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组织与团队特征的图书选题决策研究:团队沟通的中介作用

2019-06-11 08:46阮平南荣鸿悦栾梦雪李非凡
关键词:图书出版

阮平南 荣鸿悦 栾梦雪 李非凡

[摘要]本文通过考察团队沟通的中介作用,探讨图书出版行业中团队和组织特征对出版选题决策的影响机制。通过对195份有效调查问卷的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团队成员特征中的决策团队人数、组织规模、组织年龄、成员任期对选题决策有正向影响;团队沟通及其分维度沟通质量、沟通频率与决策效果呈显著的正相关;团队沟通质量和团队沟通频率在团队成员特征和图书出版选题决策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

[关键词]团队成员;选题决策;团队沟通;图书出版

[中图分类号]C93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2-4917(2019)01-0055-08

一、引言

图书出版作为典型的文化创意产业,其本质在于传递知识和文化。图书选题是图书出版的中心环节。图书选题是指对未来出版物的设想以及构思包括内容和形式等方面的总体设计。选题策划既是出版工作计划,也是市场策划、产品策划、财务预算、实施计划、投资决策方案、组稿、审稿和写作的依据。

图书选题决策是对编辑提出的选题进行全方位的考查和论证,以决定选题是否成立。在选题决策过程中,综合多位论证人员的意见对最终做出正确决策具有重要影响,但同时也会出现因决策团队成员特征差异而形成对选题认知和判断产生差异,最后可能影响选题过程。毫无疑问,决策团队成员特征以及成员间的有效沟通、冲突等团队过程将会对选题决策产生重大影响。因此,有必要研究具有不同特征的决策团队的团队过程如何影响选题决策。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团队在现代企业管理中越来越受到重视和应用,以团队为基础的管理成为一种潮流和趋势,研究影响团队绩效和决策的因素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众多学者研究团队绩效的主要影响因素,并形成了团队效能的经典模型。其中最基本和最具有价值的是麦格拉斯(McGrath)于1964年提出的“输入—过程—输出”(I-P-O)理论模型[1],该模型已成为团队研究的经典基础模型,为以后学者提供了很好的参考价值。本文基于麦格拉斯提出的(I-P-O)理论框架,构建文化创意组织的“决策团队特征—团队过程—决策效果”三组变量之间的关系模型,研究图书出版业的选题决策问题,探讨团队特征、团队沟通与团队效能的关系,为图书出版企业决策团队的选聘和管理提供参考。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团队和组织特征与团队沟通

沟通是发送者与接收者之间传递信息兼具情感交流的过程,有正式与非正式之分。正式沟通是指在工作场所、工作时间内出于工作原因发生的交流,非正式沟通则是发生在业余时间的私人会面和社交活动中的交流。在团队沟通中,团队成员的认知差异,表现在团队成员特征上,如年龄、教育背景、职业经历、工作任期等都会对沟通效果和看法的收敛性产生较大影响。帕帕扎基斯(Papadakis)和巴维斯(Barwise)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人口统计特征对战略过程的影响大于其它情境因素,诸如外部环境、行业、规模、经营决策属性等[2]。芬克尔斯坦(Finkelstein)和汉布里克(Hambrick)认为长的任期使得团队成员间更好地交流沟通和磨合,更有利于知识信息的分享,团队更稳定[3]。对组织决策产生影响的变量除了管理团队行为特征以及团队过程以外,组织规模、组织年龄等组织特征因素也有可能对其决策产生影响。企业成立时间越长,越有可能在市场中占据领先地位,从而影响企业进一步进行创新决策的积极性。规模较大的组织可能会投入更多的资源进行创新,承担创新风险的能力更强。

本研究认为团队的背景特征会对团队沟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H1:团队和组织特征与团队沟通之间具有相关性。

(二)团队和组织特征与选题决策

人口构成特征会对战略决策过程和效果产生影响,也决定了其在战略决策研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4]。目前有关团队背景特征对团队决策的直接影响,研究者们取得了较为丰硕的实证结论。蒂豪尼(Tihanyi)等发现,团队平均年龄越大,制定的战略决策就越趋于保守[5]。卡门(Carmen)等的研究证明,成员受正规教育的平均水平与创新决策之间正相关[6]。任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团队对企业共同语言的熟悉和认知程度,促使他们选择不同的企业战略。本研究认为团队的背景特征对选题决策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H2:团队和组织特征与选题决策之间具有相关性。

(三)团队沟通、团队背景特征与选题决策

团队决策与个人决策存在本质差异。沟通是影响团队决策效果的重要因素,良好的沟通氛围能够促使高管成员之间充分交流各自的意见与看法,有助于提高决策效果。姚振华和孙海法对高管沟通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指出決策团队沟通频率与组织绩效显著正相关[7]。郭然和刘兵对高管行为与决策效果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研究指出决策团队有效沟通与决策效果显著正相关。但沟通并不是越多越好,只有适度的沟通才能对决策效果产生正向影响[8]。卡茨(Katz)对决策团队的沟通质量、沟通频度与绩效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沟通频度与绩效负相关[9]。部分学者对此结果的解释为:沟通频率过高说明团队无法达成共识,因此花费了更多的精力,导致短期内绩效降低。团队成员的背景特征会影响团队的沟通,而在此基础上的团队沟通对选题决策又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团队沟通与决策效果呈正相关。

H4:团队沟通在团队和组织特征与选题决策之间起中介作用。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变量的选取

本部分将综合已有成果,在理论分析和逻辑推理的基础上,较为详细地阐述理论模型中涉及的团队个体特征(自变量)和团队组织特征(自变量)、团队沟通(中介变量)、选题决策(因变量)之间的影响关系,并提出相应的研究假设,作为后续实证研究部分的理论基础。

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四组变量:

第一,选取团队背景特征作为研究模型的个体因素自变量,主要包括:决策团队的年龄、教育程度、职业背景、任期、性别;选取组织规模、组织年龄、决策团队人数指标作为研究模型的组织因素自变量。

第二,团队过程作为中介变量,主要从沟通维度对团队沟通进行衡量。

第三,选题决策作为研究模型的因变量,采用决策质量、决策承诺度、决策理解度、决策接受度四个维度测量决策效果。

根据构建的理论模型和相关研究假设,研究所涉及的变量包括:决策团队人口统计学特征变量、组织因素变量、团队沟通变量,见表1。

(二)团队沟通变量界定与测量

为达成团队创新决策,决策团队成员在决策时必须有明确的责任、角色分工、工作计划等,而在团队决策过程中,沟通是促进知识与感情交流的重要途径。团队沟通是验证团队是否有效的标准之一。在互动的过程中,相互的沟通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团队成员彼此依赖其行动,通过各种方式将输入转化为结果,并最终实现组织目标[10]。

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本研究选取沟通作为团队决策对团队绩效影响过程中的变量,并将团队沟通界定为:团队成员感知到的团队内部交流情感和信息,以更好地完成团队任务的一种协作方式。

有关沟通的研究,在前文综述部分已述及,其大多侧重定性的分析,定量研究偏少,因此对其测度的量表比较少,针对团队沟通维度划分的问题,有基于两维论、三维论以及多维论等多种视角进行探讨,具有代表性的有史密斯(Smith)等人在对人口特征与绩效的研究中,将决策团队沟通具体化为非正式沟通、沟通频率与沟通气氛三个方面,并开发出相应的测项表[11]。罗伯茨(Roberts)和奥莱理(Oreilly)将团队沟通细化为向上沟通、向下沟通、书面沟通、面对面沟通等16个维度[12]。国内学者宋文豪也对团队沟通的量表做出了较好的信度[13]。因此,本研究在综合上述量表的基础上,对有关题项进行了修改,最终形成团队沟通量表,见表2。

(三)问卷设计

本文问卷主要由三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受访对象基本信息,共9个题项。受访对象背景信息,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是否为管理层、任职年限、决策团队规模等;受访对象所在出版社信息,包括出版社规模、出版社成立年限等。第二部分:受访对象对团队沟通的感知,共10个题项。第三部分:受访对象对图书选题决策效果的感知,共12个题项。本次调查共收回197套问卷,剔除项目漏填等无效问卷后,有效问卷是195份,问卷的有效率为989%。

四、数据分析

(一)问卷的信度与效度分析

1.信度分析

对本研究的样本数据进行信度分析,结果见表3。由表中数据可知该问卷各维度的Cronbach系数均在08以上,表明问卷的信度很高。

2.沟通的效度分析

对样本数据进行沟通的KMO和巴特利球型检验结果见表4。

问卷的KMO值为0910,并且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005的巴特利球型检验(sig<005),说明问卷调查的数据非常适合做因子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共同因子,其中总方差分解表见表5。

在6个题目中,只有2个特征值大于1,因而提取出两个主成分因子,两个主成分因子的累积方差贡献率达87767。对提取的主成分因子进行命名,然后由每个主成分因子包含的问卷题目提取归纳其所包含的二级因子,分别命名为“沟通频率”和“沟通质量”。

3.决策效果效度分析

对样本数据进行沟通效果的KMO和巴特利球型检验结果见表6。

由上表的数据可知,问卷的KMO值为0926,并且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005的巴特利球型检验(sig<005),说明问卷调查的数据非常适合做因子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问卷测量题目之间的共同因子,其中总方差分解表见表7。

在12个题目中,只有2个特征值大于1,因而提取出两个主成分因子,两个主成分因子的累积方差贡献率达75777。对提取的主成分因子进行命名,然后由每个主成分因子包含的问卷题目提取归纳其所包含的二级因子,分别命名为“决策效果评价”和“决策影响因素”。

(二)假设检验

1.相关分析

研究变量团队沟通、决策效果均属于连续变量,且近似服从正态分布,故使用软件SPSS190,采用皮尔逊相关性检验法,对团队沟通、决策效果进行皮尔逊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8所示。

分析发现,团队沟通及其分维度沟通质量、沟通频率分别与决策效果的显著性值均小于001,通过了显著性为1%的显著性检验,且Pearson相关系数均大于零,表明团队沟通及其分维度沟通质量、沟通频率与决策效果呈显著的正相关。因此,假设3得到支持。

2.团队沟通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采用温忠麟等人提出的中介效应的检验程序,如下所示:

第一步:检验方程Y=cX+e1,如果c不显著,则说明X对Y没有影响,即可终止中介效应的检验;

第二步:如果c显著,检验方程M=aX+e2,如果a不显著,則可终止检验;

第三步:如果a显著,继续检验c,如果c不显著,则说明是完全中介效应,即X完全通过中介变量M实现对Y的影响;如果c显著,则说明是部分中介效应,即X只是部分通过中介变量M实现对Y的影响,也即存在其他变量与中介变量M共同影响Y。

由表9可以看出,步骤1中,组织因素的决策团队人数、组织规模对决策效果有显著影响(P<005),个体因素的任期、学历对决策效果有显著影响(P<005);步骤2中,组织因素的组织规模、个体因素的年龄、任期、学历对团队沟通有显著影响(P<005);步骤3中,在步骤2的基础上加入中介变量团队沟通后,团队沟通对决策效果的影响显著(B=0505,P<005),组织规模对决策效果的影响不显著(B=0045,P>005),任期对决策效果的影响仍然显著(B=0070,P<005),学历对决策效果的影响仍然显著(B=0264,P<001),但相对于步骤1中的回归系数明显减少,表明团队沟通在组织规模对决策效果的影响中起完全中介作用,团队沟通在任期和学历对决策效果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团队沟通在决策团队人数、组织年龄、性别、年龄、职业背景对决策效果的影响中没有中介作用。因此,假设1、假设2和假设4得到支持。

3.团队沟通质量的中介作用

更进一步,分析沟通质量和沟通频率的中介作用,通过对数据进行分析,可得下表10。

由表10可以看出,步骤1中,组织因素的决策团队人数、组织规模对决策效果有显著影响(P<005),个体因素的任期、学历对决策效果有显著影响(P<005);步骤2中,组织因素的组织规模、个体因素的任期、学历对沟通质量有显著影响(P<005);步骤3中,在步骤2的基础上加入中介变量沟通质量后,沟通质量对决策效果的影响显著(B=0412,P<001),组织规模对决策效果的影响不显著(B=0062,P>005),任期对决策效果的影响仍然显著(B=0102,P<005),学历对决策效果的影响仍然显著(B=0334,P<001),但相对于步骤1中的回归系数明显减少,表明沟通质量在组织规模对决策效果的影响中起完全中介作用,沟通质量在任期和学历对决策效果的影響中起部分中介作用,沟通质量在决策团队人数、组织年龄、性别、年龄、职业背景对决策效果的影响中没有中介作用。

4.团队沟通频率的中介作用

通过上面的数据,通过简单处理团队沟通频率的中介作用,结果可得下表11。

由表11可以看出,步骤1中,组织因素的决策团队人数、组织规模对决策效果有显著影响(P<005),个体因素的任期、学历对决策效果有显著影响(P<005);步骤2中,组织因素的组织规模、个体因素的年龄、任期、学历对沟通频率有显著影响(P<005);步骤3中,在步骤2的基础上加入中介变量沟通频率后,沟通频率对决策效果的影响显著(B=0494,P<001),组织规模对决策效果的影响不显著(B=0045,P>005),任期对决策效果的影响不显著(B=0061,P>005),学历对决策效果的影响仍然显著(B=0252,P<001),但相对于步骤1中的回归系数明显减少,表明沟通频率在组织规模、任期对决策效果的影响中起完全中介作用,沟通频率在学历对决策效果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沟通频率在决策团队人数、组织年龄、性别、年龄、职业背景对决策效果的影响中没有中介作用。

五、研究结论

团队决策人数、组织规模、组织年龄等组织因素分别与决策效果呈显著的正相关,成员任期与学历等个体因素分别与决策效果呈显著的正相关,其他组织和团队特征与决策效果不相关。团队决策人数、组织规模、组织年龄、任期、学历与团队沟通呈显著的正相关。团队沟通及其分维度沟通质量、沟通频率与决策效果呈显著的正相关。

团队沟通中的沟通质量和沟通频率在组织和团队特征与选题决策效果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沟通质量在组织规模对决策效果的影响中起完全中介作用,在任期和学历对决策效果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在决策团队人数、组织年龄、性别、年龄、职业背景对决策效果的影响中没有中介作用。沟通频率在组织规模、任期对决策效果的影响中起完全中介作用,在学历对决策效果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在决策团队人数、组织年龄、性别、年龄、职业背景对决策效果的影响中没有中介作用。

组织规模(决策团队人数)完全影响沟通质量、沟通频率,并作用于选题决策效果;团队任期完全影响沟通频率、部分影响沟通质量,并最终对选题决策产生影响;学历部分影响沟通质量、沟通频率,并对选题决策产生影响。

六、相关建议

(一)图书出版企业的团队成员管理机制

基于团队成员任期和学历与选题决策效果的相关性,在图书出版企业决策团队选聘过程中,应该重点关注团队成员的学历层次,同时要注意维护团队成员任职的稳定性。一方面,图书出版企业承担着重要的知识和文化传播的组织职责,作为图书出版企业核心工作的选题决策,关键是对拟传播知识和文化的社会和经济价值作出科学判断,这要求参与选题决策的团队成员具有较高的知识水平和学历层次。另一方面,图书出版工作是一个专业性较强的工作,需要参与图书编辑出版特别是选题工作的人员既是“专家”、又是“杂家”,这需要较长时间的锻炼和积累,而任期长短对于选题决策团队成员积累相关经验具有重要作用。

组织决策制度的完善是一个长时间积累的过程,基于组织规模、组织年龄等组织特征与决策效果具有相关性,可以认为组织规模、组织年龄是影响组织决策规范性和科学性的重要因素,而组织决策制度化是影响决策效果的重要因素。决策制度化水平取决于图书出版企业的主要领导。规模大、成立时间较长的出版企业,其内部管理和文化的积淀为选聘出版企业的领导提供了保障,然而选聘出版企业的决策团队成员也要考虑其组织文化传统。

(二)基于沟通的图书选题决策的过程管理机制

遴选作者、组稿、定价等图书选题实施链,是图书选题决策中最重要也是最长的一个链条。团队沟通在这些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因此管理好团队沟通过程显得十分重要。一方面,基于团队沟通在组织规模对决策效果的影响中起完全中介作用,可以认为规模大的图书出版企业虽然可以通过决策制度规范化提高决策效果,但这种效应产生的前提是提升决策团队的沟通水平;如果不提升决策团队的沟通水平,改善决策制度的规范化水平并不能提升决策效果。另一方面,基于团队沟通在任期和学历对决策效果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可以认为任期和学历对决策效果的正作用要全部发挥出来,在一定程度上还要去改善团队沟通。

团队沟通质量和频率是团队沟通的重要方面,在图书选题决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基于沟通质量在组织规模对决策效果的影响中起完全中介作用,在任期和学历对决策效果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而沟通频率在组织规模、任期对决策效果的影响中起完全中介作用,在学历对决策效果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可以看出沟通频率和沟通质量的作用略有不同。沟通频率在任期对决策效果作用中发挥关键作用且与决策效果的相关性更大,在选题决策中更应注重促进团队成员多沟通。图书出版企业的主要领导应该促进选题决策团队成员经常进行各种正式和非正式交流,及时主动交流自己的信息、经验和想法;当有不一致的意见时,要及时解决,使得团队成员之间经常通过互相讨论求同存异,寻找共同目标。

团队沟通在决策团队人数、组织年龄、性别、年龄、职业背景对决策效果的影响中没有中介作用,相关的影响机理需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McGrath J E, Berdahl J L, Arrow H. Traits:“expectations, culture and clout: the dynamics of diversity in work”,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1995,pp.17-45.

[2]Papadakis V M, Barwise P:“How Much do CEOs and Top Managers Matter in Strategic Decision-Making?”,British Journal of Management,vol.13,No.1,2002,pp.8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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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Hambrick D C, Mason P A.:“Upper Echelons: The Organization as a Reflection of its Top Managers”,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No.9,1984,pp.193-206.

[5]Tihanyi L, Ellstrand A E, Daily C M, et al:“Composition of the top management team and firm international diversification”, Journal of Management, vol.26,No.6,2000,pp.11-63.

[6]Carmen:“Top Management Teams, Global Strategic Posture,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Uncertainty”,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Vol. 44,2005,pp.533-545.

[7]姚振華、孙海法:《高管团队组成特征与行为整合关系研究》,《南开管理评论》2010年第1期。

[8]郭然、刘兵、李媛:《企业高层管理团队决策行为对决策效果的影响》,《企业经济》2013年第9期。

[9]Katz R.:“The Effects of group longevity on communication and performance”,Administration Science Quarterly, Vol.27,No.1,1982,pp.81-100.

[10]白明垠、张京、向长发:《变革型领导团队学习与团队绩效的关系研究》,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2—13页。

[11]Smith K G, Smith K A, Olian J D, et al:“Top management team demography and process: The role of social integration and communication”,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Vol.39,No.3,1994,pp.412-438.

[12]Roberts K H, OReilly C A:“Measuring 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Vol.59,No.3,1974,pp.321-326.

[13]宋文豪:《知识共享在团队过程与团队效能之间的中介作用研究——以学生学习团队为例》,吉林大学学位论文,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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