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长芦海丰场续考
—— 长芦盐场历史研究之二

杨荣春

（石河子大学 政法学院，新疆 石河子 832003）

明清是长芦盐业大发展时期，海丰场就是这时期长芦诸场之一。《黄骅海丰镇盐业兴衰史》[1]一文对长芦海丰场的兴衰史做了概述，《长芦海丰场盐业考》[2]也对海丰场进行了粗浅的简述，2篇文章论述不全面，其沿革、场域、资产、管理、官员任职、生产、灶课、运销和盐价等情况尚未涉及。

本文通过对明清和近现代文献有关海丰场的考证，全面反映明清时期长芦海丰场的管理、生产和发展状况。

一、沿革

“海丰场”是明清长芦场区规模较大盐场之一，因地近山东海丰县（今山东省无棣县）而得名。元代至元二年至七年（1265-1270）置场。明洪武二年（1369）长芦场区划分为南北两部分，置分司管理，海丰场隶属南场沧州分司（南司），沧州分司运同驻盐山县羊儿庄（今河北省黄骅市羊二庄镇）东街以辖南场12场。《盐山新志》载：“明建文时，燕军来往沧盐南场，民多抗拒之，燕军赤其地，海丰诸场就荒，河南淡盐，永乐初迁民实之，重立场灶，有山西李柳西者，始迁于此，著杨二镬志。”[3,p245]明建文帝（1339-1402）时，燕王洗劫长芦南场盐区，海丰诸场荒废。明永乐年间，移民海丰场，恢复场灶。明隆庆三年（1569），海阜场（今河北省黄骅市羊二庄附近）并入海丰场。清康熙十年（1671），深州海盈场（今河北省海兴县苏基镇附近）并入海盈场（今河北省海兴县苏基镇）[3,p244]。清雍正十年（1732），裁汰海盈场，并入海丰场。清道光十一年（1831），海丰场划归天津分司管辖。民国七年（1918）三月，海丰场滩坨裁废。

二、场域和资产

海丰场分布在沧州东部沿海地区，曾三次归并，场域逐步扩大。“海丰场距运司三百六十里，沧州分司一百二十里。东滨海，接山东海丰县境，故以名场，由刘家庄、姜各庄有运盐车道；南近马古山，有仙人洞；西归并深州海盈场；西北过孟洼至武帝台，接旧裁之富民、阜财两场界。”[4,卷二〇,p430]又，海丰场有“坨一，镬十二，南北各六。海盈旧场所归并之滩荡久废”[4,卷八,p137]。海丰场有坨地，即羊坨（今河北省黄骅市羊二庄附近）一处，每年春夏所产之盐由陆运至羊坨储存出售。“镬”即煮盐的大锅，“铁制。形如鼎，无足。容量较小，每镬成盐三十斤”[5]。据此，在海盈场并入海丰场之前，海丰场仍然保留有“镬”所辖南滩、北滩各6“镬”。

明代，海丰场有镬产和灶产之分。灶产所占斥地，起于盐山县汙湾头南（今河北黄骅市羊二庄镇东湾湾头村南），南至盐山县羊儿庄南河北岸，东至海，北连镬产，西南及南随斥为界。镬产所占在柳河潮道，东至海，西至则随潮为界，镬在柳河北。

图1 （清）《长芦盐法志》海丰场图

清康熙十七年（1678），海丰场所辖场滩97副半、海盈场滩 54副半（其中康熙十年深州海盈场并入7副滩）。雍正十年（1732），海盈场并入海丰场，海丰场滩152副。至嘉庆十年（1805），海丰场所辖滩地有 2处，“凡两村曰南滩、曰北滩，原并海盈场滩地久废”[6,卷三二,p642]。滩地自东北刘家庄沿海如带状分布，南滩在羊儿庄东南40里（今河北黄骅市新村乡附近），有滩20副，进潮沟两道；北滩在羊儿庄东北 35里（今河北黄骅市南排河镇附近），有滩18副，进潮沟6道。至此，海丰场南、北滩共辖滩地38副。

三、管理

《清代长芦盐官制度》[7]一文对长芦基层盐官场大使及其品秩和职责进行了简述，但并不全面。海丰场管理在明代并不清晰，明代置“盐课司大使”，也称为场大使，主管一场之场务。《明史·职官》载：“盐课司大使、副使……，并一人，俱未入流”[8]。清初，海丰场亦设“盐课司大使和副使”，《重修天津府志·职官》载：“所辖各场盐课司大使、副使各一人。”[6,卷三一,p208]又：“海丰场置盐课司大使一名，秩正八品，……场大使原秩未入流，皆于雍正六年（1728）改。”[4,卷十三,p261]据此，明清两朝在长芦场区的场官管理有所不同，明代的盐课司大使未入流，清代则纳入吏部选授管理，为正八品，清政府更为重视盐务管理，控制力增强。

海丰场有攒典、青衣、铺兵等属吏和杂役。攒典一名，无工食银。青衣原设2名，清乾隆六年（1741），准户部议海丰场在原设青衣 2名基础上，增设青衣3名，共5名，每名工食银7两2钱。铺兵1名，工食银7两2钱。

关于海丰场大使衙署情况，据《长芦盐法志》：“衙署在盐山县羊儿庄街东，赁居民房。”[4,卷十九,p408]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移至羊儿庄西街。

关于海丰场大使的俸禄，明隆庆元年（1567），“议准长芦运司并 24场官吏本色俸给共银600余两，于各场应纳滩价并盐商脚价银内支用，河间府免行编派”[9,卷一,p41]。据此，明代海丰场大使俸银较少，大致银25两左右。清初，海丰场大使俸银40两。雍正七年（1729），海丰场大使增加养廉银 1项，“沧州分司所辖严镇、海丰二场加养廉银各200两，俱于各场耗羡银两项内按季支发。”[10,p120]至乾隆年间，海丰场大使养廉银增至300两，由长芦运司、运同养廉银内捐给。

清代长芦场区各场大使，均配有礼部颁发的满、汉篆文铜印一枚。海丰场大使亦有铜印，印文曰“海丰场记”。铜印详见《长芦盐法志》载：“印长二寸五分，宽一寸五分，直纽。印背右正书如记文。又有礼部造三字。背左清文同，左侧正书乾字七千五十一号，右侧正书乾隆十六年十一月日。”[4,卷十三,p260]关于盐课司大使的职责，《长芦盐法志》载：“掌催灶课，巡视锅团，督修场舍以豫凌阴，浚卤池以备煎盐。有包纳折镪和土卖筹者，闻于分司禁治之。”[4,卷十三,p261]实负责征税、巡查、场务、缉私等具体事项。

关于海丰场大使任职官员，明代尚待考证。仅考录清代部分年份海丰场大使任职，以便于研究，参见表1。

表1 清康熙六十年至嘉庆九年海丰场大使任职表

由表1可看出，清代海丰场大使由吏部选任，来自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江苏、浙江、江西、湖南等地，秩入流，为正八品。场大使多经过科举考试选任，上表见有举人4人、贡生1人、监生5人、吏员2人、拔贡1人、生员特授1人；任期少则1年，多则10年以上，如高兆麟任海丰场大使达 11年之久。可见，清代在场官和盐务管理上进一步趋于完善、完备。

四、灶户与灶丁

灶户，即官府征迁民为灶籍，在灶籍的人户，以专办盐。长芦沧州分司所属各场，虽场域有界限，“若丁户，则分隶于附近各州县，并非一处。有事则聚于场，无事则散于籍”[11,p1]。关于海丰场灶户之灶籍，《长芦盐法志》载：“户籍则隶于沧州、盐山、青县、庆云、兴济及山东乐陵、海丰。”[4,卷八,p137]据此，海丰场之灶户多属“括民为灶”，即编佥沿海及盐场附近县域的民户，入灶籍办盐。

灶丁，即煎盐劳力。采取按户计丁，按人口多少确定灶户出丁人数，数额不等，少则一户一丁，多则一户七、八丁。海丰场原额灶丁306丁，82户。清雍正十年（1732），归并海盈场，原额灶丁778丁，69户。又“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拨出四十二丁归山东永利场，净止七百三十六丁。六十六户。二场共男妇大小一万五千六百八十八口。”[4,卷八,p137]

据此，至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海丰场有灶户148户，灶丁1 042丁，男女老少15 688口。可见，明清两朝对于灶户、灶丁的管理之严格，做到“户有数、丁有额”，一一详列在册，此制是清廷为更有效地管控具有盐业生产技术的专门人员，保证足够的劳动力来支撑国家的盐课税收。

五、生产

明初，海丰场的制盐方式为“煎法”。明中期，海丰场率先革新，由煎制改为滩晒，开了长芦海盐生产“易煎为晒”之先河。《古今鹾略》载：

海丰等场产盐，出自海水滩晒而成。彼处有大口河（今河北黄骅港南）一道，其源出于海，分为五派，列于海丰、深州海盈二场之间，河身通东南而远去。先年，有福建一人来传此水可以晒盐。今灶户高淳等，于河边挑修一池，隔为大中小三段，次第浇水于段内，晒之，浃辰（即12天）则水干，盐结如冰。其后，本场及深州海盈场灶户共五十六家，见此法比刮土淋煎简便，各于沿河一带择方便滩地，亦挑修为池，照前晒盐。共占官地一十二顷八十亩。所晒盐斤，或上纳丁盐，或卖于商人添色。虽人力造作之工，时天地自然之利，但遇阴雨其盐不结。每年或收三四分，或收六七分不常耳。[9,卷一,p12]

明中期这种“滩晒”方法成本虽低，但受天气的影响较大，产量并不是很高。加之，明代官方对这一技术革新并未重视，故此法未能在长芦场区全面推广，仍无法取代“煎法”。又据《古今鹾略》载：“嘉靖元年（1522），题准长芦所辖场分一十二顷八十亩，民灶挑修共立滩池，以十分为率，三分补纳逃亡额数，七分给予各家偿其挑修等费。”[9,卷一,p36]据此，明代官府已经对长芦场区的滩池征收课税。

清初，长芦场区开始由南向北推行滩晒，也有仍行煎制者。据《盐法议略》载：“十场产盐，由煎而成者三，为石碑、为济民、为归化；由晒而成者四，为兴国、为富国、为海丰、为严镇；若丰财、越支、芦台三场皆半煎半晒。”[11,p3]据此，清初海丰场已经在制盐生产工艺上弃煎为晒。至乾隆八年（1743），“南场裁留之严镇、海丰二场，皆滩晒，无锅煎”[10,p122]。此“滩晒法”，利用风吹日晒，结晶成盐，既节约生产成本，又降低了劳动强度，盐产量也大幅度提高。

清代，海丰场的“滩晒”生产较之明代有较大的改进提高。《盐法议略》载：

晒盐之法，近海豫掘土沟，以待潮入，沟旁坚筑晒池，九层或七层，自高第下，潮退两人绳系柳斗，戽沟水入第一层池中，注满晒之。然后，放入第二池，则又灌首池使满，次第放至末池，投石莲试之，莲直立，卤成矣。于是趁晴曝一日，即成盐。[11,p3-4]

据此，清代海丰场在生产技术上，由明代的“一池三段”池晒，改为“七至九层的晒滩”滩晒，逐层递进地增加海水浓度晒成卤；滩晒结晶时间由明代的12日成盐，清代提高为1日成盐。当然，这也和海丰场地处渤海湾畔，其地质坚实，气候干燥等自然条件有关，更适合滩晒。

关于清代海丰场年产量，《盐山新志》载：“海丰场南北滩产额无定，两滩岁约出五六千包，五百八十七斤为一包。”[3,p258]按此，清代海丰场的年产量约在290万斤至350万斤之间。

六、灶课

（一）明代海丰场灶课

古代盐法，盐课以场灶为主，灶丁为辅。明代以前重在灶，其课税在灶而不在商。明承宋元旧制，灶户产盐一律缴官：“明代灶户纳盐之例，以四百斤为一引，官给米石兼支钱钞，以资工本。”[4,附编,p479]洪武二十三年（1390），改为“计丁办课”，即按灶丁数纳课，按额输盐、额以丁计，以一丁出额盐4引20斤，即为丁课。

明代，其滩、锅和草荡均属官府资产，分别征收滩课、锅课和荡课，亦均属灶课征收之列。海丰场的滩课，据《沧州志》载：“明嘉靖元年（1522）十二月丙戌，直隶巡按御史卢瑗奏长芦运司所辖有海滩六十余里，布散海丰、海盈二场之间，向为灶民高登等买占，共立滩池四百二十七处，每年所得盐利十万余引，地出于官，利归于私，请十税其五，以补逃亡盐额[10,p118]。据此，明代长芦场区征收晒滩的滩课，始于嘉靖元年的海丰场，亦说明海丰场较早进行滩晒生产制盐。随后，滩课“每滩一亩科盐三引，每引折价三分五厘”[10,p122]。锅课，每锅一面征银五分至二三钱不等；荡课，荡地每亩征银一二厘至一分不等。

另，海丰场还有边布银、京山银、黑土课米等项课目，也在灶课之列。边布银系灶课之一，始于明成化六年（1470），“长芦准海盈十三场（海盈、益民、阜财、富民、富国、海丰、海润、海阜、越支、济民、惠民、石碑、归化）陆路深远，商人不支，盐课自本年为始，每二大引合为四小引折阔白布（三丈二尺）征解”[9,卷四,p36]。后又改征银3钱。京山银系灶课之一，始于明弘治六年（1493），京山14藩王府就场支盐，骚扰周边州县，长芦运司将盐折银每引一两三钱三分解送藩府，是为京山银。黑土课米亦系灶课之一，明代长芦沿海贫民刮黑土淋卤煎盐，按引课米。至万历二十二年（1594），黑土课米改折课银，每石折征银5钱。

（二）清代海丰场灶课

清代海丰场灶课承明代之所谓课，主要有灶课银、丁盐、滩课银、荡地银、灶地银、黑土课米银、卤水盐折价银、更名食盐变价银等课目。海丰场实行滩晒，无煎锅，亦无锅价课银一项。雍正六年（1728），“减丁银以入地粮，但留白盐一项仍令留纳。……灶地正赋统归县（盐山县）征，丁灶两课归县征者十之六七，归场官（海丰场大使）征者十之二三。……灶户但出滩课，海丰场共七两有奇。”[3,p258]为便于研究清代海丰场灶课，节录其主要课目见表2（此表来源清嘉庆九年（1805）黄掌纶等撰《长芦盐法志》）。

表2 清长芦海丰场灶课表

除表2所列的丁盐、灶课银、滩价银之外，海丰场还有“白盐折价亩征二厘三毫四丝七忽有奇；边布银亩征五厘七毫八丝三忽有奇；京山银亩征二毫二丝二忽有奇；盐砖银亩征二毫二丝一忽有奇；汰书办工食银亩征一毫一丝四忽有奇；青衣工食银亩征二毫七丝三忽有奇；铺兵工食银亩征一毫三丝六忽有奇，共亩征一分七毫有奇。”[3,p265]另，海丰场的黑土课米，“岁征银三十二两九钱六分，归天津府同知征收转解布政司交纳”[10,p126]。为便于征缴，乾隆十九年（1754）将“额征边布、京山、白盐折价、盐砖折价、吏班银、裁并厚财等十场官俸银、裁汰心红纸张银、裁汰运司等衙门俸工银、裁汰俸粮银、裁并厚财十场青衣工食银、裁并利民等六场铺兵工食银、裁汰书办工食银共十二款，旧皆按额分数征收，酌归简易案内删并为一款，统名灶课”[4,卷十二,p225]。灶课课目减少了，但征缴灶课总额并未减少。通过以上考证，明清时期的灶课课目繁多，灶户、灶丁的负担繁重。官府对盐课征缴控制相当严格。

七、运销

明清时期的盐业运销，实行“产盐有定场、行盐有定额、运盐有定商、销盐有定岸”的制度。长芦盐运司设户房专门负责长芦盐的运销，至清代咸丰八年（1858）盐运销改由户二房负责管理。清末期，设长芦官运总局负责长芦盐的运销。

历代长芦销盐，以官买为主，商运为辅。明初立盐法，明洪武三年（1370），实行官收商销——开中法，即是官府划拨恒产（灶地、草荡、滩地）给灶户，盐场产盐官收，官府给付一定的工本费；商人运粮到边塞，按粮数折引支盐行销。

清初，实行官督商销即“引岸专商”，是官府只收盐税不征盐，商人和盐场灶户直接交易。清顺治元年（1644），长芦盐商组成“芦纲公所”，垄断长芦盐的运销。清代，盐场的盐产量、销区、销量以及运盐商人都由国家规定，海丰场亦设有两岸，一曰赵官庄（今河北省海兴县小山乡附近）；一曰高湾（今河北省海兴县高湾镇）。

长芦盐出场运销前要进行称掣，长芦运司自移驻天津后，于天津建立掣盐厅，惟沧州分司所属海丰、严镇二场之盐仍在沧州配运盘掣。沧坨设有掣盐厅，《长芦盐法志》载：“沧坨掣盐厅，在沧州城西门外，南接盐坨，有栅栏，分生熟盐之出入，四周有巡房，厅有秤架，有官厅，旁有白衣庙。”[4,卷二〇,p434]关于掣盐情况，有生盐、熟盐之分，且南场与北场称掣不一。《盐法议略》载：“南所六引为一码，北所九引为一码，数十码为一垛，皆编列号签，委官信手掣第几号，即称第几号盐包。每掣一包，过一小筹；掣二十包，过一大筹；掣过抬入新坨。内坨谓之熟盐，盖以防其混也。”[11,p4-5]

图2 （清）《长芦盐法志》沧坨掣盐厅图

海丰场盐运古以河道运输为主，陆路运输为辅。海丰场有港口、有码头、有河流。金元时期海丰场境内的海丰镇（今河北黄骅市海丰镇村南）是当时北方较大的贸易通商港口码头，它位于古柳河下游入海口。海丰场境内的柳河，为当地要津，西通长芦深州一带，通渠衡漳之水。借便利的河运交通，海丰场的羊坨也设在海丰镇码头附近，海丰场所辖南滩、北滩所产盐均运至场坨（羊坨）集坨，再经柳河船运至商坨（沧州坨），销往行销区。元代惠民河的开挖，柳河断流，河运中断，对长芦南场产生了恶性影响。据《盐山新志》载：“元代开惠民河，此帮横河皆从断之。柳河之塞，在长芦之截地（今河北沧州捷地乡）。于是，南场运路断绝。”[3,p248]由此，南场盐业大衰，灶户皆归籍改业，滩荒灶废，灶课也无从征收。直至雍正十年（1732），长芦南场裁废利民、阜民、利国、富民、海盈、阜财六场，南场仅余海丰、严镇两场。交通不利、河运之塞，使海丰场的产盐只能走陆运至沧州坨转河运，明显增加了运输成本。

海丰场盐行销有定区。明代，海丰场境内柳河已淤塞，河运中断，场盐仅能陆运至周边县域。清代，海丰场盐主要行销区仍是周边县域，据《长芦盐法志》载：“沧州、盐山、南皮、庆云、景州、东光、河间、宁津、吴桥、献县、枣强、青县、静海、交河、阜城十五州县在沧州分司所辖海丰、严镇二场盐配运称掣。”[4,卷十,p167]为研究海丰场盐的行销，整理海丰场运销落厂见表3（此表来源于《河北省志·盐业志》）。

表3 清代海丰场运盐落厂简表

由表3可见，清代海丰场先将产盐运至场坨（即羊坨）集坨，集中储存。后用骡马车载，沿土道陆运至距离较近的沧州、盐山县、庆云县、南皮县落厂行销，就近配卖，以便节省运费。

八、盐价

（一）成本价

官府给发灶户工本，也称为“工本钱”或“工本钞”。明代改发“米”，称“工本米”。《河北省志·盐业志》载：“正盐每引400斤，支工本米1石；余盐每引200斤，支工本米1石。后改给钱钞，以米价为准，每引给钞800文，至洪武十七年（1384）增为 2 贯。”[12,p166]明宣德三年（1428），又改给米。《古今鹾略》载：“景泰元年（1450），今灶丁余盐每引给米，淮盐八斗、浙盐六斗、长芦四斗。”[9,卷一,p68]此时，海丰场的余盐每引工本为米四斗。

清顺治元年（1644），“南场工本包重，每包价银1钱”[13,p234]。此海丰场为南场所属，工本亦当每包银1钱。清末，海丰场每百斤工本洋两角八厘。

（二）出场价

出场价即零售前不含税的价格，亦即场坨卖价。据《河北省志·盐业志》载：“明代万历四十五年（1617）以前，税寓于价。以后税价分离，场价由商、灶洽定。明天启年间（1621-1627年），每引（650斤）价银 5钱。”[12,p140]另，《长芦盐志》载：“清光绪年间（1875-1908年），每百包（400斤1包），盐价约银10两。”[13,p235]

（三）销售价

明代，盐的销售由官府统一制定。明永乐二年（1404），“规定户口食盐纳钞，民买盐1斤纳钞1贯（时钞1贯仅值160余文钱）。此后，钞法愈加败坏，物价上升，价无定规”[13,p240]。

清代，盐的销售仍主要是朝廷管控调整。海丰场产盐以短距离陆运，行销直隶天津府的盐山、沧州、庆云、南皮等县，盐价较低。康熙二十七年（1688），“直隶巡抚盐御史会议题准计道路之远近、水陆之脚费，斟酌减定盐价，每斤价银一分四毫至一分二厘六毫不等”[4,卷十,p167]。康熙四十二年（1688），准以钱代银，每斤16文。另，清乾隆元年（1736），“题准天津、青县、静海、沧州、盐山等十三州县近海地方，实在贫民年六十以上、十五以下、少壮之有残疾、妇女之老而孤独者，各赴本地方官报名，给牌日许往来滩灶买盐四十斤，皆负在本境无引盐地方售卖糊口”[6,卷三一,p651]。此所谓“牌盐”之制，实为官府体恤“孤寡老幼贫弱”百姓的一种特殊方式，民众凭牌到海丰场买盐，仅限在户籍地境内销售。因减去商人转运和官府课税等中间环节，故“牌盐”售价较低。清代直隶天津府各县盐价，参见表4（此表来源于《（光绪）重修天津府志》）。

表4 清代直隶天津府各县盐价表（单位：文/斤）

由表4可见，清代盐价因运道远近、水陆脚价斟酌增减。天津府地近海丰场，价格较低，由乾隆二十九年（1764）的 17～20文至光绪二十一年（1874）的 21～24文，涨幅不是很大，其中有咸丰九年（1859）“复设水师”的复价2文、同治十三年（1874）“盐收短绌费多”的加价 2文。光绪二十九年（1903），奏准筹还新案赔款，直豫各岸每斤加价4文，天津府各县盐价为每斤27文上下。至宣统三年（1911），直岸天津府沧州、盐山等县盐价最低每斤 32文，其余各县每斤 44文上下。盐售价上升有诸多的原因，如高堰漫口、转运困难、作津浦股本等等。清末内忧外患、军费增加和赔款，更是使盐价上升。

九、结语

明清时期，海丰场的场域范围不断扩大，海阜场、深州海盈场、海盈场先后并入海丰场。朝廷对场官（场大使）的管理更加严格规范。清代，场大使为正八品；有礼部制授的官印；场官从全国各地选任，有一定的任期。海丰场率先发展技术革新，进行“滩晒”制盐生产，节省人力物力。盐税为国家主要收入之一，明清两代尤为重视征缴，且课目繁多，灶户、灶丁负担繁重。境内柳河淤塞，河运中断，失去河运优势的海丰场，逐步衰落裁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