的写字台旁坐下。我简单地说明了编辑部的意图：“今年9月9日，是毛主席逝世十周年纪念日，人民文学出版社即将出版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选的《毛泽东诗词选》，《红旗》杂志准备发表一篇评论文章，配合宣传，以资纪念，请您执笔。”他接过我交给他的书稿清样复印件，随即翻阅起来。

过了一会儿，白羽同志谦虚地说：“我不是写诗的，对旧体诗词缺乏研究，文章不一定写得好。过去对主席的文艺思想学习和研究比较多，但对主席的诗词创作研究得不够;其实，主席的文艺思想和他的创作实践是分不开的。主席爱好古典诗词，精通古籍，他对我国古典诗词的造诣很深，可以说高出郭老;他特别善于利用旧体诗词的传统形式来表达革命的思想内容，其作品气势恢宏，神采飞扬，光照人寰，具有大气磅礴的震撼力。我就打算从这角度来写，侧重于艺术性方面。”

我说：“非常好。就请您按这个思路写下去。”

他接着说：“我即将离京外出，本月十三四号出发，只有五六天的时间了，恐怕写不好。争取在离京之前写出初稿。”

谈到这里，话题就放开了。他关切地问我是哪里人，原来在哪里工作。我告诉他：“我是湖南桃源人，1949年秋天湖南刚解放，我就参了军，曾在萧劲光领导的十二兵团军政干部学校学习，后来分配到十二兵团兼湖南军区司令部工作。”他回应说：“那时我在十三兵团，进军湖南，攻打常德;十二兵团攻打长沙，长沙的程潜、陈明仁很快就起义了。十三兵团在常德还打了一仗。”

我说：“那是1949年8月份，我还在常德地区，老家在桃源乡下，距常德市只有20余里，解放常德的隆隆炮声我听见过，至今还记忆犹新。”

他好奇地问：“那你为什么不参加十三兵团呢？十三兵团不是更近便些吗？”

我回答说：“因为我有一个哥哥，1949年7月他在武汉参加了十二兵团，后来随大军南下，经长沙到达益阳，他写信让我去益阳，于是就参加了十二兵团军干校。”

他笑着说：“哦！是这样呀！说起来我们还是战友呢！”

谈到这里，话题又转到写作上了。他说，他新近完成了一部长篇小说，以战争为背景，写人的解放，书名叫《第二个太阳》。我说，大作出版之后，我愿意成为您的第一读者。

二

过了几天，即8月9日，白羽同志将文章初稿赶写完毕，便派人专程送给我。题目是“一代风骚——读《毛泽东诗词选》”，4000余字。初稿我看了一遍，初步印象是内容扎实，写得不错，但文字略嫌粗糙，还需要修改提高，随即将稿子送本社印刷厂排印。

8月13日上午，我再次去白羽同志家，将排印好的初稿送交给他，请他审阅修改。他说，他定于当天下午离京，到青岛去疗养，稿子带去，改好以后尽快寄给我。

果然，过了几天，我收到他从青岛寄来的修改稿。修改稿有了进一步提高，读完之后，感到观点鲜明、感情笃实、语言老辣，分析深透。美中不足是个别形容词有点过火，有的地方评价有点过头。于是我们在他的修改稿的基础上进行认真的审读、反复推敲和修改，并打印了“送审稿”。在送审的同时，我给白羽同志也寄去一份，并附信对有关问题作了说明。信如下：

白羽同志：

八月十六日来信及修改稿收到了。

经编辑部研究，认为大作写得很好，决定刊用。初步安排在九月一日出版的《红旗》第十七期上发表;因为稿挤，也可能刊于九月十六日出版的第十八期上。

现送上“送审稿”一份，请过目。

此稿在送审之前我们作了一些修改，除了文字、标点有校正之外，在内容上，主要有三处改动：

一、第一页文章说：“殊不知他的理论之所以正确，因为是通过他的创作实践概括而出的结晶。”这样说并不错，但光说概括“他的创作实践”，似乎概括面太狭窄了一些，因为毛泽东的文艺理论，除概括了他本人的创作实践之外，也概括了其他人的创作实践。所以，现在改成了：“殊不知他的理论之所以正确，正是从艺术实践包括他自己的创作实践概括而出的结晶。”

二、第七页文章说：“……而又创造性地向前发展，从而创造了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其中提到“创造了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似乎说得太满了，为了留有余地，现在改成“……从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美学”。

三、第八页文章说：“……就是数百年而不一出地引导一代风骚的杰出诗人”，其中“数百年而不一出”一句，容易让人联想起“几百年才出一个天才”这句话，为了避嫌，现在改为“……就是引导一代风骚的杰出诗人”。基于同样的理由，第七页中间：“使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达到艺术美的顶峰”，其中“顶峰”也改成了“高峰”。

以上改动，如有不妥，请赐函商定。

顺颂

撰安！

雷声宏

一九八六年八月二十一日

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做编辑的要充分尊重作家个性化的风格。在一般情况下，只要思想内容没有问题，在语法、修辞、标点、逻辑上没有毛病，就应当尽可能地不去改动它，以便保持文章的原有风格和韵味。尤其是像刘白羽这样有影响有成就的知名作家，更是如此。但是，有时会遇到个别作者由于过分自信，对编辑的修改意见往往不肯接受，个别作者甚至声称不得改动一个字，否则宁可不登。这就往往使编辑工作十分棘手。白羽同志不是这样，他对编辑部的修改意见十分重视，虚心听取，对我们的修改意见几乎全部都接受了。9月17日，刘白羽同志通过秘书来电称：“白羽同志同意编辑部的修改意见。”这篇文章就这样定稿了。

三

1986年《红旗》杂志第18期发表了刘白羽同志的这篇文章。作为责任编辑，眼看自己编发的文章已经面世，由衷地感到高兴。为了让作者“先睹为快”，我们在第一时间内将这期杂志（样刊）寄给了作者。尽管这篇数千字的短文，对于作者一生的创作而言，可能是小事一桩。但由于作者十分看重在党刊《红旗》杂志上发表文章，见到样刊后一定很高兴吧？但是，事实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他看完发表的文章之后，情绪十分激动，甚至可以说生了不小的气，并对编辑工作表示了强烈不满。究竟出了什么事？请看原信：

雷声宏同志：

今日收到《红旗》第十八期，读拙作，至王国维那段引文处，我大吃一惊，全身是汗，我马上再查《人间词话》第十条，在“寥寥八字”之后，明明是“遂关千古登临之口”，怎么现在刊物上忽然变成“寥寥八字，独有千古”了？

你前后寄我的两次打印稿都不是这样，这必是你们最后修改的了。我不知你们引文出处何在？是不是《人间词话》有两种不同版本，王国维有两种不同讲法？我早年就喜读《人间词话》，对此则记忆甚深，写稿时，恐怕记误，仔细查对一九六零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蕙风词话·人间词话》（请阅一九四页）是不错的。今天，我又查对了，还是不错。即是真是两种不同版本，不同讲法，我还是取“遂关千古登临之口”，因为这句话表明王国维认为“西风残照，汉家陵阙”气象超凡，空前绝后，遂关闭了千古登临之口，使后人无法问津，从而接下句：“后世唯……差堪继武，然气象已不逮矣”，前后呼应，才是合理。从行文运意上，我认为“遂关千古登临之口”也比“独有千古”高出一筹，它是我十分欣赏赞叹的。因此，对于改“遂关千古登临之口”为“独有千古”，我不能同意。读者发觉之后，不会责备刊物，而会谴责作者，在读毛主席诗词这样重要之作中竟乱引乱改，那就有关文风文德，我就实在惭怍无以自容了。

我恳请刊登更正，并说明作者引文原是“遂关千古登临之口”。

麻烦之处，尚祈原谅。

刘白羽

一九八六年九月廿一日

白羽同志这封信对我们做编辑工作的确是一个不小的震动，原因是一段引文的改动，竟然引起作者“大吃一惊，全身是汗”，并批评这种做法是“乱引乱改”，而且上纲到关乎“文风文德”的高度，最后他还进一步要求在刊物上“刊登更正”，想不到作者竟会作出如此强烈的反应;同时，也为他认真的写作态度和严谨的治学精神所感动。

四

对白羽同志的来信，编辑部很重视。经过研究，一致认为：

第一，本文引述王国维的这段引文，两个版本的文字虽有差异，但基本精神是一致的，考虑到《红旗》杂志的读者（主要是县团级以上干部）对引文理解上的方便，把“遂关千古登临之口”改为另一个版本的“独有千古”是必要的。因为“独有千古”更通俗易懂，更何况，根据后一种版本整理者的說明，“独有千古”系根据王国维的原稿整理而成，更能体现王国维的本意。但在编者更改这段引文时，没有及时征求文章作者的同意，虽然有客观原因（印刷厂开印在即，作者不在北京），也是欠妥的。对此，可以个人名义表示歉意。

第二，此事并非原则问题，不属于工作上的失误，既不是政治上的错误，也不是技术性或常识性的错误，可以不必刊登“更正启事”，但需向作者作一个认真的说明。

第三，以个人名义回信传达上述意思给作者，希望得到他的理解和谅解。

据此，我以个人名义立即写了回信。信如下：

白羽同志：

九月二十一日来函敬悉。

关于大作《一代风骚》中引王国维《人间词话》的那段话，前后两次打印稿均按您的手稿排印，在“寥寥八字”之后，为“遂关千古登临之口”。后送新华印刷厂付排，在最终校对引文时，发现一九八一年版《人间词话新注》（滕咸惠校注，齐鲁书社出版）在“寥寥八字”之后为“独有千古”。滕咸惠本在书前的“说明”中指出：他们“系根据王国维《人间词话》原稿整理而成”，滕咸惠在整理此本时曾参考了您所提到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六零年出版的《蕙风词话·人间词话》。根据这种情况，经编辑部几位同志研究比较，认为：两者内容是一致的，但滕咸惠整理本更体现王国维的原意，考虑到《红旗》杂志的读者对象主要是县团级以上干部，古典文学知识有限，所以就采用了“独有千古”这个文字简练、通俗易懂的版本。这种改动本应当征得您的同意，由于付印时间紧迫，而您又不在北京，来不及征求您的意见，就由我们决定改过来了。对此，希望得到您的理解和谅解，并深致歉意。

由于我们编辑水平有限，工作中存在疏漏和不当之处，欢迎您赐函批评指教。

长期以来，您一直热情地支持我们的工作，给我们以很大的帮助，谨向您表示深切地感谢。希望您今后继续支持我们的工作。

专此敬颂

秋安！

雷声宏

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三日

当天便将回信发出，并附去滕咸惠校注本《人间词话》有关篇章复印件。我的回信没有直接触及两种引文之优劣，也没有正面回答他要求刊登“更正”之事。但自此之后，再也没有见到白羽同志回音。看来，他读到我的回信之后，火气可能平息了，但对回信的说明并不完全满意，也可能出于某种考虑，对我们的回答既不完全认可，又不再坚持刊登“更正启事”的要求，留下的是一段并不愉快的心绪。这件事此后再没有提起了。但我总是觉得，他对这件事还持有保留，还有未能道尽的余憾，在我心中此事尚未画上句号……

现在回想起这件事来，在发表他的这篇文章的过程中，前一段的合作是愉快的、顺利的，后来在那段引文上出现了那样一个小小的插曲，给他带来了不愉快，最后又未能满足他刊登“更正启事”的要求。这个不完满的结局一直在我心头留下不安的影子，常常引为憾事。对作者负责是一个党刊编辑应尽的职责，也是一种良知。为此，有时我又有些自责，暗自思量，即使当时付印的时间再紧迫，也应该千方百计争取事先征得他的同意，比方说给他挂个长途电话作个说明;如果事先把来龙去脉说清楚了，相信他会同意并会得到他的理解和支持的。

从那以后，每每想到这件事情，总是有一绺愧疚不安的心绪萦绕在我的腦际。我总是期盼有一个和他再次见面的机会，向他作必要的说明并当面致歉。但这样的机会一直没有等到。后来，我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这样的机会就更少了。如今他已驾鹤西去，更是没有可能了，留下的只有永远的遗憾！（编辑 杨琳）

作者：红旗出版社原副社长、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