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的广西空军勇士

韦英思

广西空军成立于1930年代。这支并不算大的队伍，以吃苦耐劳的精神，遵守纪律，精诚团结，在全面抗战中不畏强敌，敢于搏杀，展示出了顽强的战斗力。

险恶环境中逼出来的新军

为了在军阀混战中争雄，不至于被蒋介石的中央军所吃掉，新桂系决定勒紧裤带，在广西打造自己的空军。筹办工作始于1931年夏，当局从广东聘来因派系排挤下台、留美归来的林伟成主持筹备工作。

广西当局规定，军政干部和学校教师按薪级认购股份，又由田赋加征作为股本。当时花去了钱币1000万元作开办费，每年还要支付500万元年费，等于广西当时一年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因多属民股集成，1931年底在省建设厅挂民用航空局的招牌，由林伟成任局长。

1932年春，首先从英国购来两架亚维安练习机。同年冬，广西将航空局组为航空处，处长林伟成，改隶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因林伟成在国外学的是民用航空，为加强军事化建设和管理，1933年，李宗仁、白崇禧调桂军最精锐的第七军的参谋长郭凤岗来当副处长，第四集团军警卫团团长冯璜接任学生队队长兼总务科长。后冯璜升副校长，又任白崇禧的外甥海竞强为学生队队长，侄儿白维义等为队附。

1934年，航校及航空处房舍先后建成。因航校设在柳州，校长遂由第七军军长廖磊兼任，副校长由林伟成兼任。两个机构并立，器材不够，而航校教育长未能把飞行员及学生领导起来，李、白又将航空处撤掉，并入航校。1936年“两广事变”（又称“六一事变”）中，林伟成出走投蒋，白崇禧亲自兼校长及新成立的空军司令，一直到年底蒋桂和解，才又把冯璜调回当航校校长。

创立之初，广西罗致的人才多是通过林伟成，向国内外聘来了空勤、地勤教官。

空军飞行员的培养要早一些，因当时还未有自己的航空学校，采取了选送的办法。1931年航空处尚未成立，即从陆军中挑选了29名下级干部为飞行见习员，到广东空军第六期学习飞行，1933年期满回广西，由于技术水平还很平凡不能参加战斗，又继续在柳州航校补训半年，经考试合格后编成一个飞机队，内分驱逐、侦察、轰炸3个组。

1932年5月，柳州航校招考第一期学员，其中飞行生29名，机械生32名。1933年，送5名到英国学习航空机械，两年后学成归来。因购买日本飞机，日方答应培训广西人才。1934年上半年，又选送4名尚未毕业的学员到日本明野空军联队学习空中战斗技术3个月。同年冬，又派8人前往培训，另派10人前去学习飞机维修和仪电知识。

1934年招第二期飞行生30名，机械生30名。南宁考区的口试由白崇禧亲自发问。因香港航校设备较好，又比到国外学习经济，这一期的机械生被送往香港学习一年，然后调回柳州飞机修理厂再实习一年，才结业分配工作。

1936年招收第三期30名飞行生。因这一期均系初中生以上，毕业后被以飞行士录用，又被称为第一期飞行学兵。

广西发展空军，不只為了对内，也有对日作战准备的一面。1936年，李宗仁为广西航校校刊作序写到：“吾国空防尚在极幼稚时期，而在淞沪之役，长城各口之役，察北之役，绥东之役，中国之空军竟未能一显身手于国际斗争之舞台，此不仅为我国民族之绝大危机，抑且为我空军历史上之奇耻大辱，现寇祸日趋紧张，国难日益严重，瞻念前途，实不能不令人深切痛省而亟图奋发者！”白崇禧在航校训话中，一再呼吁政府抗日，同时又就向日本购买飞机问题，以古语“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为依据，告诫说：“武器是用来杀敌的。广西财经不富裕，向英国买飞机价格高，东西又陈旧，买日本飞机价廉物美何乐不为。买他的飞机，我们学到了精深技术转回打他，又何尝不可。”

严学苦炼锤打

因广西贫穷，自始办航空到全面抗战爆发拨归国民党中央为止，只买了英国和日本两个国家的飞机。

通过林伟成向香港远东航空公司购买英国的飞机，共62架，包括初级双座练习机、中级双座练习机、侦察机、轰炸机、驱逐机和旅行机。向日本购买的飞机，计有23架。其中，九一式战斗机和甲四式战斗机21架，九二式侦察机2架，稍好于英机。

此外，为节省成本，本省亦从英国购入发电机和基础材料，自己装备了10多架初级练习机和中级练习机。总工程师朱荣章是美国华侨，从小在美国长大，对航空工程很内行。他利用外购器材，用了不到一年时间，在1937年春研制出了一架双翼中级战斗机，成功后试飞，性能良好，命名为“广西”3号驱逐机。在旧中国，能设计制造飞机的人才寥寥无几。但全面抗战爆发后，广西空军收归中央，朱荣章被调往成都机校搞一些工厂管理，用非所长，不久就辞职回美国继续做美飞机工业工程师。

广西航校的学员们每月伙食都是一样，飞行学员额外有牛奶、鸡蛋和面包。睡的是硬板床，而且很多人挤在一个寝室里。每人只得练实弹射击3次，每次30发子弹。师生们开展冬泳，冬天冷水沐浴，在学校期间没人请过病假。当时广西航校球队称霸广西。

1936年，两广发动“六一事变”，蒋介石派陆空军从东、北、西三面包围广西，战事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蒋介石以收买广东空军的手段，先是把郑梓湘收买过去，继而有6人驾机4架投蒋。他们基本上是广东籍。在严峻形势下，广西员生严阵以待，整天腾空警戒，缺少战斗机就以练习机替代巡逻，身上带着冲锋枪以自卫，团结一致，没有出现意外，日后倍受李宗仁、白崇禧信赖。

艰恶的环境，加上技术不熟练，又多为英国淘汰的旧飞机，使广西空军初期事故多发，尤其是见习班成员，后来只有20多人。以致于机场旁边的乌鸦一叫，飞行员们就认为是不吉利的报信，称自己是“易碎的玻璃人”。

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态度较坚决的新桂系把航校及枪炮厂上交国民政府中央。广西航校归并于中央航空委员会及中央航校。中央航校校长陈庆云1937年9月来柳州接收，不无感慨地讲道：“听说广西空军办得好，我初不相信。因为创办空军不是易事，需要大量的财力物力人力。过去川、滇、湘各省都办过，结果徒有虚名，用了一大笔款，没有收到什么成绩，仅拥有几架烂机，训练出几个不能飞不会打仗的飞行员，与建设空军相去甚远，简直是连雏形都未具备。以广西这样贫苦的省份，我怕比川、滇都不如。今天看到广西空军虽不完备，但规模不小，官生精神焕发，严肃整齐，飞机虽然很旧，看上去好似新的一样，机身和摩打（马达）更是洁净异常，真是意料之外。苦干精神令人佩服。”

搏击苍穹洒热血

到全面抗战前夕，广西空军编为1个大队，分2个教导队，其中驱逐机中队3个、轰炸机中队1个。全面抗战爆发，广西把自己的空军无条件交与中央统一指挥。广西空军抵达武汉、西安后，编制、装备、薪饷、住地都没有落实。派人到南京向白崇禧反映后，白崇禧闹到蒋介石那里，广西空军才被编为中国空军第三大队，下辖驱逐机第七中队、第八中队、第三十二中队，轰炸机中队为第三十四中队。1937年冬，第匕、第八两个中队奉命赴兰州，接受苏联飞机的飞行训练。

本来，按当时的空军编制，每中队有飞行员有10至15人，配备飞机9架，以保障飞行员能够轮流警戒、休息。但是第七、第八中队求参战心切，不计个人得失，人人都要求单独领取一架飞机，被特许每人接收一架。为此，第七、八中队各有飞机11架。经过只有一周的熟习飞行后，即刻南旋。

但与日军最先开战的，是还留在广西的第三十二中队，驻在南宁，可供战斗的只有5架老旧的九一式日制飞机。1938年1月8日，敌在钦州湾的水上机母舰所载的14架水上侦察机，分两批空袭南宁。上午一批14架，中方各机都遭两架以上敌机围攻。首战告捷，我机以少胜多，击伤1架敌机并使其降落附近江面上，中方也有一名飞行员阵亡。下午敌机13架来侵，副队长韦一清再次率剩下的4架飞机拦击，韦一清与分队长韦鼎烈各击落一架敌机。9日，日机也是上、下午两次入侵，第一次11架，第二次8架，说明敌机已被我击落、击伤6架。这是卢沟桥事变以来，敌机滥炸我后方城市中受到的最严重的一次损失。消息传出，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战后次日即来电祝捷嘉勉，并汇发全队奖金和牺牲飞行员慰问金。

接下来是装备新飞机的两个中队出手。

在整个徐州会战，地面是新桂系巨头李宗仁和白崇禧指挥，空中支援的重任则落在广西训练出来的中国空军第三大队肩上。后来中国空军第四、第五大队也投入战斗。

1938年3月初，台儿庄战役进行到最惨烈时刻，为给守城将士打气，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要求空军进行战术支援。驻湖北孝感的第七中队和驻河南信阳的第八中队，在大队长吴汝鎏率领下，18日，9架飞机飞往山东滕县、邹县上空，要轰炸扫射敌人阵地。机队刚飞越陇海路不久，就与3架北飞的日军重型轰炸机相遇。我机队扑过去阵阵猛烈开火扫射，敌人3架轰炸机全部被击落。以前饱受日机凭借空中优势任意扫射我地面部队的前线战士见状，不禁在战壕里高呼“中国空军万岁！”

1938年3月25日早晨，中方14架飞机前往台儿庄前线，攻击枣庄小学的敌军司令部和滕县一带地面目标，然后升空巡逻警戒，掩护友军作战。任务完成后，返航途中，快到河南归德准备着陆加油时，突然与北归的18架日机相遇。双方旋即展开激烈的空战，在天空中翻滚追逐，隆隆机声与机枪射击声交织一起。在归德首次空战中，中国空军击落敌机7架，其中黄莺（原名黄廓）一人击落2架，并营救了两位战友脱险。牺牲3人。

4月3日，第五战区令台儿庄一带向日军发起总攻。4日，中国空军以27架飞机，分两批轰炸泥沟车站和台儿庄东北一带日军。4月6日，台儿庄战役结束，残敌向峰县、枣庄一线退却。10日，发生了第二次归德空战。

那天，第三、第四大队18架驱逐机从归德飞往枣庄，轰炸枣莊日军司令部及南面公路上的数十辆坦克，随之又飞往峄县敌军阵地轰炸。敌航空兵第十六联队第二大队长加藤大尉摸透飞机油料不够、须在归德机场加油的特点，不去徐州一带解围，而是率14架敌机埋伏在归德以东上空的云层中，企图趁油料不多而与之对战。哪知我机毫不畏惧，立即冲向敌机，猛烈开火。敌机不支，仓皇逃窜。加藤是日陆军航空队王牌飞行员，有“驱逐之王”称号，自称已击落中国8架飞机，并曾狂妄向中国飞行员下战书。黄莺在最高层，是最后一架。他发现战斗中我下层机队的一架被敌击落，另一架受到威胁，顿时跃下，用4挺机枪同时向敌机猛烈开火，立即将对威胁最大的敌机击落。缠斗中，黄莺又击落一架敌机。他击落的两架敌机中的一架，就是加藤。是役，共击落敌机5架。第八中队副中队长何信因受伤过重，自认必死，在油料也将用完的情况下，毅然扭转机头对准追来的敌机猛然撞去，与敌机同归于尽。分队长莫休在大队长和中队长被敌击中负伤离开之后，主动率余机与敌战斗，但座机不幸中弹，油箱起火，在跳伞下降中被敌机扫射击中殉国。第七中队中队长、广西籍华侨吕天龙在恶战中，右肩、右掌、左腿3处受伤，改用左手操纵飞机，飞回基地安全着陆，降落时他神志已近昏迷。

黄莺接收新飞机回襄樊集训时，他建议改进操纵设备和加装飞机坐舱防弹钢板，提高了飞机性能和空战安全。黄莺后来在南昌抗战中为营救苏联志愿机领队巴比洛夫上校牺牲。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为他题赠“求仁得仁”四字;蒋介石为他题赠的“黄莺烈士千古，碧血忠魂”碑刻，至今还存半截。

1938年4月29日，日军集中50多架轰炸机、战斗机侵袭武汉。中国空军提前获得情报，也派出60多架飞机迎战。在这次武汉空战中，广西空军也打得出色。朱嘉勋、莫大彦、周纯各击落每机乘员8人的敌九三重型轰炸机一架，另外两名飞行员合击伤1架。后来航委会公报称，是役，敌机被击落击伤飞机共29架。

5月，广西空军主动出击，轰炸永城、蒙城一带日军，并扫射渡过黄河、在山东噗县董口登陆的敌军，掩护参加徐州会战的60多万大军安全转移。其后，与也北上参战的第三十二中队一起，3个中队参加了武汉会战中的多次空战，屡有斩获。8月30日，为保卫粤汉铁路，第三大队驻在粤北南雄机场的8架英制格机与敌两批24架驱逐机激战近2个小时，击落7架敌机，但己主也牺牲了一大队长、一分队长，多人受伤。

同年9月初，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奉命全部回国，将停放南昌机场的17架伊-15型战斗机，交由第三大队接收，加上第三大队驻在南昌机场的5架完好的伊-15型机，共22架机，奉令于8日移驻衡阳机场。然而在9月6日，敌一个轰炸机大队已袭击衡阳机场，这是抗战以来衡阳机场第一次被炸。被炸原因是否由于第三大队机群移防衡阳为日方侦悉不得而知。但一个大队的敌机却没有炸坏衡阳机场，使第三大队战机仍能按原部署在9月8日那天安全降落，可谓是个奇迹。他们抵衡阳后才详知，这个奇迹的出现归功于第七中队副队长黄吕琳。他在8月28日由孝感机场将修复好的一架E-15机飞来衡阳，当敌机来袭时，为保护衡阳机场的安全，率7架战机起飞迎击，面对敌拥有27架九六式轰炸机的大机群，毫无惧色。并以高位优势毅然从敌机群上方对准敌领队机迅猛攻击。敌机不得不集中注意力和火力来对付中方冲杀进来的猛将，手忙脚乱，来不及瞄准，就乱扔炸弹，因而甩下的近百个炸弹，都没有命中机场的要害地区。因敌众我寡，力量过于悬殊，在激烈的空战中，黄昌琳的下腭中弹后即昏过去，飞机螺旋下坠，在下坠离地面只有几百米时，他从昏迷中惊醒，意识到自己飞机正在下坠，又强提精神，不顾伤痛，将飞机驶平，对准一草坡迫降。送医院医治时，才知道下腭牙齿全部被打掉，子弹由右口角进去，从左耳下方穿出，离喉咙仅有1毫米左右，因伤势过重，衡阳没有这方面的治疗专家，即转送往香港医治。

此后，广西空军的部分战机，为保卫云南到越南的滇越铁路，驻防越南河内。为保护中国汽油主要来源，到缅甸驻防，并配合远征军作战。还参加了昆仑关战役、兰州空战等。

其间，他们一度与苏联援华志愿队协同。

1943年中国空军开始改用美制飞机，中国空军第一、三、五大队编为中美混合团，归“飞虎队”陈纳德将军指挥。在空中，也随之取得优势。

蒋介石排挤打击杂牌军也体现在空军领域。广西第三期飞行班的学员拨给中央航空学校后，教官、机械教官及技术人员调入航空委员会或所属各厂，有的用违所长，去管枪械油库，个别飞行员被派到飞机场站服务。广西空军没有一个领导人物参加航空委员会。在官阶铨叙上，他们总比“正统派”低一或二级。飞轰炸机的第三十四中队，自编入“中央”以来，从未装备过一机一弹，起初留在广西自生自灭，甚至连粮饷都被克扣。1939年调入四川遂宁轰炸总队，名为整训，实则不给飞行员作战飞机，最后一个个被改调地面丁作。中队的领航员、投弹员、机枪手等后座战斗员被分化瓦解，借故改调其他轰炸机中队，他们中有7人在参加轰炸任务中壮烈牺牲。航空侦察班毕业生，还有人后来被派到陆军部队。

1940年，周至柔以第三大队死伤多、需要补充为由，委派嫡系刘志汉为大队长，同时调出一些人。对调动的人也采取明升暗降方式，有的从空勤转入地勤，有的调去坐冷板凳。第八中队副队长陈业新被调到新疆伊宁去当教官，又无学生可教，因报国无门，竟愤而开枪自杀。

广西空军中的抗日英雄，有曾到日本学习的朱嘉勋、曾达池、何信等人。在日期间，何信在学校一次高空射击考试中，射中率为95%以上，打破日本最高记录。在归德空战中，多架日机围攻何信战机，他胸中3弹穿体而过，仍坚持与敌作战，在弹尽油绝的情况下，放弃跳伞求生的机会，驾机猛然撞向敌机，最后机坠人亡，时25岁。这场激战约半个小时，日军参战飞机14架中，8架在归德及附近被击坠，其他下落不明。后来在山西某地的空战中，被击落的日军陆军航空队一名少佐大队长尸体上有一本日记，其中记载：“三月二十五日，于归德附近与支那强队遭遇，空战之烈，前所罕见。”

朱嘉勋北上后，在第七中队副队长任内，参战不到3个月，就击落敌轰炸机2架、驱逐机1架。因功升第三十二中队中队长后，亦仅在3个月的时间，又先后击落敌驱逐机3架。根据空军总部汇编的《空军抗日战史》对1938年空军各大队的战绩统计资料，第三大队计击落敌机22架。朱嘉勋个人击落6架，为当年全军之冠。

广西空军建设只有6年时间，培养出来能参战的飞行员不过为七八十人。在全面抗战期间，他们先后有包括大队长吴汝鎏在内的15人在空战中为国献身，17人因为迫降等原因牺牲，另有24人在空战中负伤，牺牲和负伤者总计达56人。在国家民政部公布的第二批600名著名抗日英烈名录中，吴汝鎏、何信、黄莺3人名列榜中。赖崇达是个独子，由于第一期飞行失事多，所以后来招收飞行学生时内定独生子不收，亲自面试的白崇禧问明他情况后，两次将他拉下榜，他也两次到白崇禧办公室禀明家况，终于如愿，北上后多次参战，后因防空情报失误，于衡阳机场被敌机轰炸殉职。

泾渭分明的结局

解放前夕，广西空军的大部分飞行员去了台湾。但吕天龙、陆光球、江秀辉、唐信光、韦善谋等参加了人民解放军空军，由民航起义的有易空、吕辑人。

吕天龙是爱国华侨，飞行班第一期学员，是到日本学习中的一员，毕业后即为驱逐机队的主任教官，后为队长。吕天龙参加了第三大队的多次空战，1944年被重庆航空委派到英国“英帝国中央飞行学院”学习。回国后，他不再驾机上天。解放战争后期，他不听李宗仁、白崇禧的3次电召，离桂赴港。后经地下党同意，回东江游击区。广州解放后在军管会航空处工作，海南岛解放前夕，奉叶剑英手令，到三灶岛开回蒋军迫降的一架B-25重型轰炸机。后调中南军区空军司令部、志愿军冲击机指挥部、南京军事学院工作，1955年转业。

陆光球，由广西大学预科班入飞行见习员班学员。驱逐机飞行员，第八中队中队长。抗日战争胜利后没有参与国共内战。1949年，担当国民政府国防部第三厅第一处（飞行安全处）副处长的他拒绝撤往台湾，通过香港中共地下党组织，带领4名空军在广州市起义，参加了解放军空军。1950年北上东北，到空军第三航空学校任飞行教员，后任飞行副大队长等职，为培养人民空军第一批飞行员做贡献。

江秀辉是广西藤县人，生于1909年，航校第二期飞行班。他入校仅一年半就被破格任命为助教，授少尉军衔和副连长级别。后历任广西航校飞行教官，上尉飞行队长，少校军事代表，陆空联络组长。曾在台儿庄会战、武汉会战、川渝地区进行防务战斗。1940年冬，江秀輝驾机辗转越南、缅甸等地驻防，在腊戌机场与当时远征军新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有了直接接触。江秀辉等4人还担负起该师与国内的紧急通讯工作，驾机频繁穿行在昆明与腊戌之间。1943年，第三大队编入了中美空军的混合团，江秀辉任混合团第五大队第十七中队中队长，并到美国受训。7个月后，飞行员们驾驶美式最新的战斗机，回到湖南芷江机场，在抗战后期主要负责轰炸京汉铁路沿线日军的军事要点。在历次战斗中，他多次负伤，直接击落日本敌机两架，在武汉保卫战中带伤升空，与战友协同共击落日机29架。江秀辉没有驾机参加过一天的内战。1945年3月，广西所有的飞行员中，只剩下江秀辉一人仍留在中美飞行团继续战斗，但到4月，他也即调航空委员会参谋处参谋，兼在陆军讲授防空学和陆空军联合作战战术。1949年，江秀辉拒绝到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作为抗日有功爱国人士，被分配到空军昆明机械厂任副厂长兼技术顾问，按少将级别发薪俸，还发给技术津贴。2003年去世，享年9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