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意向影响因素分析

许凌洁 王惠 安冬 徐文静 柏笑寒

（河北农业大学文管学院，河北 沧州 061100）

一、引言

新生代农民工是指生于80年代之后，在城市从事非农业劳动半年及以上，长居城市的农村户籍劳动力。该群体的显著特征：二代农民工居多，长居城市且向往城市生活，但无城市户籍，在城市受歧视，融入困难；年轻，近无务农经验，不适应农村生活；多为“骄子农民工”“月光族”，资金匮乏；学历高，有较高的精神追求；在农民工群体中占比巨大。国家出台系列文件，明确新生代农民工在农民工群体中的中坚力量地位，并将其返乡创业视为实现“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伟大目标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样本基本情况

2019年，7-8月，委派调查员在唐山、廊坊、石家庄、沧州、承德、邯郸、衡水、张家口和邢台等河北9市以随机发放调查问卷的形式收集数据，共发问卷300份，收回有效问卷292份，有效回收率达97.3%。其中，对返乡创业感兴趣的占比约44.9%，有机会愿意尝试的占比约33.9%，准备着手返乡创业的占比约8.9%。总体上，大部分受访者对返乡创业是有兴趣的，但真正着手的尚占少数。年龄方面，80、90、00后占比依次约为30.5%、57.2%、12.3%，可见，该群体中80、90后是主力。该群体学历普遍较高，小学及以下占比约4.1%，初中学历占比约21.6%，高中或中专占比约25.7%，大专及以上占比约48.6%。此外，该群体的工种和工资在城市缺乏优势，工种方面，普通工占比约52.1%，技术工占比约21.9%，管理人员占比约26%；工资方面，2000以下的占比22.6%，2001-3500元的占比约33.9%，3501-5000元的占比约23.6%，5000以上的占比仅有19.9%。由此可见，新生代农民工工种和工资结构与其学历结构不符，该群体现有工作未达到他们的精神预期。

（二）研究方法

首先，采用FA分析法，验证各指标可否被归为创业环境、社会关系网络、创业能力认知和农民工信任四个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意向的因素；然后，对各构面进行FA分析，把四个构面因素具体化；最后，根据各构面影响程度的不同，有重点地提出提升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的对策。

三、实证

（一）信度与效度检验

采用SPSS19.0对量表进行检验。首先，对量表整体进行KMO值分析和Bartlett球形检验，总体KMO值为0.951，Bartlett球形检验卡方值4274.890（显著性水平0.000），说明量表适合做因子分析。其次，分别对创业环境、社会支持、创业能力认知和农民工信任四个量表分别进行KMO值分析和Bartlett球形检验。结果发现，创业环境量表KMO值为0.919，Bartlett球形检验卡方值为1601.433（显著性水平0.000），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创业能力认知量表KMO值为0.882，Bartlett球形检验卡方值为703.787（显著性水平0.000），也适合进行因子分析。社会支持和农民工信任量表则未通过KMO值分析和Bartlett球形检验。最后，选取Cronbach’s Alpha系数对量表进行信度检验，结果显示总体Cronbach’s Alpha值为0.953，且各构面信度值均在0.75以上，说明量表具有较高信度。

（二）因子分析结果

采用提取主成分和最大方差法，因子载荷绝对值设置为0.5，对4个量表整体进行因子分析，旋转得出四个因子，分别命名为：创业环境、社会支持、创业能力认知农民工信任，对方差的解释能力为67.985%，总体良好。再对创业环境量表进行因子分析，旋转得出三个因子，命名为：政策支持环境、经济市场环境和文化基础环境，方差解释能力达77.245%；而创业能力认知量表旋转得出两个因子，命名为：准备程度认知和个人能力认知，方差解释能力达76.840%，如表1所示。

表1 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意向影响因素因子分析结果

NL2 0.780 0.750 NX1 0.748 NX2 0.750 NX3 0.773 NX4 0.731

（三）模型建构

根据因子分析结果及各因子对方差的解释能力，假设F为各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意向的综合作用力，则可构建模型如下：

不过，在社会各界对科研众包模式刮目相看、众口交赞之时，相关研究者也目光敏锐地指出其运作中暴露出的问题，如当前科研众包平台存在着信用体系不完善，公信力有待加强，资源整合力度不够，规模与水平参差不齐。这些不足在不同程度上制约了科研众包这一创新模式的快速发展，限制了科研众包科技创新能效的最大发挥。

F1、F2、F3、F4分别表示创业环境、社会支持、创业能力认知和农民工信任对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意向的影响；E1、E2、E3分别表示政策支持环境、经济市场环境、文化基础环境对创业环境的影响；Z1、Z2分别表示准备程度认知和个人能力认知对创业能力认知的影响。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结果显示，4个构面因素中，创业环境影响最大，这可能与该群体高学历和低风险承受能力有关。高学历的新生代农民工，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全面看问题的思维习惯，返乡创业的决策自会综合考察政策、经济、文化等各因素。创业能力认知的影响排在第二位，这主要是由其中介作用决定的。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意向的确定需要通过将创业的现实准备和创业环境对比形成的认知来决定。社会支持的影响排在第三位，是因为，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意向会因亲朋好友的精神支持和物质行为支持而更加坚定，但它并不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而农民工信任则是建立在创业环境基础上对返乡创业意向产生影响的。基于以上结论，建议如下：

政府应加大对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支持力度，让该群体看到返乡创业的可行性。具体的，政府应不断的拓宽融资渠道，优化融资环境，让资金不足的新生代农民工有钱可投；政府应简化返乡创业相关的审批程序，给创业者以方便，降低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的体力和精神成本，让该群体感受到政府对其行为的支持；政府应给予返乡创业者以税收优惠，尽量提升创业的利润空间，提高创业的吸引力；政府还应在农村多投资建设项目，为返乡创业提供机会；政府应加大对返乡创业的宣传力度，为潜在的返乡创业者尽可能赢取亲友的支持与理解；政府应组织创业相关的教育和培训，增强新生代农民工创业的能力与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