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不同职业人群礼貌观差异调查与分析
——以致谢言语行为为例

2019-06-10 06:30沈星辰钱永红
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9年6期
关键词:恩惠权势百分比

沈星辰,钱永红

(1.南京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京210023;2.南京审计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京211815)

一、引言

现有关于礼貌差异的研究或集中在跨语言且跨文化的礼貌差异上(如Blum-Kulka & Olshtain 1984;Chen 1993;孟筱敏 2006),或聚焦同语言且同文化的礼貌差异(如Aijmer 1996;Cheng 2005;Wong 2010)。受经典礼貌理论(Brown & Levinson 1978,1987)的影响,同语言且同文化的礼貌差异研究主要探讨权势关系、社会距离、强加程度等微观社会因素对言语行为的影响。

变异语用学始于20 世纪90 年代中期, 主要探讨同一语言内部由于地域空间或社会空间变化而引起的语用变异现象(Schneider & Barron 2008;任育新、陈新仁 2012),其出现为语用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变异语用学所分析的层面主要包括: 语言形式层面、言语行为层面、(会话)互动层面、话题层面和话语组织层面(Schneider & Barron 2008;Schneider 2010;任育新 2017)。

具有语用变异特征的礼貌研究主要涉及称呼语(如李明洁 1997;李琼 2015)、言语行为等层面,其中言语行为层面主要涉及请求(如任伟 2018)、恭维(如Linet al. 2012)、致歉(如侯香勤 2012)、称赞(如权立宏 2004)等。相关研究重点探讨的宏观社会因素包括地域(如Schneider 2005,2012;Farenkia 2012;Haugh & Bousfield 2012)、性别(如权立宏2004)、年龄(如李琼2015)、社会阶层(如Rüegg 2014)等。例如,Rüegg(2014)以三种档次的餐馆中发生的致谢及致谢回应为例,探讨了社会阶层与礼貌行为的关系,指出不同社会阶层的致谢回应在种类与频次上均存在一定的差异。李琼(2015)探讨了西安市所使用的数种称呼语的语用变异情况,发现称呼语的使用会因地域、性别和年龄因素而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任伟(2018)以语篇补全法调查了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大学生实施请求言语行为时所使用的语用策略,发现两地学生在内部修饰策略的使用上存在显著差异。

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鲜有关于职业背景这一宏观社会因素的探讨,对交际参与者礼貌语言选择的原因也缺乏关注。虽然有学者(如龙惠珠 1999)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考察了职业背景和个人语言态度的关系,但是其研究并未涉及语言使用者的礼貌认知。我们认为,职业背景与地域、性别、年龄、社会阶层等宏观社会因素类似,也会引起语言使用上的变化。据此,本研究基于变异语用学视角,以致谢言语行为为例,通过问卷调查探究不同职业汉语本族语者对致谢必要性和郑重程度的认知特征,以及权势关系、社会距离和恩惠程度三个微观社会因素对致谢言语行为的影响,以呈现职业背景维度的礼貌变异。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问题

本研究拟回答以下问题:

1)不同职业人群对致谢必要性和郑重程度的认知是否存在差异?

2)权势关系、社会距离、恩惠程度是否会对不同职业人群的致谢言语行为产生影响?

上述问题中的权势关系指交际双方在会话前已然存在的社会关系,通常和身份、地位、辈分等相关,我们将其分为上对下、平等和下对上。社会距离指交际双方的亲疏程度,我们将其分为较近和较远。恩惠程度指致谢对象对致谢者的施恩程度,我们将其分为较小、中等和较大。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的工具为调查问卷,共设置十五个场景,每个场景对应一个确定的权势关系和恩惠程度,或者一个确定的社会距离和恩惠程度。在每个场景中,受试者需要对致谢必要性和郑重程度作出选择,并说明原因。致谢必要性采用五级李克特量表,分为“很不必要”“较不必要”“致谢与否均可”“比较必要”和“很必要”。致谢郑重程度采用三级李克特量表,分为“随意”“比较郑重”和“非常郑重”。

问卷题项形式如下所示:

你是一名大学生,你的室友在快下雨时帮你收了晾晒在室外的衣服。

你认为致谢的必要性[单选题,请填序号]__________________

(1)很不必要 (2)较不必要 (3)致谢与否均可 (4)比较必要 (5)很必要

如果致谢,你会[单选题,请填序号]__________________

(1)随意 (2)比较郑重 (3)非常郑重

请用一句话简要给出你选择的理由[填空题,必答]__________________

(三)数据收集和分析

我们采用问卷星于2017 年2 月2 日至3 月13 日进行了问卷调查,共收到问卷609 份,其中有效问卷603 份,问卷有效率为99.01%。问卷具体发放方式为: 项目组成员(高校教师和硕博研究生)通过微信、QQ 等方式邀请同学、同事、亲友等参与线上问卷调查并请其转发问卷链接。根据问卷结果,受试者被大致划分为五类职业人群①本研究对于职业人群的分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15 年版,简称《职业分类大典》)基础上,依据问卷收集结果进行的二次划分。所涉及的主要变动包括:其一,为行文简便,采用“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人员”作为《职业分类大典》中“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的缩略;其二,根据共有的服务(serving)功能,将《职业分类大典》中的第三大类“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和第四大类“商业、服务业人员”合称为“服务人员”;其三,鉴于学生拥有不同的群体经验,有其特定的考察价值,因此也列为一种职业。另外,“其他”类职业范围广泛,和前四类较为具体的职业可比性不强,因此只简单提及人数信息,不纳入讨论范围。: 1)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人员(65 人,占比10.78%);2)专业技术人员(155 人,占比25.70%);3)服务人员(95 人,占比15.75%);4)学生(255 人,占比42.29%);5)其他(33人,占比5.47%)。

我们在Excel 表中对数据作了初步处理,然后利用SPSS 统计软件进行卡方检验,以分析受试者在特定场景中对致谢必要性和郑重程度的认知特征,以及权势关系、社会距离和恩惠程度对致谢言语行为的影响,并结合选择理由来探究影响受试者致谢言语行为的可能性因素。

三、结果与讨论

(一)四类职业人群对致谢必要性和郑重程度的认知

四类职业人群对致谢必要性和郑重程度认知的总体情况如表 1 所示。

表1 四类职业人群对致谢必要性和郑重程度认知的总体情况(%)

由表 1 可知,在致谢必要性的认知方面,四类职业人群具有明显的共性特征。我们将五个选项按人数百分比大小排列, 四类职业人群的选择均为“很必要>比较必要>致谢与否均可>较不必要>很不必要”。另外,卡方检验结果显示,总体上四类职业人群在致谢必要性的认知上存在显著差异(χ2=87.341,p=0.000)。就表 1 来看,其中比较明显的是服务人员与其他三类职业人群之间的差异,如服务人员在“很必要”选项上的人数百分比低于其他三类职业人群,而在另外四个选项上均高于其他三类职业人群。

在致谢郑重程度的认知方面,四类职业人群也具有明显的共性特征。我们将三个选项按人数百分比大小排列,四类职业人群的选择均为“非常郑重>比较郑重>随意”。另外,卡方检验结果显示,总体上四类职业人群在致谢郑重程度的认知上也存在显著差异(χ2=21.865,p=0.001)。就表 1 来看,其中相对明显的是学生与其他三类职业人群之间的差异,如学生在“非常郑重”选项上的人数百分比高于其他三类职业人群,而在“随意”选项上低于其他三类职业人群。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四类职业人群均相当重视致谢言语行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礼仪文化在当代人际交往中发挥的重要规约作用(Gu 1990;Pan & Kádár 2011a,2011b)。如有受试者指出,“想要留个有礼貌的好印象”“要讲礼貌”等。

致谢必要性和郑重程度认知方面的差异性可能与四类职业人群所处人际交往环境的复杂程度以及人际交往经历的多少有关。在上述对比结果中较为突出的特征是,在致谢必要性的认知方面,服务人员除在“很必要”选项上的人数百分比居于末位,在其余选项上均居于首位;在致谢郑重程度的认知方面,学生在“非常郑重”选项上居于首位,在“随意”选项上居于末位。我们认为,产生差异的原因可能是服务人员所处的人际环境较为复杂,拥有的人际交往经历相对丰富,而学生所处的人际环境较为单一,拥有的人际交往经历相对较少。问卷结果显示,服务人员在致谢必要性和郑重程度的选择上习惯于考虑多重因素,根据具体的场景作出权衡,如有服务人员在选择原因中指出,“我是领导,下属帮助了我,我会表示感谢,但彼此之间很熟悉了”,这里受试者指出了特定场景的两个因素,即权势关系为上对下和社会距离较近。相较而言,学生在致谢必要性和郑重程度的选择上考虑的因素要少一些,会更多基于礼貌规约,如有学生指出,“对方为了帮我花费了太多的时间”“他帮了我的大忙,不然我就倒霉了”等。

(二)微观社会因素对四类职业人群致谢言语行为的影响

以权势关系、社会距离和恩惠程度作为自变量,我们统计分析了四类职业人群对致谢必要性和郑重程度的认知差异,以下将从两个方面呈现统计结果。

1.权势关系、恩惠程度与职业人群差异

权势关系和恩惠程度对四类职业人群致谢必要性和郑重程度认知差异性的影响如表 2 所示。

表2 不同权势关系、恩惠程度下的职业人群认知差异卡方检验结果

根据表 2 可知,在致谢必要性的认知方面,当权势关系为上对下时,若恩惠较小或中等,四类职业人群存在显著差异,若恩惠较大,则不存在显著差异;当权势关系为平等时,若恩惠较小,四类职业人群存在显著差异,若恩惠中等或较大,则不存在显著差异;当权势关系为下对上时,无论恩惠程度如何,四类职业人群均存在显著差异。

在致谢郑重程度的认知方面,当权势关系为上对下时,若恩惠中等,四类职业人群存在显著差异,若恩惠较小或较大,则不存在显著差异;当权势关系为平等时,若恩惠较小,四类职业人群存在显著差异,若恩惠中等或较大,则不存在显著差异;当权势关系为下对上时,若恩惠较小或较大,四类职业人群存在显著差异,若恩惠中等,则不存在显著差异。

我们统计了在不同权势关系和恩惠程度下, 四类职业人群在致谢必要性和郑重程度各个选项上的选择分布情况,如表 3②为方便呈现,四类职业人群在表 3 中均只呈现前两个字,表5 同理。所示。

表3 不同权势关系、恩惠程度下四类职业人群的选择分布(%)

续表3

由表 3 可知,当权势关系为上对下时,无论恩惠程度如何,四类职业人群对致谢必要性的认知具有明显共性特征,均倾向于必要致谢。具体而言,若恩惠较大,四类职业人群均倾向于“很必要”,其次是“比较必要”;若恩惠中等,四类职业人群总体上倾向于“比较必要”和“很必要”;若恩惠较小,四类职业人群均倾向于“比较必要”。就其中的明显差异来看,若恩惠中等,学生选择“很必要”的人数百分比高于其他三类职业人群,而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人员、专业技术人员选择“比较必要”的人数百分比高于服务人员和学生。在致谢郑重程度的认知方面,若恩惠较大,四类职业人群均倾向于“比较郑重”和“非常郑重”;若恩惠中等,四类职业人群均倾向于“比较郑重”;若恩惠较小,四类职业人群均倾向于“随意”,其次是“比较郑重”。就其中的明显差异来看,无论恩惠大小,学生选择“非常郑重”的人数百分比均高于其他三类职业人群;若恩惠中等和较小,学生选择“随意”的人数百分比均低于其他三类职业人群,而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人员、专业技术人员选择“随意”的人数百分比均高于服务人员和学生。

当权势关系为平等时,总体来说,无论恩惠程度如何,四类职业人群在致谢必要性的认知方面具有明显的共性,比较倾向于必要致谢。具体而言,若恩惠较大,四类职业人群总体倾向于“很必要”;若恩惠中等,四类职业人群总体倾向于“很必要”与“比较必要”;若恩惠较小,四类职业人群均倾向于“比较必要”与“致谢与否均可”。就其中的明显差异而言,恩惠较小时,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人员、服务人员选择“致谢与否均可”的人数百分比高于专业技术人员与学生,而选择“很必要”的人数百分比低于专业技术人员和学生。在致谢郑重程度的认知方面,若恩惠较大,四类职业人群均倾向于“非常郑重”;若恩惠中等,四类职业人群均倾向于“比较郑重”;若恩惠较小,四类职业人群均倾向于“随意”,其次是“比较郑重”。就其中的明显差异来看,恩惠较大时,专业技术人员选择“非常郑重”的人数百分比高于其他三类职业人群;恩惠中等或较小时,学生选择“非常郑重”的人数百分比均高于其他三类职业人群,此外,恩惠较小时,专业技术人员与服务人员选择“随意”的人数百分比高于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人员与学生。

当权势关系为下对上时,无论恩惠程度如何,四类职业人群在致谢必要性的认知方面同样存在共性,均倾向于必要致谢。具体而言,恩惠较大时,四类职业人群总体倾向于“很必要”;恩惠中等或较小时,四类职业人群均倾向于“很必要”,其次是“比较必要”。就其中的明显差异而言,恩惠较小时,服务人员选择“致谢与否均可”的人数百分比明显高于其他三类职业人群,而选择“很必要”的人数百分比则明显低于其他三类职业人群。在致谢郑重程度的认知方面,恩惠较大时,四类职业人群均倾向于“非常郑重”;恩惠中等或较小时,四类职业人群均倾向于“比较郑重”与“非常郑重”。就其中的明显差异而言,恩惠中等时,服务人员与学生选择“非常郑重”的人数百分比高于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人员与专业技术人员,而选择“比较郑重”的人数百分比低于后两者;恩惠较小时,学生和专业技术人员选择“随意”的人数百分比低于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人员与服务人员,而选择“比较郑重”的人数百分比高于后两者。

以上分析表明, 虽然在权势关系和恩惠程度的交互影响下四类职业人群在致谢必要性和郑重程度的认知上存在一些差异,但总体上仍以共性为主。具体而言,权势关系固定时,无论恩惠大小,四类职业人群总体上倾向于必要致谢,且恩惠越大,越倾向于“很必要”。在致谢郑重程度的认知上,权势关系和恩惠程度之交互影响情况较为复杂:若恩惠较大或中等,无论权势关系如何,四类职业人群倾向于郑重致谢;若恩惠较小,权势关系为上对下或平等时,四类职业人群较倾向于“随意”,而权势关系为下对上时,四类职业人群仍倾向于郑重致谢。这些体现了中国传统礼仪文化所强调的“受他人恩惠需要致谢,且恩惠越大,就越需要致谢、致谢越郑重”。同时,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礼貌观也有了很大变化, 权势关系和等级观念在当代中国已经不再具有中国传统社会中的那种绝对压制性的力量(Kádár 2010), 高权势者不再将低权势者的付出视为由权势差异所带来的理所应当的服务。 虽然如此,但低权势者对来自高权势者恩惠的致谢仍较郑重,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体现出双方之间的权势差异。

2.社会距离、恩惠程度与职业人群差异

社会距离和恩惠程度对四类职业人群致谢必要性和郑重程度认知差异性的影响如表4 所示。

表4 不同社会距离、恩惠程度下的职业人群认知差异卡方检验结果

根据表 4 可知,在致谢必要性的认知方面,当社会距离较近时,若恩惠较小或较大,四类职业人群存在显著差异,若恩惠中等,则不存在显著差异;当社会距离较远时,若恩惠较小或中等,四类职业人群存在显著差异,若恩惠较大,则不存在显著差异。

在致谢郑重程度的认知方面,当社会距离较近时,若恩惠较大,四类职业人群存在显著差异,若恩惠较小或中等,则不存在显著差异;当社会距离较远时,若恩惠较小或中等,四类职业人群存在显著差异,若恩惠较大,则不存在显著差异。

我们统计了在不同社会距离和恩惠程度下, 四类职业人群在致谢必要性和郑重程度各个选项上的选择分布情况,如表5 所示。

表 5 不同社会距离、恩惠程度下四类职业人群的选择分布(%)

由表 5 可知,当社会距离较近时,四类职业人群在致谢必要性的认知方面存在共性。具体而言,若恩惠较大,四类职业人群均倾向于“很必要”;若恩惠中等,四类职业人群均倾向于“比较必要”与“很必要”;若恩惠较小,四类职业人群多倾向于必要致谢或“致谢与否均可”。就其中的明显差异而言,恩惠较大时,服务人员选择“致谢与否均可”的人数百分比明显高于其他三类职业人群;恩惠较小时,服务人员选择“很不必要”与“较不必要”的人数百分比明显高于其他三类职业人群。从致谢郑重程度的认知来看,四类职业人群存在一定共性:恩惠较大时,均倾向于“比较郑重”与“非常郑重”;恩惠中等时,均倾向于“比较郑重”;恩惠较小时,均倾向于“随意”。就其中的明显差异而言,恩惠较大时,学生选择“非常郑重”的人数百分比明显高于其他三类职业人群;恩惠较小时,专业技术人员选择“随意”的人数百分比明显高于其他三类职业人群,而学生选择“随意”的人数百分比明显低于其他三类职业人群。

当社会距离较远时,四类职业人群在致谢必要性的认知方面同样存在共性。具体而言,恩惠较大或中等时,四类职业人群均倾向于“很必要”;恩惠较小时,四类职业人群均倾向于“比较必要”与“致谢与否均可”。就其中的明显差异而言,恩惠较大或中等时,服务人员选择“比较必要”的人数百分比高于其他三类职业人群;恩惠较小时,服务人员选择“很不必要”的人数百分比高于其他三类职业人群。从致谢郑重程度的认知来看,四类职业人群存在一定共性:恩惠较大或中等时,均倾向于“非常郑重”;恩惠较小时,多倾向于“随意”。就其中的明显差异而言,恩惠较小时,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人员选择“比较郑重”的人数百分比明显高于其他三类职业人群,同时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人员、学生选择“随意”的人数百分比明显低于另外两类职业人群。

以上分析表明, 虽然在社会距离和恩惠程度的交互影响下四类职业人群在致谢必要性和郑重程度的认知上存在一些差异,但总体上仍以共性为主。一般认为,社会距离越远,对礼貌的要求越高(王建华 1998)。以上发现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一点。具体来讲,若恩惠程度较大和中等,四类职业人群在社会距离较远时选择“很必要”的人数百分比均明显高于社会距离较近时选择该项的人数百分比;同样地,四类职业人群在社会距离较远时选择“非常郑重”的人数百分比均明显高于社会距离较近时选择该项的人数百分比。然而,恩惠较小时,并非社会距离越远,致谢必要性就越大、致谢郑重程度就越高。虽然恩惠较小时四类职业人群在致谢必要性和郑重程度的认知上存在差异,但在社会距离较远、较近这两种不同的情形下,四类职业人群在“致谢与否均可”“较不必要”以及“随意”的选择上均呈现相同的趋向。这说明,不能简单地将社会距离远近与礼貌程度高低相对应,而是要考虑言语行为实施时的具体语境因素。

四、结论

本研究从变异语用学视角出发, 通过问卷调查考察了不同职业汉语本族语者对致谢必要性和郑重程度的认知特征,以及权势关系、社会距离和恩惠程度三个微观社会因素对致谢言语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 第一,职业作为一种宏观社会因素,对致谢言语行为具有一定的影响。虽然四类职业人群对致谢必要性和郑重程度的认知情况存在明显的共性特征,即受试者多倾向于必要致谢和郑重致谢,但也存在基于职业的差异, 我们认为这与不同职业人群所处人际交往环境的复杂程度以及人际交往经历多少有关。第二,不同职业人群的致谢言语行为会受到权势关系、社会距离和恩惠程度三个微观社会因素的影响。在权势关系和恩惠程度、社会距离和恩惠程度的交互影响下,四类职业人群在致谢必要性和郑重程度的认知上存在一些差异, 但总体上共性特征更为明显。 本研究以致谢言语行为为例,呈现了当代中国不同职业人群的礼貌变异情况,其结果对理解不同职业人群的礼貌言语行为选择具有现实意义,对促进具体情境中的和谐人际交往有一定启示。当然,本研究也还存在一些不足,如微观社会因素的影响部分暂未做两两比较分析,研究方法也比较单一。未来研究可增加访谈,以更深入地探讨个体礼貌观背后的动因,亦可借助语料库,以进行真实场景中的致谢言语行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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