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参与的影响机制研究
——基于社会关系网络、信任结构与参与类型的实证分析

潘泽泉，谢琰

(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湖南长沙，410083)

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组织作为社会治理主体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因其强大的功能性存在逐渐显现出其在社会运行中作为重要主体的社会地位，并逐渐成为居民在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随着我国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组织不仅成为国家管理社会的重要载体，更成为沟通与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一剂良药。因此，社会组织的发展现状及我国居民的社会组织参与状况日益受到关注。而其中，提高居民的社会组织参与水平在某种程度上对促进当前我国社会组织的进一步发展乃至推动国家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针对目前我国居民的社会组织参与状况进行研究，有学者提出，社会资本类似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其内部包含的人际网络、社会信任等要素[1-2]能够影响居民的公共参与行为；与此同时，社会参与理论所包含的公共事务治理、公益活动参与等要素也具有相应的影响作用。那么，增强社会信任、拓宽人际网络水平是否能够从事实上提高社区居民对社会组织的参与程度？通过引导我国社区居民对公益活动的关注与参与是否能够改善其社会组织参与？近年来，我国社会组织不断发展与壮大，而提高居民的社会组织参与能够显著为社会组织的进一步发展注入新的社会活力，从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进程。有鉴于此，本研究以社会资本理论(人际关系网络、社会信任等)、社会参与理论为等基础，基于CGSS2012 相关数据进行研究，以期对改善居民的社会组织参与状况提供有益参考。

一、理论分析与文献回顾

原有的理论和经验研究发现，社会资本是影响居民社会组织参与的重要影响因素，而社会资本主要包含社会关系网络、社会信任等要素，大量研究试图通过对社会信任结构、人际网络水平的操作化进行其对居民社会组织参与造成的影响研究。笔者通过归纳已有研究及相关文献的观点认为，不仅是社会信任结构及社会关系网络这两个因素能够对居民的社会组织参与产生影响，居民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和社会公益活动对于解决集体行动困境、实现社会有序发展同样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

(一)社会组织参与中的社会关系网络作用机制及其理论解释

社会关系网络是否影响社区居民的社会组织参与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核心议题。社会关系网络的理论解释模型主要通过对个人求职行为与结果、居民社会参与行为中的社会网络作用机制、社会网络类型进行考察，格拉诺威特发现，个体社会关系网络具有利用异质性稀缺资源的能力，即人际网络越广泛的个体其从人际关系网络中所获取的社会资源也越多，其社会资本也相对更为丰富[3]。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指出，社会资本“通过表现为社会结构资源与资本财产为个体所拥有的形式，由组成社会结构的要素构成，主要存在于人际结构与人际关系之中，并且能够为结构关系网络内部的个体提供行动上的便利[4]”。边燕杰等学者通过对中国城市居民的调查资料的分析认为，社会资本对于居民经济社会地位的取得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而个人的人际关系网络则是影响其社会资本获得与累积的重要因素[5]。事实上，社会关系网络可视为一种以复合人际关系形式所呈现的空间载体，“我们所关切的社会阶层、社会阶级和其他群体界线，都镶嵌在一定的空间里，各种空间的隐喻，如位置、地位、立场、地域、领域、边界、门槛、边缘、核心、流动等，莫不透露了社会界线与抗衡的界限所在”[6]。而正是在这个空间载体中所隐含镶嵌着由不同人际关系线所能够直接或间接带来的其他丰富的社会资源的获得与否，将对居民个人的下一步行动产生一定影响。社会关系网络作为影响居民社会组织参与行为的重要影响机制，在居民的社会组织参与过程中，需要考量居民个体基于社会关系网络所包含的个人人际网络广泛程度、人际网络结构的异质性程度及人际资本财产等议题。

(二)社会组织参与中的信任结构作用机制及其理论解释

社会信任是否影响社区居民的社会组织参与同样也是学术界关注的议题。普特南认为社会资本是社会组织的特征，而社会信任则是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之一。他认为美国民众更为关注个人社会发展问题，因此但凡涉及公共领域的事务，美国民众普遍将自己的利益诉求转移给社会组织或者国家政府进行处理，而社会信任在此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7]。福山则认为社会信任与社会资本的内涵十分相似，即二者都是与文化传统及历史背景相联系的，这种联系因素有利于增加社会互惠的同时降低了社会失范现象发生的概率[8]。胡荣认为社会信任是社会资本的重要考察维度，社会信任不仅能够促进居民人际关系的发展，更能够提升居民个人的社会参与[9]。杨中芳认为，社会资本在社会交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影响社会资本产生影响效应的关键以及社会发展的核心因素，则是在交往中所需要的社会信任；如果社会个体丧失社会信任，则意味着其也将同时失去社会信任中所包含的社会资源[10]。学者们通过实证研究，将社会信任作为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维度进行量化操作，并发现普遍信任对居民的社会参与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11]。基于上述研究所得出的结论，研究认为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及其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社会信任这一要素在中国传统人际关系网络所建构出的“熟人社会”中占有社会资本的较大构成比重；与此同时，由传统人际关系网络亲疏层次区别所构建的社会信任结构——也即“信任的差序格局属性”，对于社区居民多方面的社会参与存在着非常大的影响，其中也包括对社会组织的参与。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落实及市场经济的繁荣发展，中国社会已逐渐进入去组织化[12]及碎片化[13]的互联网时代，传统的“熟人社会”逐渐分崩瓦解，社会信任结构也在不断转型。基于此，本研究试图探讨在现代社会中社会信任结构(差序格局属性)是否同样会影响居民的社会组织参与。

(三)社会组织参与中社会参与的类型化效应及其理论解释

社会参与属性及类型影响着社会组织参与状况，主要可分为公共事务性参与和公益性参与。其中，公共事务性参与主要指社区居民参与公共事务决策，具有体制化参与的明显特征——如政府以及公共机构在制定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公众参与，以及国家在社会治理层面的公众参与等。国外学者针对集体行动困境的讨论多涉及社会参与理论，强调社会参与理论所包含的公共事务因素对于解决社会问题及推进社会发展的意义。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为了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在批判吸收理性选择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以社会参与为核心的解决方案，并认为社会互惠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前提，而其形成则依赖于社会成员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程度[14]。普特南通过对美国人社会参与的研究发现，居民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对于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及促进社会健康有序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国内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很早就提出了，随着社会力量的不断发展，社会组织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而这些都使得公共事务参与成为了居民的必然选择[15]。更有学者认为，社区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实现社区参与并通过社区参与实现赋权[16]，以居民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方式有效弥补政府或市场不足，推动社会参与力量的不断壮大，从而实现社会治理健康有序地发展[17]。相较于公共事务性参与，公益活动参与则是指社区居民自觉地参与公益服务，体现了社会的发育水平、非体制化特征及社会公益价值理念，如参加慈善公益服务及志愿者活动等。国外学者认为社会参与行为能够通过社会组织形式的网络结构传递奉献、友爱、互助等公益价值观，从而有效推动自发合作与自愿奉献的公益活动开展进行[18]。帕特南通过对美国居民的社会参与状况的研究，发现居民参与社会公益团体如志愿会等“能够通过协调的行动进而提高社会效率”[19]。国内有学者认为社会参与是民主化发展的必由之路，而社会参与的关键是居民能够参与社会公益活动，即站在公共利益的角度推动社会的发展与进步[20]。通过对公共事务性参与和公益性参与的相关理论解释，笔者认为社会组织参与的不同属性及类型体现了社会组织参与所能够引发的不同的社会效应。而其中，社会组织作为居民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载体，能够让居民通过参与具有不同属性的社会组织的方式，接触到更多诸如公共政策征集与修订、公益活动推广等公共领域范畴的监管及实践，从而起到结构性提高社会发育水平、强化社会公益精神，进而改善社会组织参与状况的作用。据此，本研究试图验证及对比公共事务性参与和公益性参与对社会组织参与的影响效应。

(四)社会参与作用机制的理论解释模型：复杂性假设、理论等式验证及其说明

综上所述，原有的理论研究及经验解释模型大多是试图在“自变量-因变量”即“社会资本(社会关系网络、社会信任)与社会参与”之间做出单变的理论解释和因果推论，但很少有研究对“社会资本(社会关系网络、社会信任结构)与社会参与”的复杂性假设做出理论说明。据此，本研究将尝试在原有的理论解释层次、理论等式和经验解释模型的基础之上，基于社会参与的复杂性假设模型，将社会参与划分属性类型进行类型学分析，以社会资本中的人际网络与社会信任作为理论解释变量来阐释社会组织参与的影响因素，进而验证社会资本的两个维度(人际网络、社会信任)以及公共事务参与、公益活动参与属性类别是否会对不同的社会组织参与类型抑或社会组织参与内容具有同等解释效度。

二、数据、变量与解释模型

(一)研究问题

通过整理文献发现，原有的理论研究及经验解释模型试图在人际网络、社会信任和参与类型等各个自变量与社会组织参与这一因变量之间做出理论解释及因果推论。这些研究发现，人际网络越广泛的个体，其能够从人际关系网络中所获取的社会资源越多，获取资源的动力推动其社会参与水平也相对更高；社会信任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居民获取更广泛的社会资源，从而影响居民个人的社会参与行为；公共事务参与及公益活动参与作为社会参与理论的重要因素，能够帮助社会成员形成社会互惠，进而通过协调的行动来提高其社会参与效率。本研究试图在原有的理论解释层次、理论等式及经验解释模型的基础之上，以居民的社会组织参与为研究内容，以有效提高居民的社会组织参与状况为切入点，主要检验居民的人际网络、社会信任、公共事务参与、公益活动参与四个预测变量对居民的社会组织参与是否具有同等解释效度。

(二)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中国人民大学进行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2012年度的调查数据，通过数据筛选和数据处理，选取与社会组织参与指标相关的调查数据。CGSS2012年样本量为11 765，应答率达到71.5%；经过数据清理以及针对本研究内容进行的研究框定，最终选取有效样本5 815个，研究样本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三)变量

1.因变量

利用CGSS2012 数据中有关居民社会组织参与状况作为测量指标，该测量量表主要是询问居民“您对这些组织的参与是否积极？您是下列组织的成员吗？”其中包含的社会组织主要有：政治团体、社区组织、社会公益组织(志愿者组织/非营利组织)、群众运动/消费者权益组织、宗教组织、校友会、娱乐休闲团体、工会及类似的劳动者组织、职业协会和专业学会及行业协会。测量的内容为：0 表示不是成员；1表示是成员，但基本不参加；2 表示是成员，并且积极参与。所有的组织类型的参与累积得分，即为本研究的因变量社会组织参与状况。数据分析发现，工会及类似劳工组织的参与率最高，其次为政治团体，接下来为校友会。这反映了居民参与社会组织多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基本权利，因而对于工会及类似劳工组织的社会组织参与率相对较高；再者，我国现在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对社会的宏观调控覆盖面相对较广，因此，居民往往更倾向于选择加入相关政治团体，以便在社会层面获得更好的发展；宗教组织、社会公益组织(志愿者组织/非营利组织)、群众运动/消费者权益组织的参与率排在最后三位，这可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前我国社会力量的发展仍然不够充分，也能够从侧面反映出当前社会组织自身资源整合能力不足的问题，即居民自身所能动员的社会资源可能会多于通过参与社会组织所能够额外获得的社会资源，因此其更倾向于选择不参加社会组织。

2.自变量

(1)社会参与属性

本研究试图通过引入社会参与属性来测量其对社会组织参与的影响，并把社会参与属性分为“社区居民公共事务性参与”及“社区居民公益性参与”。其中，“社区居民公共事务性参与”用CGSS 数据中有关社区居民公共事务性参与状况的测量量表进行分析。该量表主要是询问居民“在过去12 个月中，您是否经常参与下面这些本地事务的讨论”其中包含的公共事务主要有：环境问题、教育问题、安全问题和消费问题。测量的内容为：0 表示从来不参与；1 表示参与过几次；2 基本上每月都参与；3 表示基本每星期都参与。所有问题的参与累积得分即为本研究主要自变量之一“公共事务参与”的状况。经过数据分析发现，居民参与本地消费问题探讨的活跃率最高，其次为参与本地安全问题讨论，再次是教育问题，最后才是环境问题。这反映出当前我国居民参与公共事务较多是为了维护自身经济利益及保障个人生活的基本安全；虽然环境问题日趋严重，但从居民参与环境问题讨论的情况来看，其环境保护意识仍然有待提升。针对另一自变量“社区居民公益性参与”，同样用CGSS 数据中有关公益性参与状况的测量量表进行分析。该量表主要是询问居民“在过去12 个月中，您是否参加过公共利益相关的活动？”其中包含的公益活动主要有：建设本社区的志愿活动；与体育、文化、艺术或学术相关的志愿活动；与社会弱势群体相关的志愿活动；与政治事务相关的活动。测量的内容为：0 表示从来不参与；1 表示参与过。所有的问题的参与累积得分，即为本研究的主要自变量之一“公益活动参与”的状况。数据分析发现，在指向公共利益的志愿活动中，居民更倾向于参与到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帮助之中，同时对于与个人生活环境息息相关的社区志愿活动的参与也较为积极，而对公共政治事务活动的参与热情则相对最低。

(2)社区居民社会关系网络

本研究试图通过引入社会关系网络规模来测量其对社会组织参与的影响，使用CGSS2012 数据中有关人际网络的测量量表进行分析。该量表主要是询问居民“您的亲戚、朋友以及打过交道的人中，有没有从事下面这些职业的？”其中包含的人脉类别主要有：大学老师、律师、护士、电脑程序员、中学老师、人事经理、居民、美发师、前台接待和警察。测量的内容为：0 表示没有；1 表示有。所有的问题的参与累积得分，即为本研究的主要自变量之一“人际关系网络规模”的状况。数据分析发现，由于居民的人口比例较大，因此自然成为人际网络中最经常能够接触到的人脉类别；另外，由于我国的教育重视程度及教育覆盖率较高，所以对中学老师及大学老师的接触率也相对较高；除此之外，对于与社会民生息息相关的医疗行业中的护士接触率也较高。

(3)社区居民社会信任结构

本研究试图通过引入社会信任结构中的社会信任层次性(差序格局属性)来测量其对社会组织参与的影响，使用CGSS2012 数据中有关社会信任结构的测量量表进行分析。该量表主要是询问居民“您对下面这些人的信任程度如何？”其中包含的信任对象有：亲戚、朋友、邻居、同事、陌生人、医生、银行职员、公司高管、记者；非营利/非政府组织的领导、老师、地方政府官员、中央政府官员、警察。测量的内容为：0 表示没有；1 表示有。所有的问题的参与累积得分，即为本研究的主要自变量之一“社会信任水平”的状况。数据分析发现，当前居民对亲戚的信任程度仍然最高，反映出当前我国以血缘、亲属关系为核心的信任差序格局依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于居民的潜意识里——对有亲缘关系的“熟人”信任程度普遍较高，对陌生人的信任程度普遍较低；另一方面，居民对于地方政府官员、非营利/非政府组织的领导的信任程度及公司高管的信任程度相对较低，这或许是因为目前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仍然不充分不均衡，部分社会组织也以追求经济利益为其发展导向，因此造成了居民对其领导人的不信任。

3.控制变量

除了核心自变量之外，文章还将性别、年龄、自评社会地位、受教育年限等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分析模型。性别为虚拟变量(男=1)；年龄和自评社会地位为连续变量，自评社会地位是按1～10 进行的自我评分；受教育年限为连续变量，由受教育程度转换而来，其中：0 表示没有受过任何教育；6 表示小学；9 表示初中；12 表示职业高中、普通高中、中专以及技校；15表示大学专科(成人高等教育)、大学专科(正规高等教育)；16 表示大学本科(成人高等教育)、大学本科(正规高等教育)；19 表示研究生及以上、其他。表1为本研究所使用的变量及赋值情况。

表1 变量定义、赋值及其描述性统计

(四)解释模型

由于因变量社会组织参与状况是连续变量，故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别基于自变量公共事务、公益参与、人际网络与社会信任建立了四个逐步回归模型，依次将四个自变量纳入解释模型。另外，为了考察四个自变量的相对效应，模型还提供了自变量的标准化回归系数。

三、数据分析结果

在进行回归模型分析之前，本研究首先对模型的拟合度及多重共线性问题进行诊断。经检验，模型A、B、B1、B2、B3 的Durbin-Watson 值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残差独立，说明这五个模型的拟合度较好。随后对该模型进行方差检验，P值均小于0.05，说明模型具备统计学上的意义。模型的容差与方差膨胀因子均在合理范围之内，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表2报告了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分析结果。

数据分析发现，自变量公共事务属性与因变量社会组织参与通过皮尔逊相关检验，相关系数为0.222，这说明公共事务性参与和社会组织参与存在显著相关关系。从模型1 可以看出，公共事务性参与对居民的社会组织参与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在控制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公共事务性参与每提高一分，居民的社会组织参与得分就提高0.15 分，该结果在0.001 的水平上统计显著。这说明公共事务性参与度越高的居民，其社会组织参与行为发生的可能性越大；因此，提高居民的公共事务性参与度，有利于促进居民的社会组织参与。从模型2 到模型4 可以看出，在纳入公益活动、社会关系网络和社会信任结构之后，公共事务的解释力逐渐下降，其回归系数由0.150 下降到0.055，但仍然在0.001 的水平上显著。

表2 居民社会组织参与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模型

比较模型2 和模型1 后发现，在加入公益性属性后，模型的解释水平得到极大改善，调整R 方从0.145提高到0.256，说明公益性参与对居民社会组织参与具有较明显的解释能力。在模式2 中，公益活动参与的非标准化系数为0.349(P〈0.001)，这说明在控制变量和公共事务参与情况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公益活动参与每提高一分，居民的社会组织参与水平就提高0.35分。从模型3 和模型4 可看出，在加入社会关系网络和社会信任结构后，公益活动参与的影响系数有所降低，但仍然保持在0.3 以上，并且在0.001 的水平上统计显著。

比较模型3 和模型4 能够发现，社会关系网络规模对居民的社会组织参与具有显著的(P〈0.001)促进效应，居民人际关系网络的职业类别每增加一种，其社会组织参与就提高了0.12 以上，即人际网络越广泛的居民其社会组织参与度也越高。另外，在纳入社会信任之后，人际网络的解释力并没有明显下降。这说明人际网络的解释力没有被社会信任结构稀释，人际网络仍然与社会组织参与存在较强的显著正相关。另外，数据结果反映出社会信任的差序格局结构属性对于社会组织参与不存在显著解释力。

为了检验自变量对居民社会组织参与的相对效用，统计还提供了四个自变量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从模型5 可以看出，四个自变量的回归系数都为正，除了社会信任之外，都在0.001 的水平上统计显著，说明公共事务性参与、公益性参与和社会关系网络规模的提升和扩大都有助于促进居民的社会组织参与，其中公益性参与的促进效应最大，人际关系网络规模次之，公共事务性参与的促进作用最小。这一研究结果对于今后相关政策的修订与完善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并且具有相对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研究结论与发现

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公共事务性参与、公益性参与和社会关系网络规模对于促进社会组织参与行为的发生具有显著性影响，理论解释模型和数据分析结果能较好地说明中国社区居民社会组织参与的影响机制及其作用过程。

其一，社会组织参与类型(公共事务属性和公益属性)能够对社区居民的社会组织参与行为产生影响。公共事务性参与、公益性参与程度越高的居民，其社会组织参与行为发生的可能性越大；居民对公益属性的社会组织参与程度高于对公共事务性属性的社会组织参与程度，体现了居民社会组织参与由传统、被动的行政性议题、体制性参与向社会性议题、公益性与自发性参与变迁，由传统封闭单一的公共事务领域逐渐向开放及多元化方向演进的趋势。

通过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公共事务性参与度越高的居民，其社会组织参与行为发生的可能性越大；因此，提高居民的公共事务性参与度有利于促进社区居民的社会组织参与。这点与西方已有经验研究发现结果一致。萨拉蒙针对公共事务治理所宣称的“20世纪最伟大的社会创新”即为居民社会组织力量的出现与兴起，并且使传统封闭单一的公共事务领域逐渐向开放及多元化方向演进——公共事务参与和社会组织参与之间共同享有公共权力。据此，笔者认为应大力倡导公共精神以提升社会资本存量，积极培育居民良好的责任观与参与观，“参与是参与者主动的行为，启发贫困者把参与项目当作自己的事业”[21]，同时应号召社区居民积极贡献自己的力量，方能以普遍的公共精神参与公共事务的同时为社会组织参与带来更多积极的影响。与此同时，研究发现公益性参与对居民社会组织参与行为的发生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公益活动参与度越高的居民，其社会组织参与行为发生的可能性越大，因此，提高居民的公益性参与度有利于促进社区居民的社会组织参与。罗尔斯认为：“所有社会基本善——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及自尊的基础——都应被平等地分配，除非对这些或所有社会基本善的不平等分配有利于最不利者……如果不得不产生某种不平等的话，这种不平等应该有利于最少受惠者，利益分配应向处于不利地位的人们倾斜”[22]。而从社会组织的功能上分析，其恰好能够行使利益分配的诉求，尤其在公益活动方面发挥“向处于不利地位的人们倾斜”的重要协调作用，促进经济层面的合理化再分配从而帮助社会整体得到相对更加均衡的发展。比较而言，公益属性的社会组织参与程度要高于公共事务属性的社会组织参与程度，也能够说明在现代社会中居民的社会组织参与开始由政治性议题及体制性参与向社会性议题及公益性、自发性参与进行过渡与转变，在一定程度上使中国社会层面的整体发展与进步得到了实证性凸显。

其二，社会关系网络规模能够对社区居民的社会组织参与行为产生影响，即居民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规模越大，其社会组织参与行为发生的可能性越大；而另一方面，社会信任结构对社会组织参与产生的影响却并不显著，理论解释模型和数据分析结果阐释了社会组织参与的现代性转型——中国社会在从传统性走向现代性的过程中，随着去组织化及碎片化的互联网时代社会发展特点逐渐增强，建立在“熟人社会”模式基础之上的传统性对于当代中国社区居民的心理与行为影响同时也在逐渐减弱。

通过调查数据分析发现，人际关系网络规模对居民的社会组织参与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人际关系网络规模越大，居民的社会组织参与行为发生的可能性也越大。因此，通过扩大居民的人际网络规模从而提升其有效社会资本的运用及积累，将更有利于促进社区居民的社会组织参与。普特南认为关系网络分为横向的关系网络与垂直的关系网络，但在解决集体行动困境、表达集体利益诉求方面，横向的关系网络作用要大得多。在本研究中不难发现，横向关系网络作为社会资本的一种基本构成方式，在促进社会组织参与方面具有积极意义。因为横向的人际接触不仅能促进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教育背景的居民相互接触及交往，更能够使其相互之间各种信息的有效传递及快速流通成为可能。而这类网络关系越紧密，其进行进一步合作的可能性就越高，从而也越有动力驱使居民追求个人乃至集体的共同利益。

而在社会信任结构对居民社会组织参与行为的影响层面，数据分析结果显示，社会信任结构(差序格局属性)对社会组织参与的影响不显著。数据结果与以往的研究结论有所不同，这说明了中国社会在从传统性走向现代性的过程中，传统性对于当代中国社区居民的心理与行为影响正在逐渐减弱——在以“熟人信任”为社会信任结构建构核心的传统中国社会，“家族制”“单位制”的传统社会生活模式使得人际关系普遍存在以亲缘关系作为依据的特殊信任。而在现代社会中，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与高速发展，居民个人的社会生活逐渐从“组织化”走向了“去组织化”“碎片化”，“熟人社会”的解体导致以亲缘关系作为依据的特殊信任下降，“也正是在这种传统资源的丧失过程中,践履着一种主体性的日常生活实践,这是一次自下而上的现代性书写和谋划”[23]。社区居民在现代性转型过程中对陌生人的普遍信任程度也将在短时间内停留在相对较低水平，由此使得社会信任结构有可能在社会组织参与影响效果中作用不显著。事实上，社会信任是衡量社会资本多寡的重要指标，也是社会资本产生的表现形式与前提条件。实现社会整合以及提高社区居民的社会组织参与水平，不能忽视社会信任的层次性，应加快提高社会整体的公信力水准，促使居民的社会信任结构逐渐从特定范围的特殊信任向更广范围的普遍信任逐渐转变。只有当社会的普遍信任结构水平达到较高程度时，其对居民的社会组织参与才有可能起到推动与促进的作用，同时这一良效反过来也将促进社会的进一步整合。

其三，社会参与属性、社会关系网络与社会信任结构在对于社区居民社会组织参与的影响方面存在不均衡效应。通过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公共事务性参与、公益性参与和社会关系网络规模的提升与扩大都有助于促进社区居民社会组织参与行为的发生，且这三者在促进作用上存在不均衡效应——其中，公益性参与的促进效应最大，社会关系网络规模的影响次之，公共事务性参与的促进作用较弱，而社会信任结构对其影响未表现出显著性。这一发现对于我们在提高社区居民的社会组织参与方面具有很重要的政策意蕴及一定的现实价值——在针对相关政策的修订及完善方面应着力鼓励社区居民的社会组织参与，同时加大宣传力度以培养居民的主人翁意识及参与意识，从而提高社会组织参与的整体水平。除此之外，更应积极营造全社会的公益氛围，提高社区居民对公益活动的关注程度及参与程度，培育社会信任以创造更为丰富的社会资本，激发社会活力，从而实现中国社会的和谐发展与高度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