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靖边渠树壕壁画天文图中的黄道、日月及其重要意义

武家璧 段 毅 田 勇

（1. 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2.陕西省考古研究院；3.荆州市博物馆）

靖边渠树壕东汉壁画墓天文图，描绘了二十八宿及其以内部分“中官”的星象，同时显著描画了日、月的图像和位置[1]。图中的星宿和星官大都有题名，为我们讨论星图的科学内涵提供了科学基础。中国古代的二十八宿有赤道和黄道两种体系，赤道坐标便于描述天体的一般位置，黄道坐标更能准确地观测和计算日月五星的位置。东汉时期人们已经掌握了“日月循黄道”的规律，必然对墓葬中的壁画天文图产生影响。本文拟对渠树壕壁画天文图中的黄道、日月位置等展开论述，并简要阐述该图的历史意义和科学价值，以便学界研究讨论。

一、壁画中的黄道

渠树壕壁画天文图描绘于墓室的长方形劵顶上，是首次发现的具有大量星形、星数、图像、题名四要素俱全的汉代天文图。其内容可分为“星象”和“天象”两部分：（1）二十八宿及中部星官，都刻画有形象，即连接若干星点构成三角形、方形、梭形、长方形等形状，并配有人物或动物星神的图像，这部分叫“星象”。（2）星图中用夸张的笔墨，显著描绘了日、月的图像和位置。由于太阳在天球上一年循行一周，月亮一月循行一周，那么由太阳在二十八星宿中的位置可以判断属于哪一月份，由月亮位置可以判断属于哪一日期；将日、月位置相结合，基本可以判定星图描绘的是一年中哪月、哪日的特定星象，此即“天象”。

典型的天象有春秋分、冬夏至等二十四节气，以及晦、朔、弦、望等月相。渠树壕壁画具有“星象图”和“天象图”两种内涵，我们通称之为“天文图”。“星象”是“天象”的背景，“天象”往往是“星象图”要表达的目的。为了准确地表示与日月运行有关的天象，仅有二十八宿框架不行，还应有黄道的设计。下面就渠树壕壁画中的“黄道”展开讨论。

壁画天文图中有一条细长的粉彩白色画线，穿越整幅星图，为叙述方便，下文称此线为“长白线”(图一)。这条长白线从墓室劵顶东边(墓道方向)和北边的二十八宿内侧穿过，西边和南边没有画线，于是将分布于劵顶东端的柳、星、张、翼、轸等五宿，以及分布于劵顶北侧的角、亢、氐、房、心、尾、箕、斗、牛等九宿画在长白线之外，线外星宿共占二十八宿的一半。这种分布表明这条长白线在天球上原本是封闭的，二十八宿一半在其封闭圈内，一半在封闭圈外，因受空间范围的限制，在壁画星图上只画出了其长度的一半。我们去掉原图中的云彩、神像以及“中官”图部分，并加注星宿题名的释文，制作一幅简图，以观察二十八宿、日月位置与“长白线”的关系(图一)。

关于这条长白线的性质，有三种可能：（1）赤道，（2）黄道，（3）银河。我们采用排除法先否证长白线是赤道和银河，再讨论其为黄道的可能性。

（一） 长白线不可能是赤道

银河与黄道是恒久不变的，赤道则主要因岁差等原因积数百年而有明显变化，须回推至东汉时代的天象来考察。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由“中国天文学史整理研究小组”编著出版的《中国天文学史》复原了一幅“东汉的官图”(图二)，可供参考。

仔细观察东汉“官图”中赤道沿线的星宿，可以判定长白线不是赤道，理由如下：

第一，长白线沿线诸宿与赤道沿线诸宿不符。渠树壕壁画星图中的长白线紧贴于氐、房、心、尾、箕、斗、牛等七宿的内侧而穿行，东汉时期的赤道离上述诸宿距离很远，因此长白线与赤道的位置不符。

第二，墓室东边(墓道方向)分布的柳、星、张、翼、轸等五宿，位于长白线外侧，但并未如上述七宿那样紧贴长白线分布，而是离开长白线很远，中间的空区甚至能容纳弧矢和司命、司禄等星的图像。从东汉“官图”上看，柳、星、张、翼、轸等五宿的分布与赤道非常靠近，而离黄道较远。这否证了长白线是赤道的可能。

第三，柳宿在赤道内侧，而壁画将柳宿置于长白线外侧，两者明显不符。

第四，女宿在赤道外侧，而壁画将女宿置于长白线内侧，两者明显不符。

第五，所谓“赤道”实际上是“规”而不是“道”，没有任何天体循着“赤道”运行，即本不存在这样的一条“道”，它只是理论上存在于天球上的一个大圆(规)，而“赤道规”的存在依赖于赤极，壁画星图上没有显示北极或北极星的存在，那么“赤道规”的出现也就没有必要。

（二）长白线不可能是银河

银河在文献中又称“天汉”、“河汉”，它在天球上的位置是恒定不变的，古人和我们今天看到的银河没什么两样。关于银河的分布和走向，《晋书·天文志》载“天汉起没”云[2]：

天汉起东方，经尾、箕之间，谓之汉津。乃分为二道，其南经傅说、鱼、天籥、天弁、河鼓，其北经龟，贯箕下，次络南斗魁、左旗，至天津下而合南道。乃西南行，又分夹匏瓜，络人星、杵、造父、腾蛇、王良、傅路、阁道北端、太陵、天船、卷舌而南行，络五车，经北河之南，入东井水位而东南行，络南河、阙丘、天狗、天纪、天稷，在七星南而没。

简单地说，银河起于二十八宿的“尾”、“箕”之间，经“河鼓”、“天津”而北上，到达拱极星区 (“造父”、“王良”等)，再经“五车”、“东井”而南下，至“七星”(二十八宿之一的“星宿”)之南而没。从视角效果来看，银河有一个北上、南下的大弯曲，最北到达拱极星区，最南两端隐没在二十八宿以南。壁画中的长白线大部分紧贴着二十八宿，很显然是和二十八宿密切相关的，其走势不可能远离二十八宿而北上到达拱极区，因此“天汉起没”的走向，与这条“长白线”完全不符(图三)。

银河与二十八宿在天球上呈两个圈带状分布，银河圈带从北极区延申至南极区，二十八宿分布在赤道和黄道附近，而赤道与北极相垂直，因此这两个圈带近似于垂直相交。它们有两个交点，东端交点在尾、箕之间，西端交点在东井，离开交点后的两圈带渐行渐远。长白线明显在二十八宿圈带内，仅在尾宿和箕宿与银河发生交叉，在柳宿和鬼宿开始接近银河，其它伴随长白线的星宿，其分布走向与银河走向完全相反(图三)。因此这条长白线不可能是银河。

（三）长白线是黄道

黄道在天球上的位置是恒定的，不会随岁差而改变，参考古今任一科学星图都能找到二十八宿与黄道的对应关系。仔细观察星图，不难发现，壁画星图中的“长白线”只能是黄道。理由是：

第一，黄道与氐、房、心、尾、箕、斗、牛诸宿非常靠近，甚至从角宿的两星之间、房宿四星的中间、南斗的斗柄中间穿过，这与壁画中的长白线紧贴以上诸宿的情形比较符合。

第二，自女宿至鬼宿的十四宿中，除参宿离黄道稍远之外，其它诸宿大部分位于黄道内侧或密近于黄道，这与壁画星图将二十八宿的一半置于黄道内、另一半置于黄道外的总体布局大致相符。

第三，壁画长白线从斗宿的柄部穿过，而黄道正好从南斗的斗柄中穿行，这是长白线即黄道的强有力证据。

第四，柳宿位于黄道外侧，壁画将柳宿置于长白线外侧，是长白线即黄道的又一明证。

第五，墓室东边的柳、星、张、翼、轸等五宿离开长白线很远，在实际天象中此五宿离黄道确实比较远。

第六，《后汉书·律历志》载“贾逵论历”引《五纪论》曰“日月循黄道。”[3]壁画中描绘了日月位置，因此有必要画出日月循行的黄道。

第七，星图中长白线的起止处，符合黄道的二至点：“北至东井、南至牵牛”。《汉书·天文志》载曰“日有中道…中道者黄道，一曰光道。光道北至东井，去北极近；南至牵牛，去北极远；东至角，西至娄，去极中。夏至，至于东井…冬至，至于牵牛…春秋分，日至娄、角。”[4]春分、秋分是黄道与赤道的两个交点；冬至、夏至是黄道与赤道距离最远的两个极点，古称“黄赤大距”(二十四度)。二分二至是黄道上最主要的四个标志点，如果长白线是黄道，必定对分至点有所反映，才符合黄道的本质特征。

按壁画星图的布局，长白线画在墓室劵顶的东方(墓道方向)和南方(墓室右侧)，起于墓室东南角的狼、弧星之际，这个起点在壁画二十八宿中的位置就是东井和柳宿之间，然后循北方七宿中的柳、星、张、翼、轸以北，东行至东方七宿的角、亢、氐、房、心、尾、箕以北，穿过南斗的斗柄，最后从墓室西北角的牵牛和织女星之间穿出而绝断。墓室劵顶的西方(后壁方向)和北方(墓室左侧)，自南方七宿的女、虚、危、室、壁，到西方七宿的奎、娄、昴、胃、毕、觜、参，至北方七宿中的鬼、井等，共十四宿位置的长白线缺失。由于鬼宿的位置被安排在井宿之前，柳宿直接联接在东井之后，因此缺失的那段长白线起于牵牛，止于东井(图三)，这正是黄道上的冬至点和夏至点。

渠树壕壁画整幅星图以二十八宿为界，没有涉及二十八宿以南的天象，故有一半黄道被二十八宿截断在画面之外。图中可见黄道(长白线)的沿线十四宿，位于黄道南或黄道外，不可见黄道(长白线)的十四宿，位于黄道北或黄道内。据此可列出渠树壕壁画二十八宿的黄道内外位置对照表(表一)，以此知星图中画出的长白线是整个黄道的一半。

依上表，壁画二十八宿“四象”的方向，并不与其分布在墓室的方位吻合，例如；壁画中的东方苍龙的图像，画于墓室北方；北方玄武(绿龟)图，画于墓室西方；西方白虎图，画于墓南方；南方朱雀图，画于墓室东方。须将整个星图顺着星空东升西落的方向扭转90°，即将壁画北方(苍龙)转到东方，才能达到“四象”与四方吻合的效果，这等效于将黄昏天象转成了夜半天象。壁画的分布使黄道平分为两半：在墓室的东方、北方，黄道可见；在墓室的西方、南方，黄道不可见。长白线的截断处，亦即黄道的起止处，一在牵牛之初，一在东井之末，这就是文献所说的“冬至牛初”、“夏至东井”。

第八，壁画将“鬼、井”二宿位置倒置，使“牵牛”与“东井”互相“耦合”，以适合黄道“半隐半现”。“耦合”是指“四象”对方的次序相同，如，北方对南方，那么北方第一宿与南方第一宿耦合，北方第二宿与南方第二宿耦合…等等；东方对西方，那么东方第一宿与西方第一宿耦合，东方第二宿与西方第二宿耦合…等等。耦合的距度相差180°，故此耦合的双方，互相“对望”。传世二十八宿中，牵牛是北方七宿的第二宿；东井位于鬼宿之前，是南方七宿的第一宿，两者并不耦合，而是在对方排序中错开一宿。壁画将井宿置于鬼宿之后，使东井成为南方第二宿，于是与北方第二宿牵牛形成耦合。张衡《浑天仪注》“周天…中分之，则半覆地上，半绕地下，故二十八宿半见半隐。”此实即黄道“半隐半现”。只有在起止点“耦合”的情况下，才会形成“二十八宿半见半隐”[5]。壁画将“鬼、井”二宿位置倒置，正好使“冬至牵牛”与“夏至东井”互相“耦合”。

壁画星图中对黄道(长白线)“半见半隐”的设计，有可能兼顾了星宿所处的“黄道内外”相对位置（表一）。这样的布局，并不完全符合二十八宿的实际位置，但如上所述大致接近于黄道的实际情况，总体上反映了黄道附近星宿的分布特征。总之，我们认为渠树壕壁画星图中的长白线，就是“北至牵牛、南至东井”的黄道。

表一 壁画二十八宿及其黄道内外对照表

由于描绘了黄道，使得证认壁画中黄道带附近的星官有了一个参照标准。例如东咸星一名“大明”，与壁画中的“微明”星位置相当，早期文献《石氏》记载其在黄道内，与壁画中的位置正好符合。又如文献记载司禄、司命星在虚宿黄道内，但壁画星图中的二星远在黄道外，必须另行解释。又如壁画星图中的牵牛、织女在黄道南、北两侧，即二十八宿中的牛宿和女宿，文献中的女宿一般记为“婺女”、“须女”。这与位于银河东、西两岸的牛郎(河鼓)、织女星是完全不同的，如果没有黄道出现，我们很容易将两个不同的“织女”星混为一谈。

可能早期的二十八宿优先选用全天最亮的恒星作为标准星（距星），例如天狼、牛郎、织女、大角等皆为早期“距星”[6]，用以描述天体的相对位置。也有学者认为选择距星时，主要是看它能否和一颗恒显圈内的拱极星“栓”在一起[7]，以便本星隐没时参照拱极星标定位置。后来天文学发达，人们认识到“日月五星循黄道”的规律，为了定量描述天体的准确位置，将二十八宿距星转移到黄道附近比较暗弱的恒星上。大约到汉代的某一时期，暗弱的牛宿和女宿获得了“牵牛”、“织女”的美名，甚至被有意置于黄道两侧。对于没有题名的星官，要证认其对应星，依据它在星图中的黄道内外相对位置，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判据。此图描绘的黄道，相对位置基本正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东汉天文学的发展水平。

二、中国式黄道坐标

天文学定位通常用地平、赤道和黄道三种坐标系，战国秦汉时期流行“盖天说”和“浑天说”，分别属于地平坐标和赤道坐标系。后来“浑天说”占主导地位，故中国天文学以“天极和赤道”为特征，本质上属于赤道天文学体系[8]。以“黄极”为基点、以“黄道”为基圈的黄道坐标系，产生于西方天文学。中国古代认为“天极”只有一个“北极”，就是天上的“不动点”，又叫“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北极”是赤道坐标系的基点，即赤极。在周日视运动中“黄极”不固定，围绕“北极”转，因此中国人不会把它当做另一个“天极”看待，反而把“黄道”归于“赤极”之下，以“赤极”为基点，以“黄道”为基圈，构建一种新的坐标系,这就是“中国式黄道坐标”。

《后汉书·律历志》载战国时的魏人石申著《石氏星经》曰“黄道规牵牛初”[9]，说明战国时在天文仪器或星图上已出现“黄道规”，这是最早关于“黄道”的记载。《汉书·律历志》载“至昭二十年(公元前522年)…日南至，极于牵牛之初。”[10]即冬至点在“牵牛初(零)度”，理论推算这个数值与公元前450年前后的天象符合[11]。西汉末刘向《五纪论》指明“日月循黄道”。东汉时期人们已经认识到黄道坐标在计算日月位置上的优越性。东汉初傅安等用“黄道度”步算日月弦望比赤道更加准确。《后汉书·律历志》载永元中“贾逵论历”曰：“傅安等用黄道度日月弦望多近，史官一以赤道度之，不与日月同……如言黄道有验合天，日无前却，弦望不差一日，比用赤道密近，宜施用。”[12]永元十五年(103年)“诏书造太史黄道铜仪”[13]。在“黄道铜仪”建造以前，东汉朝廷的星图专家(典星待诏)曾经议论说“星图有规法，日月实从黄道，官无其器，不知施行”[14]。《晋书·天文志》载西汉太初年间落下闳、鲜于妄人、耿寿昌等造“圆仪”，至东汉和帝时贾逵“又加黄道”，即在原赤道仪(铜圆仪)上加装“黄道规(圈)”而成“黄道铜仪”。至顺帝时张衡又制浑象，有“黄赤道”等[15]。东汉末蔡邕《月令章句》载“(官)图中赤规截娄、角者是也”[16]。娄宿和角宿分别是春分点和秋分点，即赤道和黄道的两个交点，“赤规截”于此，说明“官图”上绘有黄道[17](图二)。

由此可知，中国的“黄道度”是在赤道式“圆仪”上加装一个“黄道规”而测定的，没有“黄极”的概念，与赤道系统共用一个“北极”，形成用“赤极+黄道”来度量的“中国式黄道坐标”。永元年间测定的二十八宿黄道距度，经过数据分析证明它们并不是现代天文学所谓的黄经差，而是二十八宿距星的赤经差在黄道上的投影[18]。黄极虽然在周日运动中绕北极转动，但在恒星背景中是不变的，因此黄道和黄纬原则上无变化，但中国的“黄道内外度”是以赤极为基点的一种“斜黄纬”，而赤极在恒星背景中围绕黄极转(两万多年转一周)，因此“斜黄纬”因常年积累而有一定变化。通过对《石氏星经》中恒星的“黄道内外度”进行数据分析，表明可能是在东汉时期测定的[19]。古印度和古希腊曾经使用过这种“斜黄纬”，或称之为“伪黄纬”[20]。中国的黄道源自先秦，有自己一脉相承的传统，与古印度和古希腊并无关联。为了与西方黄道坐标相区别，对中国式黄道坐标，学术界称之为“似黄道度”、“似黄纬”(图四)[21]。

据上引浑仪和星图发展简史表明，中国历史上先出现“赤道规”，后出现“黄道规”；“黄道”实际应用于观测和历法计算，始于东汉和帝永元年间。渠树壕壁画星图中没有北极和赤道，即没有“赤道规”而有“黄道规”，其年代应在“黄道铜仪”建造以后。因为此前连官方都很少有人知晓黄道“规法”，民间普及黄道知识更不可能，当然不会在墓葬星图上出现黄道图像。

自从古希腊以来，世界上各主要的天文学发达民族都采用黄道坐标系，自十六世纪以后，欧洲才逐渐开始使用赤道坐标系[22]。中国天文学以其“天极和赤道”特征，区别于世界其他古代文明，汉代人即使认识到了黄道的重要性，也要将其纳入赤极体系。许多欧洲学者曾经认为，不通过黄道形式而独立发展的天文学，几乎是无法置信的，但中国天文学的情况正是如此[23]，并且巧妙地将黄道概念纳入赤极体系。

中国式黄道坐标源自先秦，它是中国天文学独立起源，而不可能从域外传入的强有力证据。渠树壕壁画墓的年代上限，与东汉时期朝廷士大夫和天文官对“黄道规”的讨论，到制造“黄道铜仪”，到测定二十八宿黄道度数，到应用于编订历法等一系列科学活动，可以说几乎是同时的。这座墓葬如此迅速地反映出中国式黄道坐标体系的重要信息，体现中国天文学在东汉时期取得的重大进展，因而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科学价值。

三、日月位置

渠树壕壁画星图中用夸张的笔墨，描绘了日、月的图像和位置。日月循黄道运行，其位置是参照“二十八宿”或“二十八舍”来标定的。《天官书·正义》曰“舍，所止宿也。”如《史记·天官书》曰“日所宿”，《索隐》“日宿在奎”，《正义》“月宿井”等等[24]。这些“宿舍”也同样适用于五大行星，如《天官书》“五星皆从太白而聚乎一舍”，《索隐》案“谓星所合居之宿。”[25]《晋书·天文志》载张衡云“文曜丽乎天，其动者有七，日月五星是也”；“众星列布…四布于方各七，为二十八舍。日月运行，历示吉凶；五纬躔次，用告祸福。”[26]《后汉书·律历志》刘昭注引杜预《历论》曰“天行不息，日月星辰，各运其舍。”[27]

古代印度、阿拉伯也有二十八宿，称为“月站”；巴比伦有二十四个“月站”[28]。总之，所谓“二十八宿”就是日月运行途中的二十八个“宿舍”。从这个意义上讲，壁画星图的真正目的，可能是要标明日、月的位置，整个星空尤其是二十八宿成为显示这一目标的背景。由于壁画星图具有观赏和示意的性质，日月位置并不正好画在黄道上，但其在二十八宿背景中的相对位置是很准确的。

太阳在二十八宿中的位置，决定了天象发生的季节和月份，月亮位置反映了天象发生的日期。壁画定位太阳在二十八宿中的位置，位于张宿和翼宿之间，应属于张宿的距度范围；月亮在壁画二十八宿中的位置，定位于危宿和室宿之间，应属于危宿的距度范围。危宿为北方七宿中的第五宿，张宿为南方七宿中的第五宿，危、张互相耦合，日、月互相对望。曾侯乙墓出土的青龙白虎二十八宿天文图中，出现过“危、张”耦合现象[29]。西安交通大学西汉壁画墓的二十八宿天文图[30]，描绘了日在张宿、月在危宿的图像，应该不是偶然巧合，可能是一种程式化的设计，包涵某种很强的思想观念。

太阳在恒星背景中的位置，除日食之外是人眼直接看不到的，一般通过黄昏或者平旦时刻出现在天顶中线(子午线)上的恒星——“昏中星”和“旦中星”，来间接测量“日在”位置。“中星、日在”是上古观象授时的标准天象，《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记载了完整的十二月“中星、日在”体系，如曰“正月日在营室，昏参中，旦尾中”[31]，表示用“昏中星”(参宿)和“旦中星”(尾宿)测定了正月的“日在”位置(营室)。《淮南子·天文训》曰“欲知天道，以日为主，六月当心…六月建张。”[32]《礼记·月令》孔颖达《疏》“六月中，日在张(宿)三度”[33]。则“建张”就是“日在张宿”，与渠树壕壁画中的太阳位置相同。“当心”指黄昏时“心宿当顶”，即心宿为“昏中星”。

按《开元占经》所引《石氏》距度：张十三、翼十三、轸十六、角十二、亢九、氐十七、房七、心十二度等[34]，那么自张宿初度，到心宿末度，积距达九十九度。可知张、心二宿的视角距离大致相垂直，相当于“中星——日在”的距离。那么，当太阳位于张宿，黄昏时刻，落日从西方没入地平线不久，心宿正好是“昏中星”，即黄昏时位于南中天，观测者的当头顶上，故曰“建张”、“当心”。此即“日在张宿，昏心中”的天象，据上引《天文训》可知是夏历六月的“中星、日在”标准天象。《淮南子》认为通过这一天象可以窥知“天道”，而渠树壕壁画星图正是为了揭示“以日为主”的“天道”，才突出描绘了日、月在二十八宿恒星背景中的位置，表示“日在张宿”、“六月既望”的天象。这为我们研究传统文化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证材料。

四、渠树壕壁画天文图的重要意义

渠树壕壁画墓天文图，既是一幅观赏星图，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同时壁画星图包涵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历史信息，具有重要的宗教思想和历史文化价值；另一方面星图显示出深厚的天文学知识背景，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它及时反映了东汉天文学取得的重大进展，在中国天文学乃至世界天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一）首次发现大量星形、星数、图像、题名四要素俱全的天文图。

关于中国二十八宿的起源问题，曾经争论一个多世纪[35]，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青龙白虎二十八宿天文图[36]，解决了中国二十八宿独立起源的问题，但曾侯乙墓天文图只有二十八宿题名围绕北斗分布，没有星形和图像。西安交通大学西汉壁画墓天文图[37]，描绘了二十八宿的星形和星神图像，却没有星宿题名。渠树壕壁画墓天文图首次大批量将星官的形状、星数、神像、题名相结合，为我们准确地证认二十八宿与中外星官提供了科学依据。可以设想，如果没有题名，我们很难确认与传世文献的二十八宿顺序不同的星宿，如胃宿在毕宿之后，鬼宿在井宿之前，这是我们不敢想象的。至于二十八宿之外的中外星官，如果没有题名，人们只能猜测其对应星，现在根据题名我们可以迅速唯一确定其准确位置，大大提高了古星图研究的科学性。至于何以出现二十八宿的颠倒次序，是古今距星或距度差异，还是岁差所致，还是另有原因，这给我们提出了新的科学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二）全图结构布局控制得当，恒星相对位置基本准确，具有观赏和科学双重价值。

中国古代星图根据其应用价值可分为观赏星图和科学星图，完全观赏意义上的星图没有科学内涵。科学星图一般“具内外规、南北极、黄赤道，列二十四气、二十八宿”等。渠树壕壁画墓天文图总体上是一幅观赏性星图，但其结构布局显示出一定的科学内涵。控制全图的基本框架是二十八宿，虽然没有定量刻画二十八宿距度及其宽幅，但在相对位置的定性描述上还是比较成功的。这幅天文图分布在长方形的券顶上，却要描绘出围绕北斗分布的中官和二十八宿，也就是说要用方形的格局去布置天文圆图，其与实际天象的扭曲变形和偏离走样预期是很大的，但实际效果是整幅星图的宏观控制比较成功，绝大部分星官的相对位置是正确的。我们根据这些位置，不仅能准确找到题名残缺不全的星官如五车、军市等，还能很快找到没有题名的星官，如弧星、太微垣、天市垣、河鼓、天女等。也有星官的变形走样较大，如三台，但毕竟是少数个别现象。在如此局促的图幅上展开天文圆图，做到基本准确是难能可贵的。因而此图具有观赏和科学星图双重价值。

（三）表现了早期的“三垣二十八宿”体系。

古墓出土的天文图一般着重或者仅仅表现二十八宿，此图的二十八宿在外围，同时表现了位于中央位置的“三垣”，图中没有出现紫微垣，可能是由于空间有限，姑且用北斗来代替“中宫”。天市垣和太微垣虽无题名，但根据其形状和位置，与“北斗”并列为“三宫”的意图十分明显。图中的联星没有颜色和虚实之分，据文献可以判断其星官至少来自三个(石氏、甘氏、巫咸)体系，这表明在晋太史令陈卓“总甘、石、巫咸三家所著星图”以前，人们实际上已经在统合不同派别，至东汉中晚期已然形成大体一致的三垣二十八宿中外星官体系，这是中国古代天文学取得的一个重要进展。

（四）壁画星图中首次画出了黄道，大大提高了此图的科学价值。

大约在战国中晚期，以《甘石星经》为代表，中国天文学进入定量描述阶段，用二十八宿入宿度和去极度等，来描述恒星的经向和纬向位置。东汉中期，贾逵首先在官府的天文仪器——“铜圆仪”上加装“黄道规”，使得中国式的黄道坐标进入实际测量和应用阶段，实践证明运用二十八宿黄道宿度和黄道内外度来计算日月位置，比赤道坐标更加准确。黄道坐标的应用，大大推进了汉代天文学的发展。渠树壕壁画墓首次在天象图中画出了黄道，将二十八宿置于黄道附近，显示一种新的坐标框架——“黄道二十八宿”体系已经产生。该墓的年代离贾逵所处的时代很近，新的科学知识很快反映在丧葬文化中，在考古发现中十分罕见。这是迄今发现最早的黄道实物图像资料。

（五）首次显明伏羲女娲所属的星官，体现了重视礼教的思想观念。

考古发现大量伏羲、女娲的图像资料，暗示伏羲、女娲与天象有关，都不能说明属于何种天象。渠树壕壁画星图回答了这个问题，伏羲定规矩，代表整个天市垣；女娲制婚姻，是牛郎、织女的共同组合。伏羲女娲与天象结合，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为我们理解和解释一些文化现象和学术问题，提供了新的基础。《礼记·礼运》载孔子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38]《孟子·离娄》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汉代独尊儒术，以孝治天下，既要繁育子孙，又要不失“男女之大防”[39]，这才符合当时的社会伦理规范。“牛郎织女”和“伏羲女娲”是男女婚姻的两个典型案例，牛郎织女鹊桥相会，伏羲女娲循规蹈矩，显然后者更符合汉代的礼教观念。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之下，壁画星图中的闪亮明星被女娲占据，牛郎织女迁徙到二十八宿暗弱星区，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体现了东汉统治阶级重视礼教、遵守孝道的指导思想。

(六) 神话图像资料的意义。

星图中描绘了大量的星神图像，与人们的宗教信仰有关，其背后隐藏大量的神话故事和传说，尤其是有明确的星官题名，可与文献记载相对照，为研究宗教信仰和神话传说等提供了宝贵资料。例如河伯乘三鱼拉车出游，洛伯驾虎拉云车巡行，风师雨伯、雷公闪母在乌云中兴云布雨等等，这些都是经过科学考古发掘出土的第一手原始实物资料，真实反映了汉代的风俗民情，弥足珍贵。图像资料蕴含的信息比文字记载更加丰富复杂，也更加生动形象，如何利用这类实物史料，纠正长期以来的传抄错误，补正史料记载的不足，值得文史考古学者深入探讨。

（七）日月位置及其意义。

二十八宿(舍)是用来描述日月五星位置的框架体系，之所以称为“宿”就是日月宿舍之意。二十八宿和黄道都是参照背景，真正的主题是要表示日、月所在的位置。渠树壕壁画天文图的背景是“星象”，通过日月位置表现特定的“天象”，进而揭示某种“天道”。所谓“天道”就是天象变化的自然规律，通过“天道”可以预知“天象”。《孟子·离娄下》曰“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40]《淮南子·本经训》：“星月之行，可以历推得也。”[41]在没有掌握“天道”之前，人们只能根据近期观察到的实际天象和物候来判断季节，称之为“观象授时”；掌握“天道”之后，人们就可以预先计算出各种节气和天象，乃至于“千岁之‘日至’(冬至、夏至)”发生的日期，此之为“推步制历”。前引《淮南子》曰“欲知天道，以日为主…六月建张”。太阳位置一般不能直接观测，只能依据掌握的自然规律(天道)通过推算得到。渠树壕壁画刻画了“日在张宿”、“六月既望”的天象，从一个方面表明当时的人们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掌握了“天道”，是科学进步的实证体现。

此外，壁画星图反映的一些习俗和某些观念具有很强的时代性，为确定墓葬年代提供了重要参考。如伏羲女娲执规矩图，仙人骑象钩象图等，是东汉中晚期画像石、画像砖墓非常流行的绘画主题。早期的“牛郎、织女”故事，发生在银河两岸，但东汉以后随着“日月实从黄道”的知识得到普及，作为日月宿舍的“牵牛、织女”，也被搬迁到黄道一线。星图中描绘了一半“黄道规”，这只有在东汉“黄道铜仪”被建造、并且普及黄道知识以后才有可能，因此该墓的年代上限，不应早于永元十五年(103年)，定在东汉中晚期是比较适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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