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款留学——耻辱与希望

郭伟

公元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联军总司令将指挥部直接设在了故宫。因这一年正值中国庚子年，史称“庚子之乱”。隔年，《辛丑条约》签订，英法美日等11国列强要求的赔款额极富侮辱性：清政府总共须赔偿白银四亿五千万两，分39年还清。当时中国的人口恰为四亿五千万，平摊到每人头上正好一两。有意味的是，在庚子赔款的耻辱下，却又走出了庚款留学生这一特殊群体。这些借助庚款学成归来的文化精英们，成为推动中国步入现代化的引擎。

庚款兴学

1904年12月上旬，中国驻美公使梁诚就庚款是用黄金还是白银偿还一事，与美国国务卿海约翰举行谈判。谈话间海约翰透露出一句：“庚子赔案实属过多……”这一信息立刻被梁诚捕捉，他意识到美国政府已发现其有关部门在上报庚子之乱的损失之中，有“浮报冒报”的现象。梁诚当即改变谈判策略，不再去和海约翰纠缠赔款用金还是用银，而是“乘其一隙之明，籍归已失之利”。他同时向清政府谏言，用这笔款子办学堂和派遣留学生。他判断美国政府和民间都会支持这个计划。

美国朝野的有识之士早有向中国退还部分庚款的打算。当列强在北京开会决定条约的内容时，海约翰就给了美国代表团两个有关索取赔款额的指示，一是美国提报损失索取额2500万美元，这个数额已将损失虚报了两倍。其二，与列强协议总索取额不超过1.5亿美元。作为此时世界头号经济强国的美国，希望拥有太平洋西岸最大消费市场的中国能成为它的一个自由贸易区域，而不希望中国被瓜分或分割。虽然英法日德等列强的贪婪没有使美国做成“好人”，但退还部分庚款的种子就此埋下。

1905年，海约翰的突然逝世令退款一事暂时搁浅。但美国的民间力量开始发挥作用，1906年3月，在中国生活多年的传教士明恩溥回到美国，他在白宫向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建议，用清政府的“庚子赔款”在中国兴学和资助中国学生来美国留学。而伊里诺大学校长詹姆士在1906年给罗斯福的一份备忘录中声称：“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

经过多方推动，1907年12月3日，罗斯福总统在国会施政报告中宣布：我国宜实力援助中国推进教育，援助的方法，宜将庚子赔款退赠一半，招导学生来美，入我国大学及其他高等学校，使他们修业成才，希望我国教育界能够理解政府的美意。1908年5月25日，美国国会正式通过有关议案，并通知清政府外务部，从1909年起至1940年止，将美庚款之半数1078.5286万美元，逐年逐月“退还”中国。清政府马上做出回应，命外务部与学部拟定《派遣留学生规程》，规程确定，前四年每年至少派留美学生100人，自第五年起，每年至少派50人，直到退款用完为止。

受美国引领，除日本将庚款用于侵华战争，苏联自动放弃，德国，匈牙利，奥地利因一战战败而对战胜国中国取消庚款外，英国，比利时等庚款受益国也因国际形势的变幻逐步实施退还庚款助学的策略，轰轰烈烈的庚款留学潮就此拉开了闸门。

开科取士

1908年中美签署庚款留学协议后，中国即开始留美学生的甄选工作。1909年到1911年的三年间，清政府三次在全国范围内招考庚款留学生，考试地点设在北京的史家胡同。自1905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制之后，遴选庚款留学生是再次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大规模选拔性考试，这使恪守“学而优则仕”的无数学子从“学习新学，争取留学”中看到了读书给人生带来的新的希望，许多老派学人更是把此项选拔考试视为新的开科取士。

史家胡同见证了当年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们，历经七八天的初试复试之后，或品尝胜利喜悦或吞咽落榜苦涩的情景。当年招考的要求极为严苛：考生除了通晓国文英文外，还要求“身体强健，性情纯正，相貌完全，身家清白”。并规定他们之中，应有80%学农业、机械工程、矿业、物理、化学、铁路工程、银行；其余20%学法律、政治、财经、师范；庚款留学生毕业后必须回国。

1909年8月间，庚款留学的第一次招考举行，应考的学生达到630人，两次考试后，只剩下47人。这47名佼佼者在当年10月赴美，只是出发时，3名贵胄子弟加入他们的行列。这50名学生中包括日后成为清华大学终身校长的梅贻琦。

一年之后，1910年8月，仍旧是史家胡同，庚款赴美第二次招考进行，考试科目及顺序一如上年，后人来看那一年的考题仍觉得蛮有趣味。初试中国文试题古色古香，为：“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说”；而英文试题则颇为时髦：“借外债兴建国内铁路之利弊说。”复试则考了西洋史、植物学、动物学、生理学、几何和世界地理等科。这一年的考录比上年大幅提高，400多人应考，最后录取了70人。

胡适也参加了这次考试，但他的成绩并不是很理想，只是考国文时，对“规矩”这一命题，考生都是作策论，唯独胡适别有心裁的作了考证，谁知歪打正着，主考官是个考证迷，对胡适的文章极为赞赏，打了100分。當其他陪考官提意见说国文没有打100分的道理时，这位主考官却说：“100分还打少了，依我的意见要打120分！”最终胡适名列第55名，他赴美后初学农，后改哲学。与他同时渡洋留学的还有赵元任和竺可桢。

1911年，第三批庚款留学招考举行，63人得以赴美。10月间，武昌的炮声打碎了清政府虚弱的外壳，清帝逊位。随后，中国进入近代史上最为混乱的军阀混战时期，庚款留美计划就此搁置。但这三批赴美留学的学子大多学有建树，他们中有许多人后来成为我国现代科教文化的开拓者，如胡适、赵元任、胡明复、周仁、秉志、过探先、姜立夫、吴宪、孙学悟等。

水木清华

民国初年流行着一个笑话，据说，当时在北京近郊的一个山村里，有个学子考中了清华大学，消息传开，整个村子沸腾了，一个老学究为表示自己有学问，就问乡民：“你们知道什么是清华吗？”大家摇头，他就摇头晃脑的说：“清，是大清，华，是华盛顿。”

虽然是笑话，但也反映出清华大学与美国的关系。由于当时符合直接送美留学条件的学生并不多，为使这一留学教育保质保量，学务处奏请清政府设立留美预备学堂，因学堂设在清华园，故称清华学堂，这就是清华大学的前身。1911年4月29日清华学堂开学，学生皆由各省选送，再经选拔录取，首届毕业生中有金岳霖、侯德榜、叶企孙、杨石先、汤用彤、吴宓等人，后来也都成为各自学科的奠基者。辛亥革命后，庚款留学中断，但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却并未停止选送优秀学生赴美留学的重任，更于1924年改名为“清华大学”。截至1949年，清华大学共派出6批庚款留学生，达1000多人。

美国庚款助学的半殖民地色彩在清华大学身上彰显无遗。按照美国大使馆的要求，清华学堂一定要开设美国历史，地理和公民课。美籍教师在课堂上，要求中国学生将美国历任总统，历史上的伟大人物，48个州的州名等都一一背下来。英国哲学家因此说道，清华好似一座“从美国移植来的学校”。

1924年，美国国会通过决议，将剩余的庚子赔款用于中国。但必须由中国和美国共同成立一个基金会掌管此款项，这就是“中国文教促进基金会”，又被称为“中国基金会”。中基会的成员是国际国内极有声望的社会名流，蔡元培、司徒雷登、胡适、丁文江、韦罗贝、翁文灏、汪兆铭、李煜瀛、位朝枢、任鸿隽、孙科、赵元任等都曾先后替补为董事会成员。在基金会的账面上，有着1254.5万美金。还给中国的钱中国却不能自己做主使用，这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但同时也由于美国的干预，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国民政府，都不敢将庚款挪为他用，保证了中国留学教育的经济基础。清华大学理所当然地获得了这个基金会所提供的相当部分的奖学金，基金会几乎可以算是清华当时的经费来源。有历史学家评价道：“清华其成功的一大秘诀是，当其他院校求助于军阀政权不稳定的施舍时，清华的年度预算是有保障的。”

英国是美国之后庚款助学做的最好的国家。与庚款留美不同，庚款留英的宗旨是要为中国科学教育培养出一批高端专家学者，所以留英考试是所有留学考试中难度最大，竞争最激烈的。但也因此凡是被英庚款录取的留学生，后来大多成为中国现代科学教育的领军人物。如我国数理统计学和概率学的奠基人许宝騄，原中科院院长，著名化学家卢嘉锡，与钱学森一起成为美国“火箭之父”馮·卡门助手的钱伟长，郭永怀，林家翘等。当然，还有钱钟书。

1933年，钱钟书毕业后，校方有意留他任教，或者在西洋文学系读研究生，钱钟书却回之以“清华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当钱某人的导师”。不久他参加了第三届英庚款留学考试。当年共有24个名额，但英国文学专业仅一名。据说，那年清华大学准备报考的一些人听说钱钟书也去考，吓得自动退出了，成绩出来后，钱钟书果然名列榜首，去牛津大学读书了。

高瞻远瞩

为了培养中国留学生对美国的认同与感情，美国政府下了大力气。当时正值美国社会排华的高峰期，美国政府将庚款留学生们安置在笃信基督教的有钱人家里，感受温良的家庭之爱。在经济上同样给以大额资助，这让庚款留学生在国外的生活相当富足。不仅学杂费不用自己操心，每月还发生活费八十美元，相当于两百银元，那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张恨水当时在芜湖做编辑月薪才六银元，还要养家糊口。胡适开始学农，一年半后改学哲学，按规定须补缴学农期间的学费，从生活费中分期扣除。他当时还寄钱补贴寡母，为此还为《大共和日报》翻译了一些东西，都德《最后的一课》就是其中之一，稿酬由报社径寄母亲。但不管如何，胡适在美留学期间的生活是不会清苦的。

同样，由梅贻琦、叶企孙、吴有训、严济慈、曾昭抡等领衔的庚款招生考试委员会，也很懂得用长远眼光看未来。他们从整体战略出发，通盘考虑科学技术的未来发展和国防需要，以此设置学科，推选人才，在许多领域填补了学科空白，从而为中国相应的科技发展造就了领军人物。

1932年清华首次招考公费留学生时，一共只有20个名额。此前“九一八”事变刚爆发，他们从应付未来战争考虑，设置了一个应用光学名额，一个弹道学名额，一个地球物理名额。这一年，清华大学物理系研究生龚祖同准备参加考试，叶企孙郑重地对他说：“应用光学在军事上很重要，世界各列强都在研究，而在我国还是个空白，我们应该有人去学。” 研究核物理的龚祖同听这么一说，便放弃了原专业，报了这个名额。录取后进入柏林高等工业大学深造。1938年获博士学位回国后，他负责筹建了我国第一个光学工厂，后来又为我国的航天航空和光纤制造业作出了杰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