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看中国社会变迁

杨丽红?王蕾　段玉洁

摘要：改革开放之初，我党从基本国情出发，对社会的主要矛盾作出判断，并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基本路线，使我国经济快速发展。进入新世纪，我党坚持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社会发展跃上新的台阶。党的十九大作出我国主要社会矛盾发生转变的判断，是基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阶段性目标接近达成，旧的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均发生显著变化的基本国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辉煌成就，中国发生巨大社会变迁，都得益于我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并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关键词：社会主要矛盾;基本国情;社会变迁;

中图分类号：K0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CN61-1487-（2019）05-0015-04

1981年，党召开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此后，党坚持这一判断长达36年，直到2017年召开的十九大做出新的判断。改革开放四十年，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把握和坚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辉煌成就，中国发生巨大社会变迁的重要理论前提。本文侧重于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分析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与社会的变迁。

一、改革开放之初，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判断

对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是制定党的基本路线的重要依据，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因此，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把握，就成为当代中国取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伟大成功的基础。

基本国情是关于国家一定社会历史时期内经济社会发展总体的状况。党历来都十分重视对中国具体实际的研究和把握。毛泽东同志曾强调指出：“认清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1]633在探索国内主要矛盾过程中，毛泽东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以中国的基本国情为依据。他对建国初期我国基本国情的判断是“一穷二白”，由此制定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在其指引下，无论是工业化建设还是三大改造，都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随着三大改造的完成，剥削阶级在中国已经消失，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鉴于此，1956年，黨召开了建国后的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即八大。八大抓住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做出了新的判断，即“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判断深刻反映了我国当时的基本国情。但是，由于国际国内形势急剧变化，党没能坚持这一正确判断，以致走过了一段曲折的发展道路。

粉碎“四人帮”后的1978年，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深入分析了我国国情，他把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的基本国情概括为“贫穷”“落后”。“贫穷”意味着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远未得到满足，而“落后”最根本的原因是社会生产落后，邓小平由此把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与社会生产联系起来，提出了与八大报告表述极其相似的论断：“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2]1281979年，他又指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3]182根据上述论断，也由于经过建国后20多年的发展，我国基本确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八大所确定的主要矛盾中的第一层含义，即“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得到缓解。因此，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对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作出了更加精炼的表述，即“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新判断，准确反映了改革开放之初贫瘠匮乏的生产能力与人民对物质文化产品的迫切需求之间的突出矛盾。

事实上，不仅在改革开放之初，而且在20世纪的80-90年代，我国都还处于社会生产比较落后、物资较为匮乏的年代。1978年我国的GDP总量为3624.3亿元人民币;1981年，我国的GDP总量为4860.3亿元。1978年，我国的人均GDP为379元，1981年为489元。1978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仅为133.6元，而城镇居民这一数字为343.4元，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67.7%，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57.5%;1981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223.4元，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91.9元，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59.9%，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56.7%（GDP总量和人均GDP见图1和图2）。①当时衣食住行等生活商品十分匮乏，甚至到1988年还出现了抢购风潮。

1988年，由于价格闯关，我国物价上涨19.3%，催生了一场席卷全国的抢购风潮。那时候流行的囤积物品包括钢材、水泥等基建物资和彩电、冰箱之类的家用电器。囤家电现在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亏本生意，而在1988年，一些开始有钱的中产者把存款从银行取出来，走后门去换成若干彩电冰箱，给每个子女囤一台以备将来婚嫁用。对于那些没有那么多钱的普通家庭，抢购的商品是柴米油盐酱醋茶。有些人一下子抢购了几十包火柴，许多商店在一天之内全部卖空，这是那个年代物资匮乏的一个表现。

总之，改革开放新时期就是在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准确判断的基础上顺利开启的。为了解决主要矛盾，从改革开放之初到20世纪末，党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我国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逐步改善，20世纪的中国实现了又一次天翻地覆的变化。2000年，我国GDP总量为100280.1亿元，人均GDP为7942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2253.4元，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280元，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49.1%，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39.2%。

二、进入新世纪，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判断的继续坚持

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发展阶段。但那时我们达到的小康水平还很低，正如党的十六大的报告强调的那样，“必须看到，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因此，21世纪开始之时，党仍然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2001年，我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融入到了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经济建设在多年积累的基础上呈现井喷式发展。在经过GDP总量连续四年世界排名第7位之后，2000年上升到第6位，之后呈现持续上升趋势。2005年第5位，2006年第4位，2007—2009年第3位，2010年更是跃居到第2位。2001到2010年十年间，我国经济总量从约11万亿上升到约40万亿人民币。这些成就的取得，是党始终抓住社会主要矛盾、确立中心任务和重大战略、高举改革开放旗帜的结果。

然而，在新的发展阶段，随着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一些社会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就业、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的问题较多，腐败现象严重、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等问题突出，上学贵、看病难、看病贵、房价高等问题亟待解决，而这些问题都与社会公共品供给不足和低效直接相关。上述剧烈变化的社会现实，开始引发学者对十一届六中全会确定的主要矛盾经典表述的思考。自2005年末起，有些学者提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已经改变，变成了公共品需求与公共品供应之间的矛盾。②

尽管“主要矛盾转化说”在当时是不成熟的观点，但并非没有任何现实根据，其提出是源于对社会快速发展客观状况所进行的判断。2005年我国GDP总量为183084.8亿元，跃居世界第5位，然而人均GDP仅为14040元，人均GDP虽达到小康指标，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程度仅为65.77%。鉴于此，为统一思想认识，党在十七大报告中没有认可“主要矛盾转化说”，明确提出了“两个没有变”，即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性质没有变，主要矛盾也并没有发生变化。但是，十七大报告承认我国社会发生了意义深远的变化，提出了“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主张“主要矛盾转化说”的学者察觉到了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客观现实，但夸大了社会量变的程度，有关提法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显然为时尚早。

由于主要矛盾没有发生变化，2005年后，党仍然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发展不断跃上新的台阶。2010年，我国经济总量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程度达到80.1%。“落后的社会生产”向着先进的社会生产有了更多量的积累。2011年以来，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會主义取得的巨大成就，使社会主要矛盾的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这就为党在十九大报告中最终做出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的新论断提供了现实依据。

三、走进新时代，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最新判断

世情、国情、党情、社情不断发生着变化，社会主要矛盾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这是十九大报告对我国历史方位的准确判断，其依据就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是以小康社会接近建成为标志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阶段性目标的达成，标志着旧的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均发生显著变化。

（一）我国社会生产力有了巨大发展

从经济总量来看，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总量达到80万亿元（2017年达到82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据世界银行统计，我国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由1950年的4%上升为目前15%左右，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0%左右，超过美国、日本等国之和。

从经济质量和结构来看，从旧中国不会造汽车，不会造飞机，农手工业产值占90%的农业社会，变为已建立完整现代工业体系的工业农业社会，C919、AG600成功首飞;蛟龙下海，下潜深度达到7000米，世界上99%海域都可以作业等等，代表着我国科技和工业发展的成就。目前，我国制造业和主要工业消费品产业规模居世界第一位，信息电子产业居世界第二位，高新技术产业的产值达到40%以上;农业基础稳固，第三产业超过第二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交通、能源、通信、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获得跨越式发展，高铁里程位居世界第一，占世界总里程的六成以上;城镇化率为57.35%。

（二）我国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极大提高

据统计，2017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5974元，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18322元，比2012年增长7.1%。十八大以来，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进展，脱贫人口6800多万。2017年，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为29.3%，进入到了联合国划分的富足区间。

一张小小的社会保障卡是实实在在的便民卡，也是许多中国人的安心卡、放心卡。到2017年5月，全国持卡人数已迈过10亿门槛，覆盖全国73.2%人口，朝着“覆盖90%人口”的“十三五”规划目标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2016年，中国政府荣获国际社会保障协会社会保障杰出贡献奖。

（三）我国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按照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人的需要有不同的层次，在基本物质文化需要得到满足后，人会有更高层次的需要。马克思在需求方面曾指出人有“生存、享受、发展”等方面的需求。

如今，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已经走出了纯物质层面，内容更加广泛。除了包括物质文化需要这些客观“硬需要”外，还包括其衍生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和尊严、权利等，这些是具有主观色彩的“软需要”。不仅“硬需要”没有消失，新生的“软需求”呈现出多层次多方面多样化的特点。这时，如果仍然只讲“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显然已经不能真实反映人民群众变化了的需求。

（四）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日益凸显

从发展不平衡来看：

从社会生产力来看，我国仍是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上去了，但与我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仍不相称，我国人口数占世界总人口数1/5，经济总量仅占世界15%左右，2017年人均产值排在世界第70位。更需关注的是，我国经济结构不合理，钢铁工业、水泥工业、平板玻璃、造船、铝加工产能过剩，一些行业投资不足，尤其是高新技术投资不足。

从五位一体（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全面小康，编者注）上看，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失衡。不少地方精神文化生活比较贫乏，道德水准下降、诚信缺失的现象比较严重，文明素质亟待提升。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不平衡。防霾口罩、空气净化机等这些过去用于劳动保护或卫生防护的工具，现在已经逐渐成为人们的生活必需品，生态环境恶化导致人民的生活质量难以提升。实体经济内部发展的不平衡。一些制造业无法满足人民高品质物质生活的需要，从奢侈品到化妆品，从电饭煲到马桶盖，中国人在国外疯狂买买买就是一个反映。经济发展与民生事业发展之间的不平衡。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局面尚未全面形成。学前教育供给不足;看病难、看病贵的现象还在很大程度上存在;养老保障体系尚待完善;大多数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还待解决，住房条件还待改善。

从城乡发展上看，仅收入一项，2017年城市居民收入仍是农村的2.71倍。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出现了大量的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他们的教育与健康面临着挑战。

从区域发展来看，东部沿海优势明显。2017年，无论是GDP总量、人均GDP，还是人均可支配收入，东部沿海保持明显优势。（见表1）

从收入分配上看，十八大以来的几年里，基尼系数呈总体下降的趋势，但是，仍然超过0.4这一国际公认收入差距较大的警戒线。

从发展不充分来看：

行政体制改革不够充分。过去五年，全面深化改革取得重大突破，但“多头管理、政出多门”的现象仍然存在。社会法治建设不充分。人民依法维权的成本比较高，个别人无视法律规则，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比较严重。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充分。一些行业的产能过剩依旧严重，整体创新能力不足。2017年，我国创新指数仅名列全球22位。经济体制改革有待充分推进，市场体制机制有待完善，各种隐性壁垒亟待消除，混合所有制改革还待推进，财税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

正是在中國社会巨大变迁过程中，社会主要矛盾的深刻转化孕育了新时代。面对新时代的巨大变化，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做出了与时代同步的新判断，及时回应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更高需求，可谓正当其时、顺应民心。

总之，党十分重视对社会主要矛盾及其转化的把握和判断。对其把握得慎重、稳妥、及时、准确时，我国社会就会顺利地向前发展;反之，就会出现偏差甚至严重的失误。改革开放40年，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做出了正确判断并以此为依据，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并抓好贯彻落实，从而使我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社会变迁。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坚信，只有坚持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和把握，中国人民才能过上美好的生活，国家才能不断走向富强，中华民族才能实现伟大复兴。

注 释：

① 本文统计数字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

② 参见高尚全.用历史唯物主义评价中国改革[N].经济观察报，2005-10-03;关于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思考[N].人民日报，2005-10-07;推动中国政府从管制型向服务型转变[N].第一财经日报，2005-12-21;政府职能转变三题[N].人民日报（海外版），2006-03-16;迟福林.我国社会矛盾的变化与再分配[N].经济参考报，2005-12-17;杨鹏.中国社会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什么？[N].中国青年报，2005-11-16.

参考文献：

[1]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M]//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邓小平.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M]//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M]//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