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中的教育思想及当代启示

张淼　段增勇

《文心》一书由夏丏尊、叶圣陶联合编写，出版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期。当时处于抗日战争初期，烽火虽未大面积燃烧，但东北九一八事变、上海一·二八事变，令广大知识分子忙于忧国忧民，教育界、学术界执于探讨政治及形势，鲜少关注中学生的国文基础教育问题。甚至在当时的初中，学生缺乏系统的教材，教师也因生活所迫，想要在一处安心教书成为难得的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夏丏尊、叶圣陶将做学问的中心点放在了中学生身上，编写出《文心》一书。此书以“故事”来经营全书，以中学生应学习、掌握的知识模块为框架，构筑了中国第一部教育小说，并成为现代语文教学的开山之作。

《文心》与刘勰的《文心雕龙》在命题上有着相似之处，在内容上更有相通。刘勰曾说：“‘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按照今天的理解，这句话是说：文心，意在探讨如何用心去学语文的原理。但事实上，刘勰的《文心雕龙》仅探讨了文章写作方面的知识，而夏丏尊、叶圣陶却进一步深入浅出地探讨了现代中学生学语文的整个逻辑体系。他们二人合著的《文心》，其实比《文心雕龙》更符合现代人对“文心”二字的理解，同时说明二人已看到古今差异下的国文知识点的革新问题。本文仅从《文心》的四篇文章《“忽然做了大人与古人了”》《方块字》《题目与内容》《一封信》入手，探讨其长处和现实意义。

一、“学生本位”思想与语文教学中的隋珠和璧

陈望道认为，《文心》一书的特点是把关于“国文的抽象知识和青年日常可以遇到的具体的事情融成了一片”。朱自清认为，“书中将读法和写法打成了一片，不但指点方法，而且着重训练”。这无疑说明《文心》不仅平易近人，而且知识体系的建构在当时的认知环境下做到了力求全面，同时注重教学方法的革新。这一切当然是建立在以学生能力为核心的前提下，所以该书从一开始就被认为是“可口、开胃且极其新鲜的吃食”。这类语文教学读物不仅“前无古人”，而且在今天看来也称得上是“后无来者”，称得上是“语文教学中的隋珠和璧”。

夏丏尊、叶圣陶均是语文教学的“一代宗师”，在该书创作前的早些年，特别是1917年～1921年，国际教育风潮在我国得到推广。夏丏尊、叶圣陶在此番教育思想的浪潮中认可、接受了杜威的“儿童中心论”，即认为儿童是教育的起点、中心和目的，所以应该用“真知”来支配儿童的行动。他们深谙教育之道，认为“行动”必须是学生自主学习的“行动”，而“真知”的唯一来源便是实践。基于此，叶圣陶提出了“双主”教育思想，即在教学中，学生为主体，教学环节另一端的教师为主导;夏丏尊提出了与叶圣陶一脉相承的“自我教育”理论，打破了传统的教师中心观。如此—来，《文心》中大量体现的“学生本位”思想便应运而生，并成为这本书的教育核心法则。

这种“学生本位”的思想借虚构的人物王仰之和他的“讲授法”得以体现，如第一章《“忽然做了大人与古人了”》中，王先生对读本的选择看似距离学生生活较远，不符合学生的接受能力，但实则是让学生体味不同时代的人的心境。中学生处在由儿童走向成年的交叉口，使之提升理解能力，乃是为适应日后即将走向的动荡社会;提升其想象力和分析能力，这是对“学生由文学走向生活”的衔接。又如第二章《方块字》中，王先生采取自己指导、学生自动的方式，让学生在教师指导下做到“自我教学”。从当时的条件来看，是因为王先生深知社会动荡不安，学生可能很快走向失学，所以急于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读懂生活这本无字书。现在的学生虽不必因战火而停止学习，但教师终究于学生而言只是一个暂时性的陪伴，学习是一生的事，终究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再如第三章《题目与内容》中，王先生告诉学生，作文是生活，而不是生活的点缀。教师只为学生设计习作范围，让学生自主创作，并在讨论作文内容构思的时候，对学生的情感充分认同，而不是“要你论秦始皇你就得论秦始皇，要你怎么说就得怎么说”，这种“学生本位”的思想以周枚叔这一人物为载体而展现。比如教学生预习课文时，他所采用的方式完全是以学生的学习能力为基准，分析了作者的文字由客观经验和主观经验两种要素组合，一针见血地使学生摈弃了“国文难理解”的思想。

二、有的放矢：突破語文学习的三大瓶颈

朱自清在为本书作序时提出了当时语文教学的三大问题，笔者概括如下：其一，读和写与学生实际生活存在疏离的;其二，在读的方面，教师往往只注重思想的传授而忽略基础知识，如字义、词汇、语法等;其三，在写作的方面，不务实而想盖起空中楼阁，又急于追逐名利。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除了乱世，便是因为当时国文教学处在一个“中间时代”。白话文运动已经出现，学生既不需要像古人一样摇头晃脑地去诵读古文，也不需要像如今这样接受完全的白话文教学。但就当时来看，教育学界在教学方式上仍没有从“文言文时代”转变，仍用“死记硬背”“强行让学生理解思想”的方式去学习现代文，这显然是生搬硬套，故夏丏尊、叶圣陶针对这三大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法。

针对第一个问题，在第一章《“忽然做了大人与古人了”》中，周枚叔感叹编写国文教材之不易，没有人专门为中学生编写教材，朱自清解读为“本书对于这一现状还是没有办法”。笔者却不赞同这一观点，夏丏尊、叶圣陶看到了语文读本与中学生实际生活的疏离，故他们设定的角色王仰之先生所选的读本《秋夜》《登泰山记》是由大人、古人所写，这是对现状的写实，但绝非没有看到解决方法。周枚叔在倡导两位中学生阅读《秋夜》时，提出了“内部经验”和“外部经验”一说，并且认为“外部经验”即学生可以通过观察生活得到与大人类似的体验，进而可以有自己的“内部经验”，若对大人、古人的“内部经验”仍难以理解，也是正常的。这反映出夏丏尊、叶圣陶其实是主张“不需要强行让孩子理解大人的‘内部经验的”。这与接下来的第二个问题的解决方法有着一脉相通之处。王先生在教学生《秋夜》时，并没有将教学的侧重点放在学习鲁迅写作时的心境上，而是讲授、品读课文中的基础写作方法，如重复法、拟人法;而在讲授《登泰山记》时，王先生则注重文言文与白话文的比较，这一点又与解决第一个问题的方法论有着相同之处，王先生运用了触类旁通的方式让学生通过白话文理解文言文，进而做到对文言文中字、词、意的掌握，理想化地解决了“重思想，轻基础”的问题。针对第三个问题，《文心》有一种试图打破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及社会生活之界限的愿望。王先生先是向学生讲述了“才看了几页历史，就教他做《秦始皇论》《汉高祖论》”的弊端，随后开始推广自己的方法：设计与学生生活相关的选题，并告诉他们写作本就是生活，而不是为了去追逐名利。这么一来，学生可以在王先生设计的作文选题的指导下，进一步体会原先被自己所忽视的生活，在这种把生活拉回生活中的时刻，再以文笔记录本属于自己的生活。

在寥寥四章内，叶圣陶、夏丏尊便将时代困境下的突破语文教学困境之方法论推介于世。在八十多年后的今天，这三大语文教学瓶颈虽因时代的不同而成因有异，但仍存在于当代语文教学中。若说两位先生是教育界“先知”的话，那他们当时所研究的课题便是人类母语教学中的普适性问题，无关乎时代，时代在他们那里，或许只是一味催化剂。

三、启示：《文心》与当代语文教学

《文心》四章于当代语文教学是一则启示录，在笔者看来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

其一，应当加强教学与生活的联系，也就是《“忽然做了大人与古人了”》中周枚叔所采用的方法。读本中的作者所描述的内容大致可以划分为“内部经验”和“外部经验”，加强教学与生活的联系也就是加强这二者之间的联系。首先应当加深学生对“外部经验”的感受，这样便可以拉近课文与生活的联系。我们对于生活虽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对于生活中的具体事物，如菊花、深秋的夜晚等，是可以引导学生达到一个与作者的“外部经验”类似的境界的。比如黄巢的《菊花》，学生可以根据个人生活经验与“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达到相对统一的认识;而对于该诗的后半节“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学生与作者的“内部经验”固然存在差异，但若不通过加强课文与生活的联系这一手段来教学的话，学生理解不了客观，对主观的了解就会更欠一等，所以这一手段是加强学生理解“间接经验”的重要法则。

其二，在“阅读指导”方面应该遵循“学生本位”的教育观。比如可以针对问题让学生畅所欲言，提出自己的观点，然后教师再对学生进行引导，这样有利于使学生在课外和走向社会的阅读活动中成为阅读的“主人”，有利于观念的新陈代谢。

其三，构建良好的教学环境和教学氛围。《文心》中的王仰之先生就很注意营造良好的课堂环境，他朴实地鼓励学生，根据学生的接受能力适量安排学习任务，因而很受学生尊重，不仅成为学生的良师，更是学生的益友。这两点可以用教育心理学中的原理进行解释，启发当今的教师群体。一方面，王先生对学生的质朴鼓励实则是“罗森塔尔效应”。美国心理学家罗森塔尔做过这样一个实验，他随机到一所中学，告诉几名学生说他们的智商很高，一段时间后，这几名原本成绩平平的学生竟然成为班上的佼佼者。王先生正是用这种方式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另一方面，王先生对课程学习的安排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避免了“超限效应”，这也是在应试教育中需要教师注意的。如长期对学生布置过多的任务，或让学生进行长期的高强度学习，可能会导致学生的逆反心理，但在如今的升学压力下，针对这一状况，很难找到恰当的磨合方式，故唯有将这一点作为理想化的指标，取应试教育与避免“超限效应”的最大公约数。

夏丏尊、叶圣陶在《文心》中所讲的教育方法，在今天的语文教育中仍能作为大体“框架”，供教师抽丝剥茧。随着时代变迁，学生的思想发生变化，但这类教学方法仍是教学的基础。我们当站在这个起點上继续“因材施教”，让教学走向生活、贴近生活、回归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