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新生的情绪和行为问题：自我控制和应对方式的作用

司徒巧敏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院 财经学院，广东 广州 511442)

大学新生常常面对人际关系、学业、恋爱等压力，这些压力容易导致各种情绪和行为问题[1-3]，因而对学生的身心健康、学业、甚至社会安全等方面均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考察大学新生情绪和行为问题的保护性因素及其机制对促进大学新生入学适应具有重要的意义。

自我控制是个体对思想、情绪和行为进行改变以符合社会道德和个人标准的心理机能[4]。研究发现，低自我控制是导致问题行为的一个主要原因[4-8]。另外，笔者认为应对方式可能是解释自我控制如何影响问题行为的一个作用机制。应对是个体减轻或克服压力所使用的认知和行为上的努力[9]。自我控制水平较高的个体偏向采用积极应对和较少使用消极应对[10-13]，表明自我控制与应对方式存在密切的关系。压力应对又与情绪及行为问题息息相关，研究表明消极应对容易导致情绪和行为问题；而采用积极应对则能够减少情绪行为问题的发生[14-19]。

本研究的目的在于考察大学新生自我控制和情绪(焦虑/抑郁)、行为问题(攻击)的关系及应对方式在其中的中介作用。由于问题行为存在性别差异，在模型检验中对性别加以控制。笔者假设：(1)自我控制与问题为呈负相关；(2)应对方式其中起中介作用。

1 方法

1.1 被试

本研究采用方便取样法。2016年10月中旬，在广州某高校抽取400名大一学生参与本研究。剔除无效问卷28份后，剩余372份作为最终样本(有效率93%)。其中，192名男生，179名女生(1人没有报告)；362名学生是汉族，8名少数民族(2人没有报告)。年龄范围是18～22岁，平均年龄19.92岁(标准差0.89)。

1.2 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简易自我控制问卷》测量被试的自我控制水平。该量表由Tangney等人编制[4]，国内学者对其进行了翻译并应用于国内不同的群体，发现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8]。该量表共有13个题目，采用5点计分(从“1=非常不像我”至“5=非常像我”)，分数越高表示个体自我控制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α系数为0.80。

本研究采用《简易应对方式问卷》测量被试在生活中遇到困难时可能采取的态度和做法。该量表由国内学者编制，共有20个题目，包括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两个维度。量表采用4点计分(从“0=不采取”至“3=经常采取”)，分数越高表示个体越频繁使用积极或消极的应对方式。在本研究中，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的α系数分别为0.89和0.83。

本研究采用《成人自我报告》的“焦虑/抑郁”和“攻击行为”分量表分别测量个体的情绪和行为问题。该量表已被翻译为多国语言并应用于中国样本，表现出良好的信、效度。焦虑/抑郁和攻击行为两个分量表分别包括18和15个题目，均采用3点计分(从“0=不准确”至“2=非常或经常准确”)，分数越高表示个体越频繁表现出焦虑/抑郁和攻击行为。在本研究中，焦虑/抑郁和攻击行为的α系数分别为0.91和0.86。

1.3 程序

本研究由心理学研究生担任主试，在辅导员的协调下以班级为对象进行匿名集体施测。在施测过程中，主试对被试强调匿名性以及要求被试保持安静并独立完成。在作答完毕后，主试统一收回问卷并向被试致谢。采用SPSS18.0以及PROCESS 2.13对数据进行分析。

2 结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为避免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对自我控制、应对方式、焦虑/抑郁和攻击行为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特征根大于1的子共有14个，累积贡献率为50.12%，第一个公因子的贡献率为19.83%，小于40%。另外，采用验证性因素分析，限定所有题目负荷在同一个潜变量因子上，单因素模型的拟合较差，χ2(2 079)=7 343.29，RMSEA=0.083，CFI=0.465，SRMR=0.108。这表明本研究的测量中不存在显著的共同方法偏差。

2.2 自我控制、应对方式与焦虑/抑郁、攻击行为的性别差异检验

采用独立方法t检验考察自我控制、应对方式，焦虑/抑郁和攻击行为是否存在性别差异。

如表1所示，男性和女性之间的自我控制水平不存在显著差异；而男性比女性更少采用积极应对以及更多采用消极应对；同时男性比女性表现出更多的焦虑/抑郁和攻击行为。根据Cohen的标准，积极应对、消极应对、焦虑/抑郁和攻击行为的性别差异的效应值较小。

2.3 自我控制、应对方式与焦虑/抑郁、攻击行为的相关分析

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考察各变量之间的两两关系。如表2所示，结果表明焦虑/抑郁和攻击行为与自我控制均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与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分别呈显著的负相关和正相关关系。另外，自我控制与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分别呈显著的正相关和负相关关系。

表1 自我控制、应对方式、焦虑/抑郁和攻击行为的性别差异检验

男性女性t(369)Cohen’s d自我控制3.23±0.513.25±0.50-0.510.05积极应对1.75±0.531.87±0.54-2.12∗0.22消极应对1.21±0.621.08±0.532.11∗0.22焦虑/抑郁0.44±0.390.35±0.302.46∗0.26攻击行为0.33±0.330.25±0.242.59∗∗0.27

注：*p<0.05;**p<0.01；Cohen’sd为绝对值，d=0.20，0.50和0.80分别为小、中、大效应(Cohen,1992)

表2 自我控制、应对方式、焦虑/抑郁和攻击行为的相关分析

MSD12345自我控制3.240.51-积极应对1.810.540.20∗∗-消极应对1.150.58-0.23∗∗0.23∗∗-焦虑/抑郁0.390.35-0.43∗∗-0.16∗∗0.31∗∗-攻击行为0.290.29-0.45∗∗-0.15∗∗0.31∗∗0.83∗∗-

注：**p<0.01

2.4 应对方式在自我控制与焦虑/抑郁、攻击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

采用Hayes编制的PROCESS 2.13(模型4)考察应对方式在自我控制与焦虑/抑郁、攻击关系之间的中介作用。PROCESS是一个嵌套于SPSS中的用于检验中介模型、调节模型以及中介调节混合模型的插件。在本分析中，自我控制作为自变量，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作为两个平行的中介变量，焦虑/抑郁和攻击行为分别作为因变量。在性别差异检验中，尽管积极和消极应对、焦虑/抑郁和攻击行为的性别差异效应较小，但为了获得更精确的参数估计，本研究把性别作为协变量处理。本研究从整体数据中抽取5 000次Bootstrap样本并采用95%的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95%CI)来检验中介效应的显著性。如果95%CI不包括0，那么说明中介效应显著。

应对方式在自我控制与焦虑/抑郁之间的中介作用模型显著，F(4,366)=31.44，p<0.01，R2=25.6%。在控制性别后，自我控制与焦虑/抑郁的关系显著，B=-0.24，S.E.=0.03，t=-7.08(图1)。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积极应对(B=-0.019，95%CI=[-0.040,-0.005])和消极应(B=-0.040,95%CI=[-0.074,-0.019])对在自我控制与焦虑/抑郁之间的中介作用均显著，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在其中的中介效应不存在显著差异，见表3。

图1 应对方式在自我控制与焦虑/抑郁之间的中介效应模型；数值为非标准化系数；**p<0.01

应对方式在自我控制与攻击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模型显著，F(4,366)=33.97，p<0.01，R2=27.1%。在控制性别后，自我控制与攻击行为的关系显著，B=-0.22，S.E.=0.03，t=-7.85，如图2所示。另外，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积极应对(B=-0.013,95%CI=[-0.031,-0.001])和消极应对(B=-0.031,95%CI=[-0.059,-0.014])在自我控制与攻击行为之间同样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在其中的中介效应不存在显著差异，见表3。

图2 应对方式在自我控制与攻击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模型；数值为非标准化系数；*p<0.05，**p<0.01

3 讨论

本研究以大学生为样本，考察了自我控制与情绪(焦虑/抑郁)、行为(攻击行为)问题之间的关系以及应对方式在其中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自我控制与焦虑/抑郁和攻击行为呈显著负相关。更重要的是，本研究还发现了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在其中均起显著的中介效应，两者的中介效应相当。

关于自我控制与情绪和问题行为的关系，本研究结果与以往研究结果[4-8]一致。这表明情绪与行为问题的产生与个体的自我控制息息相关。根据上述对自我控制的定义，自我控制水平较低的个体难以有效调节自己的思想、情绪以及行为冲动，因而容易表现出不良的情绪和行为。

表3 应对方式在自我控制与焦虑/抑郁、攻击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摘要

估计值(B)95%CI自我控制→积极应对→焦虑/抑郁-0.019[-0.040,-0.005]自我控制→消极应对→焦虑/抑郁-0.040[-0.074,-0.019]中介效应差异检验:积极应对效应—消极应对效应0.021[-0.013,0.062]自我控制→积极应对→攻击行为-0.013[-0.031,-0.001]自我控制→消极应对→攻击行为-0.031[-0.059,-0.014]中介效应差异检验:积极应对效应—消极应对效应0.018[-0.009,0.052]

本研究的一个重要之处在于发现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在自我控制与情绪和行为问题之间的作用。根据本研究的结果，自我控制对情绪和行为问题的影响通过不同自我控制水平的个体倾向于采用不同的应对方式产生作用。具体来说，自我控制水平较高的个体较多采用积极应对以及较少消极应对，从而表现出较少的焦虑/抑郁和攻击行为；而自我控制水平较低的个体采用更多消极的方式以及更少积极的方式应对压力和挫折，因此随之表现出较多的焦虑/抑郁和攻击行为。以往研究发现消极应对(如回避)在自我控制与抑郁之间起中介作用[10]，本研究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结果。本研究还证实了积极应对在自我控制与情绪问题中同样起中介作用；而且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在自我控制与行为问题的关系也起显著的中介作用。另外，本研究结果还表明，尽管消极应对的中介效应稍大于积极应对，然而差异统计结果却表明两则不存在显著差异，说明两者的作用是相当的。因此，研究认为消极应对和积极应对在自我控制与情绪和行为问题之间的作用同样重要。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以往研究发现女性比男性体验到更多的抑郁和焦虑等情绪问题[20]，但本研究结果却发现男大学生比女大学生表现出更多的焦虑/抑郁问题。其中一个原因可能在于男性比女性采用更少的积极应对方式以及采用更多的消极应对方式。Nolen-Hoeksema认为应对方式是解释焦虑/抑郁性别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20]。在本研究中，女大学生比男大学生采用更多积极的应对方式以及更少采用消极的应对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本研究中的男生比女生报告更多的焦虑/抑郁。然而，研究认为该结果还可能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如人际交往、地域因素和体验到的压力等，该议题值得日后进一步探索。

本研究对未来研究有几点启示。首先，以往研究以及本研究的结果一致表明自我控制是个体情绪和问题行为的重要保护性因素，该结果表明提高大学生的自我控制能力有助于预防和缓解其情绪和行为问题的发生。国外有学者采用反复训练的方法培养个体的自我控制能力，并发现自我控制训练能够有效缓解高特质攻击性个体对挑衅的反应性攻击行为。这说明，提高个体的自我控制或许是预防和缓解大学生的情绪和行为问题的一个有效的手段。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也表明教育大学新生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可有助降低他们的情绪和行为问题以促进他们的入学适应，尤其是针对那些自我控制水平较低的大学新生。其次，本研究只从应对方式的角度考察自我控制与情绪、行为问题关系之间的机制。目前国内外仍较少研究揭示自我控制影响情绪与行为问题的作用机制，因此日后研究很有必要继续深入探讨自我控制还通过其他哪些机制对情绪和行为问题产生影响。最后，本研究以及以往同类研究[7-10]主要从自我控制的行为抑制(Behavioral Inhibition)的角度进行研究。然而，有研究者认为自我控制不仅仅包括行为抑制，而且还应该包括行为启动(Behavioral Initiatory),从而达到对情绪和行为调节的自动化。换言之，自我控制既包括不做不该做的事，又包括做该做的事。研究认为，一些问题行为(如社会退缩、拖延等)在一定程度上与行为启动失败有密切关系。因此，未来研究还可以从行为启动方面着手探索自我控制与情绪、行为问题的关系及其机制。

本研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鉴于横向研究的特点，研究难以得出自我控制、应对方式和情绪与问题行为几者的因果关系。其次，本研究只在广州某高校进行取样，因此结论的普及性受到一定的限制。尽管如此，本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揭示了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在自我控制与情绪、行为问题之间的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自我控制水平较高的个体表现出较少的情绪和行为问题。

4 结论

本研究得出如下结论：(1)大学生自我控制与焦虑/抑郁和攻击行为呈负相关；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分别与焦虑/抑郁和攻击行为呈负相关和正相关。(2)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在自我控制与焦虑/抑郁和攻击行为关系之间起中介效应。(3)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的中介效应相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