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仅是一间书店—独立艺术机构中的“博尔赫斯”模式

2019-05-23 07:09宫林林
上海艺术评论 2019年1期
关键词:罗伯博尔赫斯书店

宫林林

位于广州的博尔赫斯书店这两年已成一种现象级代名词,它不仅仅是书店,更是作为一家独立艺术机构而存在。书店创始人陈侗本身亦是艺术家,他又是如何平衡这理想与商业之间的尺度,作出口碑与市场的呢?博尔赫斯书店无疑为中国独立艺术机构的实践提供了一个最为艺术化的样本。

几经搬迁、目前落脚于广州中山五路昌兴街7号的博尔赫斯书店,已经存在了二十多个年头。虽然以书店之名为人所知,但“博尔赫斯”从一开始的空位就远不止一间书店而已。有人说“博尔赫斯书店”是创始人陈侗的一件艺术作品,这不失为对一家独立艺术机构的褒奖之词,也说明“博尔赫斯”不能被理解为任何一种常规化的机构运营模式。如何理解艺术化的“博尔赫斯”模式?本文尝试结合其多年的实践做出一些描述与归纳。

一种趣味的主张

在陈侗的解释里,“博尔赫斯”这个借自那位著名阿根廷作家的名字,由来虽然有些随机或随性,但也鲜明地表示了对某些趣味(比如成功学、通俗小说)的刻意拒绝。博尔赫斯书店确实卖书,不过架上所售以文学、艺术、哲学方面的书籍为主,种类有限,数量也不多。这里虽名为书店,却从不以卖书盈利为目的,因此也没有打折之说。它更像是书店主人推荐的一份阅读偏好书单,一种知识谱系建构的索引,而书店作为实体化的存在,既是一种宣言般的文化姿态,也是向公众展示、与陌生人沟通的方式。

在书店所售的文学作品中,有一个品类是“博尔赫斯”自家出品。陈侗创办书店参照了国外一些从事独立出版的书店模式,因此出版项目始终是书店的一项重要日常工作。在与法国的午夜出版社长期合作之下,“午夜文丛”——阿兰·罗伯-格里耶、克洛德· 西蒙等“新小说”作家,以及被称为“新小说新一代”的让·艾什诺兹、让-菲利普·图森等后辈“午夜”作家的小说中译本——从博尔赫斯书店走向人们的视野。在很多年里,策划选题、寻找合适的译者,甚至校对译稿,陈侗都要亲力亲为,因而出版进度难免拖沓、折腾,但是通过点滴积累,博尔赫斯书店渐渐成为“新小说”乃至法国当代文学在中国译介、传播的重镇。更为重要的是,看到书架上那一排排“博尔赫斯出品”,便是看到了一种趣味的具象化:书的内容是一种阅读方向的引导,如同敞开一扇窗向人们展示一个自在、自足的世界;封面的极简设计、开本的大小、排版的样式,这些元素同样在传达趣味,传达这间书店对于作为“物”的书有着怎样一种理解。

尽管早年间博尔赫斯书店的空间非常有限,却经常举办一些小型的当代艺术展览。曹斐、蒋志等艺术家的第一次个展便发生于此。2007 年,陈侗租下了书店(当时还在怡乐路)不远处的一栋二层小洋楼,书店附属的“博尔赫斯书店当代艺术机构”正式宣告成立。自此,原有的书店变得更为“纯粹”,单纯行使其“存在”的功能;出版业务和艺术展览、讲座等活动,全部移至“机构”中进行。对于在更大的空间中应该发生什么样的艺术活动,陈侗同样有着明确的定位:不做本地艺术家的展览,而更倾向于将“外面的”创作带给本地的艺术家和观众。回看之下我们不难发现,那几年博尔赫斯当代艺术机构举办的展览,一部分重在推荐并推进在广州之外创作的中国年轻艺术家的创作(如邓猗夫、方璐),一部分旨在深入了解并介绍创作观念独特的国外艺术家(如罗马尼亚艺术家Dan Perjovschi、德国艺术家Julika Rudelius,他们的展览都发生在一定时长的驻地之后)。而将这些艺术项目串联起来的不是某种媒介或主题,而是对“现实主义”——这并不是老生常谈,相反,现实的变动不居恰是任何创作者时刻都要面对的本质问题——的持续思考;而无论是“午夜文丛”中文学化的表达,还是“博尔赫斯”推出的其他书系(“实验艺术丛书”“享乐者丛书”)里理论化的讨论,其实都是对这一核心议题的阐发。

一种档案的逻辑

“博尔赫斯”的出版专注于文学或艺术中的某个领域,不在乎是否畅销,不在乎种类是否丰富,而是以向纵深处推进为方向,呼应着早些年间书店为自己写下的一句“口号”:用时间打败时尚。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对某一个作者多方位的深入“挖掘”。作为阿兰· 罗伯-格里耶在中国最重要的出版人,陈侗不仅组织出版了罗伯-格里耶的绝大多数文学作品,还抓住各种机会搜罗对这位作家的相关研究著作,《罗伯-格里耶访谈录》《我的大作家》等书籍就是研究型的延伸出版。罗伯-格里耶曾两次应陈侗之邀亲自来到中国,后者不仅慷慨地表达地主之谊,还专门策划各种文化活动,在书店、艺术机构、大学里组织讲座、见面会。在罗伯-格里耶去世两年后的2010 年,经过精心的研究和策划,博尔赫斯书店当代艺术机构举办了纪念性系列活动“罗伯-格里耶与艺术”,除了值此机会将旧书再版、将之前未来得及出版的作品正式推出,再次重申这位作家在文学世界的重要性,还将罗伯-格里耶鲜为人知的艺术实践向公众展示并分析。活动请来了罗伯-格里耶的遗孀、文学研究者、艺术史学者,在中国的不同城市围绕罗伯-格里耶与艺术的话题展开专题讲座、电影放映。一个作家在身后仍得到出版人如此“礼遇”,或许是绝无仅有的。

从《浴室》到最近出版的《足球》,比利时法语作家让-菲利普·图森的几乎所有作品的中文版,都是在“博尔赫斯”的办公室里打磨出来的。在不遗余力且颇为及时地翻译出版图森的文学作品的同时,陈侗也大力支持他在视觉艺术领域的探索。图森几次到中国拍摄短片,陈侗及其团队在场地、设备、人员、后勤等方方面面给予协助,尽力满足艺术家图森的各种需求。图森电影作品放映会、《书:让-菲利普·图森影像作品展》,这些活动并非来自预先设计,而是随着出版工作的推进、随着作者的创作观念、方法被持续深入地了解,而水到渠成地发生了。

围绕着某一个作家所展开的一系列出版、展览、学术实践,隐含着一条逐渐生成的档案逻辑。它不是一种线性叙事,而是从一个由核心向外发散的结构;它注重的不是资料的齐全无缺,而是关系可能性的建立——从一个点延伸出诸个节点,产生多重相关性,交织出一个精神世界的网络;它不是单纯搬运资料,而是通过主动制造各种事件的发生,创造自己的档案。

博尔赫斯书店

博尔赫斯书店

2012 年,陈侗作为创始人之一成立了另一个重要的独立艺术机构“录像局”,除了“老板”相同、共用广州的办公室以外,录像局与博尔赫斯书店及其艺术机构看上去并无其他关系。其实二者之间有一个强大的内在联系,那便是建立档案的“野心”。这个野心被明确写在录像局的介绍中:“主要工作是收集和整理录像艺术家的作品和资料,并建立便于检索的档案,为研究、学习和收藏的人群服务”。录像局“每年收录至少12 位艺术家的档案资料……对于每一位收录的艺术家……尽可能完整地收录其录像作品,以及相关的资料,包括文字、图片、方案等等”,甚至每件被收录的录像作品参加过哪些展览,都在录像局的资料搜集范围之内。可见,陈侗在出版上对纵深和关联性的追求延续到了录像局,或许部分原因是个人对于档案这一结构的莫名迷恋,但更重要的在于陈侗对于“发展”的理解:“某种类似于发展的东西在我们看来只是一种深化”。

一种“不值得推广的”经验

在博尔赫斯书店获“最佳小书店奖”的受奖辞中,陈侗这样说道:

“我有幸利用了自己的一技之长所获得的报酬去维持书店的经营,我们的目的就是一直让它存在下去。站在市场经济的角度,我们的经验是不值得推广的,因为它违背了市场经济的规律。”

所谓“一技之长”是指陈侗的画技。陈侗是一名出色的国画家,多年来,书店的经营、人员的工资、出书和展览的费用,甚至邀请外宾来华的整个行程,经费几乎全部来自陈侗卖画的收入,而这些画往往是他在结束了白天的教学工作(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广州美院的教师)和机构工作后,三更半夜“加班加点”赶出来的。因此他将自己的机构运作模式戏 称为“计画经济”。

但是他的机构花起钱来几乎没有计划。与真正制度化运作的艺术机构不同,“博尔赫斯”的活动通常没有前期预算,为了将事情做到一定的专业度、为了将细节控制到最佳,陈侗常常可以不计成本地“浪费”。书的封面印刷出现瑕疵,几千张封面全部重印;对校对的译稿尚存疑问,版权到期宁可“续费”,也不会赶着所谓最后期限出版;为了免受外界对项目的干预,有时他宁愿放弃其他机构提供的赞助。

这些任性之举不仅“违背市场经济规律”,也违背一般机构的运作规则,博尔赫斯书店也好,其附属艺术机构也好,用“DSL 收藏”的说法是“假借商业的名义在重新树立一种文化上的价值观”。虽然这种“不值得推广”的经验成就了趣味上的坚持和质量上的保证,却显然太过依赖陈侗个人的创作力和“生意”状况,并不是一种可持续的长久之计。近年来,“博尔赫斯”在经济上的困境也渐渐显露。书店附属的艺术机构已经很久没有再举办过展览,常规的活动是读书会和电台的“文学频道”直播,这些低成本的运营方式或可被视为应对资金紧张的一种不改初衷的调整策略。2016 年,由广东时代美术馆、博尔赫斯书店艺术机构、录像局、黄边站和观察社构成的“广州五行非营利艺术机构联合会”成立,“最初的愿望是通过义卖等形式筹措资金补充机构运营所需”。同年底,陈侗在广州创办了“本来画廊”,开始探索在商业模式下推动广州本土的艺术实践,也寄希望于在经济规律下实现画廊的“造血”功能,支撑包括博尔赫斯书店在内的其他机构的继续运作。而这家刚刚成立两年的画廊,在商业世界里的摸索毕竟才刚刚开始。

“在当代文化方面,它一直扮演着茫茫黑夜中的灯塔的角色”(DSL 收藏),的确,“博尔赫斯”在四分之一个世纪里的坚持是对“独立”最长情的诠释,它让很多有着相似精神追求的人感到温暖和鼓舞,也为中国独立艺术机构的实践提供了一个最为艺术化的样本。“博尔赫斯”的轨迹或许是独一无二的,但是在资金匮乏、人员有限、空间紧张、制度不完善等不友好的条件下,仍努力坚持着独立姿态的艺术机构并非独此一家。广州的观察社、上海的上午艺术空间等创办人自掏腰包维持至今的机构,都在努力发着自己的光和热,用各自独特的表达传递对于艺术机构实践的理解,也都在探索在资本席卷艺术世界的今天继续生存下去的可能策略。这些坚持不仅仅使人动容,更是在为更好的艺术生态环境的到来确立一种不可或缺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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