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深度融合和全媒体环境下的新闻教育

涂鸣华

摘要：随着媒体深度融合进程的加速，全媒体时代已然来临。为适应新的媒体发展形势，新闻教育应该随之做出调整。文章分析了媒介融合的发展阶段，以及新闻教育和媒介融合间的关联性，提出深度融合背景下的新闻教育途径。

关键词：媒体融合 全媒体 新闻教育

媒介融合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现的概念，上世纪末传入我国，因此对媒介融合和新闻教育的关系探讨并非新的话题，但随着全媒体时代的来临，媒介融合有了新的内涵，那么新闻教育也应当作出新的调整，融入到全媒体环境中。

媒介融合的概念和发展阶段

“媒介融合（Media Convergence）“这个概念最早由美国政治学者伊契尔普尔（Ithiel Pool）于1983年在其著作《自由技术》提出，指的是各种媒介功能一体化的趋势，我国学者孟建指出“最初人民关于媒介融合的想象更多的集中于将电视、报刊等传统媒介融合在一起”。有意思的是，早在民国时期，著名记者戈公振就已经设想过未来媒介融合的场景，“则至其时，报馆可不复印刷报纸，只须使各阅户皆置备一无线电话及摄影机，报馆编辑室则将稿件随编随发无线电浪，传出文字或图画，各地阅户随时由无线电机收受新闻若听留声机看影戏然。”可见戈公振是比西方更早预见未来“媒介融合”的中国学者。

上个世纪末，媒介融合的相关概念被引入我国，起初介绍时也只是将其认为是“不同媒介的相互渗透”，例如电视节目采用报纸排版和报纸照片，广播播放报纸摘要，发行有关电视节目的报纸等，这可以算是”媒介融合“的轻度融合时期。

进入新世纪以后，媒介融合的相关实践更加丰富。根据蔡雯等人的研究，此时媒介融合包括内容融合、渠道融合和终端融合三个不可分割的方面：内容融合包括图像、声音、文字、视频等形式的媒介內容整合在以数字为基础的信息平台上;渠道融合指的是随着网络技术的应用，不同媒介类型的媒介信息在共享平台上集成和分发，包括三网融合以及中央厨房等;终端融合指的是媒介消费者的接收设备呈现多功能一体的特征，如数字电视、智能手机等。这个阶段可以算是媒介融合的中度融合时期。

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舆论和宣传工作高度重视，对媒介融合等新媒体现象有了更为全面和深刻地认识。2019年1月25日，中央政治局就全媒体时代和媒介融合发展在人民日报社举行集体学习，习近平同志指出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建设全媒体成为我们面临的一项紧迫课题。为此中央做好顶层设计，对“各种媒介资源、生产要素有效整合”，相关举措包括中央电视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合并以及其他一些管理措施。这些媒体所有权融合，以及政府规制措施的融合，正体现着我国的媒介融合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媒介深度融合”时期。

在融合发展阶段，广电的教育突破了以往编采、播音，而开始涉及到广电新闻各个领域，“突破广电系统办学模式，发展成为全社会办学模式”。一些综合性大学的广播电视教育借助多学科优势办学，另外一些专业院校则追求广电加优势专业的办学理念，如广电和财经、广电和体育、广电和政法等融合发展，寻求融合发展，以突破发展的同质化趋势。

新闻教育和媒介融合的张力

新闻教育的发展逻辑是专业性和系统性，这导致的结果第一是强调学科的独立和边界意识，不断划分专业的教学和研究领域。一般在专业建立阶段，当一项新的媒体形式出现，会零散地出现在传统媒体教育之中，而且往往会是先有技术再有应用。例如广播刚出现时代，相关培训的课程主要涉及的是技术和单一的广播媒介服务领域，如1929年国民党当局开办的收音员培训班，主要关注于广播有关课程。随着广播的普及，1935年，刚成立的中央政治学校开设“无线电学”课程，1943年，顾执中的民治新闻专科学校在重庆开设广播学课程。这些是广播这一新媒介形式的零星出现时期。

而到了学科独立阶段，则开始了学科体系建设阶段，还是以广电为例。一是专业的教学机构出现，如1959年中央广播事业局开办的北京广播学院。二是有专业的研究机构，一大批有志于从事广播研究的人员陆续有了一定的影响力，所从事研究领域开始得到国家的认可，例如进入国家颁布的专业目录。三是有相应的教材建设，形成了本学科的专业话语。

在独立话语增强的同时，边界意识也在加深。这里包括新闻教育的大边界，新闻学从文学、历史和社会学等其他学科脱离，起初新闻学毕业生颁发的是文学学位，广播电视学毕业生还被授予过艺术学学位，逐渐新闻传播学地位独立，直到1998年成为一级学科。同时学科内部也在不断重复上述的过程，从大学科里不断分化出更多的子学科，并同其他学科交叉出理论、经管、伦理和实践等若干个方向，不断产生二级和三级学科。

第二是突出学科的体系，在学科边界划定以后，内部体系的建设也在强调，在涉及到专业的学科评估和认定时，完备的学科体系这类提法被一再强调。

第三是强调培养的层次，一般院校新闻教育的形成，往往从几门课程开始，逐渐发展到开始本科招生，接着几个本科方向，再接着二级硕士点、一级硕士点，博士点，直至双一流建设。评价新闻学教育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就是学科点建设。

第四是以研究为本位，高校的评价体系往往基于学术研究，因此熟悉学术体系，受过严格学术训练的青年博士生成为高校教师的主要后备人才，而相关论文和课题的数量则成为教育的硬指标。

媒介融合的发展逻辑是第一跨学科边界，这包括三个层次跨学科。一是新闻学同其他学科的交叉，在日常实践中，从事新闻报道的新闻工作者往往是集中在某个专业领域中，这就需要从事媒体实践的人同时需要两个甚至更多的专业背景。例如从事金融报道的，既需要新闻学知识，也需要金融的相关知识。二是新闻传播学内部的融合，从事内容传播的新闻从业者，也需要了解广告经营、公关宣传等媒介管理上的知识。三是媒介形态的跨越，文字、图片、视频、移动多媒体信息载体的融合使得从业者必须是多面手，不能有短板。

从非体系性上来看，媒介实践的快速发展使得大量媒介从业者来不及甚至不需要完备的知识建构就已经开始从事实践活动了。大量对学科建设上不可缺少的课程，对于媒介融合的实践而言没有多少用处，而媒介技术的快速发展甚至使得学科体系都来不及作出系统性的反应，例如媒介融合早已经是公认的媒介现实，但有关中国媒介融合史的著作还没有诞生。

从需求的适应市场性来看，媒介融合要求人才能干出活，对于人才本身的层次，要求并不多，事实上过高的学历反而会降低其适应新媒介环境的能力。

张力下的融合困境

因为新闻教育和媒介融合两者在发展上存在着张力，无论是在业界还是学界都对有关媒介融合的呼声很早也很高，但同期望之间，仍存在着不少的差距，许多相关的措施往往成效不大，甚至起到了相反的效果。

例如一般在轻度媒介融合阶段，往往是新媒介形态产生和发展之初，很多院校的应对之道是在原有的专业基础上开设新的课程，如以前在纸质媒体时代，开设广电、摄影等课程，互联网出现以后，则竞相开设新媒体、多媒体以及移动媒体乃至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方面的课程，以达到涵盖各个媒介形态，紧追实践发展的目的。其结果却是随着课程越开越多，导致仅新闻教育的相关课程学生就难以修完。另外随着各个媒介形态的课程增加到一定程度，又开始了学科独立、专业割据，如影视方向从新闻中分离，新媒体同传统媒体分道等。目前国内很多高校就是这样的情况，培养计划上是要求学生一专多能或者多种技能培养，但是在课程设置、院系管理上，却条块分割趋势愈演愈烈。

即使能够开出相应的课程，也达不到相应的目的，这是因为一则师资得不到保证，二则是一项媒介技能并不是一门甚至几门课能涵盖的。现在不少学校开设了大数据新闻，但没有相应的统计学基础和一些计算机知识，学生必然只能获得隔靴搔痒的知识。

还有的院校应对媒介融合趋势的办法是加强学生的实践培养，一方面是在学校内部建设媒介中心、新闻演播室等，另一方面则是和外部媒介机构合作，以实践、共同培养的方式弥补学校教育的不足。这样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一是院校花大力气建设的校园新闻平台，投资巨大，并且还要不断更新，但实际用率并不高，不少高校的媒体实验室从立项开始就过时了。还有很多学校的虚拟演播室之类，最多只能和校园新闻网共用，受众面窄，新闻单一而且管理上还过于的官僚化，并且这样学校还因为缺乏足够的有实践经验的师资，使得教学水平低下，乃至设备荒废。而同校外媒介机构合作，则因为不可控因素较多，往往学校没有办法体系化管理，难以监控实际的效果。

现在不少新闻院校应对媒介融合的方案是双学位模式，一是在头两年不分专业大类培养，后两年进行媒介相关课程学习;二是从其他专业招收大三本科生;三是让新闻专业学生选修第二专业。这样的培养模式，会使得学生课业负担过于沉重，而且课业的增加反而占用了实践的时间，使得学生缺乏必备的媒介技能训练。同时过多的课程也使得学生知识体系反而不完备和深入，无效学习太多，看上去学生的成绩单很全面，但实际上都是纸上学分而非实际能力。

深度融合下的新闻教育

新闻教育如何适应全媒体环境下的媒介深度融合趨势，本文认为当前的新闻教育应当深嵌入媒介机构，同媒介的实践机构全面整合和合作，共同培养新闻人才，而非目前的教育和实践各自为政或丝连藕断。

可资借鉴的是国内医学教育的培养模式，医学院的本科教育同医疗机构是紧密联系在一起，医学院都有自己的附属医院作为学生的实习基地，附属医院的医生同时也是医学院的教师。这样的制度安排下，老师本身有丰富的一线实践经验，而学生也有足够机会获得实践技能培养，并且因为教育和实践机构是在一体化管理，能够很好地协调两者的关系。

其实以往我国也有类似的经验，民国时期上海新闻教育最成功的不是复旦大学和圣约翰大学，而是顾执中创办的民治新闻专科学校，其经验就在于一是所有教师直接从新闻机构一线聘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二是学校创办在市区离新闻机构很近的地方，便于跑新闻和学生实习。三是教学上强调实践并鼓励学生去各大新闻机构。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新闻教育，也有两个可资借鉴的例子，一是1978年人民日报社和中国社科院共同管理的社科院新闻研究所，另外是1986年新华社成立的中国新闻学院。它们的共同之处都是新闻教育深嵌入到媒体实践中，同相关的新闻机构《人民日报》和新华社深度合作，接受实践机构的管理。这使得这两所机构培养的学生实践能力强，至今还被很多人怀念。但可惜的是，因为各种原因优秀的传统没有传承下来。

现在国内很多新闻机构有部委共建的计划，也有和新闻机构合作的情况，此外还有学界和业界交流的各类计划，但都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并且高校的管理模式和业界实践存在着天然的体制壁垒，这使得有实践经验的从业者因为学位问题进不了高校，而有学位的老师们又对媒介实际情况一无所知。

要让新闻教育突破现有的逻辑悖论，应当大胆借鉴以往的成功经验，进行体制上的改革而非课程体系之类的调整，鼓励新闻教育机构和新闻媒体之间的深度融合，而非表面的合作。

第一，树立正确的新闻教育观，以培养合格的新闻人才作为评价新闻教育的主要标准，改变现有的新闻教育评价体系里重学轻术的做法，这是媒介和新闻教育能够深度融合的关键所在。

第二，改革以高校院系教育为主的新闻人才培养体系，将其调整为以新闻机构为主至少是共同为主的模式，现有的新闻教育情况已经证明，单纯依靠高校体系培养新闻人才，总是会出现教育落后于实践，理论和现实两张皮的情况。要让新闻机构参与新闻人才培养从招生到毕业的全过程。

第三，改革现有的新闻教育课程体系，增加实践类课程数量和质量，一是由有丰富经验的从业者来授课，对没有实践经验的博士，要求必须在媒体有若干年经验，才可以转入教学。二是将课堂开在媒体机构里，在实践中授课，中央政治局有关媒介融合的学习就在人民日报社现场教学，新闻教育更应该改变教学的场域，增加教育的现场感，也可以减轻高校自己摸索的资金、设备、人才压力。

第四，鼓励新闻实践机构开设面向不同层次的新闻教育，一是对现有的高校教育模式形成必要的竞争压力。二是丰富现有的新闻教育课程。三是为新闻机构培养自己的人才梯队。

总结

钱穆先生在对中国历史进行探讨时提到过，很多问题往往是“其表在政，其里在学”，即现实的问题其根源往往在于教育，学风影响到政风。以此观之，在全媒体环境下，要想实现习近平总书记的“运用信息革命成果，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做大做强主流舆论”要求，仅靠原有的新闻教育模式，进行少许的调整已经无法适应全媒体环境的要求，新闻教育从业者一定要有所作为，拿出改革的魄力和决心，以适应时代的要求。（作者单位：东华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