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如何继续弘扬和持续培育抗震救灾精神
——基于“5·12”汶川特大地震十年来的回顾与反思

刘 义

(绵阳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绵阳 621000)

抗震救灾精神产生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展的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的伟大实践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先后遭受了多次地震灾难，英勇不屈的中国人民在同地震灾难斗争的过程中，铸就了伟大的民族精神。在唐山大地震救灾斗争过程中，唐山人民铸就了“公而忘私、患难与共、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抗震精神”[1]。2008年举世震惊的“5·12”汶川特大地震发生之后，历经多次与灾难英勇斗争的实践积累，在这场动员人数最多、力度最大的抗震救灾伟大壮举中，唐山地震积累起来的“抗震精神”不仅在抗震救灾中发挥了强大动力作用，而且在灾后重建中得到了很好的延续，使得更为完善的“抗震救灾精神”得以正式确立。在这次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中所展示出来的“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畏艰险、百折不饶、以人为本、尊重科学”的伟大精神被确认为抗震救灾精神的基本内涵。在汶川地震后的历次地震和其它灾难考验中，抗震救灾精神一次又一次地发挥出了凝心聚力、共克难关的重要作用，成为中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的关键时期，继续弘扬和持续培育抗震救灾精神仍然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一、抗震救灾精神弘扬十年回顾

自汶川地震后得以正式确立以来，抗震救灾精神不论在理论研究领域，还是在社会实践领域都广受关注，并在社会各界的共同推动下得到了广泛传播和有效弘扬，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最重要的理论诠释和实践表达之一[2]，对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产生了深刻的积极影响。但是，其持续弘扬形势却并不乐观。

(一)抗震救灾精神在思想理论研究领域曾掀起研究热潮，但关注热度正逐年降低

根据中国知网数据记录，2008年5月汶川地震发生至2018年5月的十年间，以“抗震救灾精神”为主题的文献共计2 302篇，其中期刊论文518篇(2008年291篇，2009年101篇，2010年46篇，其后逐年减少)，报纸刊文1 313篇(2008年772篇，2009年138篇，2010年167篇，其后逐年减少)，其它文献471篇。在图书方面，据公开可查的出版记录，改革开放40年来，大陆各出版社公开出版的中文图书中书名含“抗震救灾”的书籍，2008年前较为少见，1978-2007年共计13部。2008年汶川地震后，伴随着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的大力推进，此类图书出版迅速增长，2008-2018年总计出版373部，其中汶川地震当年(2008年)即出版172部。然而，其后几年间又呈现出逐年减少的趋势(见表1)。改革开放40年来，公开出版的中文图书中书名含有“抗震救灾精神”的书籍总体较少，共计21部。其中，大多都是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出版的。事实上，作为一种伟大的民族精神，“抗震救灾精神”是在汶川地震之后才得以正式确立并被普遍认同的，因此2008年之前少见也在情理之中。然而，2008年后的几年间，有关“抗震救灾精神”的书籍并没有逐年增长，而只是在地震相关的重要时间节点年份偶有出版(见表1)。这说明思想理论领域对“抗震救灾精神”的关注度正在逐年降低。

表1 书名含“抗震救灾”和“抗震救灾精神”的图书统计表

(二)抗震救灾精神曾在多个社会领域引起强烈反响，但在相应领域的持续弘扬状况并不乐观

一般来讲，报纸文章更能反映实践领域的重要动态。所以，本文选取了近十年来的相关报纸文章作为抗震救灾精神在实践领域弘扬情况的重要考查依据。根据“超星数据”统计，近十年来标题含“抗震救灾”的报纸文章呈现出了总体递减和阶段性反弹特征。虽然有关抗震救灾的报纸文章总体呈递减趋势，但是凡有地震发生的年份抗震救灾主题文章就会明显增加，这表明报纸文章更偏重实践报道。除了2008年汶川地震后超过3万篇的集中爆发之外，2010年因玉树地震、2013年因芦山地震、2014年因鲁甸地震、2017年因九寨沟地震分别出现了几次明显的阶段性反弹(见表2)。这反映出媒体紧跟热点事件的规律性特征。为了便于对比，笔者同样通过“超星数据”，选取了标题含“抗震救灾精神”的报纸文章进行分析。经检索，共计找到符合条件的中文报纸文章3 043篇，其数量明显少于标题含“抗震救灾”的文章(近5万篇)。从发文时间来看，标题含有“抗震救灾精神”的文章，除了在2010年玉树地震和2013年芦山地震期间出现了明显的反弹迹象外，总体也呈现出了逐年递减的特征(见表2)。2010年正是汶川地震“灾后重建三年任务两年基本完成”的重要时间节点，同时又逢玉树地震，抗震救灾精神被舆论和公众推向了一波关注高潮。而2013年芦山地震是继汶川地震后四川在较短时间内遭遇的第二次较大强度的地震，也是抗震救灾机制逐步成熟的一个时期，所以这次地震后抗震救灾精神被再次高度关注也在情理之中。值得注意的是，“抗震救灾精神”主题文章与“抗震救灾”主题文章相比，尽管都有总体递减特征，但是反弹迹象并不那么突出，而是减少趋势更加明显。即便是在汶川地震十周年这一重要时间节点，有关“抗震救灾精神”的报纸文章也并不多(截止2018年12月共61篇)。这表明对“抗震救灾精神”的报道和关注热度正在逐年减弱，其弘扬的可持续性明显不足。虽然理论研究不像新闻报道那样具有较强的时效性，但是对一种曾在国家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产生重大影响力的精神体系来讲，关注热度的明显减弱，既不利于其自身的持续弘扬，也不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持续推进。因此，如何加强弘扬抗震救灾精神的长效机制建设成为一个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问题。

表2 标题含“抗震救灾”和“抗震救灾精神”的报纸文章分年统计表

二、抗震救灾精神弘扬机制建设现状

抗震救灾精神是在实践探索基础上逐渐形成的稳定的精神体系，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它又被视作经济社会发展的信念支撑和强大动力，从而发挥着实践指导作用。这正是其弘扬机制建设的基本逻辑进路。

(一)确立机制基本完成

作为国家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的一种重要精神体系，抗震救灾精神萌芽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伟大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之中，在充分继承伟大的革命传统精神的基础上，形成于“5·12”汶川特大地震的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斗争实践中，在汶川地震之后的历次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中得到持续弘扬并得以正式确立。因此，抗震救灾精神有其独特的确立机制。这就是，在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积极发挥领导作用，统筹协调党政军及社会各界力量，将在抗震救灾斗争中表现出的自发、自觉的集体智慧和公共精神力量，尤其是那些看似分散的精神元素，统筹到国家主流价值体系建设系统中，并经过国家引导、理论研讨、实践检验、模式推广、舆论支持等多种方式，使它们共同形成一种结构关联、功能互助、协调运行并能更好地发挥作用的精神体系。

汶川地震后，胡锦涛同志在“抗震救灾先进基层党组织和优秀共产党员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首次对“抗震救灾精神”的理论内涵进行了概括，并提出“要在全党全社会大力弘扬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号召[3]8。在2008年10月召开的“全国抗震救灾总结表彰大会”上，胡锦涛同志在讲话中再次对抗震救灾精神的时代意义和实践价值进行了进一步阐释，并在此基础上对抗震救灾精神的弘扬做出了安排部署。胡锦涛同志的重要阐释、号召和部署，标志着抗震救灾精神的基本确立和弘扬机制建设的正式启动。

在汶川地震灾后重建期间以及其后的数次地震救灾重建中，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要继续大力发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妥善安置群众，科学开展恢复重建”[4]，并要求将抗震救灾精神的弘扬化作救灾重建的强大动力，使其“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注入强大精神力量”[5]。思想理论界先后围绕两位总书记的号召和中央的部署，展开了深入研讨。通过对抗震救灾精神的伦理意蕴及其重大现实意义的阐述，逐步形成一些理论共识。这些共识主要包括：抗震救灾精神深刻体现了人文情怀与科学精神的有机统一[5]，已被视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最重要的“新红色文化”之一，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组成部分；从文化传承角度来讲，抗震救灾精神深刻体现了民族精神，是增强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重要支撑；从公民道德建设角度来讲，抗震救灾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重要载体[6]。这些论述不仅标志着抗震救灾精神实践价值的确立，同时也为其弘扬机制建设确立了基础。

从实践领域来看，“抗震救灾精神”相关报刊文章关联主题词的词频统计结果不仅反映出抗震救灾精神在实践领域的弘扬特征，也体现出其弘扬机制建设状况：“民族精神”成为高频词，表明抗震救灾精神的内涵提炼、现实意义挖掘等比较充分，已被提升到民族精神的高度来弘扬；“党员干部”“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成为高频词，表明抗震救灾精神的实施主体明确，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受灾群众”“人民群众”成为高频词，表明抗震救灾精神的群众基础广泛并得到了充分检验。因而，从实践意义层面来看，基于其广泛宣传动员而产生的深刻社会影响力，抗震救灾精神已被视为中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7]，纳入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在灾区由恢复重建转向发展振兴的新时期，这一精神的指引作用得到了新的拓展，超越地震灾区成为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精神支柱，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强劲动力。由此看来，在抗震救灾精神的凝练和传播中，有国家层面的引导、理论研究者的研讨、实践领域的探索、舆论宣传领域的支持，几个方面力量相得益彰，彼此协同，使得抗震救灾精神的弘扬机制得以正式确立。

(二)传播机制逐渐形成

通过前文对抗震救灾精神弘扬的十年回顾，可以看出抗震救灾精神自汶川地震正式确立以来得到了广泛传播，并且在实践领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力。通过对标题含“抗震救灾精神”的报纸文章统计分析，表明汶川地震后抗震救灾精神不仅在灾区产生了深刻影响，还在全国范围得到了有效传播，引起了广泛共鸣。一方面，从报道来源上来看，除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国家权威报纸之外，四川日报、青海日报、绵阳日报等地震灾区地方报纸，对抗震救灾精神的关注度也比较高。这表明抗震救灾精神在主要地震灾区受到了极高的关注，对广大灾区群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另一方面，通过对标题含“抗震救灾精神”的报纸文章分省统计发现，除了灾区省份之外，援建省份报纸对抗震救灾精神的报道和关注也较高。这表明通过对口援建，抗震救灾精神在全国范围得到了较好的传播。除了媒体宣传报道，灾区干部群众、援建干部、志愿者以及思想理论界研究者、教育工作者等都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用不同方式传播和弘扬抗震救灾精神，使抗震救灾精神的立体化传播体系逐渐形成。

抗震救灾精神传播机制的构建，既要考虑传播者、接收者、传播内容、传播方式、传播媒介等基本要素，也要考虑其传播模式、阶段特征、公共影响力等系统化作用的发挥情况。从这个角度来看，尽管抗震救灾精神的传播机制逐渐形成，并发挥了较好的传播作用。但是，作为一种立体化的传播体系，其传播过程中仍有许多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系统性传播功能尚未被完全激活；二是触发性特征显著，阶段性强化特征明显；三是公众互助层次的传播总体上还不够；四是传播模式还比较单一，主要由政府主导带来引导性压力进行传播，在公众精神文化建设中自主性传播弘扬还不够。

(三)保障机制有待加强

抗震救灾精神的保障机制建设涉及到物质保障、人员保障、制度保障、法律保障、文化教育保障等多个方面的系统化保障措施。近十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各级政府组织，尤其是地震灾区和对口援建地区的政府组织为抗震救灾精神弘扬，从人员、经费、阵地等方面提供了大量的人力资源与物质条件支持，从思想理论、文化建设、舆论支持等方面创造了良好的精神条件，也就是在物质保障、人员保障、制度保障、文化保障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从而为抗震救灾精神弘扬的保障机制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但是，从一种重要精神弘扬的体系化建设来看，抗震救灾精神的保障机制建设仍有待加强。目前在抗震救灾精神弘扬的法律保障、教育保障以及制度保障中的激励机制建设等方面都还存在诸多不足。

通过相关文献所关联主题词词频统计分析，可以看出在抗震救灾精神弘扬的保障机制建设方面还存在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一方面，仅靠“党员干部”“基层党组织”发挥“战斗堡垒作用”，虽然在救灾和重建的“非常时期”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对一种重要精神的弘扬来讲仍然显得不够，在社会公共动员机制建设等方面还有待加强。另一方面，抗震救灾精神弘扬在实践领域中仅有“对口支援”这一制度性保障，而宣传、党建、教育、公共精神文化建设等领域的相关制度保障还不够。抗震救灾精神的宣传教育过多依赖定点式宣传、仪式性教育、周期性激发，在学习机制、培育机制、系统化协作机制、反馈激励机制等方面都还存在诸多不足，尤其是在可持续性建设方面还需克服一些突出问题。因此，在“后灾后重建”时期，保障机制建设是推进抗震救灾精神持续弘扬的关键，而可持续性建设又是保障机制建设中急需解决的关键问题。

三、如何加强弘扬抗震救灾精神的长效机制建设

在汶川地震中确立起来的抗震救灾精神，历经玉树地震、鲁甸地震、芦山地震、九寨沟地震等几次地震的抗震救灾及灾后重建中的持续培育和弘扬，其作用和影响力越来越大，弘扬机制也越来越成熟。在“后灾后重建时代”，抗震救灾精神已逐渐拓展到非抗震救灾的新领域，在灾区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等领域发挥出了重要作用。抗震救灾精神的长效弘扬机制建设应沿着这一实践路径，拓展新使命，把握好关键问题，扬长避短，在持续培育中继续弘扬。

(一)认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抗震救灾精神弘扬的新使命

在我国近年来的历次地震救灾重建中，灾区人民在援建省份的大力支持下，在积累了抗震救灾宝贵经验的同时，续写了万众一心、和衷共济的大爱精神，既让抗震救灾精神成为支撑和指引人民继续奋斗的强大动力，又以自己的行动为抗震救灾精神注入了持续发展的新活力。这种将抗灾重建的实践与抗震救灾精神弘扬深度结合的模式，在汶川地震后的几次地震救灾和重建中得到了持续强化，在提升抗震救灾精神实践价值的同时，又赋予了它新的时代意义。在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历史机遇期，抗震救灾精神中体现出的主要精神内涵正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所需要的强大动力，正契合了饱经风霜而历久弥坚的民族精神和不惧艰险、奋勇前行的时代精神[1]。这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抗震救灾精神弘扬的新使命。

当然，我们在看到抗震救灾精神弘扬的现实意义得到突显的同时，更要看到其中还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透过抗震救灾精神弘扬的十年回顾，我们可以看出：抗震救灾精神弘扬正处于被弱化、被淡化的边缘；抗震救灾精神弘扬的保障机制建设还存在诸多不足；新时代面对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被寄予的“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和“强大动力”等新期待，抗震救灾精神弘扬的可持续性问题仍然十分突出。这些问题的核心都集中指向一点，即在非抗震救灾时期，或者说是“后灾后重建时代”，抗震救灾精神的持续弘扬何以可能。如此一来，可持续性就成为抗震救灾精神弘扬的关键，而解决可持续性问题的关键则是要紧紧围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需要，构建一套能在更大范围和更深层次上持续培育和继续弘扬这种精神的长效机制。

(二)准确把握长效弘扬机制建设的关键

通过对抗震救灾精神弘扬的十年回顾及弘扬机制建设的特征分析，笔者认为抗震救灾精神的长效弘扬机制建设需重点把握两大关键原则。

1.可持续性原则。抗震救灾精神的长效弘扬不仅是一个简单的精神传播过程，还需要将传承与持续培育结合起来，以培育机制建设确保其可持续性。所以，可持续性原则是长效弘扬机制建设的第一原则。把握这一原则，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

一是通过对抗震救灾精神现实意义的持续挖掘，强化其对未来的关照。这是培育机制建设的动力来源。抗震救灾精神现实意义的持续挖掘可以从不同主体、不同角度来展开，这为我们从多个方面开展培育机制建设提供了动力方向。首先，对执政党而言，抗震救灾精神的凝练过程大大增强了党的群众号召力，提升了党在应对重大公共问题上的执政经验，为党在公共精神文化建设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其次，从国家政治建设角度来讲，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提升国家认同的非同寻常的伟大实践，抗震救灾精神的凝练过程是对公民精神文化教育和核心价值观培育的重要实践。再次，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角度来讲，在抗震救灾精神强力支撑下的救灾与重建实践，促进了科学精神和人文关怀的深度融合，开创了红色文化基因传承的新模式，取得了在社会动员上通过精神号召，凝聚最为广大的群体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经验。这些方面的现实意义还可以持续挖掘，通过这种意义挖掘可以持续提升其对未来的关照，从而进一步强化其持续培育的动力。从关照未来的角度，抗震救灾精神长效弘扬机制的建立，需要持续挖掘“后灾后重建时代”抗震救灾精神的实践价值，引导抗震救灾精神由“应急”的情感激发向“常态化”的精神修养转化，适应由“重建”向“振兴”转变的精神需要，使这种精神在更大的范围汇聚更强的力量。因而，抗震救灾精神的弘扬需要在学习传承中持续培育，需要在持续培育中不断完善。

二是创新精神载体，营造文化语境。要保持抗震救灾精神弘扬的可持续性，除了学习传承外，还应加强持续培育的引导机制建设。首先，应从国家认同强化和主流精神文化建设的角度，拓展抗震救灾精神的文化语境。这种语境的拓展，一方面是高度上的提升，另一方面是广度上的延伸。在高度提升上，抗震救灾精神的弘扬要提升到强化国家认同的高度上来弘扬。国家认同感的形成需要连续性的认知和认同，这种连续性回溯过去，连接现在，指向未来。这种认同感的产生大多来自人们的重大历史记忆[8]。历次波澜壮阔的抗震救灾斗争实践就是中国人民最深刻的创伤记忆，它们是国家认同感形成的重要基础。在抗震救灾精神弘扬中，我们要重点思考如何重构这种创伤记忆，如何把不同群体联系在一起，从而为共同建构创造条件。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要通过社群化的集体性记忆重构，将那些影响深刻的共同经历和创伤记忆凝聚成具有交往性的情感共鸣；二是要在重构记忆中积聚崇高感，满足人们高层次精神需求，这是抗震救灾精神深入人心之基础。在广度延伸上，抗震救灾精神的文化语境除了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实践，还应借助其它各类灾难、灾害救助活动，以及定期举办的纪念活动唤起历史记忆，触发情感价值和意义建构。这是确保无地震灾害时期，抗震救灾精神得以保持其传播热度的重要基础，也是其可持续性的重要保障。其次，在精神载体上，应在灾区做好地域资源持续挖掘，并把这些资源转化为地域精神文化，再将精神文化符号化，如“感恩奋进”“自强振兴”等。通俗地讲，就是要将抗震救灾精神纳入灾区各地精神家园建设和乡风文明建设，让抗震救灾精神的组成元素成为某些地方的精神文化符号，并通过代代相传筑牢群众基础。

2.可拓展性原则。一种“精神”文化形态要成为社会公共精神，至少必须具备政治、思想、道德三大类要素，必须包含有权威性、时代性、公共性等特征。同时，它还应满足社会参与面广，影响力深远持久，理念、内容、途径具有可拓展性等条件。经过十年的实践探索和检验，抗震救灾精神已在政治、思想、道德等方面充分显示出了它作为一种伟大的时代精神的可拓展性特征。

目前，抗震救灾精神弘扬机制建设中的关键之一就在于如何延续这种可拓展性。首先，在弘扬模式上，抗震救灾精神的弘扬开拓了一种实践价值与精神价值教育相统一的社会公共精神建设模式。这种弘扬模式可以拓展为社会信任体系建设的一个重要参考。近年来，社会救助、捐助逐渐成为常态化的公共事务。其中，网络捐助服务平台十分活跃，但也遭遇了不少问题。将抗震救灾中形成的成熟机制、经验应用于日常公共捐助、救助中，不仅有助于促进和提高社会公共服务效率，同时也有助于抗震救灾精神中的“志愿精神”的社会孵化和传播。其次，在弘扬内容上，抗震救灾精神弘扬可以拓展到所有与灾难、灾害相关的救助、救援活动中，也可以拓展到一切重大公共应急事务救助协作中。通过相关文献分析发现，在地震之外的灾害救助以及其它公共安全危机事件的救援中，尽管也有不同参与主体赢得了媒体和公众的赞誉，但是一般仅仅被认为是某个人或某组织的“先进事迹”，少有见到提及“XX救灾精神”；一些在救助中奉献大爱的参与者多被称赞个人品德高尚，但少有被提升到某种“精神”层面讨论和宣传，不利于其精神提升和传承。再次，在方法途径上，抗震救灾精神的弘扬模式，可以拓展到灾区乡村振兴计划实施中，实现文化产业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度结合，以精神文化振兴促进产业发展，以红色产业发展促进社会文明进步，以感恩奋进传播大爱精神。此外，抗震救灾精神的弘扬，还可以拓展到精准扶贫等领域中，将“援建精神”“志愿精神”“感恩精神”等作为精准扶贫工作的强大精神动力。总之，要通过这些模式上、内容上以及方法途径上的拓展，使抗震救灾精神保持持续的活力，更好地发挥其作为实现中国梦的强大动力作用。

上述两大原则，分别为抗震救灾精神弘扬机制建设在培育、引导、协作等方面提供了可行性，但是，仍然没有完全解决持续弘扬何以可能的问题。抗震救灾精神弘扬机制建设还需要建立一套切实可行的保障机制。

(三)以制度化保障形成弘扬抗震救灾精神的合力

抗震救灾精神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红色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在抗震救灾精神弘扬机制建设中，应将它纳入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内容，突出“新红色文化”建设的整体性和系统性，通过制度化的保障体系建设推动其持续弘扬。这是克服抗震救灾精神弘扬中实践领域时效性弊端的重要举措。

首先，要通过完善法规建设，为抗震救灾精神弘扬保驾护航。抗震救灾精神自身认同度和接受度，对其持续弘扬有着直接的影响。抗震救灾精神的权威性、影响力经过多年的实践检验，已不容置疑。它传承了以往红色精神的优秀品质，以其丰富的思想内涵和鲜明的时代特征，充分展现了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思想的一致性。所以，通过进一步完善政策法规，为抗震救灾精神弘扬提供文化阵地保障，具有良好的政治基础和实施条件。同时，从保驾护航方面来讲，除了政策上引导、鼓励，还应进一步完善监督约束机制，对质疑、丑化、扭曲抗震救灾精神的不良言行进行管制约束，营造风清气正的舆论氛围。

其次，通过奖励激励制度建设，提升抗震救灾精神弘扬机制的作用效率。要通过建立切实可行的奖励激励制度，在抗震救灾精神弘扬机制建设中建立反馈机制，使抗震救灾精神的学习、培育、传播、践行等都能得到及时有效的反馈。要为抗震救灾行动的参与者、抗震救灾文化的建设者、抗震救灾精神的缔造者，分别设立必要的奖励政策；为抗震救灾精神的教育者、传播者和抗震救灾文化氛围营造者，提供必要的鼓励、激励措施；为抗震救灾精神学习者，提供必要的引导和支持；为抗震救灾精神倡导者、维护者提供合法权益保护。在抗震救灾精神弘扬中，扩大奖励表彰范围，逐步建立“感恩回报”机制，保障所有参与者积极性的持续发挥。

再次，还应为抗震救灾精神的弘扬提供制度化的教育保障。青少年是抗震救灾精神弘扬的重点对象之一，教育是抗震救灾精神弘扬的主要方式之一。因此，要将抗震救灾精神的弘扬纳入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贯穿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全过程。教育主管部门应出台相关文件，明确要求各大中小学校应把抗震救灾精神作为中国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纳入到日常的教学体系中，制定切实可行的具体实施方案。将抗震救灾精神列入青少年德育实践课程内容，将其分别纳入课堂教学、课程社会实践活动、校园文化建设、学生社团活动、志愿者活动、红色研学旅行以及暑期社会实践活动等实践教育环节，从而为抗震救灾精神在青少年中的培育和弘扬做好充分的教育保障。

总之，任何一种伟大的精神要发挥推动社会进步的重大作用，一定要有其可持续性，一定要有超越时空限制而产生影响的穿透力。抗震救灾精神的长效弘扬不是一个简单的精神传播过程，而是需要将弘扬与持续培育结合起来，以培育机制建设确保其可持续性。只有通过长效弘扬机制建设，强化其持续培育的动力机制，逐步提升其传播热度，才能使其在“后灾后重建”的新时代继续弘扬成为可能，才能使其真正成为实现中国梦的强大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