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对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的响应

芦千文 吕之望

摘 要：从农户经营形态分化趋势出发，把我国农户分为普通农户、农场类户、服务类户三类，把对农业态度、消费导向和储蓄倾向纳入行为影响因素，分析三类农户的行为逻辑差异和相互关联性，给出响应农业政策变化的决策谱系，并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背景提供了宏微观例证。结果表明：在对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响应中，普通农户较为迟滞，农场类户、服务类户较为敏感，服务类户的存在显著提高了农场类户和普通农户的响应效率。同时，服务类户表现出对农场类户的支撑作用、对普通农户的带动作用，加速了先进技术和现代要素入户的进程。把服务类户从农户群体中分离出来，以决策谱系的形式呈现不同类型农户对农业政策变化的响应，厘清了农业政策变化引起农户响应的作用机制，具有较强的政策参考价值。

关键词：农户分化;行为逻辑;决策谱系;农业服务户;农业政策转型

中图分类号：F3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9）03-0043-09

一、引言

农户是农业生产经营和农村经济运行的最基本主体。政府制定农业政策时需要关注农户行为逻辑。农户行为响应是检验农业政策效果的重要标准。农业政策变化释放的信息转变成价格、成本、预期等市场信号，引起农户行为响应。农户对政策变化的响应是基于其对环境变化的感知和理解，即行为逻辑。如果农业政策变化与农户行为逻辑相悖，则不能引起预期的农户响应，达不到政策变化的初衷，甚至出现相反的调控效果。当前，中国农业供给侧存在的突出问题，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前期农业政策的变化没有准确把握农户行为逻辑，导致农户普遍出现与政策预期不相符的行为响应。农户行为逻辑因经济社会环境和农户本身行为能力、认知感应等变化而变化，但一定时期内相对稳定。当前中国农户行为逻辑是什么？是怎样响应农业政策变化的？关注这些问题，对于推动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改善理论界对中国小农户的认知也有一定的理论价值。

关于农户行为逻辑，理论界关注很多，多以行为假设的方式呈现。一是经济理性行为假设。如Schultz[1]、Popkin[2]等认为农户和企业一样，是理性投资者，以利润最大化为行为动机。二是生存理性（规避风险）行为假设。如恰亚诺夫[3]、詹姆斯·斯科特[4]等认为小农户既是生产单位也是消费单位，以维持生计为目的，遵循“避免风险”和“安全第一”的行为动机。然而，国外学者在构建模型实证研究农户生产、消费、投资、储蓄等行为时，大都遵循经济理性行为假设，使用生产-消费可分的二元决策模型[5]，深刻影响了国内学者对农户行为决策的研究。部分学者认识到中国农户行为逻辑的特殊性，对行为假设做了修正。如黄宗智[6]通过考察明清时期中国小农户的历史变迁，认为中国小农户既是追求利润者、又是维持生计者，依靠农业收入与非农收入这两支“拐杖”;还有一些国内学者，认为当前中国农户的生产、生活行为已卷入社会分工网络，需要应对社会化进程中的货币支出压力和市场化进程中的不确定性风险，行为偏好表现为货币收入最大化[7]，生产行为表现为内向互助、外向协作的社会性特征，能以不同方式配置资源和安排生产[8]。

关于农业政策变化与农户行为响应的研究较少。Taylor et al.[5]通过构建模型分析了增加转移支付和降低粮食支持价格对农户生产和消费行为的影响。国内不少学者关注了某项农业政策对农户生产行为的影响，如农业补贴、农地确权等;更多学者关注了农户生产要素配置和参与要素市场的决策影响因素，如土地流转、服务外包、劳动力转移、资本投入以及相互之间的替代关系等。总体来看，这些研究存在一些缺陷：大都考虑一种要素的配置行为，将其他要素作为外生变量简单化处理，导致估计结果内生性偏误;考虑到多种要素配置决策的相关研究，在分析思路和模型设定上，往往把要素配置之间的关系看作因果关系，忽略掉不同要素的联合决策问题;注意到农户目标函数的多样性，但又忽视了不同类型农户行为逻辑的不同;把农户行为逻辑置于古典和新古典行为假设之下，将一些反映制度、文化、环境约束特征的关键行为要素抽象掉，导致其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存疑和实证结果的现实性偏误。由此，得出的农户行为结论，依数据、变量、样本的不同而不同。有些研究考虑了上述缺陷，如杜鑫[9]研究了农户对劳动力、土地、生产资本等要素联合决策的相关关系;钟真等[10]以市场化水平作为不同农户类型的划分依据，考察不同农户的行为逻辑差异。这些研究扩充了对农户行为逻辑的认知，但离形成分析农户政策响应的完整决策体系还有一定差距。

鉴于此，本文研究不同类型农户的农业生产经营行为逻辑差异，构建农户的决策体系，分析不同类型农户对农业政策变化的响应。

二、农户分类及其行为逻辑

（一）农户分类

一般研究和统计中，常考虑收入结构，把农户分为纯农户、农业兼业户（一兼农户）、非农兼业户（二兼农户）和非农户，并以此为基础衍生了不同角度的划分方法。其中，有学者以农户行为导向为依据进行划分，如消费型农户、利润型农户[11]、生存压力型农户、效益追求型农户、经济发展型农户[12]等。传统以收入结构为标准的划分方法与当前农户演化特征存在着明显偏离。目前，70%的农民家庭选择了“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13]，这类农户的特征很难用兼业户来刻画。而行为导向视角划分方法，统计上识别难度大、应用起来也不是很方便。需要把一些差异明显、易于统计识别的个性化表征提取出来，作为划分不同农户类型的依据。如人口学特征和收入结构、从业状态、经营规模、职业选择等农户经营状态特征。人口学特征与经济社会环境共同决定了农户的经营状态及演化特征。但在特定时点，农户的经营状态是其作出行为决策的基本参照系，决定了如何应对农业政策变化。因此，本文从经营形态角度来划分不同类型农户。

从经营形态角度划分不同农户，必须兼顾到演化趋势。尤其是要反映农户经营的新业态、新模式。姜长云[14]认为我国农户呈现加速分化态势，小部分农户成长为种植大户、家庭农场等农场类户，大部分农户演变为以农为辅或以农为主的普通农户。但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农户群体还存在着农机户、农资零售户、农村经纪人等大量的为农服务户。鉴于此，本文把农户分为普通农户、农场类户、服务类户三种：普通农户包括以农为主或以农为辅的农户，典型特征是规模较小、兼业经营、结构单一;农场类户包括家庭农场、种养大户等，典型特征是规模较大、职业经营，大都流转入土地，或拥有先进设施设备，按企业方式进行生产经营;服务类户包括农机户、农资經销户、农村经纪人、农产品购销户等，为农业经营主体提供农业生产性服务。

数量上，普通农户最多，农场类户较少，服务类户居中。据第三次农业普查数据，2016年全国有农业经营户2.07亿户，户均经营规模8.6亩;其中，农业规模经营户389万户，经营全国11.7%的耕地。2014年，农机户已达4 291.07万户[15]，还有数量繁多的其他服务户。虽然没有服务类户的统计数据，但服务类户已成为农户分化的重要方向。

三类农户划分需注意的事项。一是规模大小或兼业状态是区别普通农户和农场类户的重要指标，但这里更想强调农业劳动力从业状态，以及生产方式和资产配置情况。多数农场类户只是实现了农业劳动力的职业化，家庭成员非农就业现象十分普遍（代际分工）。二是有些规模较小，但农业从业者在农业充分就业的农户，应算作农场类户范围之内。如蔬菜、药材、花卉等经济作物种植户，设施大棚户，畜禽养殖户等。三是服务类户与普通农户、农场类户的区别主要是把农业生产性服务作为主要收入来源。如农机大户以提供农机作业服务为主要收入来源。很多服务类户也经营自家土地或流转土地，但农业经营收入不及农业服务收入。四是农场类户、服务类户一定意义上可以分别代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新型农业服务主体。

（二）不同类型农户的行为逻辑

基于国内外农户理论和模型，可以得出农户在农业生产经营上具有追求利润、风险规避、劳役规避三个基本行为导向[16-17]。不同农户类型，既是经营形态的外在表征，更是多目标不同程度相互组合的外在表现。据此，可以根据经营形态和多目标的不同组合，判断不同类型农户的行为逻辑。农户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和制度环境约束下会有不同的行为逻辑表现。在农户演变的不同阶段，影响农户行为逻辑的突出因素也会有所不同，如温饱阶段收入稳定最重要、致富阶段收入增长最重要、小康阶段或许幸福享受最重要。所以，在追求利润、风险规避、劳役规避等行为逻辑的共同特征外，还需要考虑经济社会（制度、文化）环境、农户所处发展阶段等因素。基于对现实的观察发现，农户分化过程中农户对农业态度的分化、消费导向和储蓄倾向的分化对农业生产决策的影响。

首先是农户对农业态度的分化。农户分化也表现在对农业态度的分化，反过来又影响农户的行为逻辑。普通农户需要权衡非农与农业收入，根据对农业的依赖程度表现出农主、农辅、离农的动态变化。由于非农收入不稳定和安土重迁的文化基因，农户恋土情结浓厚，“离农”且“兼农”态度具有韧性。农业作为普通农户的辅助性收入来源，甚至退化为满足自给需求的生产活动或备用的社会保障模式，在经营选择中处于次要地位。农场类户和服务类户，因比较优势和行为能力差异而分化成不同的经营业态。农场类户是农业生产经营的规模化、专业化、集约化;服务类户是农业服务的专业化、规模化、集约化。但他们都以农业为收入来源，只不过农业是农场类户的职业选择、是服务类户的服务对象，态度上都“重视”农业，愿意从事农业生产。

其次是农户消费导向和储蓄倾向的分化。在信贷约束条件下，农户消费和储蓄会影响农业生产决策。农村年轻群体的消费方式与城市居民逐渐趋同，较少考虑预防性支出和储蓄。但农业从业者主体——农村大龄群体仍保持节省现金开支的消费习惯，把现金储蓄起来用作固定性和预防性大额消费支出。一是流动约束条件下，缓解收入不确定性冲击和教育、医疗、养老等不确定性支出的预防性储蓄动机。二是农村住房建设、耐用消费品、红白喜事等固定性大额开支，以及近年来加重的市民化成本，贯穿农户家庭的大半生，让农户养成了压缩现金开支、尽量存留储蓄的习惯，可称习惯性储蓄。普通农户的预防性和习惯性储蓄，抑制了即时消费需求，“挤出”了农业生产投资。农场类农户和服务类农户以投资创造收入，需要权衡投资性储蓄，取得收入的最大化。

把农户对农业态度、消费导向和储蓄倾向分化考虑进来，与追求利润、风险规避、劳役规避并列，可以重新认识不同类型农户的行为逻辑。鉴于各类农户普遍面临要素约束，抽象出以下假设前提是可取的：农户具有生产消费二重性，但决策不可分;普通农户都是兼业农户，优先选择以非农收入增加总收入;农场类户、服务类户有相对大小之分，由小到大需跨越投资门槛;普通农户支出优先序是储蓄、消费、生产投资;农场类户和服务类户把生产投资放到首位。在这些假设条件下，不同类型农户的行为逻辑呈现以下特点。

1. 普通农户偏好追求货币收入，在农业与非农之间配置资源。除了社会化小农理论中的农户行为偏好外，追求货币收入是满足储蓄动机的最直接手段。不同地区、不同人的边际收入不一样，但相对于农业，非农产业边际收入更高。普通农户为获得货币收入最大化，优先选择增加非农收入，维持农业生产经营的简单再生产状态，选择技术成熟、风险小、节省劳动投入的单一大田粮食作物。这种情形下，农户显现出的要素替代需求是以投资、雇工、服务外包等形式替代农业劳动投入，增加非农就业收入。受限于储蓄倾向对农业投资的抑制和农业劳动的监督难题、机械设备的投资门槛等，农户更倾向于以購买服务方式实现迂回投资。受宏观经济周期影响，非农收入和城市居住环境的不稳定性，普通农户对非农与农业的资源配置处于动态变化之中，一旦满足农场类户或服务类户的门槛要求，普通农户也会追求农业扩大再生产。同样，也决定了许多普通农户把农业作为保险储备。

2. 农场类户偏好追求利润收入，提高有约束的农业经营效率。追求利润收入，就要不断提高农业经营效率，如最优种养规模、最佳装备水平和高效技术方式等。但农场类户面临着约束，一是储蓄倾向约束，需要存留最低限度的预防性和习惯性储蓄，其余才是投资性储蓄;二是要素市场制约，如土地流转、金融服务的滞后，不能按照规模经济要求随意调整资源配置。所以，只能实现约束条件下的最优经营效率。但相比普通农户，规模化、集约化水平已大大提高。为克服风险，农场类户倾向于与企业、合作社、服务类户等组成产业链分工协作关系。面对要素匹配需求，小农场类户会以租赁或购买服务的方式进行迂回投资;大农场类户直接购置机械设备。大小是相对的，取决于追加投资的规模经济要求。

3. 服务类户偏好追求服务收入，提高有约束的资产利用效率。服务类户与农场类户相似。差异在于服务类户的利润导向是尽量增加服务收入，这与提高服务资产的经济利用价值一致。小的服务类户，设备设施较小、效率低，在市场竞争中易被淘汰，成为普通农户;大的服务类户，设备设施较大、效率高，具备一定的资本实力，竞争力强;二者呈加速分化态势。服务类户具有农业生产成本优势，条件允许会直接从事农业种养，或主动寻求与服务对象合作，建立稳定协作关系。

据此，三类农户的行为逻辑可如表1所示。

三、政策冲击与农户行为响应

农业政策是政府调控农业经济活动的重要工具。无论农业政策以何种形式存在，都要转换成改变价格、成本、收入的信号，才能引起农户响应。农户根据不同干预信号的组合结果，调整农业生产经营行为。但调整是有成本的，如学习、计划、准备等，会迟滞农户对政策变化的响应。分析农户对政策的响应要考虑调整成本。考虑到服务类户以普通农户和农场类户为服务对象，主要关注影响服务需求和技术的政策信号。可以假设同时发生两项政策变化：一项是调整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對价格影响有正负两种情况;一项是新技术推广政策，对该技术实施补贴，使操作成本与旧技术至少相当。

基于前一部分对农户行为逻辑的分析，可以列出三类农户响应农业政策变化的决策谱系（图1）。为便于构图，把农户行为逻辑的关键指标和变量字母化。其中，货币收入Ym，利润收入Yp;习惯性和预防性储蓄Sh，投资性储蓄Si;劳动投入L;农业资本投入K，农业土地投入T;农产品价格P;生产效率Pe，资产利用效率Pa;财政补贴F;调整成本和风险V;投资门槛Th;服务价格Ps，服务需求Ds;土地流转收入R;增量Δ，最大max，最小min，增减↑↓。下标“1”“2”均表示农业、非农，上标“′”表示调整后的变量。

（一）普通农户

政策变化前，普通农户农业与非农的资源配置，处于货币收入、预防性和习惯性储蓄的均衡状态，对政策变化的任何响应都需要重新匹配要素。面对价格冲击：价格增加时，只有增加农业投入的边际收益大于增加非农投入的边际收益时，普通农户才会增加农业要素投入;价格降低时，只要非农投入的边际收益大于农业投入的边际收益，普通农户就会一直压缩农业要素投入、寻求要素替代方式，维持最低限度的农业简单再生产。当价格下跌至追加非农投入的边际收益弥补不了农业投入的边际损失时，如果扣除调整成本和风险的收益为正，普通农户才会调整种植结构，否则经济理性驱使普通农户退出农业经营。对于采纳新技术，需要追加劳动或资本要素投入。除权衡新技术（预期）收益和补贴扣除调整成本后的净值，还要考虑追加投资对存留最大预防性和习惯性储蓄的影响，如果投资过大，普通农户仍会采纳旧技术。如果服务类户存在，由其追加要素投入、提供新技术并获得补贴，服务价格不高于旧技术，那么普通农户就会采用新技术。因此，机会成本和调整成本的存在，使普通农户对价格冲击和新技术都不敏感，但在有服务类户提供服务的情况下，至少不排斥新技术。

（二）农场类户

政策变化前，农场类户处于利润收入，投资性储蓄和预防性、习惯性储蓄，以及农业生产经营效率最优的均衡状态。农业生产决策独立于非农经营决策。面对价格冲击，无论价格增减，只要边际收益为正，且大于预防性和习惯性的最小边际储蓄倾向，农场类户就会追加农业要素投入。同时，无论价格增减，只要调整结构的边际收益为正（扣除调整成本和风险），农场类户就会调整经营结构。当然这里需要考虑投资门槛问题。对于采纳新技术，当新技术效益加上技术补贴再扣除调整成本和风险后的效益为正，且投资性储蓄大于新技术投资门槛时，农场类户会直接追加投资采纳新技术，如购置农机或兴建设施;当投资性储蓄小于投资门槛，且受信贷约束时，如果服务类户存在，农场类户会选择服务外包形式采纳新技术（迂回投资）。相比普通类户，农场类户面对价格冲击和新技术选择的敏感度高，而在服务类户存在的情况下，投资门槛限制明显降低。

（三）服务类户

为了分析简便，假设服务类户只从事农业服务经营活动，政策变化前处于服务收入，投资性储蓄和预防性、习惯性储蓄，以及服务资产最优利用的均衡状态，服务经营决策独立于非农经营决策。服务类户收入取决于服务作业量，对服务需求变化最为敏感。农产品价格冲击，通过普通农户和农场类户的服务需求变化，间接作用于服务类户。只要服务类户的服务具有降本增效作用，使农场类户、普通农户农业经营边际收入增量为正，无论农产品价格增减，他们都会继续选择服务外包。随着服务需求量扩大，在垄断竞争情况下，服务类户会提高服务价格、增加收入;在充分竞争下，可能会降低服务价格、增加市场份额。面对需求量增减，超过服务能力时，如果预期扣除调整成本和风险的边际利润为正，且投资性储蓄大于投资门槛，服务类户会追加要素投入、更新服务设备，否则就只是简单扩张服务规模或同类服务户增加。

当对某一项新技术实施补贴时，补贴方式有设备补贴和作业补贴两种，虽然最终结果都是降低服务成本，但设备补贴还起到降低投资门槛的作用。在服务类户存在的情况下，补贴由其获得，并体现到服务价格上。在新技术效益为正的情况下，只要补贴幅度使服务价格不增加，农场类户和普通农户都会偏好新技术，这时如果服务类户的投资性储蓄加上补贴金额大于投资门槛，那服务类户就会直接追加新技术的要素投入。当然，在新技术普及到一定程度后，农场类户和普通农户的新技术偏好条件，可以放松至其边际收入为正。考虑到服务类户同时为很多农场类户和普通农户服务，积聚了零散服务需求，具有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比农场类户和普通农户对新技术的敏感度更高。服务类户专业化经济的存在，也会显著降低结构、技术调整成本与风险，使普通农户和农场类户对政策冲击更为敏感。

（四）小结

从上述三类农户对政策变化的响应来看，服务类户的存在，改变了普通农户和农场类户对政策变化的响应：一是普通农户通过服务类户可提高对价格变化和新技术的响应速度;二是农场类户得到服务类户的支撑，投资门槛限制作用显著减少，对新技术更为敏感;三是农场类户和普通农户释放的服务需求，增强了服务类户响应政策变化的经济可行性。这里价格冲击可以理解成各类直接影响农户农业收入的政策，技术补贴可以理解成各类影响农业生产成本、引导农户应用新技术的政策。

四、农户行为响应：个案研究

2015年12月，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着力加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农业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以来，相关政策调整在农业各个领域铺开。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直接聚焦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其作为当前农业农村经济工作的主线。农户直接接触到的政策变化主要包括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结构调整补贴政策，绿色高效技术补贴政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支持政策等。本文将玉米价格下跌、秸秆还田和深松深耕补贴作为冲击信号，以案例研究法，验证三类农户是否如前述提出的行为逻辑和决策谱系那样作出行为响应。

（一）案例介绍

本文同时选取农户层面微观案例和区域层面宏观案例，相互佐证农户对政策变化的行为响应。微观层面案例获取方法为参与观察法、问卷调查法、深度访谈法。笔者以长期生活的鲁西北某村庄为调查范围，实际参与并观察农户的生产、生活、经营、就业状态，并于2017年1月21日—27日以问卷调查形式将这些数据记录下来。同时，选取有代表意义的农户进行深度访谈。宏观层面案例获取方法为实地参观、座谈会、深度访谈等。笔者于2017年4月10日—15日参加农业部调研组在吉林省松原市和白城市调研各类农业经营主体对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的执行情况。在此期间，参加了由松原市农委、白城市农委等组织的座谈会，收集了相关纸质材料;赴相关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实地参观、询问相关政策影响及应对。此外，笔者专程赴长春市农机技术推广总站，与有关同志访谈农机合作社、农机户发展情况。两个案例可分别代表黄淮海夏播玉米区和北方春播玉米区，播种面积、总产量分别占到全国的60%、80%以上，具有较好的代表意义。

1. 微观层面案例：鲁西北某行政村。该村地处鲁西北平原，以小麦-玉米为种植结构，村民约370户，耕地约2 800亩，人均2.1亩，农业劳动力主要是留守老人、妇女及近年来返乡的劳动力，35岁以下从事农业的家庭不到10户。其中，普通农户超过250户，农场类户9户，服务类户10多户。选取的5户情况如表2所示。1、2、3号为普通农户，单一种植小麦-玉米，2016年平均亩产小麦1 050斤、玉米1 450斤，亩均收益1 400～1 500元（不含劳动投入），亩均投入12～15工日。务农之外，三位户主在周边务工，工资160～180元/天。4号为农场类户，2016年夏收后以500元/亩的价格从6号①转包了80多亩地种植玉米，产量与普通农户相当，单季纯收入约200元/亩（不含自己投工）。2016年底，6号退地后，4号转而以口头协议800元/亩价格继续承包这80多亩地。5号为服务类户，是村里农机最齊全的农机户。2016年，他用13.9万（补贴2.9万）买了一台新拖拉机，可以提供小麦-玉米耕种收全程服务。2016年开始，深松深耕技术补贴试点覆盖到该村。

2. 宏观层面案例：玉米主产省吉林。在全国各省（市、区）中，吉林玉米产量仅次于黑龙江，2013—2016年玉米总产量稳定保持在全国总产量的12.5%以上;玉米产量占粮食产量的比重仅次于内蒙古，占76.9%;吉林玉米产量及其占粮食产量的比重均为全国第二。目前吉林省玉米库存占全省粮食库存总量的比重高达94%，玉米供给侧矛盾最为突出。落实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主要是调减籽粒玉米，消化玉米过量库存，如鼓励种植青贮玉米，扩大水稻、大豆、杂粮和其他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发展畜禽养殖、粮食加工等。国家取消玉米临储政策后，吉林省玉米价格出现大幅下跌，由高峰时期的1.1～1.2元/斤，跌到低谷时的0.4～0.5元/斤，目前维持在0.7～0.8元/斤。调研地区中松原市为玉米优势产区、白城市为玉米非优势产区，均超额完成了年度计划调减任务。松原市、白城市和长春市都在推广秸秆覆盖和保护性耕作技术，有相应的设备购置和技术作业补贴。

（二）三类农户的实际行为响应

1. 微观层面农户行为响应及影响。（1）普通农户和农场类户对玉米价格下跌的响应。2016年夏收后，玉米价格已呈下跌势头，1、2、3、4号均继续种植玉米，2017年没有调整结构的计划。对于1、2、3号来说，主要是因为不知道种什么，小麦玉米最省时、省力，还有务工收入作补充。如果价格持续跌，在非农务工方面就会投入更多精力。2016年，因为非农务工收入增加，三户总收入还有所增长。对于4号来说，玉米价格下跌使他转入耕地的租金降了200元/亩。之所以2017年继续种植玉米，主要是担心市场问题，“去年6号种了几百亩萝卜和红薯，结果到现在还没卖出去”“听说有种青贮玉米的，需要有公司订单，但不认识那些企业”“如果赔钱，那就把地退了”。4号表示“如果有好机会，当然愿意改种别的”，但前提是价格稳定、能卖出去。1、2、3号则表示，除非比打工挣钱，或者价格有保证、市场有销路、不追加太多投资才调整结构。（2）普通农户和农场类户对深松技术补贴的响应。1、2、3号表示在新闻上看到过，但不知道村里有没有。如果有，“价格不高于旋耕才会用，要是太麻烦提高产量也不用”“但要是确实有效果、还不麻烦，那倒可以加价”。三位户主并没有购买农业机械的意愿，因为储蓄要留作他用、村里已有农机户、规模太小不划算。但同时也表示，有了农机户省时、省力，把农民养懒了，他们有什么技术就用什么技术。4号表示“深松听说过，今年要有补贴了，服务价格不贵的话就用，先试试效果”。4号技术改进意愿强烈，“规模这么大，当然愿意用高产技术”“想学新技术，但培训机会基本没有”。对于购置农业机械设备，4号表示现在规模还不够大，购买服务是很好的选择。4号把能够机械操作的环节都交给了农机户，打药、施肥、浇水等雇邻居来干。“将来规模再扩大的话，肯定需要买农机”“有贷款最好，没贷款用自己的钱，再跟亲戚借点”。（3）服务类户的响应和在技术推广中的作用。2016年底，5号以500元/亩价格流转入3户共计24亩种小麦-玉米，表示“自家有农机，生产成本低，能接受最高800元/亩流转价格”。他早就知道国家有深松补贴试点政策，2016年看到邻村有农机户领到了补贴，今年准备购置一套深松犁，去市里领监测装置，以50元/亩的价格为村里提供深松作业服务。“只要价格不增，大家就不在乎旋耕还是深松;第一年有效果，第二年就可以提价。”从秸秆还田和深松技术入户来看，服务类户确实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秸秆禁烧在很多农村地区是“老大难”问题，但该村秸秆焚烧已消失多年。从技术上讲，小麦秸秆在联合收割机收割后粉碎程度不影响玉米出苗、还有保墒作用，不必清理;但玉米秸秆在收割后必须清理，费时费力，不少农户一烧了之、屡禁不止。旋耕技术出现后，第一遍粉碎秸秆、第二遍旋耕覆土，只需多付50元/亩作业费，不用单独清理，还培肥地力。农户普遍接受了这一生产方式，农机户也扩大了服务规模、增加了收入，促进了旋耕技术普及。但旋耕耕层浅、破坏土壤团粒结构、筑牢犁底层，不利于作物根系生长、容易造成水肥流失。于是，以深松为代表的保护性耕作成为重要技术替代选择。但深松相比旋耕，对机械动力、机具性能要求高，作业成本高，服务价格也就高出很多。以作业补贴的方式，降低农机户服务价格，无疑是加速了这一技术入户。

2. 宏观层面农户行为响应及影响。（1）普通农户参与结构调整的选择有限。普通农户自发改种其他作物的行为主要发生在白城市的玉米非优势产区。这些区域土地广袤贫瘠，是耐寒、耐旱、耐盐碱的杂粮、杂豆优势产区，市场体系较为健全，普通农户养成了这些作物的种植习惯。杂粮杂豆也是粗放管理，不需要太多人工、机械投入。前几年，普通农户普遍改种玉米，主要是因为价格连年攀升、临储政策和玉米本身机械化程度高。现在玉米价格下跌使收益与杂粮、杂豆相当，部分普通农户遂改种杂粮、杂豆，调整风险很小。在水肥条件好的耕地上，普通農户依然选种籽粒玉米，虽然有杂粮、杂豆产量增幅不大的因素，但更主要的还是因为机械化程度高、节省人工投入。在松原市，因为是玉米优势产区，最适合种玉米，则普遍反映除了玉米没有别的作物可选。调研地区土地流转价格普遍降幅在1/2作用，甚至出现了零租金流转的情况，这也说明普通农户参与结构调整的选择不多，没有产生预想的积极性。（2）农场类户是受政策驱动调整种植结构的主要群体。籽粒玉米调减的最主要方向是青贮玉米，但只有农场类户才符合“门槛”要求。青贮玉米与籽粒玉米不同，收获期时间短且必须即时交给客户，因此必须先有“订单”再定种植计划。需要购买青贮饲料的养殖企业，要求必须达到一定规模且集中连片才能给订单，才能提供配套的供种、机收、打捆等服务。所以，即便是青贮玉米效益好，也只有农场类户才能参与。调研发现，带动籽粒玉米调减的主要是各类农业产业化组织，其中龙头企业带动占总调减面积的50%左右。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的主要是农场类户，普通农户通过合作社等先成为具有农场类户性质的农业主体才能参与。农场类户是响应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农户群体。（3）服务类户对提高政策响应效率比较关键。首先，配套农业生产性服务发展不足，制约了两类农户调整种植结构。以农业机械化为例，调研地区农机配置结构以玉米、水稻等主粮为主，杂粮、杂豆、蔬菜等作物的机械配置严重不足。这些小众作物的农机专用性更高、单机价格更贵，一般的服务类户“买不起”，只有部分实力强的农业企业、合作社购置了这类机械，但他们的服务范围仅覆盖了合作范围内的农场类户。这显然制约了农场类户和普通农户进行种植结构调整，也是不少普通农户继续种植籽粒玉米或降低租金转出土地的原因。其次，服务类户对新技术入户确实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以秸秆还田+深松保护性耕作推广为例，这项技术主要是通过农机大户和农机合作社推广，相应的补贴主要发放给他们。应用此项技术需要更新机械设备，农机小户“买不起”或不愿意更新。补贴使这项技术服务价格具有优势，对农场类户和普通农户有吸引力，但挤压了农机小户的市场空间。不少农机小户以不当竞争的方式，“放火”烧秸秆，而一旦“过火”就拿不到相应补贴，以此阻碍新技术推广。这其实反证了服务类户在新技术入户中的决定性作用。

（三）小结

微观、宏观两个层面证据表明，前文提出的农户行为逻辑和决策谱系对于中国农户分化趋势和行为逻辑分化具有解释力。受消费导向和储蓄倾向、非农收入的影响，普通农户对政策变化是迟钝的;农场类户对市场价格比较敏感，受限于机会和风险，不会轻易调整结构;农场类户对新技术有需求，既受限于投资门槛，也受限于服务可获得性和成本收益比较。服务类户提高了普通农户对政策变化的敏感度，帮助农场类户节本增效，加速了新技术入户进程。可以看出，服务类户是农业政策与普通农户、农场类户互动的“中介”，在提高农户响应政策效率方面起到“催化剂”作用。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把我国农户划分为普通农户、农场类户、服务类户三类，考虑了农业态度、消费导向和储蓄倾向对行为决策的影响，界定了三类农户的行为逻辑，给出了响应农业政策变化的决策谱系。结果表明：普通农户以追求货币收入、习惯性和预防性储蓄为行为导向，偏好增加非农收入，压缩农业投资，规避经营风险，对农业政策变化不敏感，对农产品价格和新技术响应迟钝，以服务外包弥补农业劳动和资本投入的不足;农场类户以追求利润收入，提高农业经营效率为行为导向，投资性储蓄意愿强烈，具有扩大农业再生产的愿望，对农产品价格和新技术反应敏感，以服务外包化解投资门槛的限制、减少响应农产品价格变化和应用新技术的风险;服务类户与农场类户的行为导向类似，差异主要表现在追求服务资产的经济利用价值，间接受农产品价格变化的影响，对新技术比农场类户更为敏感，是普通农户和农场类户响应政策变化的服务支撑，也是新技术普及推广的重要中介。

服务类户和农场类户是小农户发展壮大并成为现代农业经营主体的两演变方向。一般认为，农场类户经营理念先进，适应市场变化和政策变化的能力较强、反应较快，容易获得新技术应用和产品销售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本文提出的决策谱系，服务类户作用更为关键，对市场变化和政策变化更为敏感、响应更快，是现代农业生产要素进入普通农户和农场类户的通道和载体，是培育新型农业服务主体的重要来源。服务类户是农业生产分工深化的必然结果。在专业化经济、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驱动下，服务类户能够有效降低农业结构调整的成本和风险，协调普通农户兼业经营和农业专业化的矛盾，化解农场类户成长的阻碍因素。

把服务类户从农户群体中独立出来，理顺了不同类型农户的相互关系，理清了农业政策变化引起农户响应的作用机制。政策一直强调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普通农户发展，但如何带动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服务类户的存在和发展，对农场类户来说是服务支撑，对普通农户来说则是带动作用。可以通过发挥农场类户的引领作用，发挥服务类户的带动和支撑作用（服务类户的引领作用有时更为突出），把普通农户纳入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中。可见，农场类户、服务类户、普通农户分层分类、互动协调发展才是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应有之义。因此，要相应调整农业政策框架，从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倾斜转向对以农场类户为代表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以服务类户为代表的新型农业服务主体并重，形成“双支柱型”政策架构。在具体的政策设计中，要加快培育和支持服务类户的健康发展，要支持农场类户、服务类户协力带动普通农户的发展，形成新型农业服务主体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共同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发展格局。当务之急，要确立服务类户的统计标准，开展相关统计工作，摸清服务类户的发展情况，为及时出台政策、开展相关研究提供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服务类户更具有融合发展特征，既有往种养延伸的便利，也可以向产业链高端环节升级。培育服务类户可以成为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抓手。服务类户与农场类户的融合发展，间接说明服务类户是现代农户成长的一个中间过渡形态，与农场类户的演化趋势殊途同归。中国农业规模化之路需要足够的历史耐心，以服务类户为抓手的“迂回”路径不失为“捷径”。这需要更多求真务实的研究。

注释：

①邻村一种粮大户（6号）2013年开始在该村及周边流转2 000亩地（1 100元/亩，承诺协议一签十年），实际上为公司农场。因为玉米价格下跌和结构调整失败，持续经营亏损，2016年底退租该村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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