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历史上的饥荒事件

2019-06-24 03:40张成志
中国粮食经济 2019年6期
关键词:旱灾水灾饥荒

文/张成志

粮食不安全了就是没饭吃了。不光没有米饭和馒头、包子、面条吃了,鸡蛋、炖肉、香肠也都没有了。这种情况人类历史上出现过许多次,中国也出现过多次,通常叫做“饥荒”。

一部中华民族文明史,就是一部与灾难抗争的历史,苦难造就了中华民族顽强、坚韧的性格。我们有多么多灾多难呢?从西汉到清末造成万人以上死亡的重大自然灾害有190起,其中死亡人数最多的为2290万人,其中有21个年头发生旱灾、63个年头发生水灾。水灾主要发生在江苏、河南、浙江、河北、湖北5省,旱灾多发生在河南、山东、山西、四川4省。而1912年到1949年是年年有灾,除1920、1941年仅发生旱灾外,其余各年均有水灾或水旱灾均有发生。还有10年既有水灾,也发生虫灾。建国以来,水旱灾害也每年发生,平均每年受灾面积达到3亿亩。而1959、1960、1961年的受灾面积分别达到了7、10、9亿亩。1998年洪水灾害,受灾面积3.34亿亩,受灾人数2.23亿人。

人类与自然磨合的过程,使得人类更加强大,通过对灾难的反思、总结,找到的少受损害的办法越来越多,受到的损害也越来越小了。现在我们在研究自然,要与自然和谐共存,要绿水青山,然而,我们对自然的了解还是很不够的,要与自然和谐共存还有许多事要做。比如水旱灾害造成粮食减产,导致饥荒,使饥饿人群增加,需要认真应对。联合国的发展目标中,减少饥饿是重要任务之一。我国建立的国家粮食储备制度就是应对粮食危机的急救箱、保险箱。急救箱用于应急,就是灾已形成,要救之于急难。而大灾往往救之难、救之慢,终会形成“伤疤”。能化大灾于未成,岂不善莫大焉。

中国历史上大的自然灾害有很多,由自然灾害特别是水旱灾害导致粮食减少,不能满足日常生活需求,引发饥荒和死亡的情况也很多。但是饥荒灾难要远少于自然灾害的次数。也就是说,自然灾害不是必然导致粮食不安全,甚至形成饥荒灾难。

有两个历史上导致重大人间悲剧的灾难不能不说。

先从远一点的说起,清朝光绪元年(1875年)丁戊奇荒。1876年河北63个县发生洪灾、蝗灾、风雹灾,河南水灾,苏北、皖北旱灾和蝗灾,粮食减产五成。山东、陕西、山西、辽宁四省旱灾,广东、福建两省水灾。山东粮食减产七成,有的县颗粒无收。1877年山西39个县减产、绝收,河南省80州县报灾,陕西、甘肃东部、四川北部方圆千里受灾,河北和山东、江苏、安徽部分地区旱灾。1878年山西省56个县旱灾,河南、山西、陕西发生瘟疫。陕西、山东、河南、河北灾情缓解。三年灾荒,受灾州县950多个,受灾人口近2亿。1000余万人饿死,另有2000余万灾民逃荒出走。因灾总死亡人数2290万人,被列为中国十大近代灾荒之一,也是自然灾害导致死亡人数最多的。

再说近一点的,也是现在许多人亲身经历过的。1959年开始的三年自然灾害。1959年,华东地区长江发洪水。洪水直接带来的死亡人数达两百万,因为淹水和接下来歉收所带来的饥荒,别的地区也受到影响。这场灾害被列为20世纪导致死亡人数的第七位。当年20个省区的旱灾受灾3380万公顷,成灾1117万公顷,是新中国成立10年来旱情最为严重的年份。1960年,全国又有55%的耕地遭受到干旱或者其他恶劣天气影响,其中60%的耕地根本就没有降雨。7省受灾面积达2319万公顷,成灾1420万公顷。1961年,旱情持续,全国旱区受灾面积达3785万公顷,成灾1865万公顷。1959年全国粮食产量较1958年下降15%,而1960年产量又在此基础上再下降15%。1959年-1961年三年特大持续干旱,甘肃、辽宁、安徽、黑龙江减产30%以上。三年间全国大约减少了2800万人的口粮。粮食统购统销,凭票定量供应。经历了这个时期的人都对饥饿有着深刻的认识,他们许多人在襁褓中吃过米汤,至今见不得浪费粮食。

1998年的特大洪水,由于动员有力,应对得当,抗灾高效,虽致29省受灾,却未出现粮食短缺。当年粮食生产不降反升,增产3.5%,超过5亿吨,人均410公斤,是历史上的高位。当年国家还启动了大规模粮仓建设,国家粮食储备能力大大提升。

水旱灾害发展为大面积,究其原因有以下四点。一是连灾多年,二是储备亏空,三是粮食种植受到严重影响,四是政府调控滞后而失效。

由于多灾,人们早就知道水旱虫灾害直接导致粮食匮乏,引发灾难。为应对灾害,古人建立了常平仓制度。常平仓始于汉宣帝元康年间(公元前54年),大司农中丞耿寿昌把李悝、范蠡、管子、桑弘羊储位先辈大佬研究出来的日用必需品平准法用于粮食,使之制度化。

常平仓制度在我国历史中用废不定,但到清朝时,其规置已经相当完整。1830年时常平仓存粮达到1400万石,除了常平仓,还有社仓、义仓,储备体系还是比较完善的。然而1840年时常平仓存粮降为523万石。为什么呢?因为发生了鸦片战争,国库空虚、官员腐败。

1851年-1864年发生了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军把“清妖”和大户的粮食都分给了穷人,但同时也把粮仓损毁了不少。10年后,不但粮食产量下降了,由于没有钱建新粮仓,粮食储存量也随之大幅下降,大量的社仓、义仓名存实亡。特别是因为种鸦片比种粮食效益好,挣钱多,大量农民和良田不种粮食种鸦片,农民家里存粮少,各类粮仓不存粮食改而存鸦片。直隶、山东、河南基本无仓谷。灾害初期,政府官员先是隐瞒不报,再是救济不力。给山西的救灾粮由于道路艰难,运费比粮价贵而被擅自丢弃。官员和大户一边开粥厂一边严防死守,防止灾民盲目流动,引发饥民暴乱。当年受灾的地区虽然多,但不足当时国土面积的四分之一,大片的江西、湖北、湖南等鱼米之乡和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并未受灾,但并没有把余粮用于赈灾,甚至还有奸商把大米出口。

1956年到1958年连续三年粮食产量处于1.9亿吨以上的高位(达到人均300公斤)。由于乐观地估计了粮食形势,预计的1958年粮食产量高估了3547亿斤,导致1959年粮食种植面积减少1.1亿亩。当时提出要3年赶超英国的钢铁产量,全民大炼钢铁,大量精壮农民都去炼钢铁当农民工,种粮、收割整理的人少了,丰产没丰收。热情高涨的社会主义食堂允许大家随便吃,农民家里不能存粮,没有自用口粮。公社的存粮大家吃,消耗的也很快,夏粮基本吃光了。1960年、1961年灾情扩大后,一些官员隐瞒、谎报灾情,而且报喜不报忧,只报丰产不报欠收,阻止饥民外出讨饭,阻止信息传播,导致中央政府不能及时调丰补欠,甚至还继续出口粮食。1959年、1960年、1961年 粮食总量下降为1.7亿吨、1.4亿吨、1.4亿吨,人均为252、217、207公斤。当时的国家储备粮食规模小,在成灾后期不能弥补亏空。到1960年9月底82个大中城市存粮不到正常库存的1/3。虽然紧急突击全国调粮,但由于已经全国缺粮,未达成预期目标,年底紧急进口250万吨粮食救急。

自汉代以来,自常平仓开始,利用储备调剂粮食丰欠,抗灾救荒已经形成了许多有效的办法,如平粜、义赈、以工代赈、散钱粮、设粥厂等等。但是这些措施有效在早、在小、在及时,一旦错过时机,则必形成灾难。要保证国家粮食安全一定要耳聪目明、居安思危、危而有济。“耳聪”就是要及时、全面地了解灾害的真实情况,了解灾情信息要多渠道,可验证。要有来自县、乡一级粮食生产情况的直报信息。“目明”就是通过对直报信息不受人为干扰的汇总分析,及时发布安全现状等级,对灾情的形成和发展作出科学、清醒的预判。要居安思危,特别是在连年丰收情况下,粮价低了,粮仓满了,有人就要少种粮,多用粮了。减少粮食种植面积,把改种经济作物作为农民增收手段,粮食用于生产工业用品,粮食出口创汇。甚至对农民不存余粮,居民不存口粮有视无睹。如果出现相当规模的自然灾害,引发倍增效应,则极易出现重大灾难。危而有济,是在大的灾难发生时,在有足够粮源的情况下,有高效的交通和物流,既要把受灾地区的人疏散出来,减少灾区压力,又要把救灾粮食运进去,快速解决口粮食品需求。

因此,确保粮食安全,必须有地、有仓、有粮、有存、有备、有流、有应。也即要“有地”能种植足够数量的粮食,有人去种小麦水稻。“有仓”能够装下应对大灾的储备粮,装得下丰收年景的余粮。“有粮”能够保证欠收季节不缺粮,自产不足时有粮补充。“有存”是农民(农场)自存生产的余粮,自产的粮食不是全卖掉再买自己要吃的。“有备”是粮食加工厂有保证生产供应备用原料,不提倡零库存工厂。“有流”是粮食能够顺畅地到达所有聚居地区,不可运价高于粮价。“有应”是粮食销售企业在购销数量和价格出现初步异常波动时及时报告。人口越密集的地区安全保障水平越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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