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宇和刘伯承轶事

张昆明

杨国宇是四川仪陇县人，1914年生，能文善画。在他的戎马生涯中，曾担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宣传员、红三十一军排长、八路军一二九师司令部机要科科长、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军政处处长、海军训练基地副司令员等职。在革命烽火岁月中，他在刘伯承、邓小平麾下工作长达十三年之久，与刘邓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其间，他与刘伯承之间发生的故事，不仅记录了他年青时代的成长和战斗历程，也透露出了“军神”刘伯承的做事风格、指挥能力和人格魅力。

做事“心细如发”

1937年2月，因陈昌浩、徐向前率领的西路军遭敵围攻，损失惨重，整个部队面临灭顶之灾，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组织援西军，前去援救，由刘伯承担任援西军司令员。援西军辖红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一军，红一方面军的二十八军、三十二军和骑兵一团。

23岁的杨国宇是三十一军的译电员，被抽调到援西军司令部译电。当时，司令部驻扎在甘肃省镇原县城，机关工作人员多是红一方面军调来。杨国宇人生地不熟，感觉生活和工作很不习惯。最重要的是，当时部队里正大肆批判原红四方面军领导张国焘，杨国宇来自红四方面军，一听别人提起张国焘，如同自己也在接受批判，心里很不开心。心情郁闷的杨国宇便向四川老乡刘伯承提出，将他调回三十一军。

刘伯承态度缓和，劝导道：“我也是刚来，人生地不熟，久而久之就会安心，习惯了。”

杨国宇这才罢休。

1937年3月24日晚，刘伯承写了一份电文，让杨国宇尽快拍发出去。杨国宇接到文件后，按照惯例，他对照密码本，先将文字译成电码，然后交给一名电台工作人员拍发。

不久，刘伯承突然发现自己写的那份电文中出了一个差错，他把“安西”错写成了“西安”，就赶紧来到电台室，问杨国宇：“那份电报发出了没？”

杨国宇赶紧询问电台人员，得到“正拍发中”的答复。

刘伯承追问杨国宇：“你是否把‘安西译成‘西安了？”

杨国宇振振有辞地说：“你写的是‘西安。”

刘伯承批评说：“我粗心你也粗心，难道你不知道西安在西路军的东边么？安西在西路军的西面。西路军正处于危难之时，我们如此马虎，怎么得了？”

杨国宇辩解说：“只是一字之差，颠倒一下就行了。”

刘伯承点了下头，又嘱咐道：“以后要做到心细如发。”

经刘伯承这一说，杨国宇以后收发电报中，更加仔细了。

机要科的“政治战士”

1937年3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对张国焘在领导红四方面军工作中，产生的反对党中央、分裂红军、退却路线、军阀主义等错误行为进行了总结，号召全党同志同张国焘错误路线作斗争。援西军从司令部到下面各部队，也都开展了揭发批判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活动。

可是，批判张国焘之中，有些人竟把原四方面军的人员当作“张国焘残余分子”，进行诬蔑、讥讽，引起了部队中一些人员对立。

这年6月份的一天，机关作战科、情报科、机要科的人员蹲在地上，围着一盆菜吃饭。工作人员李茂思说原三十一军的宋胖是“土匪”，宋胖随即被激怒，他拿起手中的碗便砸到了李茂思身上，怒问：“谁是土匪？”因是宋胖首先动的手，旁边的人站起来，纷纷指责宋胖。

刘伯承很快知道了宋胖和李茂思吵斗这件事，他找来政治部主任宋任穷商议，如何处置这件事。最后，政治部决定，对一名犯错的参谋关了禁闭，算是惩戒和警示。尽管如此，宋胖还是受不了气，偷偷跑回原部队。

针对机关干部中存在的这种“错误批判”行为，引起了刘伯承的重视。6月14日，刘伯承和宋任穷让人找来杨国宇，当面部署工作。

刘伯承面上和蔼可亲，说道：“你长大了，在无产阶级的队伍里，要团结一致。机要部门是党的要害部门，在你们科里要专设一名政治战士。”

宋任穷在旁补充说：“就是兼管政治思想工作。”

刘伯承又道：“你就是科里的政治战士。”

从此，杨国宇成了机要科兼职的“政治战士”，做机要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政治战士”这一职务，别的科都没设，专在机要科设，也让杨国宇明白，刘伯承希望机要科工作人员彼此之间友好相处，一心团结，绝不能出现宋胖与李思茂对立之类的纠纷和矛盾。

杨国宇为人乐观活泼，善于协调，机要科工作气氛融洽，大家都说杨国宇这“政治战士”做得合格。

老百姓眼中的“红军改编”

1937年8月，为团结抗日，一致对外，红军主力接受国民政府改编，八路军一一五师、一二0师、一二九师成立。

这年9月6日，在陕西三原县石桥镇以北一个广场上，尽管天降瓢泼大雨，新成立的一二九师还是如期举行奔赴抗日战场的誓师大会。刘伯承带领部队宣读誓词，并从上至下，全部脱下红军帽，戴上了国民党军队青天白日帽徽的帽子。

誓师仪式结束后，因为国民党军队的纪律比红军差，少数群众不免心存忧虑。有的起疑说：“名字改了，帽子换了，是不是要打人？”刘伯承和机要科的人临时住在一户老百姓家里，这家主人有一个十七岁的漂亮闺女，经常来看望杨国宇他们，手里还常转着一个捻线砣儿。姑娘的到来，也给杨国宇这些光棍带来了很多欢乐。可是杨国宇他们换上了新帽子后，姑娘看了一眼，就转身走了，再也不到机要科的屋子玩了。

杨国宇知道这位姑娘不了解红军改编，她肯定认为部队换了帽子就会变了作风，便主动找到姑娘的母亲，告诉对方，对红军改编之事不要怕。

哪知女主人并没有担心，而是说：“我知道你们名字改了，你们的心不变的。那天你们供给部到云阳领了那样多的军官帽子、武装带子、西装呢子、高底鞋子，为什么你们的军官没有一个人穿，没有一个人戴？我的堂屋里那个又高又大的官，在裤子上还补着一个大疤，这还是我给他补的。看来看去，你们上将的薪水，还不及人家一个事务长，又没有听说过你们的兵有二等兵。”

女主人口中说的身材又高又大的官，就是刘伯承。杨国宇听到女主人这样说，心里宽慰了好多。

拍电影

1940年初，一二九师司令部驻扎在山西辽县桐峪镇。2月23日，延安来了一个电影拍摄组，来桐峪取景，主要拍摄八路军学习、生活和工作场景，“演员”们包括刘伯承、邓小平、李达、杨国宇等人。

为了取得更好的镜头画面，一名摄影师不停地指挥“演员们”配合。他一会儿让人坐下，一会儿又让人躺下，一会儿又让人拿起笔来在纸上写字，搞得杨国宇他们渐渐地不耐烦了，可是又不得不遵从。到了后來，“演员”们只是机械地按照摄影师的要求作动作，脸上表情僵硬，没有笑容，显得像“木头人”。

摄影师表示，希望大家自然一点儿。可这一说，被拍人的表情反倒愈发不自然，搞得摄影拍不下去了。

此时，刘伯承对摄影师说了一句：“自然而然，然而不然。”他这一说，邓小平、杨国宇等人都笑了，表情顿时轻松下来。

刘伯承这一言，才让村外这场戏顺利拍摄完成。

分馒头

1942年2月15日，正是农历正月初一，中国传统节日春节的第一天。一二九师司令部人员并没呆在涉县赤岸村机关驻地度节，而是转移到了距赤岸十几里外的南岗村。因为日寇乘春节时候“扫荡”，不给八路军庆节和喘息之机。为了避开敌人，刘伯承只好带领司令部人员，分成前后两个梯队，转移至此。

杨国宇等六个人住在南岗村一个庙里。正值严寒时节，涉县老百姓有初一不卖柴（柴有“财”之意）的风俗，杨国宇他们也无处买柴。为了取暖，他们在村外砍了一些柿子树枝作柴，并折了庙里周仓像的刀把作引火柴烧。

夜里寒风凄凄，几个人守着庙里一堆冒着黑烟的柴火，难免因节思乡，触景生情，流出了眼泪。可没想到刘伯承并未忘记他们。当地村民没什么慰问八路军，给刘伯承送去了一小篮柿子皮，而刘伯承又拿出一些柿子皮，分给了机要科的人员。刘伯承的举动暖了大家的心，杨国宇他们都有一种“雪中送炭”之感。

村里有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看杨国宇他们过得不容易，便送来了一个馒头，玉米面和小麦面掺在一起做的。老人不好意思地说：“玉茭馒头，老乡，就一个儿。这个年头儿，军队苦，老百姓也苦。”

杨国宇他们正愁着没东西吃，谢过后，便收下了。可这只馒头还没分吃，刘伯承进了庙。一时间，七个人的眼睛都盯在了那只馒头上。

杨国宇不觉左右为难，心想：“送给师长么？恐大家不满。七个人都吃，又太少。”他一时拿不定主意，只好笑着不动。

其实刘伯承也是跟大家开玩笑，想看看机要科的人怎么处理。

而杨国宇呢，觉得大家老这么“僵持”着也不是办法，干脆站起身来，边掰开馒头，一个一个挨着分，边学着鲁迅小说《孔乙己》里的话，说道：“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

杨国宇这一说，惹得大家全都哈哈大笑，庙里气氛顿时活跃起来。

就这样，刘伯承、杨国宇他们度过一个苦中有乐的“春节初一”。

“三条腿牛”的来龙去脉

1943年9月，杨国宇被机关党支部推举为中共“七大”代表，前去延安参加会议。他11月到达延安后，被安排到了党校第九支部，支书是湖南耒阳县人，名叫伍云甫。

1944年1月，按照支部通知，杨国宇写了一份自传，接受政治审查。他参军前，听父母说，从他爷爷时起，家里就有一条水牛，三条腿，于是，他把这条“三条腿”的水牛写进了自传里。可在别人追问牛的事情时，他却傻眼，不知如何解释清楚了。

别人的问话也不无道理：“你说说一个牛能活多少年？你爷爷起，就是水牛，到你手里，还是那条水牛。再说，牛都是四条腿，你家的牛为何只有三条腿？”

因为事情解释不清，而同一个小组里的人又追问不放，这让杨国宇郁闷之极，恨不得插翅飞回太行，再也不想呆在延安了。

杨国宇知道，刘伯承和夫人汪荣华也来到延安参加会议，于是，这天，他找了个地方，将电话打给了刘伯承。

“想回太行。”杨国宇在电话里直接说。

“为什么？”刘伯承在电话那一头问。

杨国宇心里为自身处境难过之极，一时答不上话来。

电话那头的汪荣华插了一句：“是不是延安找爱人困难？”

“绝对不是。”杨国宇否认了。

“那为什么？”刘伯承又追问。

“我讲不清我的历史。”杨国宇只好吐露实情。

“你历史是清白的，你一定同别人发牛脾气。你们支书是谁？”刘伯承关切地问。

“伍云甫。”杨国宇答道。

“伍云甫是个好同志，你耐心向他讲讲道理。”刘伯承在电话里好言相劝，让杨国宇去找支书伍云甫好好谈谈。

结束电话通话后，杨国宇按照刘伯承嘱咐，前去找伍云甫认真交谈。

伍云甫四十岁了，性格沉稳，听了杨国宇的苦恼，对他说：“你好好想想，我们南方有这种情况，一条水牛，为什么活那么长？比如说水牛用老了，到市场少花几块钱，即可换条小水牛。从祖爷到你手里当然还是水牛。”

杨国宇听得有理，连忙应声说：“是、是的，我们四川跟你那一样。”

伍云甫又举例说：“为何一条牛只有三条腿，两条腿的。你这田多出三条腿的钱，他家钱少，田地仅出一条腿的钱。两家合买一条水牛，你家占四分之三，当然是三条腿。”

伍云甫这一解释，让杨国宇心中豁然开朗，高兴得说：“我家的风俗，同你那一样。”

“那不见得，你得好好想想，要耐心，不要同人家发脾气。”伍云甫说。

虽然伍云甫最后那样说，但杨国宇还是按照伍云甫的提示，写了一份说明稿子，然后在小组会上按此发言。杨国宇讲了一半，小组长便说：“你早这样讲，不就早解决了。”其他同志明白了“三条腿牛”的来历，脸色也都缓和了，没有再追问出什么。

就这样，费了一番曲折，杨国宇才将自家“一条水牛三条腿”的问题解释清楚，过了政治审查关。

军衣不能做成“秧歌队”

1947年8月，为打赢解放战争，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跨过黄河，直插大别山，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

这年冬天快到了，部队里很多战士还穿着单衣，为了制作棉衣棉被，刘伯承、邓小平组织人加紧收购布和棉花。而司令部有人在下达通知时，说“不管什么布见布就收购”。于是，部队收购来的布，红黄蓝白黑青紫，什么颜色都有，做出来的衣服穿在人身上，也是花花绿绿的。

10月份的一天，直属队正列队时，刘伯承来检查了。冬季穿的衣服，都是战士们自己动手做的，有的长，有的短，有的做成和尚领、锁扣样式，有的口袋没钉盖儿，并不齐整。而且，也只有一半人穿上棉衣。只是让人难堪的是，什么颜色都有。

刘伯承一看军装颜色，转头对参谋长李达说：“同志，今天不是春节，哪来的这么多秧歌队？”

李达明白刘伯承话意，说道：“没有染料。”

杨国宇也跟着附和：“到宋埠都未买到。”

刘伯承却没有原谅，批评说：“无产阶级的队伍，没有不能克服的困难。过去群众自己织的白布，用稻草烧成灰，可以染成灰色的。用树根，熬成水，可以染成黄色。不管什么颜色，总比秧歌队好。要抓紧时间限期改正过来。”

次日一早，刘伯承又来看直属队。他发现有的人做的棉衣，领口不成形状，便说：“你用洋瓷碗扣上，照洋瓷碗口大小下剪，剪成领口，总比你这方不方圆不圆的好。”

也正是在刘伯承的关心和督促下，直属队的棉衣问题很快解决了。

慈不掌兵

1947年12月的一天，刘伯承率部要过汝河，需要组织人马提前搭桥。杨国宇是军政处处长，想到直属队连日奔波，十分疲惫，应该休息一下，便说：“直属队很苦，我想休息一下再干。”

没想到刘伯承伸出指头，重重地指着杨国宇说：“慈不掌兵你懂得不？少数人的饥渴和疲劳，换取大多数人的温饱和安全。你以后要学会算大账，不要学农民抓小事。”

杨国宇这才组织人，不顾疲劳，尽快架好浮桥，使部队很快通过汝河，到达目的地。

战争期间，杨国宇与刘伯承等首长朝夕相处，彼此之间发生过很多事。也许絕大多数事情细小、琐碎，微不足道，但见微知著，以小见大，从他们的小事、琐事中，可以了解到伟人们的真实性情、历史的本来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