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南部陆地边境地区城镇化要素变动及其对县域经济的影响*

纪 明 钟 敏

中国南部陆地边境地区包含广西、云南和西藏的53个县域，总面积为475,378平方公里，为中国国土面积的1/20。2000-2016年间，经济总体发展态势良好，名义GDP总量年均增长率达到15.52%，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城镇化进程也在稳步推进。

多国经济发展经验表明：城镇化与经济增长关系密切，快速增长的经济体往往都伴随着快速的城镇化，城镇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稳定在0.85左右[注]Henderson V,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Sowhat Question ”,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vol.8, No.1,2003, pp.47-71.。从中国总体层面的经济发展实践来看，2000-2017年间，城镇化率与人均GDP对数之间的相关系数达到0.99，受特殊历史、社会、地理等各方面环境的影响，中国南部陆地边境地区城镇化率与人均GDP对数之间的总相关系数仅为0.34，分区域来看，广西边境县二者相关系数为0.22、云南边境县为0.15、西藏边境县为0.07，与一般情况存在很大差异。党的十九大提出“高质量发展”以来，“高质量”一直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导向，而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质量的城镇化进程。资金、土地与劳动力作为生产过程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三大要素，在城镇化中的流动对于经济发展质量至关重要。因而，研究中国南部陆地边境地区城镇化发展的特殊规律及其要素变动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意义重大。

本文拟运用广西、云南与西藏53个边境县[注]备注:本文研究样本中的中国南部陆地边境地区涉及广西、云南和西藏三个省份与自治区，共包含53个县市，分别为广西的东兴市、靖西市、那坡县、宁明县、龙州县、大新县、凭祥市与防城区；云南的腾冲、龙陵、江城、孟连、澜沧、西盟、镇康、耿马、沧源、金平、绿春、河口、麻栗坡、马关、富宁、景洪、勐海、勐腊、瑞丽、盈江、陇川、泸水、福贡、贡山；西藏的洛扎县、隆子县、错那县、浪卡子县、定日县、康马县、定结县、仲巴县、亚东县、吉隆县、聂拉木县、萨嘎县、岗巴县、普兰县、札达县、噶尔县、日土县、米林县、墨脱县、察隅县、朗县。2000-2016年数据，统计分析中国南部陆地边境地区总体经济与城镇化进程。同时，借鉴经济学中传统两部门模型的研究思路，将经济整体划分为城镇与乡村两大部门，以此分别构建城镇与乡村的生产函数，深入分析中国南部陆地边境地区各城镇化生产要素投入、要素边际生产率变动与部门间要素流动等情况对县域经济的影响路径，在对各县域城乡部门产出进行估算的前提下，进一步探讨城镇化过程中资金、土地与劳动力三大要素对县域经济的影响以及在两部门间的流动情况，从要素方面解释边境地区与全国平均水平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相关系数的差异，为政策的制定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一、2000-2016年中国南部陆地边境地区经济运行情况

(一)经济总体运行趋势

2000年以来，如图1所示，2000-2016年，中国南部陆地边境地区GDP增长呈现快速上升趋势。GDP总量由2000年的251.37亿元快速增长到2016年的2347.21亿元，增长了9.34倍，南部陆地边境地区名义GDP总量年均增长率达到15.52%，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95个百分点，占全国GDP总量的比例也由2000年的0.25%提升至2016年的0.32%。

考察南部陆地边境地区GDP总量占全国GDP总量比例的总体变化趋势，其经历了差距逐步拉大又缩小的过程，具体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2000年至2004年)，南部陆地边境地区GDP总量占全国GDP总量比例不断下降，南部陆地边境地区GDP总量年均增长率比全国GDP年均增长率低3.17%，南部陆地边境地区GDP总量占全国GDP总量比例也由2000年的0.25%下降至2004年的0.23%；第二阶段(2005年至2016年)里，南部陆地边境地区GDP总量年均增长率反超全国平均水平，南部陆地边境地区GDP总量占全国GDP总量比例也由2005年的0.25%提升至2016年的0.32%。这种变化趋势是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外部环境看，说明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对南部陆地边境地区的影响更大；从内部环境看，全国经济结构转型，“兴疆富民”、 “一带一路”倡议、“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等政策的大力实施，使得南部陆地边境地区县域经济发展迎来良好发展契机和发展势头。

(二)工业化发展阶段特征

产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发展模式息息相关，可简单根据三次产业占比与相互间关系确定经济体工业化发展阶段。南部陆地边境地区工业发展阶段如表1所示，2000-2016年间总共历经了三类工业化阶段，跨越“前工业化阶段”与“工业化实现阶段”两大类别。自2007年步入工业化初期阶段，第一次产业占比不断减少，第二次产业占比不断提高，但大于第三次产业占比，在此期间主要是城镇规模建厂，以投资拉动经济发展；南部陆地边境地区自2014年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而我国总体经济自2000年起工业结构已经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就工业结构看，南部陆地边境地区总体经济至少滞后于全国水平约14年。

表1 中国南部陆地边境地区与全国平均水平产业结构及工业化情况

备注：工业化阶段划分标准参照陈佳贵等《中国工业化进程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其中“工业化初期”、“工业化中期”与“工业化后期”统称“工业化实现阶段”。

(三)城乡部门产出变动情况

区分城乡部门产出，进一步探讨城乡部门产出对国民经济总量的贡献程度，对于认识城乡经济在整体国民经济中所处位置具有深刻的现实含义。当今统计制度并未对城乡部门产出进行区分，以往的文献多是直接以城镇经济总量占国内经济总量之比来衡量城镇经济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且比值越大，贡献则越大。本文借用郑鑫[注]郑鑫：《城镇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及其实现途径》，《中国乡村经济》2014年第6期。所用方法对中国南部陆地边境地区城乡部门产出进行粗略估算，统计报表所披露数据包含经济总量即地区GDP、产业产值与乡村从业人员。鉴于劳动力、产业从业人口数据不可得，本文对其中不可得变量进行了等价替代。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采用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数代替；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数采用单位职工人数代替；劳动力人口由三大省份地区总人口与劳动力之比估算。缺失数据由插值法补齐。

1．估算等式简述

城乡部门产出可以通过地方统计局所披露的三次产业产值、三次产业从业人口与城乡从业人口数量，对产值与人口加以区分形成对应关系后进一步计算得出。如式(1)与式(2)所示，在假设三次产业内部从业人员生产效率相同的前提下，城镇经济总量主要包含第二次产业产值与非农从业人口从事的第三产业产值，而乡村经济总量主要包含第一产业产值与乡村从业人口从事的第三产业产值。由于中国南部陆地边境地区的53个边境县数据披露有限，三次产业从业人员数量如上文所示进行等价替代。

城镇经济总量=第二次产业产值+第三次产业产值*[(城镇从业人口数-第二次产业从业人员数)/第三次产业从业人员数]

(1)

乡村经济总量=第一次产业产值+第三次产业产值*[(乡村从业人口数-第一次产业从业人员数)/第三次产业从业人员数]

(2)

2．城乡经济总量变动情况

运用上述城乡经济总量的估算等式，本文使用2000-2016年广西、云南与西藏三个边境地区53个边境县的三次产业产值与城乡等从业人员数据，对中国南部陆地边境地区城乡经济总量进行了大致的估算。

如图2所示，城镇经济占经济总量的比重总体呈现较稳定的波动趋势，2002-2016年城镇经济占比均在50%以上，即城镇经济在经济总量中一直占据着绝对优势。大体可以分为两大阶段：2000-2005年高速增长阶段，2006-2016年稳定增长阶段。高速增长阶段中，城镇经济平均占比51.59%、年均增长10.89%，这与2000-2005年经济的高速发展分不开，在此期间，主要是城镇建厂，以第二产业产值拉动经济，所以城镇经济所占比重快速上升。稳定增长阶段时城镇经济占比在60%与70%之间，平均占比64.69%、年均增长0.30%，2008年略微下降主要是来自该年金融危机的冲击。稳步上升主要来自于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但由于产业间结构的变迁，二产的从业人员逐渐转移到三产中，从而使得本文以二产和部分三产产值组成的城镇经济占比处于保持状态。

城乡经济总量三大区域变动情况。如图3所示，三大地区分别呈现不同的波动效果。广西边境县城镇经济所占比重变动主要分为三个阶段：2000-2002年的较高速上升阶段，城镇经济平均占比39.35%、年均增长3.98%；2003-2009年的高速上升阶段，城镇经济平均占比44.17%、年均增长4.04%；2010-2016年的稳中有升阶段，城镇经济平均占比50.12%、年均增长2.56%。云南边境县城镇经济所占比重变动主要分为两个阶段：2000-2009年的高速稳定上升阶段，城镇经济平均占比54.89%、年均增长4.98%；2010-2016年的高值平稳阶段，城镇经济平均占比66.70%、年均增长0.55%。西藏边境县城镇经济所占比重变动同样大致分为两大阶段：2000-2005年的高速平稳上升阶段，城镇经济平均占比57.79%、年均增长18.64%；2006-2016年的高值波动阶段，城镇经济平均占比69.21%、年均增长-0.93%。西藏地区边境县的城镇经济占比平均水平显著高于其他两个地区，且波动相对剧烈(不排除数据披露问题)，主要是因为西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有限且存在游牧不定居现象，乡村经济方面数据在现行统计制度下统计困难；云南较广西地区边境县城镇经济占比更优，云南样本期间城镇经济占比年均为59.75%，广西城镇经济年均占比为45.77%，且云南城镇经济保持更为稳定。这与两所城市经济发展阶段相关，云南与广西产业与发展方向类似，但云南较广西发展时间更长，处于广西的前列，所以整体经济优于广西。

二、2000-2016年南部陆地边境地区城镇化发展动态与经济增长关系

(一)城镇化发展情况

对于城镇化水平的衡量，从不同的侧重点切入存在不同的测度方式。目前，比较常用的指标主要有人口城镇化、产业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三个指标。人口城镇化主要衡量人口在城乡间的流动情况，是最为经典且运用广泛的城镇化指标；产业城镇化主要衡量产值间的比重变动；土地城镇化主要强调城乡土地要素的变动情况。

为更全面的描述我国南部陆地边境地区的城镇化现状，本文采用了人口城镇化、产业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三种指标，具体计算公式如式(3-5)所示。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产业城镇化主要衡量产值间的比重变动，本文产业城镇化运用城镇部门经济总量与GDP之比计算得到，此种方法相较于第二次与第三次产业产值之和占GDP比重的计算方式而言，更为科学；土地城镇化主要强调城乡土地要素的变动情况，代表着城镇建设土地要素的投入，由于城区面积的披露问题，非城区面积将以农作物播种面积与森林面积之和(广西)、耕地面积与牧草地面积之和(云南)、耕地面积(西藏)代替。

人口城镇化=城镇常住人口/总人口

(3)

产业城镇化=城镇经济总量/GDP

(4)

土地城镇化=城区面积/总面积

(5)

中国南部陆地边境地区三大城镇化率基本走势与全国平均水平如图4所示。南部陆地边境地区人口城镇化率远低于全国水平且增长缓慢，2016年南部陆地边境地区人口城镇化率仅为15.43%，而全国水平为57.35%，为南部陆地边境地区3倍有余；就增长率而言，2000年至2016年，全国人口城镇化率年均增长2.85%，而南部陆地边境地区年均增长率为1.27%。南部陆地边境地区产业城镇化水平比全国水平低，但一直保持较高增长，近年来差距不断缩小直追全国水平；2016年全国产业城镇化率达到69.02%，同时南部陆地边境地区为65.72%，二者仅相差3.3个百分点，较2000年两者差距缩小17.72个百分点；就增长率而言，2000年至2016年，全国年均增长率为0.69%，而南部陆地边境地区年均增长率为2.43%。南部陆地边境地区土地城镇化率总体水平高于全国水平，但与全国高增长态势不同，南部陆地边境地区土地城镇化近年来呈波动下降趋势。

(二)中国南部陆地边境地区城镇化与经济增长关系

由上文可知，南部陆地边境地区近年来经济快速发展，从前工业化阶段步入工业化实现阶段，虽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进程缓慢，但产业城镇化快速增长，已于近年接近全国水平。根据经济增长速度的不同可将样本空间分为三大阶段，研究区域经济增长与城镇化进程间关系由表2所示。第一阶段(2001年至2003年)，南部陆地边境地区GDP增长率为三阶段中最低，2003年GDP增长率仅为3.52%，即南部陆地边境地区经济发展刚处于起步阶段，此时三大城镇化迎来快速发展，产业城镇化比人口城镇化增长率高5.32个百分点，总体仍表现为产业城镇化引领型；第二阶段(2004年至2011年)，南部陆地边境地区经济快速增长，2005年GDP增长率最高，达到25.74%，此时经济处于高速度增长阶段，同时，三大城镇化进程开始减速，其中产业城镇化增长率仍然最高，仍表现为产业城镇化引领型；第三阶段(2012年至2016年)，南部陆地边境地区经济增长开始减速，但仍高于第一阶段，其中人口城镇化增长率反超产业城镇化增长率，但均处于减速状态。

据此可以发现，城镇化进程于时间上先于经济增长，前一阶段城镇化进程的加快直接作用于下一阶段经济的增长，可以预计下一阶段中南部陆地边境地区经济增长率将进一步下降；由于南部陆地边境地区社会、历史、地理等原因，产业城镇化对于总体经济的发展起引领作用，但近年来后劲不足。

表2 中国南部陆地边境地区GDP增长率与三大城镇化增长率阶段表

三、城镇化要素变动及对县域经济的影响测度

城镇化的过程可以简单理解为乡村部门各大要素向城镇部门流动的过程，即乡村人口向城镇的迁移、资金在城镇的集聚、城镇扩张导致的土地相对流动到最终几大要素全部转换为城镇部门所有的过程。于是实证部分将以所构建的两部门模型与上文统计性描述为基础，探讨城镇三大要素生产率、城乡要素差异及要素流动情况，进而从生产要素角度分析得出中国南部陆地边境地区城镇化进程对县域经济的作用途径与影响测度。

(一)计量模型与数据来源

(6)

为简化分析，通常令δ=θ=ϖ，可得简化后乡村部门对城镇部门存在要素流动效应时的两部门模型，据此建立如式(7)所示计量模型。

(7)

当两生产部门达到均衡时，资本流动相对静止，所以此时不存在要素相对流动，可建立如式(8)所示计量模型。

(8)

据此，通过计算城乡部门各自产出，运用对应城乡资金、劳动力与土地三大要素数据进行拟合，即可得到乡村与城镇部门各自的边际要素生产率大小、差异与流动情况。由式(6)、式(7)与式(8)进一步可得，为探讨城镇化进程对县域经济的作用途径，本文解释变量将由投资、城乡部门产出、总产出、城乡部门劳动力、总劳动力、城乡部门土地与总土地变量计算得到，即本文所需统计指标主要为中国南部陆地边境广西、云南与西藏地区53个边境县2000-2016年的产值与人口等数据。数据主要来自中经网数据库、中国县域2001-2015年统计年鉴与广西、云南和西藏2001-2017年统计年鉴，其他缺失数据由政府各年统计公报与插值法补齐。基本情况如表3所示。

表3 基础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二)变量情况

基于上文对所需变量的解释说明，除城乡部门产出值由前文计算得到外，其他变量均为基础变量二次计算后所得。各变量详细情况见表4。

表4 实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三)实证结果分析

作为典型长面板数据，并涉及经济类变量，为确保数据不出现伪回归，文章对所有参与回归变量进行了ADF-Fisher单位根检验，结果可得，所有参与实证变量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因此可以直接纳入模型进行回归。本文使用stata14.0对式(6)、式(7)与式(8)进行了估计。

1.整体结果分析

当考虑城乡要素的边际生产率差异与乡村对城镇的要素流动时，乡村部门对城镇部门的要素流动效应λ为0.256，并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城乡部门资本要素差异δ由X4系数计算可知为-0.04，说明城镇资本边际要素生产率高于乡村，但不显著；此时的城镇三大要素生产率分别为0.205、0.702与0.093，即在当前城乡部门经济情况下，加大劳动力的投入最有利于总产出的增加，而城镇资金的投入与城镇土地的进一步扩张对于总产出的增长影响不及劳动力要素，尤其是城镇土地的扩张，每扩张1单位土地要素，总产出仅上升0.093个单位。资金向城镇部门的进一步集聚侵占了乡村的资金数量，两部门间资本的非理性分配使得总体的产出效率不高，同时由负的边际要素生产率差异可以看出，总体资本要素属于乡村向城镇流动的情况。

令城乡三大要素边际生产率差异一致时，乡村部门对城镇部门的要素流出依然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而要素差异由0.04上升为0.05，即另外两要素城乡边际生产率差异中必有至少一要素差异高于0.04。假设经济处于均衡状态，城乡部门间不再有要素流动时，中国南部陆地边境地区城镇部门对于资本、土地与劳动力各要素均有需求，边际生产率均为正，而城镇部门劳动力要素的增长则最可促进总产出的提高。

当要素存在自由流动时，南部陆地边境地区总体劳动力要素边际生产率为0.684，与资金与土地要素边际生产率差异分别为0.473与0.579，而在经济均衡状态下，劳动力要素边际生产率为0.702，与资金与土地要素边际生产率分别增加到0.497与0.609,即当存在要素流动与交换时，要素有一定自我合理配置功能，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资源的过度饱和与缺乏。总体劳动力边际要素生产率为正说明人口从乡村到城镇的集聚有利于总产出的增长，印证了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与经济总量间正的相关系数。要素边际生产率差异存在情况下，全国劳动力边际要素生产率为1.117，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中国南部陆地边境地区劳动力边际要素生产率的1.59倍；全国资本边际要素生产率为-0.117，而中国南部陆地边境地区为正的0.205；同时，全国相较于南部陆地边境地区而言，乡村向城镇的要素流出情况更为严峻。据此可知，中国南部陆地边境地区城镇化有其特殊性，道路选择应结合自身，量体裁衣。

2.分地区进一步分析

由于广西、云南与西藏三大地区历史、地理等差异明显，为明确三大地区边境县域经济与城镇化间存在的差异，本文以式(6)与式(8)为计量基础，对三大地区边境县域进行单独的回归。中国南部陆地边境地区乡村对城镇部门的要素流出除西藏边境县域外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而西藏地区边境县域则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广西与云南城镇资本要素对于总产出的边际生产率均为负，而西藏地区边境县域为正；三大地区城镇土地与劳动力要素边际生产率均为正；云南地区边境县域城镇土地要素为总产出增长的关键，而西藏地区边境县域则应注重劳动力要素。此结果较好的印证了两部门模型的推论，可以得出劳动力要素的边际生产率差异是人口城镇化率与经济相关系数差异的根源。同时，由可决系数可以看出，两部门模型并不能很好的拟合西藏的城乡经济模式，不同的地区特色城镇化路径应有所不同。

广西地区与云南、西藏地区差异在于，广西拥有防城港、钦州与北海等港口城市和东兴、凭祥等边境口岸，海运陆运发达。大型港口城市需要良好的交通，边境口岸型新型城镇化模式有利于港口经济的发展，进一步推动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

云南作为旅游业大省，2017年旅游业收入达到其GDP的7.5%。旅游作为服务业的一种，属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且云南边境地区旅游业主打当地特色风俗与地区自然风景，其对于劳动力的需求远胜于资本与土地，相应地选择旅游型新型城镇化模式比较适合。

西藏边境地区城市规模小，其特有的游牧经济与内陆地区经济形势存在较大差异。受牧草资源的制约，游牧群体不可能集聚于市镇，所以并不适用传统的城镇化进程与衡量规则。城镇部门对于资本与土地的需求并不高，乡村部门也并非传统的乡村部门。依据游牧经济的有规律迁徙与定居情况，可建立“多点-多地-多极”小城镇协同发展的新型城镇化模式。

四、结论与对策

本文运用广西、云南与西藏53个边境县2000-2016年所公布数据，对中国南部陆地边境地区总体经济与城镇化进程进行描述，通过构建城乡经济两部门函数，在对各县域城乡部门产出进行估算的前提下，进一步探讨城镇化过程中资金、土地与劳动力三大要素对县域经济的影响以及在两部门间的流动情况，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南部陆地边境地区经济快速发展，样本期间内高于全国经济增长水平，且GDP总量占全国GDP总量比例经历了差距逐步拉大又缩小的变化趋势，此变化主要来自于外部大经济环境与经济体内部经济结构转型的共同作用；南部陆地边境地区自2000年至2016年间总共经历了三类工业化阶段，跨越“前工业化阶段”与“工业化实现阶段”两大类别，与全国工业结构相对比可知，南部陆地边境地区总体经济至少落后于全国水平14年；对于中国南部陆地边境地区总体而言，城镇部门产出占整个总产出总量的主体地位，并近年于60%-70%处保持稳定波动上升趋势，对于各地区而言，各地区产出总量又呈现出各自的特点，主要为量与结构的差别； 研究区域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进程缓慢，但产业城镇化快速增长，已于近年接近全国水平，主要表现为产业城镇化引领型；通过对经济增长与城镇化进程的比较分析，可得南部陆地边境地区城镇化进程于时间上先于经济增长。

第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边境地区与全国平均水平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相关系数的差异来自于劳动力边际要素生产率的差异。乡村部门对城镇部门的要素流动效应λ为0.256，并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资金向城镇部门的集聚侵占了乡村的资金数量，两部门间资本的非理性分配使得总体的产出效率不高，同时由负的资本边际要素生产率差异可以看出，总体资本要素属于乡村向城镇流动的情况；当存在要素流动与交换时，要素有一定自我合理配置功能，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资源的过度饱和与缺乏；广西、云南与西藏三大地区由于自身经济特点等因素使得城乡部门要素边际生产率与流动情况有所不同，不同地区的特色城镇化路径选择意义重大。

陆地边境地区城镇化作为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特殊而又不可忽视的部分，如何在立足经济增长的情况下，对边境地区城镇化的含义与路径进行深化与丰富，本文有以下几点启示：

第一，城镇部门一直是拉动总产出增长的主体部门，但近年来城乡部门产出结构与量的变动均表明乡村部门产出对于总产出的增长起到愈发重要的作用，即乡村部门产出对于总产出而言不可或缺，并且中国的国情决定中国的城镇化有独特的实现路径，应该推进“城乡一体化”、“城乡融合”与“就地城镇化”。在做好城镇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应该响应国家“乡村振兴”政策，积极推行农业现代化，通过“乡村旅游”等项目规划提高乡村产出的质与量。

第二，乡村部门对于城镇部门的要素流出明显，但城镇部门的资本与土地要素边际生产率均表明已经过饱和，即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在于劳动力要素向城镇流入。据此，就提高城镇化质量而言，各地区应重视人的城镇化而非资金与土地的城镇化，促使要素合理流动。人的城镇化可以解决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缩小城乡差距与提升福利等等，更接近于社会本质要求。政府应在保证举措“绿色健康”的基础上，通过公共设施建设、创建更多就业岗位等吸引人口流入，做好产业规划布局，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第三，结合广西、云南与西藏地区边境县城镇部门对于要素的不同需求而言，每个地区应认识到区域自身自然资源、历史文化等要素禀赋，发展相对优势的产业。同时应设定不同城镇化发展模式，如边境口岸型、旅游型与“多点-多地-多极”小城镇协同发展型等，以合适的城镇化模式促进自身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