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东，和失落的埃及文明对谈

王晶晶

2016年，李晓东在卡尔纳克神庙。

1938年，留英博士夏鼐（音同耐）在埃及做考古实习。2月4日，他预备以一整天的工夫专门逛卡尔纳克，“已近11时，我要赴Temple of Montu（孟图神庙），驴夫甚觉惊怪，谓为什么专找这些人家罕来的残石块参观，放着伟大的阿蒙神庙不去，因为坚持要去，没法子，他只好跟我来……”

夏鼐的博士论文题目叫《古代埃及的串珠研究》，是中国埃及学研究的开篇之作。遗憾的是，1940年夏鼐回国，之后当过中央博物馆筹备处专门委员，做过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研究员，新中国成立后还是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77年改属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副所长、所长，可再也没能回到埃及。不仅是他，此后80年，中国学者亲身参与埃及考古发掘，也成为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梦。

2019年3月底，学者李晓东的《埃及考古日记》在《文汇学人》上发表，引起广泛关注。他记叙并参与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埃及的首个联合考古项目，为期5年。发掘地点，恰恰是当年夏鼐去过的孟图神庙。

断了的珠子在80年后，重新串了起来。

战神孟图的画像。

中国考古队在埃及有了自己的阵地

孟图神庙位于埃及南部的卢克索。该地区古时是大名鼎鼎的底比斯，曾被古希腊诗人荷马称之为“百门之都”。历代法老在此建造了大量的神庙、宫殿和陵墓，至今留存壮观的底比斯遗址、卡尔纳克神庙、帝王谷、王后谷等，堪称埃及古文明的精华所在，被誉为世界上“最大的露天博物馆”。

孟图神庙是卡尔纳克神庙的一部分。孟图是古埃及战神的名字。“从埃及的传说里面，我们知道他最初是阿蒙神和穆特神的兒子，但后来他们的儿子不知为什么变成了孔苏神。孟图成了一个战神。”李晓东讲起孟图的来历时，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他有一篇论文的题目，就叫《古埃及王衔与神》。

2018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埃及文物部签署了《中埃卢克索孟图神庙联合考古项目协议》。按照这份5年协议，中埃联合考古队正式组建，并于2018年11月29日正式开工。最早讨论立项时，李晓东便激动不已。“它承载了中国考古走向世界的梦想。如果以法国学者商博良破译古埃及象形文字为标志，西方埃及学建立迄今有近200年的历史，其中有中国人的身影不足百年，学科建立还不到40年，我们要补的太多了。中国的埃及学落后，不仅是因为起步晚，还因我们没有自己的‘阵地。现在好了，我们有了自己的‘阵地。”

兴奋的专家们聚在一起，选了好几个地点提交给埃及方面。“比如萨卡拉，那里有埃及第一座金字塔——左赛尔金字塔，周围有很多墓葬;再比如阿斯旺，那里有没有发掘过的贵族墓，和祭祀神庙连在一起，非常有东西可做。但最终埃及方面给了孟图神庙。”

对这个结果，李晓东最初是有点抵触的。因为神庙所在的卡尔纳克属于旅游区，游人如织，其中的孟图神庙在上世纪30年代由法国考古队进行过小规模的发掘。他推断埃及方面只是想从旅游的角度让中国帮他们做重建，“美国就在埃及做了大量这种工作，复原后一面墙上可能就镶嵌两三块过去的断壁残垣，如果是这样，对考古研究来说没有太大的意义”。可等去实地一看，李晓东的心立马放回了肚子里，“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一个是因为占地大保存好，“它有4个足球场那么大，光面向阿蒙-拉神神庙区域就有7个门，神庙群中间最为恢弘的部分残基仍在”;其次是持续的时间长，“至少根据我们现在看到的进行断代，就已经有1600年的历史了。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不同的法老对它修复、重建，把这个过程弄清楚，是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也很有意义。将来这一块（做出来的成果），一定会非常震撼。”

从一片荒原之上走来

在考古工地上，李晓东和学者们的任务有两个：寻找有文字的断壁残垣，搜寻王名圈（一个椭圆形的符号，围绕着法老的名字），以推测神庙历史;给残垣断石拍照，确定其归属并看看哪些残石可以拼合起来。

孟图神庙遗址。

神庙墙壁上的浮雕。

巴黎卢浮宫收藏的孟图神雕像，这位战神有时也是牛头。

木乃伊与陪葬宝物、法老的诅咒、圣甲虫和蝎子、鲜艳的壁画……想到埃及、想到考古，人们的感觉都是神秘又刺激。李晓东的笔下，却是最真实的考古工作，并非“每天遇到宝贝，每天面临危险，每天都是悬疑”。尤其第一季的工作，还主要是清理场地。

常人理解的“刺激”他只提过两件事：发现蝎子;与埃及最大考古家族的老大吃饭。那个家族在百年来的埃及考古中拥有赫赫战功，老大本人先后与30多个国家的考古队合作过。

孟图神庙的考古工作在常人看来其实略显枯燥——释读王名圈，确认一个个法老，断代，做出结论，发现新的证据，再推倒重来。但李晓东却非常兴奋，“每天都很刺激，像寻宝一样。”

埃及学有两大基本功：文字与考古。李晓东长于前者。他本科读的本来是文学，外语尤其好。“我们这代人，读书时正好碰上‘文化大革命，从小学到中学，没怎么上过学。恢复高考那年，我又恰巧当兵，没赶上。但我父亲当过教师，3个姐姐也都是教师，家里书多，我受他们影响也喜欢读书。后来服完兵役就考学了。”

毕业后，李晓东留在母校内蒙古民族大学任教，一直苦于学校条件差，没什么书可读。但当时学校有一位埃及学专家，即大名鼎鼎的刘文鹏教授，写过国内首部古埃及史，也是首位应邀参加国际埃及学大会的中国学者，在学界很有地位。

李晓东第一次去刘家，就被满屋子的书惊呆了。他提出想看，刘老师非常大方，只有一个要求：一次只能拿5本。每次换书时，刘老师都会问他一些读书的感受。几番畅谈过后，刘文鹏觉得李晓东是可造之材，外语又好，值得培养，就建议他研究埃及学。

从学校的中文系调入世界古代史·埃及史研究所，工作了两年，李晓东觉得自己在这方面还需要补课，于是刘文鹏便推荐他去自己的导师、东北师范大学林志纯教授处攻读硕士。本来是想给自己学校培养一位学术接班人，没想到，读完硕士的李晓东回来待了两年，又去攻读博士，“埃及学这个东西，没有七八年的时间，语言基础根本打不下来”。等到博士读完，一手把这个年轻人培养出来的导师也舍不得放手了。毕业之后，李晓东就留在东北师范大学任教。

别看东北师范大学在国内并非顶尖名校，在埃及学领域，这里可是当之无愧的“黄埔军校”。“校长”无疑是林志纯。他是1950年服从上级安排，从上海大夏大学（现为华东师范大学）来到东北任教的，本以研究秦汉、魏晋见长。上世纪50年代，林志纯与郭沫若就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在国家权威报纸上激烈争论，之后突然转换了研究方向，当时很多人认为他是被禁止研究中国古代史了。“我专门问过老师，他转换方向其实早于那场争论，当时东北师范大学的世界古代史教学非常薄弱，学校希望他转入该领域研究，他就欣然从命了。那个年代的人都是这样，对国家、对事業没有丝毫保留，哪怕这个领域是一片荒原。”

上世纪80年代，学术研究迎来了好日子。当时，世界史领域的“史学三老”周谷城（复旦大学）、吴于廑（武汉大学）和林志纯联名给教育部写信，呼吁“古典文明研究在我国的空白必须填补”，受到高度重视。之后，林志纯在东北师范大学建了我国第一个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那代学者受困于文字和资料上的限制，因此格外注意培养后继者过“语言关”。林志纯亲自购置了大批古代语言辞典、外文研究杂志，并聘请国外的老师前来任教，还严格要求学生们的论文必须用英文撰写。当年英文的硕博论文，折磨得李晓东几近崩溃，直到现在，“我们研究所的工作语言都是英语”。

30多年来，埃及学在全国各高校的研究者几乎都出自林门，但人数依然少得可怜。“2015年中国开第一届埃及学国际会议，中国的主力研究者加在一起我算了一下，也就19人。埃及学太难了，想学的人还算多，但能坚持下来的人很少。”

从林志纯到刘文鹏再到李晓东，中国埃及学走过了一条崎岖的路。

走过小径，豁然开朗

李晓东说，研究埃及历史，和研究中国历史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体验。

“中国历史有着丰富的史料记载，官方的、私人的，从来没断过。”在研究方式上，大家也习惯于以地上史料为主，地下史料为辅。埃及学则不然。“古代埃及人没有记录历史的意识。从公元前3100多年第一个王朝建立，到后来毁于外族入侵，整个古埃及时期，只有在托勒密王朝的时候，一个叫曼尼托的祭司用希腊文写了一部史书，然后还散佚了。今天的人还是在古希腊、古罗马一些作家的书中看到引用，才知道有这么一部作品。它的研究方式，完全依赖于考古。此外，古埃及的语言、民族、精神信仰已经和今天的埃及人完全不同，我们是在和一种死去的文字对话。”

他常跟自己的学生说，发现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李晓东与美国孟菲斯大学教授皮特·布兰德私交甚好。2016年，布兰德在卡尔纳克神庙多柱厅有个发掘工作，李晓东问他能不能让自己参加：“我们中国人总有一天会去的，我想提前积累一些经验。”在那片有着129根柱子的发掘现场，李晓东受到了很大启发。“我看到了国外同行是如何发现问题的。比如，大部分柱子上刻的是敬献阿蒙神，但有几根却是敬献普塔赫神。有人提出猜测，是否这里是一个门，出去就要通往另一个供奉普塔赫的神庙。后来尝试挖掘，果然如此。类似这样提出问题，再解决问题的例子有很多。”

李晓东觉得世界上很多事业，都像做学问一样，是分几个阶段的，“最初比较宏观，做着做着总有一天你觉得做不下去了。然后你朝着一个很小、很微观的东西走，越往里走，你觉得好像越狭窄、越吓人。但到了一定的深度之后，你会突然发现，前面豁然开朗，一片很大的天地又展现在你面前，同时你会发现，你走过的那些非常窄的小路，一条一条，把世界上很多的道路全勾连在一起了”。 所以他从来都不反对碎片化的研究，反而总是鼓励学生从细微处着手。

总有人问他：“李老师，您研究那些东西有什么用？”他这样打比方，“如果没有过去的记忆，一个人的智力怎么往前发展？永远像婴儿那样懵懂无知吗？如果一个单身的人找对象，相亲了之后觉得还不错，想继续交往，但假如有人把他的过去告诉你，说这个人刚从监狱放出来，你还会毫不犹豫地交往吗？你之所以有其他想法，是基于对其历史的判断，对吧？这两个例子很极端，可很能说明我们为什么要研究自己和别人的历史。”

尤其是中国考古迈向世界，这背后是中国国家实力、影响力提升的表现，“今天，更需要我们了解自己的以及别人的历史”。

李晓东生于1957年，辽宁康平人，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教授，埃及学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