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伏尔泰式反抗

骆昊雨

关键词：伏尔泰   卢梭   反抗   《风俗论》   《俄狄浦斯王》

一、成长与自由

私生子不管在那个时代都是不符合伦理道德的，尤其是在不开明的古代社会。但是英雄不问出处，中国古代的圣贤孔子是其父母“野合”所生，其实伏尔泰也是一个私生子。他出生之后，母亲早逝，家中只剩下父亲与一群孩童。童年没有母亲的照料自然是艰难的，那个时期有母亲的小孩儿夭折也是常事，对于孩子来说能否在童年时期活下来是一个难关。伏尔泰刚刚出生时，身体虚弱，甚至不能送到教堂去接受洗礼，只能在家举行洗礼仪式，家中的保姆每天都会告诉他的母亲，这个孩子活不过一个小时了，但是伏尔泰最终活了下来，他顽强的生命力预示着他将是一个不平凡的人，活下来的小伏尔泰度过了他人生中的第一关，而后在世上活了足足八十四个年头。不懈反抗的人生也从小时候反抗身体羸弱开始。

在伏尔泰的童年时代有一个对他影响极大的人，他就是——神甫夏托纳夫。伏尔泰从小便开始跟随神甫夏托纳夫学习。作为伏尔泰的老师，神甫夏托纳夫为了刺激伏尔泰的哥哥而教给伏尔泰这样一首诗，“基督教，暹罗人，大家都研究推敲，有人说白，有人说黑，总是不一致。无聊与盲信之徒，会轻易接受最荒诞的神话。”这是不可知论者卢德写的一首关于摩西的圣诗《摩西亚特》，在法国公开攻击宗教的第一首诗，三岁的伏尔泰已经能背诵《摩西亚特》全诗和一些拉封丹的寓言，从小就显示出了非凡的天赋，而神甫夏托纳夫的自由思想也深深的影响了伏尔泰，如果说，伏尔泰是法国人民的启蒙者，那么神甫夏托纳夫则启蒙了伏尔泰，在小小的伏尔泰心中埋下了一颗追求自由和理想的种子，这样的信仰引导他在以后的人生中反抗权贵和不平等，坚持自由。

伏尔泰的父亲是个兢兢业业的商人，他唯一所希望的就是自己的孩子能够在这个复杂的社会中立足，保持普通和平庸，隐藏自己过人的胆识，能够老老实实做人。他极其重视孩子的教育，把伏尔泰送往了圣路易中学学习，这是一所贵族学校贫富贵贱等级分明，年少的伏尔泰深深的体会到了社会的不公，而他以后为争取社会公平所做的斗争或许就在这里埋下了伏笔。他在中学时期，熟读了宣传自由思想的书籍，在与同级的小孩吵架时便提出了对教会天堂地狱理论的怀疑，在课堂上他甚至当众讽刺教师雷亚神甫，被神甫训斥道：“坏家伙！总有一天你会成为法国自然神论的宣传者！”①这句话像是一句预言伏尔泰在之后成为了自由思想的领袖。可见，中学时期的伏尔泰已经开始有了对神学的怀疑态度和对那些甘愿被蒙蔽者的蔑视心理。自由的种子已经在他的心中发芽，为了自由，他将付出自己更多的努力。

二、冲突、反抗与理性主义启蒙

从小养成的天性是难以改变的，青年的伏尔泰应为过于放荡而锋芒毕露的性格让他的父亲颇为担心，在他的神甫夏托纳夫侯爵的帮助下，伏尔泰被送往荷兰海牙任职，然而事与愿违，伏尔泰并没有随父亲所愿成为一个律师，反而在更为自由的荷兰阅读了大量的法国禁书，混迹“圣殿集团”，认识了初恋女友奥琳波，但是遭到了女友母亲的强烈反对，最后被送回了巴黎。至此，伏尔泰仍旧是志向不改，回到法国他创作了大量的讽刺诗，最后因《幼主》一诗，惹怒的摄政王而被关进巴士底狱。伏尔泰的作品有极强的针砭时弊的效应，即使是贵族也乐于邀请他去参加自己的聚会。但是伏尔泰年轻气盛，在那样的褒奖的使得他忘乎所以，再加上冲动的性格的影响，他的被捕也是必然的。一个腐朽政府总是不能够容忍子民说自己的坏话，一切危及自身统治的不确定因素都会想尽办法铲除。而反过来看，伏尔泰的被捕入狱也反映出了这法国政府已经腐敗变质，伏尔泰的语言只是刚好戳中了其软肋，才惨遭逮捕。这是伏尔泰对当时社会的反抗，他讽刺了黑暗的时局，或许表面上只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叛逆青年对家长的管教和对社会的束缚的抗议，但是实际上更像是一把利刃戳经了法国君主专制的胸膛，然而这仅仅是反抗的前奏，接下来才是更加猛烈的风暴。

伏尔泰在狱中创作了一部悲剧《俄狄浦斯王》，由古希腊悲剧作家索福克利斯创作的故事为蓝本，伏尔泰笔下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极力避免犯“杀父娶母”之罪的人，奈何他最终也没能摆脱神的捉弄。伏尔泰尖锐的指出，这不是俄狄浦斯应当犯下的罪行，这是所谓的神明的捉弄，其中有这样一句话，“残酷的神啊，我的罪孽完全是你们造成的，而你们却要根据这些罪孽把我处死！”这不仅是对神的权威的质疑，更是对有人格的神的否定，他直接抨击了神学和宗教的欺人性，这无疑是对宗教统治集团的重创。这部悲剧在法国引起了轰动，是巨大的成功。至此，伏尔泰大胆而犀利的指出了世俗政治与神权统治两者的弊端，越是受到打压，越是想要把自己的观点宣扬出来让世人了解，引导人们自己思考与判断。

1726年3月28日伏尔泰再次被关入了巴士底狱，这次是一次个人纠葛问题，作为平民的伏尔泰因为与贵族决斗而被捕。伏尔泰为了自己的荣誉出战，但是还未开始就遭到了惨败，贵族不费吹灰之力狠狠地羞辱了伏尔泰，这使得伏尔泰意识到更加深层次的问题，他觉得自己无法与贵族抗衡，从某种意义上个来讲，这应该是伏尔泰与法国专制体制长期冲突的结果。②伏尔泰在出狱后离开了法国，开始流亡英国，而《哲学通信》就是在这段时间完成的。伏尔泰流亡英国，认识到了英国制度的优越性，并且大加赞扬，他信仰英国的政治自由，崇拜英国的科学文化成就，严厉的批评了法国政府，书中还有许多伏尔泰的哲学的思考。我认为这是伏尔泰在法国遭到不公正的待遇之后的反击，他在书中宣传了洛克的思想这为之后的法国大革命做了思想的准备，而在宗教领域上，他草拟出萨朗特纲要，把哲学和开明的宗教联合起来，他的政治思想在本书中初见端倪。而他在西雷隐居时期所写的《风俗论》是一部历史作品，伏尔泰说：“我写历史更多的是写一个伟大的时代，而不是一个伟大的国王……应当成为最能为人类增光的那个时代的人类智慧史。”伏尔泰扩大了欧洲人写历史的时间和空间，摆脱了前辈的狭隘的民族偏见，虽然他起初的写作目的是为夏特莱侯爵夫人提供学习的教材，但是实际起到了宣传启蒙思想的作用，突破了基督教的世界史体系和政治史传统，独具创见。③

三、伏尔泰式反抗特点

面对政治理想与实现的巨大差距，伏尔泰和卢梭用了不同的应对方式，歌德曾经说过：“伏尔泰标志着旧世界的结束，卢梭代表了新世界的诞生。”④这句话表明了伏尔泰与卢梭之间的密切关系，在文学能够引发轰动的年代，他们两人都曾经叱咤欧洲文坛，但是人生态度与思想却有着巨大的反差，也正好担的起这一新一旧之说。伏尔泰和卢梭都是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领导者，前者主张君主立宪，后者主张民主共和。卢梭也是一个极有才华的人，但是他出身低微，虽然两人都与上层贵族有交往，但是在交往中伏尔泰常常是被人吹捧的对象，而卢梭则多为寄人篱下的生活。为了同时满足自己的生存需求和理想需求，卢梭选择了加入文学共和国。也正是这样的差距使得伏尔泰一直是居高临下的俯视卢梭，而青年时期卢梭则能是自下而上地仰望伏尔泰。⑤伏尔泰的随意与卢梭的认真，也从侧面反映出了两个人不同的性格，伏尔泰是个急性子的人，他因为才华而受到赏识，骄傲的性格也使他冲动壞事;而卢梭是个心思细腻的人，他的内心像极了他的身体，敏感脆弱需要小心对待，他不适合待在纷繁复杂的文学共和国中。卢梭在面对社会的指责与非议的时候，他的身心都不能接受这样的对待，所以我认为卢梭是以逃避和避让来对待人生的打击的，他反抗过，但是反抗没有太大成效，三人成虎，百口莫辩，易碎的名誉一旦损坏就难以修复。所以卢梭退而求其次，开始热心植物标本，开始隐居，当然这也和他身体上的病痛折磨分不开，身体不足以支撑他去对付铺天盖地的精神上的攻击，他写下了《忏悔录》和《卢梭评判让—雅克》，其中“《忏悔录》是希望身后的读者为他评理，《卢梭评判让—雅克》是对自我的评判。”⑥从这里可以看出他也不是一个彻底沉默的人，他也渴望着被人们所理解和接受，他希望回忆录可以替他说话，即使现在的人无法理解他，也希望后世的人们可以还他清白。总体上来看，卢梭的反抗是间接的，是他在面对绝对不利的社会形式下的被迫选择，而伏尔泰则不同，根据前文所述可以看出，他在最为危难的时候，也没有遭到名誉的彻底损坏，所以他始终是积极的正面的迎击，他所做的事情和所写的文章都直接的表明的他行为的目的，张扬而犀利，直戳敌人要害又带着一种不吐不快的感觉。也正是他的锋芒毕露与政治理想上的差异，使得他最终与卢梭分道扬镳。有时候，伏尔泰的反击显得太过专断，他并没有完全的理解卢梭的思想就妄加断定，甚至大肆反驳，最终两人的关系无可避免的交恶。晚年的伏尔泰因为自己的文学成就获得了巨大的荣誉，他直到死的时候也喊道;“请永远也不要向我谈到基督。”一生对理性和自由的追求不言而喻。

伏尔泰是一位杰出的启蒙思想家，他终其一生都在为自己的政治理想而不懈奋斗，不论是少年青年还是至迟暮的老年，他始终没有放弃迎击人生中的挑战，伏尔泰式反抗就是在有生之年，都从不屈服，不向命运低头，不断回击。在伏尔泰的灵柩上有这样一段话：他使人类的理性飞速发展，他教导我们走向自由。他一生多次因被流放而逃亡，但是他最终在1791年被葬入了巴黎先贤祠，装着他心脏的盒子上有一句很能体现他性格的话：这里是我的心脏，但到处是我的精神。还有什么比伴随着《马赛曲》葬入先贤祠更能体现一个人的伟大的呢？我认为，这是最符合伏尔泰式反抗的结局，这是他最骄傲的胜利，他赢了，他将被世界人民所铭记。

注释：

①邓玉函著：《大家精要——伏尔泰》，云南出版集团公司，云南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2011年，第1期，第9页。

②邓玉函著：《大家精要——伏尔泰》，云南出版集团公司，云南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2011年，第1期，第15页。

③张广智主著：《西方史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第139页。

④[法]亨利·古耶著、裴程译：《卢梭与伏尔泰——两面镜子里的肖像》，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第3页。

⑤[法]亨利·古耶著、裴程译：《卢梭与伏尔泰——两面镜子里的肖像》，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第12页。

⑥徐前进著：《一七六六年的卢梭——论制度与人的变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第35页。

（作者单位：东北师大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