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高考史上不同寻常的七七级

刘江平

不寻常的高考

七七级每位同学参加高考，几乎都有一段不寻常的经历，我也一样。

1977年，打起背包，我与伙伴们来到了距家乡4公里的鹿寨县江口公社古董大队龙口村插队。不久，我被抽调到古董大队利民小学附设初中班当民办老师。

小学附设初中班，是那个年代的特殊产物。当时办学的口号是：小学不出生产队（基本是自然村），初中不出大队（相当于现在的村民委），高中不出公社（相当于现在的乡镇）。由此，各大队纷纷办起了初中，这样的初中规模太小，仅是几个班级，甚至是一个班级，不能成其为一个学校，于是就将初中依附在小学办学。

我所在的这个初中班，附设于古董大队利民小学，只有一个年级一个班，40多名学生，两名老师。每天清晨，我早早离开家，步行一个半小时，到学校上课。

枚子君，出自书香门第，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发配到农村劳动改造，后来辗转来到导江中学当了一名老师。他学识渊博，我常向他请教。是枚老师最先告诉我高考的讯息。

我担心因为父亲莫须有的“历史问题”受到牵连，招工都无望，更遑论上大学。那时，上大学完全靠推荐。

枚老师慈爱地说：“江平呀！这回不一样，高考完全是看文化，凭真本事，跟家庭出身无关，就看你有没有本事。好好考吧，你是有希望的。”

1977年10月21日，中国各大媒体公布，一个月后将在全国范围内恢复高考。

我周围沸腾了！全国沸腾了！稍有一点文化基础的，都摩拳擦掌，准备一试身手。

我的心也被攪动了！下决心搏一搏。

时间紧迫，离高考时间已经不多了。自枚老师告诉我消息第二天起，我寻找各种借口，躲避开行人，排除一切干扰，独自一人往返学校。我要利用这步行的3个小时时间准备功课。

由于“文革”，已经连续11年没有举行过高考了。这次高考，招生名额十分的少，录取率十分低，据记载，1977年报考人数最终达570万，录取人数27.297万人。

考生没有年龄限制，也没有应届、历届之分，因而就出现了罕见的奇观——叔侄，同堂，师生同学，夫妻同班，恋人同座……同时，也出现了农民、工人、教师（公办教师、民办教师、代课教师）、知识青年（回乡知青、插队知青）、机关干部、复员退伍军人同场竞技，同班共学的奇观。凡有5年工龄的国家职工，由原单位照发工资，带薪上学。

1977年冬季考试，1978年春季入学。这样一来，1978年就有两批新生入学。为区别，1978年春季入学的这一届称七七级，1978年秋季正常入学的那一届就称七八级。七七级与七八级新生入学、毕业时间仅相差半年。

正常的高考，都是估分填志愿或实分填志愿，考生可根据自己的考试情况填报志愿。我们七七级这一届，高考报名时就一并填报了志愿，然后再参加高考。这是没办法的事，时间来不及啊！

1977年12月13日，我请了假，在家准备功课。也就是说，真正准备功课的时间只有一天。14日，是我到考场——江口公社的时间。

当时的报名费极低，仅人民币0.5元。学校里多是流行开卷考试，而高考是闭卷考试的，有志青年都想亲身见证“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考生之众多，几乎是万人空巷。仅江口公社（现在的江口、导江乡辖属）就有9个试场500多考生;四排公社有30多个试场，考生近2000人。每个试场两名监考老师，考生60名，双人一桌。

1977年12月15日，广西高考如期举行。

考试共四科：政治100分，语文100分，数学100分，文科史地合卷100分（理科理化合卷100分），总分400分。正式考试两天，英语作为参考分，不计入总分，放在第三天考试。农村青年几乎没人参加英语考试，没学过！我至今仍记得，当时的作文题目是《难忘的日子》（记叙文）和《我们要继承革命前辈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议论文），任选一题。

我的座位在第一排，监考老师就坐在我对面约1米的地方。考前，我借了块手表带上，目的是留出40分钟时间写作文。我两次举手，申请加要了两次作文纸。

每科考试结束，满大街考生拥在街头，议论纷纷，互相交流答案，互相调侃。

我是不敢参加议论的，考试结束，赶紧躲进借宿的小小房间，备考下一科。

终于，总算考完了！试卷一交，回家干活，该干嘛干嘛，恢复了平淡，依然按着原有的轨迹生活。

有人问我，考得如何？我总是摇摇头，很是懊恼。这些题目不算难，应该会做，我认为，别人是肯定做得很好的，但我做不好。

意外地，我也能参加高考体检。

黄昏，我在家门口将从山上砍回的柴火，砍成小段，捆好，以便晾晒、堆放。

我家对门就是邮电所，我常到邮电所玩，与唯一的邮电所职工黄老伯很熟悉。一天，邮电所黄老伯突然对我喊：“江平，你的挂号信！”我放下柴刀，急忙走到对门。看了看挂号信封，是广西师范学院（广西师大前身）寄来的。

同屋有人戏言，是大学《录取通知书》吧！邮电所黄老伯自觉地代我回答：“不是，是他同学的来信。”

我抑制着激动的心情，匆忙地签收了挂号信。我明白，这是《录取通知书》！因为我没有到过桂林，也没有熟人在桂林。

我跑过街道，一踏进家门，就忍不住放声大喊：“我被录取了！”

父亲来不及穿鞋，从床上赤脚跑出来;母亲正在煮饭，围着围裙，拿着锅铲，从厨房跑出来;兄弟姐妹从楼上、从厨房跑出来，围了过来。

我小心翼翼地颤动着双手打开挂号信封，果然是广西师院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

家人争相传阅，个个喜出望外，激动异常。

母亲毅然转身，抓了一只鸡就宰杀。宰鸡，这是一年没几次，逢年过节才有的待遇。

这是命运改变的开始。我终生的愿望实现了！我的命运从此翻开新的一页。

到粮所办理了粮食转移手续，到公安派出所办理了户门迁移手续，我便准备上学了。

1978年2月24日，我该上学了，将行李收拾成一担，用扁担一挑就走。扁担一头是家中几十年的破旧的老杉木箱子，一头是被子、提桶、脸盆等日常生活用品。《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放在显著的地方，人人都能看见，这是《录取通知书》中规定要带的。

在鹿寨火车站，看到两个装束、行李与我差不多的青年人，也是一担行李，《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也是摆在最显眼的地方。我估摸着，这可能是同学。互相搭讪，果不其然。

向东北望去，铁路伸向远方，那是桂林方向。那里，是我们的理想，是我们的无限向往！

把青春追回来

如果没有改革开放背景下的恢复高考，我们这一代大多数人将在山村，在各个偏僻的地方，在家庭的阴影重压下，在芸芸众生中，默默地度过一生。

教室里彻夜不熄的灯光，放电影前不太亮的灯影下，排队打饭的队伍里，处处都是莘莘学子的苦读。我们要“把青春追回来”！

七七级同学都很朴实，感慨着上大学的来之不易，一心只想着学习，争分夺秒地学习。

有同学在教室学习到第二天凌晨两三时，有同学凌晨两三时就起床到教室学习了，因此，教室的灯光是彻夜不熄的。

南方人大多前后鼻音不分，卷舌与不卷舌也不分，这给我们学习标准普通话带来了困难。为攻下这一难关，偶尔，星期天上街，见到街上出现有这两方面的文字，同伴们常常是互相提问，纠正。

看电影，是当时难得的艺术享受，而我们中文系，观摩教学影片却是必修课，是作业。有时，教学影片就在中文系办公室前的灯光球场放映。校方很理解，放映前，都会将高杆灯打开。每到这时，我们就拿着书本、讲义，在高杆灯下各自默默地看书学习。球场静极了，与在课堂上毫无二异，只是偶尔有几声轻轻地讨论学习的声音，直到电影开始放映，才开始了另一内容的学习。

开始，我们的就餐是围桌而食，以后，采取了饭票制，每人自己排队打饭。大家对排队等候打饭这个时间也不放过，也是手拿书本讲义，边学习边随着前面同学移动着前进的脚步，直到临近打饭窗门，才将眼光从书本讲义中离开。

傍晚，小路旁、竹林边、桂花树下，到处都是三三两两学习的同学。

这种如饥似渴学习的场面实在太多太多了，随处可见。

有感而发，我们中文系七七级同学黄宗信创作了长诗《把青春追回来》，这首诗被张贴在中文系的宣传长廊上。一时间，人头攒动，围观者不知多少，其他专业的同学也被吸引了过来，这喊出了我们的心声呀！不久，《广西日报》将全诗刊登了出来。2008年，我们中文系七七级同学在柳州聚会纪念入学30周年时，还将纪念册定名为《我们都是七七级》呢。

课余生活

这样的学习劲头，有人会以为我们是“书呆子”。其实，我们的课余生活是十分丰富有意义的。

系里每年都有一次运动会，每个系每个年级都有自己的篮球队、排球队、兵乓球队，除了校内各系各年级经常相互比赛外，与校外单位进行友谊比赛也是常有的事。

到尧山赏杜鹃，凭吊明代王墓;到伏波山、叠彩山爬山;到漓江劈波斩浪……

在这些活动中，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消灭舞盲”活动。那时，“文革”刚结束，男女青年的接触还很拘谨。为打破这一拘谨，一些文艺活跃分子，发起了一场“消灭舞盲”开展跳交谊舞的活动。课余时间，在活跃分子的带动下，教室旁，操场上，到处都有练习跳交谊舞的身影。不久，中文系还举办了一场当时很少举办的舞会《青春圆舞》。

由七七级全体同学创意，陶虹作词，许杰作曲的《青年朋友之歌》，成了我们的“系歌”。每有机会，我们都欢唱这首歌。在纪念大学毕业40周年的南宁聚会上，大家还特意集体高唱这首当年熟悉的“系歌”，我们又迈开老胳膊老腿，和着这首熟悉又陌生的舞曲，邁开舞步，重温当年火热的生活。

师生情谊

七七级同学与老师的情谊是真挚的，浓烈的。经过“十年浩劫”，荒废了十年时间，老师们又能真正地理直气壮地重新拿起了教鞭，回到熟悉的神圣的讲台，面对着这些几乎都经历了不同社会阅历的学生，老师们倾注了全部的热情。不少老师说：“能给七七级学生上课，是一种幸福，是一种享受。”

由于“文革”时期及此前的教材都无法适应当前的教学，本着对学生认真负责的态度，老师们自己动手，呕心沥血地为我们编写教材。

“文革”刚结束，编写的教材还不可避免地带上那个时代的烙印：扉页会印上一段或数段“毛主席语录”;内容也带有一些那个时代的特色;编写教材者不能写上编写者自己的姓名而写上集体的名称，如“广西师范学院中文系编写”“广西师院中文系与某某大学（师院）中文系联合编写”，只有单独印发散页的讲义，才能标上作者自己的姓名。

同学们对老师极其尊重，不管哪位老师上课，同学们都会认真地紧张地做笔记，深怕漏掉老师的一句话。每次下课，大家都会情不自禁地围着老师，边揉着有些僵硬的手指，边与老师交流。至今，我的几十本课堂笔记还保存得非常完好，没有遗失一张。这是我一生的宝贵财富。

1980年1月30日晚，桂林市下起了雪。第二天上午，我们进行《中国现代文学》考试。这一天，天气特别冷。教室里没有任何取暖设备，监考老师看我们实在冻得厉害，就破天荒地请人端来了一盆热水，放在讲台上，轻声地提醒我们：“实在冷得受不了，就上来暖暖手吧！”看着这一幕，虽然谁也没有上去“暖暖手”，但我们每个同学的心是暖暖的。

和着时代脉搏

我们的大学时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被禁锢很久的小说创作和整个文坛出现了生机，涌现出一批“伤痕小说”。所谓“伤痕小说”，就是以揭露“文革”造成的创伤，谴责极“左”路线的破坏为核心的小说作品，是社会主义新时期小说创作的一种全新文学题材。

老师们以敏锐的眼光，捕捉着当时的文坛，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等伤痕文学的代表作、宗福先创作的话剧《于无声处》等，走进了我们的课堂。老师们不但将《于无声处》搬进了课堂，还和七七级学生一起，排演了这出话剧，并在社会上进行公演，在桂林市引起了极大地轰动。

我们不仅关心文坛的发展，也关心其他领域的发展。

1981年11月16日，中国女排以七战全胜的战绩，首次夺得世界杯赛冠军。1000多名学生激情彭拜，走上街头，冒雨游行庆祝，敲盆打鼓，高呼“中国万岁”。

国门打开，突然发现，我们与先进国家的差距如此的大。这时，多么需要一个超级英雄来振奋全国人民的精神啊。此时，女排姑娘以拼搏精神，赢得了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获得过的“三大球”之一的世界冠军，其影响力远远超出了体育本身，鼓舞和激励着国人奋起直追，走向世界，追寻辉煌。

毕业分配

4年时间很快过去，我们就要毕业了。

1982年1月7日，我们中文系七七级集中到校本部照毕业照。1月8日，杨福庭老师给我们讲授《红楼梦》，这是我们的最后一课。1月9日，中文系举行毕业动员会，颁发毕业证书，全年级两个班共124名向学全部毕业并获得学士学位（证书日后补发，寄到工作单位）。1月11日上午，全校七七级毕业生集中校本部大礼堂举行毕业典礼，下午，发放《派遣证》。

1982年1月13日，同学离校。不少系领导、授课老师亲自到火车站送行，互相叮咛，依依惜别，至今回忆，仍历历在目。

我们的毕业动员口号是：到第一线去，到基层去，到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这个口号，激励着当时以及以后我们的人生。

那时，全国到处都人才奇缺，因此我们很多人想当然地以为会主要分配到大城市、大机关、科研单位、高等院校，但实际上，我们的毕業分配情况是：中文系七七级毕业生共124名，返回生源地市的96人，占总人数的77.4%;区直单位11人，占总人数的8.9%，高校17人，占总人数的13.7%。回到生源地区的，大多数都分配到了乡镇中学，很少留在县城中学的。分到区直单位的是：红茂煤矿，玉林农垦高中（陆川县），良塘农场中学（横县），大青山实验局（凭祥），龙水金矿（贺县），金光农场中学（邕宁），合山电厂（合山），南宁民师，柳铁中学。可见，绝大部分都是比较艰苦的基层单位。

就这样，我们结束了四年的校园生活，走上了社会，开启了自己新的人生。

七七级，这个特殊的群体，是全国人才选拔制度改变的拐点，是国家拨乱反正，向知识、文明回归的拐点，是国家复兴的拐点。七七级，已经不单纯是一届大学生的指称，而是已经衍变成了一个重要的历史符号，成为了一个时代的象征。她永远地篆刻在了共和国的高考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