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守与镜鉴：我国艺术电影文化强国之路

慕 玲 曹亚昕

艺术电影是中国电影文化体系的有机构成，无论是从保障中国电影市场健康发展，亦或助力中国从“电影大国”走向“电影强国”等维度考量，艺术电影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在更宽广的视阈中，艺术电影作为中华文化的内容支撑与传播载体，已经纳入到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设计之中。反观国内艺术电影市场，围绕艺术电影发展产生的舆论现象此起彼伏：2016年《百鸟朝凤》制片人为影片排片下跪，2018年《大象席地而坐》导演在贫困与绝望中自缢身亡，2019年柏林电影节斩获男女双料银熊奖的《天长地久》在国内票房也尚未过亿……这些现象从不同侧面折射出目前中国艺术电影的生态，艺术电影未来之路还很久远，如何在战略层面思考艺术电影的发展从而为艺术电影“赋能”则成为当务之急。

一、新生态下发展艺术电影的战略价值

艺术电影自诞生以来，因其功能定位与艺术特征被研究学者定义与解读。比如，“出于审美原因而非商业利益”[1]与“好莱坞”消费文化所区隔，它代表着“高雅艺术形态的堡垒”。[2]“具有独特的惯例”[3]“偏离了电影制作的主流‘经典’规范，通常以‘放松因果链’的方式来处理叙事”[4]，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尽管没有绝对而统一的概念，但这些分散的概念在交汇中勾勒出艺术电影的基本属性：以小众化与艺术性为特征，以知识阶层为重度消费群体，以其独特的精英意识与价值引领带给观众精神滋养与灵魂慰藉。

（一）构建多元化电影文化体系的内在要求

近些年，随着整个社会艺术需求与艺术水准的提升以及艺术影院的建立与布局，中国艺术电影不再“曲高和寡”，“王谢堂前燕”正逐渐“飞入寻常百姓家”。从数据上看，北京、上海、杭州、成都、深圳等城市艺术观众规模不断扩容，2018年北京电影节展映单元上座率已经达到七成，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艺术电影在现代化进程中满足人民文化生活新期待方面的巨大价值，也折射出电影消费市场多样化的需求与趋势。而在深层次的电影文化市场体系建设层面，以往中国式的粗放的电影三分法，即“主旋律、艺术片、商业片”划地为牢、各自为政的状态正在改观，电影的艺术角色、社会角色、产业角色相互割裂与背离的困局开始松动。在政策与市场的调解下，各类电影的文化功能、艺术责任、价值担当与市场拓展等方面的定位逐渐清晰，相互间交叉贯通、高度渗透的关系日益紧密，建构多样化、差异化、融合化的中国电影文化体系已成势之所趋。

（二）弘扬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与源头活水,习总书记在多次讲话中强调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艺术电影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坚守与传承，是文化自信与文化审美风范的集中体现，它对现实与历史的审视与反思、对人性的追寻与叩问，折射出崇高的民族文化价值观，担负着为整个民族培根铸魂的作用。近些年，随着中国电影的崛起与勃兴，艺术电影在选题方向与艺术表达方面均呈现新气象，创作了一批具有浓郁中国传统文化气质、传达艺术之美与精神之魅的优秀作品。《刺客聂隐娘》以空镜头、长镜头、原味的器物道具以及非戏剧化的叙事手法，对中国文化的审美风范进行诗意表达，为观众呈现了充盈着中华古典美学神韵的画卷。《百鸟朝凤》讲述了唢呐技艺传承人在市场大潮的冲击下矢志不渝守初心的故事，唢呐声中传递的是一种田园牧歌式美好生活的追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学艺先学人”的价值观念和中华大地八百里秦川的不死精魂。这些基于传统文化元素的电影作品，或如诗如画或深入骨髓、镌刻灵魂，正在由表及里的从艺术呈现向价值追求探入，探索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的本源并以独特的方式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了艺术作品应有的精神高度、文化内涵与艺术价值。

（三）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选择

文化作为国家形象与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支撑，在愈演愈烈的国际竞争中逐渐成为各方博弈的焦点。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电影以“润物无声”的软传播特征成为传播势能最大、传播效果最佳的手段之一，被纳入到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国家战略设计中。艺术电影彰显了中国精神与中国气韵，构建起独特的东方意象与东方情境。比如，《长江图》对以长江为特征的民族形象进行艺术观照，“富有质感的水墨画式的图景、交错的时空以及宗教、诗歌，营造了一种‘很中国’神秘感”，“呈现了一个魔幻的东方国度”。[5]尤其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改变经济、文化交流失衡的格局，离不开凝聚了中国人审美追求与价值取向的艺术电影，艺术电影体现着共同的“人性、人伦、人情”，具有独特的文化吸引力与感召力，在“文化交往”和“民心相通”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存在价值。[6]可以说，艺术电影正在以其“形塑”功能打破西方国家对于中国的刻板印象，以其“联通”意义激发沿线国家对于中国形象的认知与认同。

二、我国艺术电影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

（一）艺术电影供给短缺，对消费市场有效支撑不足

近些年，中国电影进入快速发展的上升通道，无论从电影产量、电影产值亦或本土市场占有率，中国都堪称世界电影大国。但当前中国电影也呈现出资源集中度不高、影片类型不够多元、国际辐射力还有待提升等现实特征。以2018年的电影市场为例，全国上映的400多部影片中，票房低于百万的影片占到了约3/4，“两个效益”兼具的影片仍然集中在商业电影领域。作为小众电影的艺术电影，在整体电影市场结构中占比尤为低下，再加上电影进口配额没有放开，艺术电影片源存在着供给侧短缺的问题，无法完成对影院、对市场需求的有效支撑。至于票房，艺术电影整体上似乎难以打破“叫好不叫座”的魔咒，即使国际电影节获得盛赞的影片《山河故人》《天长地久》《刺客聂隐娘》在国内票房也均未过亿……艺术电影的生态环境，在满足观众多样化的影片消费需求以及提升观众对于艺术电影的消费兴趣与欣赏水准等方面都稍显乏力，长此以往，有可能引起艺术电影产业链条各环节尤其是创作与消费环节的恶性循环，使得艺术电影缺乏内生动力而裹足不前。

（二）艺术影院经营困难，产业化之路遥远

近几年，中国电影市场的电影院线以及银幕数量均保持了高速增长，然而这并没有缓解我国艺术影院短缺状况。目前，我国还没有完全意义上的专门艺术院线，所谓的艺术院线实际上是影院的局部联盟，是商业影院追求业态多样化的需求外现。比如，作为中国最大的艺术院线城市上海拥有十家“艺术影院联盟”，实际上艺术电影只是作为“艺术影院联盟”的播出类型之一，除了上海电影博物馆与中华艺术宫艺术剧场为固定艺术影院，其他商业影院上映的艺术影片占比仍然很低；北京艺术影院有中国电影资料馆艺术影院、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艺术影院、百老汇电影中心等三家，2018年首都之星艺术影厅联盟成立，首批入驻影院包括16家商业影院与4所高校院校，以每周不低于两场的频次放映艺术电影，实际上并没有改变影院的商业属性。国内其他城市的艺术影院、艺术影厅的数量更少。尽管国内艺术影院、艺术影厅的盈利模式不同，但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盈利困难，放映渠道的稀缺与不畅，这对于小众化的艺术电影的产业化进程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

（三）艺术电影排片率亟待提升，电影文化市场结构不均

商业影院的逐利属性与市场属性偏弱的艺术电影的发展呈现一定的矛盾，也导致了较低的排片率，这也是制约艺术电影发展的主要问题。在艺术影院中，很多艺术影院因为生存所迫，经常出现“挂羊头卖狗肉”播出大量商业影片的行为；而在普通影院中，商业影片占据了极高的排片率，像今年5月份热映的《复仇者联盟》的最高排片率达到90%以上，而同期艺术影片《撞死一只羊》不足1%，艺术电影的排片空间被进一步挤压。这种畸形的排片方式，从单一影院主体出于现实的考虑自然无可厚非，但从中国电影长远发展的角度来观照这一现实，损伤的不仅是艺术电影的元气与士气，对于中国电影市场的健康发展不亚于“涸泽而渔”。而在法国，有单片的排片率不能超过35%的限制性规定。对此，我国也有部分专家学者提议，无论是国产片还是引进片、商业片或是艺术片，任何一部影片的单片排片率应限制在38%，留给艺术电影以及其他小成本电影一席之地，以保证整个电影市场文化的多样性。

（四）过度依赖电影节的评价机制，文化主体性不彰

我国艺术电影评价包含了票房、影评和电影节等评价方式，目前又以电影节作为最重要的评价方式，这也决定艺术电影创作与营销的“电影节路线”：一方面为艺术电影的交易和艺术影院的放映提供了“商业”标准，另一方面也形成了以获奖为目的的创作导向。国际电影节的评价机制对于影片的艺术价值提供了严苛而精当的标准，而在意识形态传达层面，奖项标准具有明显的等级思维体制，往往由美国、欧洲等全球话语掌控者把持，西方规则下的选题往往聚焦于迁徙、离散、种族、文化等选题，一定程度也会带来中国艺术电影的创作在格调呈现上偏于灰色与边缘。今天，仍有不少艺术影片在不遗余力的表现小人物，背离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以个体悲欢替代了主流社会的蓬勃之姿，缺乏“深厚的文学性与人文性”“没有处理好个人与社会、大与小、形与意、经典与世俗的关系”[7]再者，“他者”视角的评价标准，误导中国艺术电影“以洋为尊”，趋向于“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对于西方的话语体系与价值观念的盲目追随的行为，极易带来中国文化主体性与中华价值观的丧失。

电影《大象席地而坐》海报

三、国外艺术电影的发展模式研究

（一）法国模式：立体化的政策扶持体系

艺术电影在法国具有崇高而独特的地位，它是法国电影产业的重要支撑，也是法国民族品牌和国家形象的重要载体。法国艺术电影的成功离不开国家的顶层设计与广泛的观众基础。立体化的政策扶持体系、成熟的电影节产业、完善的艺术电影院线以及“电影之都”的艺术氛围，使得法国艺术电影在全球电影格局中独树一帜，对于全球艺术电影形成持续的引领与驱动。尤其是法国的电影政策扶持体系建立早、辐射面广、力度大，对于法国艺术电影的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早在1959年，法国即依托《电影资助法》设立电影产业基金，国家电影中心（CNC）从票房中抽取一定比例的税金支持电影的创作与宣发，这一扶持政策延续至今，促进了法国电影产业领域的良性循环。从具体数据看，2013年法国国家电影中心（CNC）收入6.88亿欧元，其中又有3.22亿用于资助电影业，电影扶持比例之高由此可见一斑。[8]而艺术电影的扶持贯穿于电影产业链条的各个环节：融资环节，可申请部分“收入预支”补贴电影制作项目，待影片上映取得收益后再归还。制作环节，鼓励处女作，设有专门的资金支持新人作品、实验电影和短片；发行环节，设立专门基金促进电影市场的多元化，包括资助排片不足的电影作品及艺术电影回顾展等。而对于电影产业的资助，法国官方则设置了清晰而严格的评审标准，需要由百名横跨学界、业界等成员组成的“艺术影片推荐评审会”来对扶持影片进行遴选。

（二）美国艺术电影：市场驱动下成熟的产业体系

美国模式则提供了艺术电影产业运作的范本。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美国，尽管来自官方的支持有限，艺术电影却依托一整套市场竞争策略，在好莱坞的挤压下形成一定的生存空间。美国经验显示，第一，创作层面的精准定位。通过差异化观众定位和文化消费习惯聚焦，展示边缘群体生存状况等严肃与争议性主题，在艺术创新与观众接受之间寻找平衡点，从而与好莱坞商业电影形成区隔，并形成具有生命力与吸引力的电影亚文化。第二，映演渠道的多维构建。美国搭建起一套由电影节、艺术影院、独立电影频道、在线播映等组成的映演渠道体系，实现不同播映平台的价值变现。第三，弹性的发行与营销策略。美国艺术电影将电影节作为重要的融资与营销平台，利用电影节的集聚效应与品牌效应进行影片的营销；同时，采用分阶段放映的平台发行模式，选取具备良好艺术电影基础的少数城市影院上映，然后根据市场反馈做出扩大发行规模或是提前中止发行的判断。

（三）韩国模式：曲折的多样化电影之路

韩国艺术电影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进入观众视野，它的发展经历了几个重要节点，这些节点的国家政策与市场特征勾勒并折射出韩国艺术电影的真实生态。1998年，韩国电影以分级制度取代原有的剪阅制度，以往涉及到政治等敏感题材的艺术电影得以“拨云见日”并屡次在各大国际电影节折桂，艺术电影生存与发展空间实现了根本性扩容。1999年，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Korean Film Council）成立，相继出台了涵盖了专款协助艺术电影拍摄、发行以及院线运营的多项顶层扶持政策，这些举措进一步加速了艺术电影的发展，尤其是电影辅助金制度的确立，面向实验短片、艺术电影的创作者提供极大高达4亿韩元或30%的制作费，而无须归还资金以及不以奖项作为回报。2006年10月，韩国文化观光部颁布《电影产业长期发展计划（2007-2011）》，并将“确保电影多样性”作为电影政策的重点方向，至此开启了发展以艺术电影为代表的多样性电影之路，但从效果看，韩国文化产业的高度发达主要集中在商业影片，2003年至2015年期间，多样性电影在韩国的占有率没有超过10%。[9]原因还在于政府对于艺术电影的价值认识不足以及在商业电影银幕调控不力。[10]

四、关于我国发展艺术电影的思考与对策

鉴于艺术电影在国家文化战略布局方面的重要价值，当下，我国亟待探索全面支持与发展艺术电影的可持续发展的路径、方法、手段、措施。

（一）制定顶层设计，培植艺术电影发展的良好生态

长期以来，国家高度重视电影行业的发展，对于主旋律电影、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政府设有相应的扶持政策，社会各界也投入了大量资金，但对于文艺电影的扶持是从近两年正式拉开序幕。2018年电影纳入中宣部管理序列，国家电影局与国家电影专项资金办相继出台多项政策支持艺术电影的发展，对于国产艺术影片的放映、发行包括对外交流等给予专项资金补贴，并将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等特色院线的发展纳入深化电影院线制改革的层面考量，这些政策彰显了国家支持“传承中华文化、具有艺术创新价值的国产电影”以及“提高影片供给多样性”“提升国产电影竞争力”的迫切要求，为艺术电影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生态，对于“踟蹰”中的艺术电影无疑一剂强心剂。但相较于国外高度繁荣的艺术电影，我们国家艺术电影扶持之路还刚刚起步，专门的评估、扶持机构、平台和资金都有待进一步加强与完善。国家有必要进一步制定艺术电影的顶层设计，对艺术电影实施保护性政策，扩大艺术电影的扶持范围、力度并设置相应的评估标准，从放映与发行环节延伸到更为广阔的艺术电影人才培养、创作孵化、作品交流等全产业链环节提供资助和扶持，并利用专项资金对各影院进行补贴以保障艺术院线的生存需求。通过顶层设计与政策扶持的方式为艺术电影的发展助力，培植艺术电影产业成长的优良生态，缩短艺术电影产业化的路途。

（二）深化供给侧改革，多渠道拓展艺术影片片源

艺术电影的发展繁荣并非一蹴而就，整合与开发现有的资源也是改善与扭转当下艺术电影片源短缺的有效策略。首先，以文化交流为契机，延续与国际电影节合作的方式获取片源，或是遴选各大使馆举办的艺术影展，进行主体性、创新性、专题性的策展活动。仅以2019年北京国际电影节为例，参展商已经达到270多家，国际展商比例高达51%，连续两年超过国内参展商，这些渠道丰富了艺术影片的片源市场。其次，挖掘国家性电影博物馆的馆藏影片的传播价值。作为国家档案馆，中国电影资料馆目前正在做部分影片胶转数的整理与放映工作，2018年12月，国家电影局出台了《国产电影复映暂行规定》，提倡“以国产影片复映增加电影市场供给”，这为电影资料馆的大规模影像开发提供了参考依据，但将其打造成为一个“DCP胶转数的加工中心和版权流转中心，成为一个真正的服务性中心”[11]，还需要国家出台相应的政策并给与资金扶持，其中，最大的问题是影片的版权处理，比如，老片子的版权开发则需顶层政策来整合所有国有厂资源。

（三）创新传播空间，将艺术电影融入公众日常生活

在艺术电影的整个产业链条上，院线环节的薄弱与市场低迷的状态呈现高度相关性，艺术电影的传播半径亟待拓展。为了弥补艺术电影院线的缺失、增加艺术影片的曝光量，2016年10月全国电影放映联盟成立，如今，已在200个城市拥有1260个加盟影院，并以平均每天3场艺术电影的排片量，这种形式一定程度上有效缓解了艺术影片排片不足的颓势，也是艺术电影在放映环节的有益尝试。

实际上，艺术电影传播空间并非局限于专业艺术影院放映，公共艺术空间的延伸与利用也是提升影片曝光率与传播范围的重要方式。在国外，电影博物馆、电影档案馆、美术博物馆、小众艺术博物馆等公共空间都将艺术影片的展映纳入常规运营编排之列，知识分子、白领人士以及大学生等这些公共空间的常客构成艺术电影的受众主体。以美国国家美术馆为例，馆内设有专门的电影项目，全年免费向公众提供馆藏的数百部世界各地经典影片以及当代电影。该项目通过影片展映、学术交流、制作人访谈等多元化的形式，鼓励观众了解电影的历史以及电影的社会功能。全年周末都会有著名艺术家的创新回顾以及无声电影、新纪录片、实验影片等展映活动，很多影片的展映甚至保留了原始格式。这些公共艺术空间已经超越了单一的艺术影片展映功能，并非仅在放映规模与频次上拓展了艺术电影的传播空间，而是将电影文化与电影艺术融入到公众的日常生活中，驱动城市空间转变成“真正有活力的城市公共空间，促使人们交往、有利于认同的形成”[12]，在“日用而不觉”的环境中培育起公众对于艺术电影的审美观、文化观、价值观。

（四）坚守文化自信，构建中国艺术电影的评价体系

电影评价体系的价值并非拘泥于影片的“事后”评估，对于影片“事前”的生产创作的指导作用同等重要。它的本质在于调试与优化产业链的各环节的结构、功能以实现电影产业的良性运行。目前国家还没有专门的艺术电影评价体系，亟需建立新的艺术评价体系来驱动与指导艺术电影创作。这一体系的设计需要打破长期以来通行的两种观念，即破除“唯票房论”和“唯电影节论”。破除“唯票房论”，即不能简单地以票房成绩衡量一部影片的价值，更不应把艺术院线的建设成本和风险都转交给发展中的艺术电影院线；破除“唯电影节论”，则需扭转以在国际电影节获奖作为终极诉求的艺术电影创作趋势，拒绝做西方评价体系的跟随者，而是尝试以引领者的姿态开创一套新的评价体系。

鉴于艺术电影在国家文化战略中的地位，艺术电影评价体系应从国家文化安全和强化中华文化的主体性的角度考虑，着眼于艺术电影的文化创新与艺术引领功能，基于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基于“三精”品质的艺术创作标准，基于中国好故事的价值判断与叙事呈现，同时合理设置反映受众接受程度的票房等量化指标来设计评价体系，使得中国的艺术电影在新评价体系的指导下，既能凸显艺术电影的精神高度、文化底蕴与艺术底色，又能最大程度地被国人认可以及被世界认同，真正做到把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阐述好。尽管距离这一目标尚有距离，但改变根深蒂固“以洋为主”的生产与评价机制已是当务之急，这关系着艺术电影的未来走向，关系着艺术电影是否遵循“文艺创作”的本质以及艺术电影能否在全球文化交流互鉴中发挥应有价值。

结语

中国艺术电影的崛起与价值回归，除了依托国家政策与社会扶持等外在驱动力，根本性的内在驱动来源于艺术电影自身产业能力的形成，以及具有艺术消费基础的观众市场的形成。因此，中国艺术电影应借力顶层政策培植良好氛围，加快艺术电影转型升级与产业体系建设，探索适应中国国情的文化消费模式与商业逻辑，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电影的文化体系、美学体系、价值体系与市场体系，推动艺术电影产业链条上各环节的变革与共振，更好地建构与充盈国民的精神家园，促进中华文化与中国形象在全球范围的广泛传播与价值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