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唐宋时期多嘴壶初探

张春兰

（福州市博物馆 福建福州 350011）

内容提要：多嘴壶是一种以多嘴或多角为主要装饰特征的明器。福建地区墓葬中使用多嘴壶随葬始于唐、盛于宋、没于元。目前福建地区出土的多嘴壶以闽北和闽西地区居多，闽东地区次之，闽南地区较少。从器身、分层、嘴（角）的形制等特征可将其分为唐、宋两个时期。它的器身由宝塔形、蚕蛹形、橄榄形等向罐形发展；分层由明显向不明显仅用浅弦纹分隔或不分层发展；嘴的数量多为五的倍数，且多有开孔，并由长嘴向短嘴再到乳突状嘴发展。多嘴壶独特的造型蕴含了妥死者之魂、慰生者之望的用意。

古人有“事死如事生”的习俗，认为人死后同样能享受在生时所能享受的一切，并寄寓得到死者的庇佑，因此在选择随葬品时，除了选用日常实用器外，还会选用一些进行了创意加工、突出美感、别有蕴义的明器，多嘴壶就是其中一类。多嘴壶还有多嘴陶仓、尖角罐、多角瓶、多角罐等不同称呼，具有如下典型特征：器身分层排列，且多为五层；以嘴或角为主要装饰，且呈等距离环列分布；嘴或角的数量多为五的倍数。在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时，福建省各地博物馆一般将此类器物命名为“多嘴壶”。

从现有考古资料可知，福建地区墓葬中采用多嘴壶随葬始于唐、盛于宋、没于元，本文希冀通过对其出土情况、主要类型、装饰技法、用途蕴义等方面的研究以增进人们对这一丧葬用品的认识和了解。

一、出土情况

根据现有考古资料，福建地区唐宋时期墓葬常有多嘴壶出土，其中以闽北和闽西地区居多，闽东地区次之，闽南地区较少，以下就以这四个地区为调查对象逐一分析。

（一）以南平为中心的闽北地区

南平位于福建省北部，地处武夷山脉北段东南侧，为福建、浙江、江西三省交界地带。目前在南平市的顺昌县、松溪县、邵武市、武夷山市等地的唐宋墓葬中常有多嘴壶出土，如1975年发掘的福建顺昌大坪林场宋墓［1］、1978年发掘的顺昌县九龙山宋墓［2］、1984年发掘的顺昌县元坑水泥厂工地宋墓［3］、1985 年发掘的顺昌县大干乡良坊宋墓［4］、1989年发掘的南平市来舟镇宋代壁画墓［5］等。顺昌县是目前南平地区出土多嘴壶最多的区域，它们主要被收藏在顺昌县博物馆，仅1994年版《顺昌县志》便录入该馆收藏的多嘴壶8件，其中唐代1件、宋代7件［6］。此外，松溪县博物馆和武夷山市博物馆也藏有多嘴壶，其中以松溪县博物馆收藏的一件五代青釉多嘴壶［7］和武夷山市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北宋酱釉多嘴壶［8］最具代表性。

（二）以三明为中心的闽西地区

三明市的尤溪、建宁、沙县等地均有多嘴壶出土，其中以尤溪县居多。据原尤溪县博物馆馆长陈长根介绍，在尤溪一带的宋墓中基本都有多嘴壶出土，如1986年在尤溪县城关镇的一座宋代双室壁画墓中出土1件宋陶多嘴壶（原考古报告称“陶瓶”）［9］；1991年尤溪县城关镇埔头村北宋纪年壁画墓中出土1件宋陶多嘴壶，从墓志铭可知墓葬年代为宋靖康元年（1126年），这是1件难得有明确纪年的多嘴壶［10］。建宁县也出土数件多嘴壶，如1994年版《建宁县志》便收录了1件唐代多嘴壶［11］。此外，1956年沙县修建洞天岩水库时也曾出土过一件宋青釉多嘴壶。

（三）以福州为中心的闽东地区

闽东地区出土的多嘴壶多集中于福州地区。1955年12月与1956年9月先后在连江县南塘乡虎头山的两座宋墓中各出土多嘴壶1件［12］。1974年在福州郊区的南宋朱著墓［13］、1997年在福州市郊凤丘鹤林山宋墓和马坑山五代吴越国墓［14］等均有多嘴壶出土。福州地区出土的多嘴壶主要收藏于福建博物院、福州市博物馆、闽侯县博物馆等馆所。福建博物院馆藏全省各地出土多嘴壶达数百件，其中以福州地区出土的1件唐青釉多嘴壶、1件宋青白釉莲花多嘴罐和1件宋绿釉多嘴壶［15］较具代表性，它们造型独特，做工精美，为唐宋时期多嘴壶之精品。福州市博物馆藏多嘴壶7件，均为宋代，陶、瓷兼有，釉色丰富，有青釉、酱釉、铅绿釉等。福州市各区县博物馆也藏有为数不少的多嘴壶，其中长乐区博物馆2件、仓山区博物馆1件、福清市博物馆1件、闽侯县博物馆16件、连江县博物馆4件、闽清县博物馆2件、永泰县博物馆1件。

（四）以泉州为中心的闽南地区

考古资料显示，以泉州为中心的闽南地区唐宋时期墓葬中出土的多嘴壶较少，主要藏于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共有6件多嘴壶，其中唐代4件、宋代2件。

二、主要类型

多嘴壶是在汉代五联罐、陶谷仓、唐代塔形罐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成的一种全新丧葬明器。这类器物造型独特、类型丰富、陶瓷兼有，在墓中多为单个出土。本文以年代为轴线将其分为唐、宋两个时期，并从器物的造型、装饰等特点再将其细分为若干个类型。

（一）唐代多嘴壶

唐代是多嘴壶形成和发展的关键期，这个时期的多嘴壶整体上壮实挺拔，嘴细长上翘，呈等距离环列分布；器身层次分明，且多为五层；最大腹径多在下腹部，并由下腹部向上逐层内收；器身多有底座。根据器身的形状可分为四型。

A型：器身腹部由下而上逐层内收，内收明显，且层高也逐层递减，每层呈鼓腹状，整体呈宝塔形。以闽侯县博物馆馆藏的一件唐青釉带盖多嘴壶（表一：1，馆藏号：0997）为例，该壶出土于闽侯县南屿镇后山村，通高37、口径9、腹围42.8、底径12.8厘米。盖面为双层子口，外口径大于罐口，微弧顶、卷沿，尖状圆箍钮，钮周附五个嘴。器身小口，长颈，平底微内凹。腹部由下至上逐层内收，共五层，形如宝塔。每层均呈鼓腹状，并堆贴5个尖状带孔细长嘴，共30个。最大径在下腹部，其下附一圈片状波浪纹，圆形底座。施青黄釉不及底，灰黄胎，胎质较粗。

再如连江博物馆馆藏的一件唐青釉褐彩多嘴壶（表一：2，馆藏号：2A2209），该壶通高42.6、口径7、腹径16.3、底径10.4厘米。盖作圆形攒尖顶，残缺严重。直口，口沿下方有两对称圆孔。器身腹部由下而上逐层内收，内收明显，且层高也逐层递减，每层呈鼓腹状，整体呈宝塔形。每层等距离环列5个上翘长嘴，共25个，嘴部开孔。最大径在下腹部，其下堆塑一圈波浪纹，圆型圈足底座。腹内壁及足底露胎，灰胎，施黄褐釉。

B型：器身腹部由下而上逐层内收，内收明显，共分五层，上、下两层较中间三层高度更大，每层呈鼓腹状，整体呈宝塔形。以福建博物院馆藏的一件唐青釉多嘴壶（表一：3）［16］为例，该壶通高42、口径7.5、底径10.3厘米。盖呈亭顶状，上有5道脊棱，宝珠钮；器身腹部由下而上逐层内收，内收明显，共分五层，上、下两层较中间三层高度更大，每层呈鼓腹状，整体呈宝塔形，每层等距离环列5个嘴，共25个，壶嘴与壶身连接紧密，没有裂痕，嘴均有开孔。最大径在下腹部，其下堆塑一圈波浪纹，其下为内敛圆形底座。

C型：器身腹部由下而上逐层内收，内收较小，层次分明，近似直腹。以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馆藏的一件唐青釉多嘴壶（表一：4，馆藏号：000910）为例，该壶口径7.4、腹径18.5、底径10.3、通高35.4厘米。直口、口部有两对称小孔，丰肩，腹部由下而上逐层内收，内收较小，层次分明，共五层，每层等距离环列5个上竖长嘴，共25个。最大径在下腹部，其下堆塑一圈波浪纹。内敛圆形底座，平底微内凹。施酱青釉，里外施釉不及底，釉基本脱落。

D型：器身腹部由下而上逐层微内收，近似圆锥形，整体器形壮实挺拔。以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馆藏的一件唐青釉多嘴壶（表一：5，馆藏号：002906）为例，该壶通高34、腹径17.3、底径8.4厘米。器身分五层，腹部由下而上逐层微内收，每层等距离环列5个上竖长嘴，共25个，嘴有开孔。最大径在下腹部，其下堆塑一圈波浪纹，圆型底座。口部和器盖破损严重。

（二）宋代多嘴壶

宋代是多嘴壶的繁荣期，这个时期的多嘴壶在继续沿用唐代宝塔式造型的同时，也有新的变化：器形由瘦高挺拔向矮胖罐形发展；嘴逐渐变小、变短，有的仅为乳突状或突角；最大径上移至器身中部或肩部；器身分层不明显仅用浅弦纹分隔或不分层；器身上装饰的嘴的层数由五层向多种层次演变，如出现单层、四层、六层等；部分底座消失。根据嘴的长短，将其分为长嘴和短嘴两个类型。

表一//唐代多嘴壶分型

A型 长嘴型。此类型的主要特征是嘴部较长，年代多为宋早中期。根据器身的形状分为宝塔形、蚕蛹形、圆锥形、瓶形等四个亚型。

Aa型，宝塔形。器身腹部由下而上逐层内收，内收明显，层次分明，每层呈鼓腹状，整体甚高，形似宝塔。以福州市博物馆馆藏的一件宋青釉褐斑多嘴壶（表二：1，馆藏号：706350）为例，该壶是1997年在福州市郊凤丘鹤林山宋墓出土，通高48、壶高39、口径7.2、腹径21.2、底径11.8厘米，盖内径4.5、外径14.5、高13厘米。壶盖为屋顶状，上有5道脊棱，宝珠顶。直口，口沿下方有两对称小孔。壶身似塔形，分五层，由下而上逐层内收，内收明显，层次分明，每层等距离环列5个上翘长嘴，共25个，嘴部开孔，最大径在下腹部，其下附一圆形平台，圆形底座，壶身完整。施青褐釉，釉面光亮。

Ab型，蚕蛹形。器身腹部由中间向上下两端内收，以浅弦纹分层，形似蚕蛹。以长乐区博物馆馆藏一件北宋带盖多嘴壶（表二：2，馆藏号：00262）为例，该壶出土于长乐江田镇三溪村湖芦门山宋墓，通高54.5、口径10、底径14.5厘米。簟钮盖，呈束腰状，腰部堆贴一周波浪纹，盖沿翘起，堆贴五脊，子口，内凹。壶撇口、短颈；器身腹径由中间向上下两端内收，形似蚕蛹，以浅弦纹划分为五层，每层等距离环列5个上翘嘴，共25个，嘴部开孔，平底。灰黄胎，质地粗松，釉面剥落严重。

再如，1956年9月在连江县南塘乡虎头山二号墓出土的一件宋陶多嘴壶（原报告称“多嘴式谷仓”）（表二：3）［17］，通高45、底径11厘米，罐状，共五层，每层有5个嘴围于周壁，共25个，盖作屋脊状［18］。器身腹部由中间向上下两端内收，以浅弦纹分层，形似蚕蛹。

Ac型，圆锥形。器身由下腹部向肩部逐层内收，层次分明，各层微鼓腹，形似圆锥。以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馆藏的一件宋青釉多嘴壶（表二：4）为例，该壶通高16.2、底径10.8、口径5.8厘米。直口，短颈，斜肩。器身由下腹部向肩部逐层内收，内收明显，各层微鼓腹。壶身分五层，层次分明，每层等距离环列堆贴4个上翘锥形嘴，共20个，嘴部开孔，釉基本脱落。

Ad型，瓶形。器身仅以嘴环列装饰，表面光洁，形似瓶。以1991年在尤溪县城关镇埔头村北宋纪年壁画墓中出土的一件宋陶多嘴壶（表二：5）为例，通高23.5、口径5.5、底径10.5厘米。直口，短颈，斜肩，微鼓腹，腹下内收，平底。施灰白釉，无盖。器身分五层，每层环列四个嘴，共20个［19］。

B型 短嘴型。此类型的主要特征是嘴部短小，部分仅为象征性的乳突或突角；器身分层不明显或不分层，年代多为宋中晚期。根据器身的形状将其分为蚕蛹形、橄榄形、瓶形、罐形、长颈形及其他等六个亚型。

表二//宋代多嘴壶类型

Ba型，蚕蛹形。器身腹部由中间向上下两端斜收，以浅弦纹分层，形似蚕蛹。以仓山区博物馆馆藏的一件宋青白釉带盖多嘴壶（表二：6，馆藏号：CB015）为例，该壶通高 35、口径 7.5、腹围56.2、足径9.6厘米；盖高10.3、口径8.8厘米，呈伞状。器身圆唇、直口、短颈、溜肩、圈足。器身腹部由中间向上下两端斜收，以浅弦纹划分为五层，每层等距离环列4个突角，共20个，施青白釉，釉面有小开片。

再如，福建博物院馆藏的一件宋青釉楼阁式多嘴壶（表二：7）［20］也是典型的蚕蛹形多嘴壶，该壶1978年出土于顺昌县九龙山宋墓，通高65、口径5、底径14.4厘米，盖作楼阁式，四面均有门相通，雕镂精细；器身直口、溜肩、圈足；分五层，每层微鼓腹，等距离环列5个尖嘴，共25个，每个嘴中部开一小孔；施青绿釉，部分脱落［21］。

Bb型，橄榄形。器身腹部由中间向上下两端斜收，不分层，形似橄榄。以厦门市博物馆馆藏的一件北宋青釉带盖多嘴壶（表二：8）［22］为例，壶高43.8、口径9.8、底径11厘米。宝塔形盖，子母口，壶体形似橄榄，腹部对称分布4列各5个乳突状嘴，共20个，嘴部有小孔。四列嘴之间行草墨书“千秋万岁，五谷仓屋年年常满，子孙代代富贵也，绍圣三年（1096年）丙子八月日谨题”，平底。通体施青灰釉，釉层厚薄不均，釉色光亮泛白。底露胎，灰胎，质地较粗。

Bc型，瓶形。以1986年尤溪城关的一座宋代双室壁画墓中出土一件宋陶多嘴壶为例（表二：9，原考古报告称“陶瓶”），该壶通高30、口径9.6厘米［23］。口微敛、长颈、溜肩、腹微鼓、平底。肩及腹部有五周凹槽，每周各有4个金字塔型小钮，钮上开孔，施橙黄釉，器表局部有白灰和朱绘痕迹。

Bd型，罐形。器身不分层，腹部呈纵列等距离排列乳突状嘴，形似罐体，主要流行于宋末元初。以福建博物院馆藏的一件宋绿釉多嘴壶（表二：10）［24］为例，该壶通高12.8、口径5.5、腹径8.5、底径6.5厘米。敞口、直颈、斜肩、鼓腹、平底。腹部对称分布4列各5个乳突状嘴，共20个，嘴部开孔。施绿釉。福州市博物馆也馆藏一件宋青釉多嘴壶（表二：11，馆藏号：700221），通高9.5、口径4.1、腹围31、底径6厘米。圆唇、侈口、短颈、溜肩、鼓腹、平底，器形呈罐型。腹部对称分布5列各5个乳突状嘴，共25个，嘴部开孔。足底无釉露胎，灰胎，外施青釉，胎釉结合较差，釉剥落严重。

Be型，长颈形。撇口、长颈，腹部呈纵列等距离排列扁泥条状嘴。如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馆藏的一件宋青釉多嘴壶（表二：12，馆藏号：003459），该壶通高22.7、口径8.2、腹径14.8、底径9.2厘米。撇口、长颈、溜肩、鼓腹、圈足。器身分五层，层次分明，肩、腹部堆贴五组五层扁泥条状嘴，共25个。灰黄胎，施青黄釉，釉面布满细小开片。再如，闽侯县博物馆馆藏的一件南宋青釉带盖多嘴壶（表二：13，馆藏号：0277）［25］，通高30.8、口径8.5、足径10厘米。撇口、长颈、颈部有六节弦纹，颈与肩转折明显，溜肩，长鼓腹，圈足。盖子口，坡顶，无钮。肩部环列分布4个上翘尖嘴，嘴部开孔；腹部堆贴四组四层扁泥条状嘴。器外壁有旋胚纹。灰黄胎，施青灰釉，盖内及底足无釉。此外，闽侯县博物馆还馆藏了一件宋青白釉多嘴壶（表二：14，馆藏号：0058），通高34、口径7.3、腹围46.5、足径9.6厘米，撇口、长颈、颈与肩转折明显，溜肩，长鼓腹，圈足。盖呈亭顶状，上有4道脊棱，宝珠钮，腹部堆贴四组五层扁泥条状嘴。灰白胎，施青白釉。

Bf型，其他。唐五代及宋早期，多嘴壶器身上装饰的嘴的层次以五层居多，但是到了宋中晚期，器身上装饰嘴的层数由五层向多种层次演变，如出现单层、四层、六层等。

一层，以闽清县博物馆馆藏的一件宋红陶多嘴（表二：15，馆藏号：MQ078）为例。该壶通高15.7、口径5.8、底径7.2厘米，平沿、侈口、直颈、溜肩、鼓腹、平底，颈部饰弦纹一圈，肩腹部等距离分布4个乳突短嘴，嘴部开孔。红陶胎，质地疏松。

四层，以福建顺昌大坪林场宋墓出土的一件宋青灰釉多嘴壶（原考古报告称“青灰釉谷仓”）（表二：16）为例。该壶通高18.6、口径7、腹径12.6、足径7.5厘米。腹部饰四层乳突，实心，每层4个，共计16个［26］。

六层，以福州市郊区南宋朱著墓出土的一件南宋陶多嘴壶（表二：17，原考古报告称“多嘴式陶罐”）［27］为例。该壶通高20.6、口径6.4、腹径13、底径9.2厘米，自上而下七道弦纹，器身分六层，每层环列4个嘴，共计24个，嘴部有小孔与壶内相通。器壁呈绛黑色，底部则为橙黄色［28］。

三、装饰技法

“陶瓷器的装饰是釉装饰和胎装饰的结合，所谓釉装饰，主要是通过釉色调的深浅变化来体现瓷器的艺术效果，以达到人们对瓷器的审美需求”［29］。这些造型雅致、风格独特的多嘴壶正是釉装饰与胎装饰的完美结合。

福建地区的多嘴壶施釉大多不及底，底部露胎，胎质较粗，以灰白胎居多。多数釉层较薄，胎釉结合不好，剥釉严重；少数釉层较厚，胎釉结合紧密，釉面莹润、光洁明亮，部分釉面有开片，以素面为多。釉色丰富，有青釉、青白釉、绿釉、酱釉、酱彩釉、青黄釉、铅绿釉等，青釉居多，青黄釉次之。

陶瓷器的胎装饰主要是通过在坯胎上刻、划、模印、剔或堆贴、彩绘纹饰等，以丰富器物的类型并增加美感，体现瓷器个体的艺术特色，福建地区多嘴壶在胎装饰方面主要有以下特征。

首先，以嘴或角为主要装饰。从福建地区出土的多嘴壶来看，其胎装饰主要是以堆贴素面的嘴或角为主要装饰特征，一般装饰在器身，分层排列，且多为五层，呈等距离环列分布；嘴或角与器身相连紧密，且多为五的倍数。部分多嘴壶的器盖也用嘴或角来装饰，如闽侯县博物馆馆藏的一件唐青釉带盖多嘴壶（图一：1），不仅器身由25个嘴装饰，就连器盖面上也环列分布5个尖状带孔细长嘴。福建建阳水吉墓出土的一件宋青黄釉带盖多嘴壶（图一：2）［30］，除器身分五层环列四组共计20个锥形短嘴外，器盖上还装饰了两层四组共计8个锥形短嘴。福建南平来舟宋代壁画墓中出土的一件宋陶多嘴壶（图一：3，原考古报告称“陶多角盖罐”），除器身堆塑五组锥状嘴。盖面还有五个角，呈五角星形分布［31］。

其次，部分器物还附加装饰莲瓣纹、叶脉纹、卷叶纹、花卉纹、水波纹、弦纹等，以增加器物的美感。如顺昌县博物馆馆藏的一件宋酱彩花卉多嘴壶，下腹堆贴双重莲瓣作承托状座，腹部在多角间绘变体莲花纹，盖、腹下部饰叶脉纹、卷叶纹”［32］。还有一件宋青釉褐彩多嘴壶，胫部堆贴双重仰莲瓣纹，盖顶、腹部装饰釉下褐彩花卉纹［33］。以上两件多嘴壶均于1984年10月在顺昌县元坑水泥厂工地出土。而用弦纹和水波纹装饰器身下腹部也较常见，如福建博物院馆藏的一件唐青釉多嘴壶（表一：3）和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馆藏的一件唐青釉多嘴壶（表一：4）每层间用弦纹来装饰，下腹部均堆塑一圈波浪纹。还有少数多嘴壶在颈部堆贴一圈波浪纹进行装饰，如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馆藏的一件唐青釉多嘴壶（图一：4，馆藏号：002706）。

此外，部分多嘴壶的口沿下方还有两个对称的圆孔。如福州马坑山五代吴越国墓葬出土的一件陶多嘴壶，在口沿下方“对穿两个直径约1.2厘米的小孔”［34］（图一：5）。连江博物馆馆藏的一件唐青釉褐彩多嘴壶（表一：2）、福州市博物馆馆藏的一件宋青釉褐斑多嘴壶（表二：1）、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藏的一件唐青釉多嘴壶（表一：4）的口沿下方均有两对称圆孔。

四、用途蕴义

多嘴壶是为了适应唐宋时期丧葬习俗、宗教信仰等的客观需要而创造出来的一种丧葬明器。现从器身铭文、器内残留物、造型特征等方面分析其用途及蕴义。

（一）从器身铭文分析

部分多嘴壶的器身刻有“仓庄常满”“钱库长满”“典库当开”“酒库大吉”等铭文。其中顺昌县博物馆馆藏的一件宋青釉多嘴谷仓（图二：1）［35］，腹部阴刻“我五谷仓”铭文（图二：2），由此可知该器物是作为“谷仓”明器用途。

厦门市博物馆馆藏的一件北宋青釉带盖多嘴壶（表二：8），在4列嘴之间有行草墨书“千秋万岁，五谷仓屋年年常满，子孙代代富贵也，绍圣三年（1096年）丙子八月日谨题”，这是一件难得的有纪年的多嘴壶，墨书表达了施葬者祈求世世代代五谷丰登、仓廪丰足、子孙富贵的美好祝愿。

（二）从器内残留物分析

福建地区出土的多嘴壶器内往往残留谷物，如福建顺昌九龙山宋墓出土的宋青绿瓷带盖多嘴壶内盛有稻谷，1978年在福建顺昌北宋墓出土的一件宋多嘴壶内盛有黄色稻谷［36］，说明这类器物具有谷仓明器的用途。

谷仓又称魂瓶、魂亭、神亭，是东汉到南朝时期南方墓葬中常见的明器，早期谷仓上多有繁杂的装饰，有谓“所堆之物，取子孙繁衍、六畜繁息之意，以妥死者之魂，而慰生者之望”［37］。东晋以后，由于实行薄葬，谷仓也曾一度销声匿迹。到了唐宋时期再次烧造时，装饰便去繁求简，以嘴为主要装饰，在造型上与早期谷仓有明显不同。

还有部分多嘴壶内发现有铜钱，如顺昌大干良坊宋墓北室出土的一件宋青瓷多嘴壶（图三，原考古报告称“多角瓶”）内装数枚铜钱［38］。

由上可知，多嘴壶实际上是一种仓库性质的储物明器，可根据储物类别有不同的称呼，用其储谷物，可称为谷仓；用其储铜钱，可称为钱库；而用其储酒，则称为酒库。

（三）从造型特征分析

中国古代是个农业国家，土地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基础，耕种土地需要强壮的劳动力，所以“多子多福”观念在古人心中根深蒂固。多嘴壶以多嘴为主要装饰，多嘴代表子孙多，用多嘴壶随葬富含祈求死者到阴间仍能享受“多子多福”带来的荣耀，同时也保佑子孙世代繁衍的深意。

福建地区出土多嘴壶嘴的数量多为五的倍数，且器身以五层居多，“五五之数”富含深意。“五”字的训释，最早见于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五行也，从二。阴阳在天地间交午也。许氏将“五”字与阴阳五行联系起来，引申为天地之间阴与阳的纵横。刘勰在《文心雕龙·宗经》中提到“致化归一，分教斯五”。“五”作为数词，常用来描绘世间万物。天有五位、地有五方、季有五气、山有五岳……因此，多嘴壶也蕴含了丰富的哲学宗教文化和宇宙万物观。

此外，部分多嘴壶下腹部还附加莲瓣纹装饰，这可能与墓主人佛教信仰有关。

五、结语

多嘴壶在福建地区墓葬中的使用前后达数百年之久，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唐宋时期福建地区制瓷业的繁盛和陶瓷技术的进步，为其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技术支撑；当地的社会生活和丧葬习俗又为其生产和普遍使用提供了精神动因；而其独特的造型和装饰所寄寓的深厚蕴义又成为其保持生命力的动力源泉。

随葬品可分为实用器和明器两种类型。实用器一般为死者生前喜好之物；明器又可分为两类：一类为反映死者生前生活情况的奴仆、用具模型或其他器物；另一类是专为死人而设置的迷信压胜之物。“实用器与墓主财力有关，反映其生前的生活方式，它的流传可以跨越千里之遥。与实用器相比，随葬专用的神煞明器一般在当地制造，由那些带有相近的丧葬观念的人使用，流传范围有限，而且制作与使用（下葬）的时间间隔不大”［39］。由此推测，作为明器的多嘴壶可能产自于本地窑口。

与其他地区出土的多嘴壶相比，福建地区多嘴壶在嘴的排列方面较为整齐有序，基本呈等距离环列于器身，但不同时期也有变化，其主要表现在器身和嘴的形制特征上。器身由宝塔形、蚕蛹形、橄榄形等向罐形发展；分层由明显向不明显仅用浅弦纹分隔或不分层，且器身上装饰的嘴的层数由五层向多种层次演变，如出现单层、四层、六层等；最大径由下腹部向上发展。从嘴的形制来看，嘴呈等距离环列分布于器身；嘴的数量多为五的倍数，且多有开孔，并由长嘴向短嘴再到乳突状嘴发展。

［1］曾几：《福建顺昌大坪林场宋墓》，《文物》1983年第8期。

［2］福建省博物馆：《福建顺昌宋墓》，《考古》1979年第6期。

［3］林长程、陈建标：《福建顺昌出土宋代釉下彩瓷器》，《考古》1991年第2期。

［4］林忠干：《福建宋墓分期研究》，《考古》1992年第5期。

［5］张文釜：《福建南平宋代壁画墓》，《文物》1998年第12期。

［6］顺昌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顺昌县志》，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年，第751页。

［7］南平市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南平市文化与出版局编：《南平文物南平市文史资料第九辑》，第187页。

［8］武夷山市市志编纂委员会编：《武夷山市志》，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年，第995页。

［9］福建省博物馆等：《福建尤溪城关宋代壁画墓》，《文物》1988年第4期。

［10］陈长根：《福建尤溪县城关镇埔头村发现北宋纪年壁画墓》，《考古》1995年第7期。

［11］建宁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建宁县志》，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年，第569页。

［12］曾凡：《福建连江宋墓清理简报》，《考古通讯》1958年第5期。

［13］福建省博物馆：《福建福州郊区清理南宋朱著墓》，《考古》1987年第9期。

［14］福建省博物馆：《福州马坑山五代吴越国墓葬清理简报》，《福建文博》1999年第2期。

［15］郑培升主编、福建博物院编：《福建博物院藏品选粹》，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图48、图80、图83。

［16］中国陶瓷编辑委员会：《中国陶瓷福建陶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6年，图49。

［17］同［11］。

［18］同［12］。

［19］同［10］。

［20］同［16］。

［21］同［2］。

［22］陈邵龙：《福建纪年瓷器》，海峡书局2015年，第203页。

［23］同［9］。

［24］同［20］，图83。

［25］曾江：《闽侯文物精品》，海峡出版发行集团、福建美术出版社2011年，第96页。

［26］同［1］。

［27］张涛：《南方地区多角罐的考古学研究》，《四川文物》2018年第2期。

［28］同［13］。

［29］王永平：《福建宋元时期青白瓷的装饰艺术》，《福建艺术》2008年第4期。

［30］林忠干：《福建宋墓分期研究》，《考古》1992年第5期。

［31］同［5］。

［32］林长程、陈建标：《福建顺昌出土宋代釉下彩瓷器》，《考古》1991年第2期。

［33］刘素芬：《从陶瓷谷仓明器看宋代顺昌县的农业》，《福建文博》2012年第1期。

［34］福建省博物馆：《福州马坑山五代吴越国墓葬清理简报》，《福建文博》1999年第2期。

［35］刘素芬：《两件“一普”新发现的宋代铭文瓷谷仓》，《中国文物报》2015年6月23日，第6版。

［36］陈定荣：《谷仓罐概述》，《农业考古》1987年第2期。

［37］骆文亮：《中国陶瓷文化史》，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第48页。

［38］顺昌县文管会：《福建顺昌县北宋墓清理简报》，《考古》1987年第3期。

［39］黄义军：《南方宋墓出土盘口瓶和多角坛的分区研究》，《考古与文物》200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