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性组织、新纽带与再嵌入：网络公益慈善信任形成机制创新*

赵文聘 徐家良

近些年我国公益慈善事业逐渐引入互联网、移动支付、区块链等新技术，在增强公益慈善组织资源动员能力、拓展公益慈善影响范围等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近些年网络公益慈善危机事件频发，如“集善家园网”传销案、知乎大V“童谣”骗捐案、“罗尔”事件、微信“轻松筹”骗捐事件、“亿加爱心互助平台”集资诈骗案，让人们把欺骗、诈捐、传销、集资、庞氏骗局等与网络公益慈善联系在了一起，公众对网络公益慈善信任风险问题表现出越来越大的担忧。

实际上，从“郭美美”等负面事件曝光后，公益慈善事业的信任风险问题已经引起了各界注意，学界将传统公益慈善危机的核心界定为公益慈善组织公信力危机，认为没有公信力的公益慈善组织终将失去生命力[注]李迎生：《慈善公益事业的公信力建设论析》，《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5年第12期。。网络公益慈善创新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如骗捐、机器人刷单、套捐等以技术手段借“公益之名”获取不正当利益的事件，使得新技术在带来公益慈善发展的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了巨大困惑，技术悖论问题在网络公益慈善发展中开始出现。因此，网络公益慈善信任风险既有传统公益慈善公信力缺失风险，也有技术应用导致的新的信任风险。网络公益慈善信任问题直接影响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持续发展，必须深入进行研究，并结合新技术应用予以解决。

一、传统公益慈善信任模式与信任过程

信任概念是现代性的产物，可以理解为一种对未来的预期，信任不只是个体的心理和行为，更是一种受传统社会结构和文化观念深刻影响的社会现象[注]邓也夫、彭泗清：《中国社会中的信任》，中国城市出版社2003年版，第185页。。社会学界多把信任看作个体间互动或社会关系得以良性运行的一种方法，归为社会资本的一种形式[注]彭大年：《信任危机与中国人的异常行为》，《理论月刊》2012年第4期。。

(一)普遍信任与特殊信任对传统公益慈善的推动

信任在公益慈善事业发展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科尔曼将第三部门视作家庭纽带之外的、一种由信任驱动的关系[注]Coleman J，Foundation of Social Theory，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1990, p.22.。韦伯将信任划分为特殊信任和普遍信任，帕森斯与希尔斯对此有更为详细的界定：特殊信任限于某个人的家庭或特定族群内部，有着明显的“自己人/他人”或“局内人/局外人”的心理分隔，而普遍信任则是人们无区别地、普遍性地对社会其他成员的信任[注]闫飞飞：《信任与协商民主》，《理论月刊》2011年第10期。。相对来说，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更依赖普遍信任。但公益慈善又不能仅依赖单纯一种信任，需要融合特殊信任和普遍信任。

第一，特殊信任在中国传统公益慈善发展中作用明显。在分析中国社会信任问题时，国内外学者认为中国的信任关系是建立在私人关系和家族或准家族关系之上的特殊信任，其特点是只信任与自己有私人关系(家族亲戚关系或准亲戚关系)的他人，而不信任外人[注][德]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王容芬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03页。。福山更是认为以家庭为中心的个体信赖外人的程度很低，也排斥更广阔的社会[注][美]福山：《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郭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8页。。费孝通“差序格局”概念也被用来描述这种基于人格的信任关系，社会成员之间存在因关系的远近而有差别的行为互动模式，以个体为中心，存在一个与其关系由亲至疏构成的社会关系网络，就是“差序格局”[注]张江华、卡里斯玛：《公共性与中国社会》，《社会》2010年第5期。。在这种格局中，人们更容易信任具有密切情感纽带、血缘关系纽带的他人。这种信任模式和信任关系深刻影响着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中国传统公益慈善中民间慈善更多集中在家族、宗教等范围内，在很大程度上受这种信任关系的影响。

第二，普遍信任推动现代公益慈善走向开放。西方学者认为公益慈善组织具有天然的信任优势，当公众处于信息弱势或不对称地位时这种优势就充分显现出来，他们会将慈善组织的“不分配限制”当作值得信任的信号[注]Sargeant,A.,&Lee,S.，“Donor Trust and Relationship Commitment in the U.K. Chairty Sector: The Impact on Behavior”，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Vol 33,No.2, 2004,pp.185-202.。公益慈善组织的特殊运行架构和规则是公益慈善组织获取信任的源泉，这种信任属于普遍信任的范畴。公益慈善组织具有健全的理事会、监事会等内部组织架构，在人力资源管理、财务资产管理等方面具有严格的操作规范和要求，同时法律法规对公益慈善组织行为设定了较高的要求，并对违法违规行为设定了较为严格的惩处措施，使得公众相信公益慈善组织在公信力方面优于商业组织、私人等，因此公益慈善组织更容易获取公众的信任。从西方公益慈善组织运行的状况来看，这种普遍信任确实在公益慈善组织的外部形象建设、获取资源等方面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基于普遍信任，公益慈善成为一种面向不特定多数人的事业，为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服务。

比较来说，中西方公益慈善发展具有不同的信任基础和形成机制，公众对特殊信任和普遍信任有不同的偏好，尽管随着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尤其是相关制度体系的完善，中国公益慈善组织在组织架构、运行规则等方面也逐渐符合现代公益慈善组织发展的要求，但中国特殊信任模式影响更深远些。

(二)传统公益慈善信任的形成过程

无论是特殊信任还是普遍信任，信任形成要经历从连接点到信任倾向、信任获取再到信任维持、升级的过程(如图1)，公益慈善信任倾向来源于对亲友情感或对公益慈善相关制度的预期等连接点，一旦产生捐赠或其他支持行为则意味着信任关系的建立，连接点逐步变成连接纽带，但这种信任关系基于纽带关系密切程度会有所区别，也会呈现出“差序格局”，纽带关系疏松则信任程度低，纽带关系紧密则信任程度高。因此，社会交换理论将这种信任形成过程描述为计算性信任、认知性信任和认同性信任，计算性信任和认知性信任都是基于行为者外在表现产生的信任，计算性信任多见于契约行为，基于惩罚性条款约定的不诚信行为代价而维系的一种信任，而认知性信任是基于对行为者日常行为的认知产生的[注][美]罗德里克·M.克雷默、汤姆·R.泰勒：《组织中的信任：重建信任的理论基础》，管兵译，中国城市出版社2003年版，第198页。，认同信任则基于价值、行为方式、人格等方面的了解、赞同形成的信任，是更稳定的信任关系，是最持久最能经受考验的。三种信任依赖的纽带关系并不相同，从密切程度上来看，认同性信任的纽带关系更为密切。

公众对公益慈善组织运行架构和运行规则的信任只能说是一种信任倾向，是一种基于自然态度的朴素信任，是公众的一种自然反应或本能[注]吴增定:《现象学与“对世界的信任”——以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为例》，《复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3年第4期。。对于公益慈善组织和项目来说，在获取信任的关键环节需要通过严格细致的操作，使得公众对公益慈善组织及项目从自然状态的朴素信任上升到基于认同而产生的信任。无论是基于普遍信任还是特殊信任，其中最关键的因素就是纽带关系的打造，而纽带关系的紧密度和可靠程度则是信任状态的决定性指标，因此网络公益慈善信任问题的解决应该从纽带关系进行着手，通过建立和强化纽带关系以促进网络公益信任的形成和维持升级。认同性信任需要公益慈善组织通过更为透明、公开和严格的项目运作来获取和强化。例如，根据2012年英国慈善组织委员会报告，当公众被问到“你最信任的慈善组织是哪一家”时，英国癌症研究所高居榜首，无论公众和政府都青睐这个机构，即使在经济低迷期该机构的社会捐赠在各个慈善组织中依然是最高的[注]Charity Commission,Public Trust and Confidence in Charities, London: HMSO,2012;杨永娇：《因信而生：中国慈善组织的信任问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8页。。英国癌症研究所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独立癌症研究慈善机构，该机构几乎完全由公众资助，研究所通过规范的内部治理结构、可持续透明化的公益慈善项目，通过信任维持和升级机制赢得公众持续的信任。

(三)互联网对传统公益慈善信任的时空脱域

无论是基于特殊信任还是普通信任的传统公益慈善，其开展主要局限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网络公益慈善通过技术应用降低门槛使得人人可以参与公益，进而开辟了新的公益慈善场景[注]赵文聘：《网络公益创新中反向偏差行为“全景敞视”规训机制》，《中国行政管理》2019年第2期。，但也改变了信任发生的时间和空间环境。网络公益慈善参与不再受时间限制，无论白天、黑夜，网络公益慈善参与主体随时随地都可以参与到公益慈善中，但公益慈善组织、公益慈善主管部门等主体的工作时间仍然没有改变。传统公益慈善信任统一时间机制被改变，造成在特定时间参与主体在场而实施主体缺场，各方并不能发生有效互动。而传统公益慈善往往只覆盖区域内的捐赠者、受益人等主体，互联网时代这种时空格局被打破，网络公益慈善参与主体也不再局限于特定区域甚至不再局限于特定国家，公益慈善可以在全国甚至全球范围内开展，互联网把处于不同地域的参与主体连接了起来，传统公益慈善信任统一空间机制也被改变。更重要的是，公益慈善通过互联网等工具，将公益慈善发生的特定空间与全国、全球经常性地连接在一起，传统公益慈善组织对于时间和空间的固定依赖和惰性特征被迫进行改变，原有的公益慈善信任形成过程遭到了强烈冲击，公益慈善表现出严重的不适应性，前文提到的网络公益慈善危机事件恰恰是这种不适应性的表现。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网络公益发展之初，信任的来源主要有两种：一是现实社会中的亲朋好友等熟人圈子，二是基于共同的话题、兴趣聚集在一起人群，信任只集中在相应的领域[注]邵晔：《互联网社会：信任机制的转型》，《互联网周刊》2014年第14期。。网络公益慈善在互联网条件下走向更加开放，但尚未找到更契合的信任形成机制，必须充分认识互联网条件下公益慈善由于时空条件变化而产生的信任脱域问题，梳理我国网络公益慈善遇到的现代性难题，并在此基础上创新适应网络公益慈善发展的信任机制。

三、互联网条件下公益慈善信任脱域问题与现代性难题

在互联网条件下，公益慈善信任形成的时间-空间条件发生了显著变化，信任形成、信任纽带关系的建立和紧密度、可靠程度的提升在互联网条件下遇到了较为严峻的挑战。

(一)弱信任倾向：网络公益慈善的“弱连接关注”

网络公益慈善参与主体之间连接点相对松散化，信任倾向较弱。一方面，受社会流动、城镇化等因素影响，信任的地域、血缘等关系纽带基础在发生深刻变化，单位、亲缘、社区等社群结构松散化，原有熟人社会形成的关系连接越来越疏离，网络公益慈善信任倾向所依赖的社会关系连接点弱化；另一方面，网络技术形成了互联网社群、社区及相应运行法则，形成了去中心化社群特征与结构。通过去中心的、点对点式互动，个人在社会网络中处于分散型态。点对点式互动导致网络公益慈善参与主体难以随时随地全面了解公益慈善项目，各公益慈善主体在网络上更趋陌生化，公益慈善各主体之间的连接点也变得松散。而一些网络公益慈善实施主体也并没有有效利用技术，增加与公众之间连接点，反而认为社群陌生化条件下束缚减少、行为更自由了，越来越不顾及公益慈善相关者，有选择地少公开甚至不公开公益慈善信息，导致与公众连接点更少，网络公益慈善信任倾向更难以形成。

网络技术拓展了公益慈善传播手段和能力，能够调动参与热情。如腾讯公益平台2017年报告显示，全年筹款项目19021个，全年筹款量为16.25亿元，总捐款人次6310万。但由于上述连接点较少和信任倾向减弱，单个项目获得关注和支持情况并不理想。按照上述数据计算，单个项目捐赠人次为3300多，单个项目筹款额为8550余元，而轻松筹公益平台2017年报告显示单个公益慈善项目捐赠人次为3400多，单个公益慈善项目的筹款额为73970余元，蚂蚁金服平台2017年报告显示的单个公益慈善项目全年捐赠人次为19700多，单个公益慈善项目的全年筹款额为47320余元。尽管不同项目大小不同，简单的除法不能反映具体项目情况，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网络公益组织和项目受关注程度并不高。上述数据统计的是捐款人次，如果计算不同人的捐赠行为的话，相应数值应该会更低。百度关注指数更一步说明了网络公益慈善当前受关注度低，百度关注指数显示公众对热门影视作品和明星的关注度比腾讯“99公益日”的关注度高出几十、上百倍，即便是在“99公益日”开展的9月7-9日，关注度仍然高出数倍(如表1所示)。而根据《2017年世界捐助指数》排名显示，中国捐助指数14%，在被调查的140多个国家中排名仅第138位[注]Charity Aid Foundation, World Giving Index 2017:A Global View of Giving Trends, Kent: Charity Aid Foundation, 2017.。因此，从整体上来说，当前我国很多网络公益慈善组织和项目受关注程度仍不高，难以形成信任倾向。吉登斯认为“世俗的不经意是在聚焦式互动之外的共同在场中建立起信任的一般方式”[注][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87页。，在互联网条件下，传统公益慈善信任依赖的关系连接点发生断裂，这种“世俗的不经意”难以形成，更难以转化为聚焦式互动。

表1 2018年99公益日与明星、《碟中谍6》电影的百度搜索指数对比

(二)弱信任获取：网络公益信任的“弱纽带关系”

传统社会中血缘和地缘的社会关系网络之所以能够成为较强的信任维系纽带，是基于共同生活形成了互相认同并形成了共同文化道德和行为规范基础。随着社会流动性加强，原有的社会规范体系对成员约束与整合力日趋下降，关系疏离、社会欺骗现象大量曝光，使得人们之间相互警惕、怀疑，导致血缘、地缘作为信任维系纽带的作用日益孱弱。社会成员在基于趣缘和业缘而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又因为难以仅根据外在的社会联系和交往就对他人做出信任与否的判断[注]李伟民、梁玉成：《特殊信任与普遍信任：中国人信任的结构与特征》，《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3期。，难以形成稳定的信任纽带。手机短信、网银的便利性给网络公益慈善捐款带来便利性的同时，也冲淡了网络公益慈善中的信任倾向，很多捐赠者并不是十分在乎善款的去向，导致网络公益慈善信任纽带更加疏散。网络公益慈善参与主体获取组织方和项目信息的渠道主要在线上，信息来源主要依赖组织方的主动公开，当前网络公益慈善相关主体信息公开不足、透明程度不足，加剧了网络公益慈善项目信息不对称性，也加剧了当前网络公益慈善参与主体之间纽带关系松散状况。

很多网络公益慈善组织和项目充分利用公众的感情偏好、网络传播特点，打造网络公益慈善项目，并利用血缘、地缘、趣缘和业缘等关系网络进行传播，获得了公益慈善捐助。如“同一天生日”事件中，公益慈善项目创造了“泪点”吸引了捐赠者关注，上线次日就获取了290多万元善款。但这种捐赠并非基于前述普遍信任中公益慈善组织的内部治理结构因素，也不是基于特殊信任中捐赠者血缘关系等因素，捐赠者更多地是基于同情、感动等情感因素，被项目的营销逻辑所吸引，因此这种信任是脆弱的。

“同一天生日”事件中，有网友发现了项目中366个儿童募捐信息中的错误，甚至还出现了“一人两角色”的现象，尽管组织方及时发布通报说明——该活动尚在测试阶段，是被工作人员发到朋友圈后传播开来，并就出现了信息错误和界面不稳定的情况，向公众道歉。尽管组织方多次公开承诺儿童信息是真实的，而且从留言区、媒体报道来看，部分与实施方有过接触的学者、网友、捐赠者及社会公众对项目实施方是信任的，此外，2018年6月15日深圳市民政局官方网站发布的公告显示，主管部门并未发现信息存在不真实情况。但大多数网友、捐赠者和公众没有表达对项目方的信任，各种不信任的声音仍是纷至沓来，深圳民政局处罚结果公布后，一些媒体和公众仍在质疑善款流向等问题。因此，网络公益慈善信任的“弱纽带关系”导致网络公益慈善信任行为形成困难，即便是出现了信任行为，并不意味着信任关系建立，捐赠人等参与主体很容易受到其他因素影响，而产生对公益慈善项目和实施方的质疑，而“弱纽带关系”又使得项目实施方对相关质疑的回应效果不佳，进而导致网络公益慈善实施方和项目获取信任较为困难。

(三)弱信任维持：网络公益慈善的“弱认同机制”

吉登斯指出，大规模的技术变迁已经影响到了人们的生活机会，对个人来说，在什么情况下应该信任特定的系统或体系，在什么情况下应中止这种信任，是极为困难的事情[注][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30页。。信任一旦形成并不意味着会一直存续，信任关系需要有与维持信任相关联的一般实践的卷入。信任维持机制一般有两个影响因素：一是相互之间熟悉程度，二是获得足够可信任证据。网络公益慈善信任的维持和升级，最关键的是需要对公益慈善组织或项目产生认同。

由于网络公益慈善的弱纽带关系，公益慈善参与主体不能随时随地了解公益慈善项目并监督公益慈善行为，更不能全面感知公益慈善效果，这种“弱在场”体验，使得公益慈善相关主体对公益慈善的感知度越来越低，参与度、支持度也会越来越低，导致信任关系松散，最终公益慈善信任流失，公益慈善获得的资源也将越来越少。腾讯“99公益日”开展过程中，也遇到了配捐消耗过快、个别机构恶意套捐、机器刷单、项目筹款比例差异较大等现象，公众对公益慈善机构和项目的信任倾向遭遇危机，因此2018年99公益日通过全面升级“透明度组件”、建立“回响计划”等措施加强机构和项目公信力，通过技术和规则构建“在场感”，增强公益慈善组织与公众之间联系纽带，强化认同感，推动信任行为转化为持续信任关系。

但总体上，在网络公益慈善开展过程中，完善的信任维持和升级机制仍然并没有形成。一方面，公益慈善参与主体具有获得公益慈善项目信息反馈的需求，这是对公益慈善组织及项目认同的基础。根据中国扶贫基金会等机构对月捐群体做的一项调查，1932个调查对象中96%都会选择关注项目后续信息，而对于开通月捐时主要关注的信息(多选)，有1124个人希望得知自己希望帮助的人得到了什么、有什么改变，而1177个人希望得知自己捐的钱花在哪里，而对于最关注的项目反馈问题，1163人选择关心的受助对象或社会问题有什么改变。另一方面，当前多数公益慈善组织项目反馈并不充足，从民政部指定的20家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的数据信息来看，大多数公益慈善组织做不到及时、充分、准确反馈公益慈善项目信息。上述中国扶贫基金会等机构调查结果也显示，16%受调查对象有停止月捐的经历，而因公益慈善组织原因停止月捐的占比高达47%。信息分享不足、沟通渠道不畅等原因导致公益慈善参与主体难以获得公益慈善组织的“当面承诺”，也就难以将公益慈善参与主体卷入吉登斯所说的维持信任关系的公益慈善实践，难以形成相互认同，导致公益慈善信任关系脆弱。

四、网络公益慈善信任凝结的“全景敞视”机制

互联网条件下，传统公益慈善的时间-空间发生了分离，网络公益慈善中的上述弱信任倾向、弱信任获取、弱信任维持都是公益慈善日益脱离传统公益慈善制度和秩序的表现。然而，现代性的动力机制派生于时间和空间的分离和它们在形式上的重新组合，正是这种重新组合使得社会生活出现了精确的时间-空间的分区制，导致了社会体系(一种与包含在时-空分离中的要素密切联系的现象)的脱域(Disembedding)，并且通过影响个体和团体行动的知识的不断输入，来对社会关系进行反思性定序与再定序[注][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05页。。因此，需要公益慈善脱域机制的发展并跨越在互联网时代形成的广阔的时间-空间距离去重新组织公益慈善关系。

(一)现代公益慈善的制度性再组织

现代社会，人有一种强烈的想寻找可信任的人的心理需要，但却缺乏制度性地组织起来的个人联系[注][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07页。。互联网条件下，传统公益慈善依赖的时间-空间发生分离，信任的基础条件发生了变化，那么新的公益慈善秩序的形成需要将被互联网分离的时间-空间重新组织起来，实现线上线下有效连接，即连接在场和缺场的公益慈善主体。传统脱域机制主要有象征标志和专家系统两种类型，无论哪种机制背后都必然有强大的权力(政治或经济的)支撑，因此需要依靠权力(政治或经济的)对公益慈善进行再组织。互联网提供了一个不同时间-空间信息的快速传播和反馈机制，能够更容易获得在场感，而在场感对获取信任、维持信任都至关重要，因此互联网也为现代公益慈善的再组织提供了工具。依托互联网等技术对现代公益慈善的制度性再组织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自律和自律公约再组织公益慈善。去中心化的网络公益慈善应该体现网络公益慈善各参与主体的共同理性选择，透明是网络公益慈善各参与主体对公益慈善项目最核心要求，网络公益慈善组织方也都应该投入大量资源用于保障项目和组织透明度。一些公益慈善组织自发地利用互联网等技术工具，自觉地约束组织行为，积极开展项目和组织信息公开、网络互动，结合线上线下场景增强参与主体在场感。例如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从成立之初就将其资质规章、财务信息(审计报告)、月报、季报和年报在其官网公示，尤其是严格按照上市公司标准披露年报，该基金会连续四年被《福布斯(中文版)》评为“中国最透明基金会”，从2008年成立至今建立了2973间梦想中心，对320万名儿童进行教育资助，该基金会与慈善参与主体形成良好的互动纽带和合作关系，也使得参与主体对其拥有信心和信任，基金会募资额每年持续增长，2017年获得超过1.5亿元的募资额。但个别公益慈善组织的自律难以达到改造整体公益慈善事业的目的，公益慈善组织网站覆盖的群体更多是已有捐赠人、受益人等主体，仍然无法给公益慈善造就更多的“世俗的不经意”，不能够彻底解决弱连接倾向的问题。2018年在上海市委统战部、市民政局、市社团局指导下，上海数十家社会组织参与了“使命优先、诚信为本”《上海社会组织自律公约》的签署。公益慈善组织通过更严格的自律促进网络公益慈善更透明化并具有更好程度的交互化，强化主体意识、责任意识，通过集体自律方式由内而外改善公益慈善发展环境，让更多的主体关注并信任公益慈善。

2.法规政策层面再组织公益慈善。我国公益慈善发展的社会基础相对脆弱，尚难以为现代公益慈善事业提供稳定、持续的发展支持。“互联网+”公益慈善的背景下，国家积极从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层面推动公益慈善再组织。2016年9月1日实施的《慈善法》，为公益慈善法治化奠定了基础，该法多处提及互联网，体现了对互联网在公益慈善发展中作用的重视。该法在第八章专章规定信息公开相关内容，规定了慈善组织、慈善信托的受托人以及县级以上民政部门在慈善信息公开中的责任。民政部依法建立了统一慈善信息公开平台：慈善中国网站。2018年9月1日民政部发布的《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办法》正式实施，进一步明确了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应当承担的真实、完整、及时等义务，以及违反义务应当承担的相应责任和规制措施。我国初步构建了一个包含慈善组织基本信息、财产信息、活动信息，信息公开与隐私保护并重，明确义务与责任的制度化、精细化的慈善信息公开体系。国家和相关部门期望通过公益慈善流程制度化、可视化，并通过国家运行的慈善中国网站向公众慈善组织、慈善项目相关信息公开、查询服务。这种再组织提升了监管部门的监管能力、丰富了监管手段，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慈善组织、慈善项目的公信力。然而很明显，这种信息公开并非完整的公益慈善实践过程，有待进一步为公众提供充分、实时的公益慈善信息，以解决弱信任倾向问题。因此，2018年9月3日，民政部印发《“互联网+社会组织(社会工作、志愿服务)”行动方案(2018-2020年)》提出着力解决信息化基础薄弱、信息公开不广泛问题，探索区块链技术在公益慈善捐赠、善款追踪、透明管理等方面的运用，构建防篡改的慈善组织信息查询体系，增强信息发布与搜索服务的权威性、透明度与公众信任度，希望能够全面反映慈善实践过程，增强公益慈善主体在场感。

3.流程规则层面再组织公益慈善。《慈善法》规定慈善组织开展公开募捐，募捐方案应当在开展募捐活动前报慈善组织登记的民政部门备案。而且慈善组织应当按照募捐方案使用捐赠财产，慈善组织确需变更募捐方案规定的捐赠财产用途的，应当报民政部门备案。该法还规定慈善组织通过互联网开展公开募捐的，应当在国务院民政部门统一或者指定的慈善信息平台发布募捐信息，并可以同时在其网站发布募捐信息。对于如何备案，民政部在《慈善组织公开募捐管理办法》予以细化和强调，并发布《关于改进公开募捐方案备案工作的通知》对流程持续优化。依据慈善法授权，民政部已经指定20家网络慈善公开募捐平台，这些平台大多具有较为稳定的客户群，在互联网用户中影响广泛，能够为公益慈善提供更好的接入口，使公益慈善更容易吸引公众目光，进而扩大公益慈善的影响力，并能够通过平台力量为慈善组织增能，提升公益慈善项目规范性和组织实施水平。继而，通过民政部门备案、网络慈善公开募捐平台发布等新流程规则的设计，使得公益慈善更适应互联网时代的要求。

(二)新纽带：公益慈善全景敞视信任维持平台

互联网条件下基于自律、制度和流程规则对公益慈善的再组织，目标是营造透明度高、公信力强且具有持续吸引力的公益慈善事业，形成一个有别于传统的公益慈善运行机制，而在互联网造成传统公益慈善信任条件变化的情况下，只有让公众、公益慈善主体信任这种运行机制，公益慈善才能真正适应信息时代。而寻求信任首要条件是完整的信息，要首先解决公益慈善主体互联网条件下缺场问题。福柯基于边沁全景敞视建筑即“向心的可见性”和“横向不可见性”建筑，提出了现代社会“全景敞视主义”规训机制，在特定空间构建一个中心位置，使被规训对象处于“向心的可见性”和“横向不可见性”的位置，这样在这种特定的空间秩序中便自然地构建出稳定的权力关系。例如对犯罪行为规训，从封闭的犯罪规训、某种社会“隔离区”如监狱扩展到一种无限普遍化的“全景敞视主义”机制[注][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205页。。福柯提出这种全景敞视主义机制不仅可以在监管机制中应用，也可以在凝结公益慈善信任过程中借鉴。

1.全景敞视信任维持平台构建。通过公益慈善再组织，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公益慈善数据库，包括民政部及慈善中国平台(公益慈善核心数据库)——地方民政部门及20家网络慈善公开募捐平台(公益慈善分数据库)——各公益慈善组织、主体数据库(公益慈善子数据库)。这个庞大的数据库对于公益慈善信任的形成、维护非常重要，也具备了形成一种基于信息公开、数据记录、信息记载、大数据呈现、多元监督等功能的公益慈善全景敞视信任维护平台(见图2)的可能性。要构建公益慈善全景敞视信任维护平台，还应当继续完善该数据库功能，加大技术投入，采用公益链技术和公益慈善账户，构建公益慈善全景敞视信任维持平台，实现人格信任、系统信任及分布式信任等信任关系的互相嵌入的新信任模式，着力解决公益慈善信任风险问题，进而奠定网络公益健康发展的信任基础。

2.通过全景敞视信任维持平台实现信任机制升级。区块链技术本质上是创新分类账本技术，借鉴这种技术开发公益链可以看成是一套由多方参与的、可靠的分布式公益慈善数据存储系统，可以帮助实现所有公益慈善参与者数据、信息共享、共识、共担，使得公益慈善参与者随时随地都能够知晓公益慈善组织和项目信息，公益慈善参与主体根据系统数据和信息进行预判，决定下一步行为，进而实现公益慈善信任维持和升级功能。区块链公益慈善账户与普通公益慈善账户区别在于，将原本由特定一方掌握的“账本”分享到公益慈善实践各环节的每个参与者手中。公益慈善各方共同记账、信息同步，账目一旦记录将无法篡改，便于监管和审计，通过这种技术的应用可以实现通过公益慈善实践，进一步提升信任数量和质量，从整体上提供一个公益慈善各方分工负责、联合监督、互信合作的信任维持和升级方案。

3.全景敞视信任维持平台的功能发挥。公益慈善全景敞视信任维持平台关键是确保公益慈善相关主体遵守相关制度和技术要求，及时、全面、客观真实地通过公益链将公益慈善数据和信息公开记录到公益慈善数据存储系统，展示在全景敞视信任维持平台，实现公益慈善相关主体之间经常性接触和数据互通，使得公益慈善相关主体之间消除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距离感，获得在场般体验，并通过日渐深入的公益慈善实践，从公益慈善信任倾向凝结和维持公益慈善信任关系，进而形成公益慈善共同体和健康持续公益慈善文化。

(三)互联网条件下公益慈善再嵌入行动

如何将被互联网分离的传统公益慈善通过时间与空间通过公益慈善全景敞视信任维持平台进行重新凝结？这就是吉登斯所说的再嵌入问题。吉登斯认为在现代性条件下，对抽象体系的信任态度通常总是与日常行动的延续性相关联，并在很大程度上被日常生活自身的环境所强化[注][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78页。。因此，需要将公益慈善全景敞视信任维持平台纳入公益慈善日常行动环境，增强接入口吸引力、强化权威性，并通过增强互动性提升认同感。

1.提升公益慈善网络接入口品质。吉登斯认为对特定抽象体系的信任或不信任的态度，很容易受到在抽象体系入口处的经验的强烈影响，交汇口成为非专业人士的怀疑主义态度与职业化的专门知识之间产生紧张的地带这一事实本身，使他们被公认为是抽象体系之所以脆弱的根源[注][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79页。。当前民政部指定的20家网络慈善公开募捐平台的支持分别由国内社交、电商、金融、生活服务等领域实力较强的机构提供，有些平台已经在公益慈善领域形成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品牌，例如腾讯公益平台、阿里巴巴公益平台、联劝网平台等，这些平台已经为众多公益慈善组织提供公开募捐相关服务(如表2)。但当前公益慈善项目网络接入口仍然吸引力和可及性不够，一般网络用户不太容易关注到慈善捐赠项目，一些平台由于各方面原因，自身业务与实际服务社会组织(慈善组织)功能定位不够清晰，导致服务力度和服务品质不够，大多数平台并没有着力建立和维系社会公众与公益慈善机构的信任纽带，从整体上影响了公益慈善项目网络关注度和公益慈善信任关系营造。在公益慈善全景敞视信任维持平台运行过程中，各方应当着力优化公益慈善网络接入口，增大社会对公益慈善的信任倾向，进而参与公益慈善，凝结公益慈善信任。

表2 民政部指定第一批11家网络慈善公开募捐平台慈善组织数据

注：数据来源于各平台官方报告和网站数据；募捐额四舍五入保留到小数点后2位。

2.树立平台数据和信息的权威性。公益慈善全景敞视信任维持平台依赖公益慈善各方协同，激发的是参与各方共同的理性，是推动公益慈善形成共同伦理规范的重要途径，通过有效发挥平台的作用，有助于形成网络公益慈善社群的信任规则体系和网络公益慈善社群的自治规范，推动公益慈善信息工具、监管工具、评估工具创新[注]赵文聘：《网络公益创新的价值偏失与纠治》，《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6期。。因此在公益慈善全景敞视信任维持平台运行过程中，应当从法律制度和实践层面增强平台数据和信息的权威性，必须严格执行《慈善法》、《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及民政部《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办法》等规范性文件关于信息公开的要求，将相关数据和信息及时、全面、真实地上传到公益慈善全景敞视信任维持平台，相关各方依据平台数据和信息开展的相关行为应当受到法律认可和保护，依据平台数据和信息出具的评估报告等在司法实践中应予以认可。平台数据的权威性更体现在平台数据日益成为各公益慈善主体监管、评估的主要数据来源，平台数据成为公益慈善共建共享格局的支撑力量；体现在各公益慈善主体能够结合智能分析技术，将平台数据中的公众对公益慈善的偏好、不同地区的公益慈善需求和特点，以可视化的方式动态呈现出来，从而能够更有针对性地制定公益慈善策略[注]徐家良：《互联网公益：一个值得大力发展的新平台》，《理论探索》2018年第2期。，开展更高水平的公益慈善实践。

3.增强公益慈善线上线下互动交流功能。公益慈善全景敞视信任维持平台最核心的功能就是将互联网时空分离状态下公益慈善非当面承诺转变为当面承诺，进而维系公益慈善信任关系。一些公益慈善组织如联劝基金会建立了捐赠人社群“劝友会”，通过公益活动、公益产品、公益志愿者服务、在线捐赠/定期捐赠、联劝内部评审会、项目观察员等多元的活动形式，吸引公众通过不同方式参与到公益慈善中来，通过聚焦式互动和公益慈善项目决策民主维系网络公益慈善各主体之间的信任关系，进而提升公益慈善主体参与度和支持率。公益慈善全景敞视信任维持平台可以在构建互动交流中发挥作用，平台通过运用各种媒介进行线上互动，并通过线下活动进行面对面沟通，吸引公众通过不同方式参与到公益慈善中来，丰富公众的参与体验的同时，获取对公益慈善项目的全方位数据和信息。这种互动过程就是将接入口产生的信任倾向，通过公益慈善实践中聚焦式互动，进而转变为持续性、稳定性的信任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