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比利亚联合王国东方贸易中的西葡竞争与合作（1580—1642年）

提  要：1580年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继承了葡萄牙的王位，西葡两国由此进入了伊比利亚联合王国时期。这一消息在两年后传到葡属澳门，澳门与西属马尼拉之间的贸易随之开启。最初由于双方各怀鬼胎，贸易只是徒具其形。16到17世纪之交，荷兰人和英国人东来，对葡萄牙和西班牙人在东方的贸易垄断地位发起了强有力的挑战，从而促使葡萄牙和西班牙人进一步合作，澳門与马尼拉之间的贸易繁荣起来。但是，这一贸易从一开始就不对等，葡萄牙人几乎垄断了贸易，政治上强势的西班牙人反而在贸易中处处被动，由此形成了一种奇怪的格局：王冠戴在西班牙人的头上，财富却流入了葡萄牙人的口袋。

关键词：伊比利亚联合王国;葡属澳门;西属马尼拉;东方贸易

DOI： 10.16758/j.cnki.1004-9371.2019.03.011

葡萄牙是近代早期最早向东方进行殖民扩张的先驱。继达·伽马（Vasco da Gama）于1498年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卡利卡特之后，葡萄牙人相继在1510年攻占果阿，1511年占领马六甲，1557年获准在澳门居留，1571年建立长崎商站，从而开辟了连接里斯本——果阿——马六甲——澳门——长崎的欧亚贸易线路，并对此进行着长期的垄断。反观西班牙人进入东方，最早可以追溯到1521年绕过美洲和太平洋在菲律宾登陆的麦哲伦远征队，而实际上直到1565年米格尔·洛佩斯·德·黎牙实比（Miguel López de Legazpi）率领远征队挺进菲律宾并于同年开辟从菲律宾返回美洲的太平洋返程航线，西班牙对菲律宾的征服才取得了实质性的突破。随着1571年马尼拉的建城和1573年两艘载有中国商品的大帆船从马尼拉成功地航行到阿卡普尔科，西班牙人建立起了连接（中国福建）漳州月港——（菲律宾）马尼拉——（墨西哥）阿卡普尔科——（墨西哥）韦拉克鲁斯——（西班牙）塞维利亚的横跨两洋三洲的大帆船贸易航线。然而，由于西班牙人打破了葡萄牙人对于东方贸易的垄断，触犯了后者的利益红线，自其进入东方伊始，就与葡萄牙人摩擦不断。如1573年，菲律宾总督基多·德·拉维萨里斯（Guido de Lavezaris）在给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的报告中写道：“陛下知道葡萄牙人在这里处处和我们作对。当他们自己无法伤害我们时，便通过别人来得逞。”11578年，年少轻狂的葡萄牙国王塞巴斯

蒂安一世在征服异教国家摩洛哥的阿尔卡萨基维尔战役中遭到惨败，战死沙场。1由于塞巴斯蒂安没有留下直接继承人，作为葡萄牙先王曼努埃尔一世长女伊莎贝拉公主的儿子，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国王菲利普二世乘虚而入，凭借着强大的外交攻势和军事实力，在1580年君临葡萄牙。1581年，葡萄牙人在托马尔会议上承认了菲利普二世作为他们的君主，伊比利亚半岛由此走向了统一。2同时，西葡两国在海外的广大殖民地也相应地进入了共主时期。那么这种宗主国之间的合并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两国在东方开展的贸易呢？以往学界关于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在东方的贸易不乏研究，但大多把两者之间特别是在伊比利亚联合王国时期的东方贸易关系割裂，分开进行探讨，对于双方之间错综复杂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及其动态演变缺乏深入研究。3考虑到西班牙在东方的贸易主要以马尼拉为支点，与其联系最为紧密的当属葡萄牙人占领下的澳门，因此本文试图通过分析这两大城市从1580年伊比利亚联合王国成立到1642年联合王国解体的消息传到东方之间的商业往来，考察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在东方的竞争与合作关系。

一、伊比利亚联合王国初期的西葡东方贸易

当菲利普二世继承葡萄牙王位的消息传到马尼拉时，包括总督、神职人员、商人和冒险家在内的菲律宾各个阶层的西班牙人都感到欢欣鼓舞，因为这为他们将势力渗透到中国乃至重新分配在华利益提供了契机。4为了将消息传达给澳门的葡萄牙人，进而促使他们向西班牙王室效忠，西属菲律宾当局特地在1582年派遣耶稣会士阿隆索·桑切斯（Alonso Sanchez）前往澳门，同时嘱咐他伺机与明朝官员交涉，以期在中国获得一个像澳门一样的港口。尽管澳门的葡萄牙人同意向新王菲利普二世效忠，但却煞费苦心地告诫桑切斯，为了避免引起中国当局的疑虑，以后马尼拉的西班牙人要尽量少来澳门。1583年，澳门的葡萄牙人大亨巴托罗缪·瓦斯·兰代罗（Bantolomeu Vaz Landeira）专门派遣了一艘由塞巴斯蒂安·若热（Sebastiao Jorge）指挥的船只护送桑切斯回马尼拉。这艘船装载着大量的商品，包括葡萄牙酒和油、印度的棉布和亚麻制品、中国的饼干、塔夫绸、地毯、罗缎、丝缎、喇叭和象牙、以及珍稀药品。西属菲律宾总督迭戈·隆基略（Diego Ronquillo）隆重地欢迎了葡萄牙人，葡萄牙人的货物也很快销售殆尽。由于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都从中获益匪浅，所以双方约定葡萄牙人以后每年来此进行贸易。5澳门和马尼拉之间的贸易也由此拉开序幕。

然而，尽管这一贸易受到了澳门葡萄牙人和马尼拉西班牙人双方的许可，但却与伊比利亚联合王国的法律背道而驰。因为，作为承认西班牙兼并葡萄牙的条件，菲利普二世在1581年的托马尔会议上保证像以前一样对西葡两国的殖民地实行完全分治，双方之间的贸易和航行一律遭到了严格的禁止。”11587年，菲利普二世再次下令禁止葡萄牙王室下辖的印度和亚洲其他地区与西班牙王室下辖的马尼拉和菲律宾其他港口之间的所有航行与贸易。2

西班牙王室之所以禁止澳门与马尼拉之间的贸易，本质上是为了维护母国的利益。因为当时澳门——马尼拉航线与联系塞维利亚——美洲的大西洋航线存在着竞争关系，如果以墨西哥和秘鲁为主体的美洲市场能够经由澳门和马尼拉更好地获得丝绸和其他中国货物，从塞维利亚进口到美洲的西班牙丝绸就会随之减少。3另外，由于菲律宾既没有美洲丰富的金属矿藏，也没有先进的本地工业，西班牙人购买亚洲商品时必须支付银币，进而导致美洲白银持续不断地外流到远东地区。4白银的分流直接导致流入塞维利亚的白银减少，从而招致后者的强烈反对。所以，自从伊比利亚联合王国成立开始，菲利普二世便极力阻止美洲白银经由阿卡普尔科、马尼拉和澳门流到中国和东南亚。5可以说，澳门和马尼拉的贸易既不受西班牙官方认可，也不为欧洲的利益集团所容忍。

同时，澳门——马尼拉航线与绕行好望角的里斯本——果阿——马六甲——澳门航线也存在着竞争。因为就后一条航线而言，来自欧洲的葡萄牙人到澳门购买商品后，会进一步将其返销至马六甲、果阿和里斯本，同时也会向这些地区的殖民当局交纳相应的关税，而这种税收是葡属东方殖民地收入的重要来源。如果任由澳门本地的葡萄牙人与马尼拉进行贸易，那么马尼拉对中国商品的需求必然会抬升来自欧洲的葡萄牙人在澳门购买商品的成本价，进而减少他们在马六甲、果阿和里斯本销售商品赚取的利润。另一方面由于澳门——马尼拉航线的竞争，他们能够转销到马六甲、果阿和里斯本的商品也部分流失，缴纳给这些地区的税收就会随之减少。6所以，澳门和马尼拉的贸易也遭到了里斯本、果阿和马六甲方面的强烈反对。如马六甲主教在1588年明确指出：无论是葡萄牙人的生意，还是西班牙人的贸易，都应该得到官方的批准。7鉴于当时澳门与马尼拉之间的贸易依然处于地下状态，并未受到官方的批准，所以马六甲主教之言显然是在反对澳门与马尼拉进行通商。

此外，澳门与马尼拉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嫌隙，他们虽然都乐于在这条航线上走私商品，并且都热衷于将之合法化，但彼此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立场。澳门的葡萄牙人非常乐于派船前往马尼拉贸易，但却完全无法容忍马尼拉的西班牙人派船到澳门，更不要说让后者与中国建立直接贸易关系。因为相比于澳门的葡萄牙人，马尼拉的西班牙人能够更加容易地从美洲获得源源不断的白银。8早在1580年，从墨西哥和秘鲁经由太平洋到达中国的白银数量就已经超过了其他任何一条航线。如果马尼拉的西班牙人肆无忌惮地拿着这些白银直接去中国，无疑会抬升中国的丝绸价格。一些澳门的葡萄牙人也向国王抱怨，他们以往有利可图的贸易因之遭到了破坏。9澳门商人反对西班牙人来华直接贸易的另一个理由是，中国的丝绸数量有限，单单供应日本和通过印度供应欧洲市场都很困难，根本没有剩余来供应菲律宾的西班牙人。然而这种理由是很牵强的，因为那时中国的丝绸产量实际上足以满足任何一条航线和市场的需求。1让澳门方面更为担心的是，西班牙人最初一直抱有占领中国的狂妄企图，特别是先前对美洲和菲律宾的成功征服使得他们非常自负，中国当局一直不准他们入境传教和贸易，也更加激起了他们的野心。1574年，西班牙王室驻菲律宾的代理人安德烈斯·德·米兰道拉（Andres de Mirandaola）在给国王的信中就艳羡不已地描述了中国的地大物博，并且暗示征服这个富庶的王国对于西班牙而言将是非常值得的。21583年，当桑切斯从澳门返回马尼拉之后，他在与隆基略总督和多明戈·德·萨拉萨尔（Domingo de Salazar）主教谈论其中国之行时，初步提出了自己征服中国的计划，其中包括设想用武力迫使中国同意传教士入境，如若不然则对中国宣战，并在这块将被征服的土地上确立西班牙人自己的统治。31586年，马尼拉的西班牙人在给西印度事务委员会的请愿书中，更是详尽地描绘了侵华计划的各个细节，其中包括入侵中国的所谓正当理由、人事安排和军队来源、武器和日常供應、行军路线、以及葡萄牙人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等。4这类征服中国论的腔调不仅充斥着马尼拉，而且也得到了澳门极个别鹰派人物的响应。如澳门耶稣会教区长弗朗西斯科·卡布拉尔（Francisco Cabral）在写给国王的信中表示，他愿意无条件地支持这种征服中国的军事计划，并帮助搜集战略情报。5葡萄牙人担心，这种计划一旦付诸实施，必然招来中国人的震怒，葡萄牙人在中国取得的一切传教和贸易成就也将随之化为乌有。因此，澳门的葡萄牙人坚决抵制和反对马尼拉方面派人来澳门。

为了阻止马尼拉的西班牙人进入中国，澳门的葡萄牙人采取了各种手段。其一，1583年，在主管日本和中国教区的耶稣会士贾内罗（D. Belchior Cameiro）的主持下，享有表决权的澳门市民选举成立了澳门议事会。这一机构的成立，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获得中国当局的认可，从而对菲律宾的西班牙人形成威慑，防止其对澳门进行渗透和撇开葡萄牙人直接来华贸易。6经过努力，澳门的葡萄牙人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中国当局的认可。1584年，中国皇帝将品秩低于香山县丞的官衔授予澳门理事官，而且葡萄牙人大法官也受权对澳门的中国人行使一定程度的裁判权，不过重大案件依然归由香山县审理判决。7

其二，澳门的葡萄牙人指出，他们充当着西方世界的前沿阵地，如履薄冰地栖息在南中国海的一个小半岛上，处处需要仰中国人鼻息。他们不仅无法得到葡萄牙国王或印度总督的任何援助，还需要修建要塞、维持铸炮厂，并需要向中国、日本和印度支那的统治者遣使、纳贡、送礼以寻求庇护。1这一切都需要通过澳门的贸易来维持。如果一旦因为西班牙人的到来而触怒中国政府的话，这座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天主圣名之城将化为乌有。因此，澳门的兵头若奥·德·阿尔梅达（Jo?o de Almeida）、主教莱奥纳多·德·萨（Leonardo de Sá）和耶稣会视察员神父范礼安（Alexandre Valignano）在1582-1584年给菲律宾总督的信中直言不讳地指出，西班牙人进入中国将会危及澳门的安全。2其三，恶意离间中国与西属菲律宾的关系。如1590年萨拉萨尔主教在给菲利普二世的报告中指出：澳门的葡萄牙人在西班牙人中间极力宣传中国是多么的危险，那里的形势是多么的险恶，声称任何外国人如果没有获得中国官方授权就贸然进入中国的话，将会面临死亡的威胁。如果中国人未经许可擅自带外国人入华将会被处决，随行的外国人也要被终身监禁。3反过来，葡萄牙人也在华人当中散播谣言。如1586年菲律宾当局在给西印度事务委员会的请愿书中提到，葡萄牙人对华人说：“我们（西班牙人）是如何征服外国人的土地，推翻当地人的国王，建立我们自己的统治，还说这是迄今为止我们所追求的唯一目标。”4

对于西班牙人而言，在中国获得一个贸易据点，或者直接派船到中国，竭力打破片面依靠中国商人或者葡萄牙人前往马尼拉才能获得商品的这种被动局面，则是他们的夙愿。双方所秉持的观念差异如此之大，以至于他们在伊比利亚联合王国成立之初的贸易中貌合神离，明争暗斗此起彼伏。1590年，当菲律宾总督戈麦斯·佩雷斯·达斯马里纳斯（Gómez Pérez Dasmari?as）派遣一艘船去澳门购买弹药时，澳门的葡萄牙人不仅强行扣下了这艘船，还没收了船上的所有资金。5作为应对，达斯马里纳斯决心伺机报复，惩罚这伙桀骜不驯的王室臣民。1592年，当一艘澳门商船来马尼拉时，达斯马里纳斯将其白银悉数没收，并向澳门放出消息。不久之后，那艘被没收的西班牙船只载着军需品返回了马尼拉，葡萄牙人被没收的白银也随即被返还。6无独有偶，1598年，菲律宾总督弗朗西斯科·德·特略·德·古斯曼（Francisco de Tellode Guzmán）派遣胡安·德·萨穆迪奥（Juan de Zamudio）率船前往中国，希望通过与中国当局协商在广东海岸获得一个贸易据点，同时也是为了给马尼拉军火库购置硝石和金属，但是澳门的葡萄牙人得知这个消息后坚决反对，他们向中国官员诋毁西班牙人，甚至对西班牙人发动了武装袭击。7

鉴于澳门和马尼拉之间的种种恩怨，再加上其他葡萄牙殖民地的反对，澳门与马尼拉之间的贸易最初只是徒具其形，远远没有得到较好的发展。这从1583年到1603年澳门驶抵马尼拉的船只数量中可以反映出来，具体为1583年1艘、1584年2艘、1588年2艘、1601年1艘，其他年份基本没有船只到达马尼拉。8

二、世纪之交的变局

西葡两国合并之前，荷兰人每年都会到里斯本购买东方的胡椒和香料，然后将其转销到北欧各国，这种转运贸易是其国家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荷兰所在的尼德兰地区原来因王朝联姻和王位继承关系在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统治时期成为哈布斯堡王朝的属地，但是1566年尼德兰爆发了反对西班牙专制统治和宗教迫害的武装起义，揭开了尼德兰革命的序幕，并呈现愈演愈烈之势。随着1580年伊比利亚联合王国的成立，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决定严惩这些反叛的荷兰人，下令禁止他们再到里斯本贸易，这直接导致荷兰人把目光转向东方。1另外林斯霍滕（Jan Huygen van Linschoten）根据其在长达9年的东方之旅中收集到的情报，分别在1595和1596年出版了《航海记》和附有地图的航行手册，从而打破了伊比利亚人对于东方航线的信息垄断，为荷兰人的东进奠定了基础。1596年，豪特曼（Cornelis de Houtman）指挥的一支荷兰舰队绕过好望角，成功地到达了葡萄牙人势力较为薄弱的印尼群岛。1597年，更多的荷兰舰队驶向东方。2截止到1601年底，荷兰人已经派出了14支舰队，使用了至少65艘船只，并且在印度尼西亚的万丹和其他5个港口、以及马来半岛的两个港口留下了代理人。31596年，荷兰人在爪哇岛上的万丹建立基地。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并被国内议会赋以东方贸易的特权。此后荷兰人又于1607年在香料群岛的德那地建立要塞;1609年在日本平户建立商馆，与葡争夺对日贸易;1619年占据巴达维亚，并将其打造成在东方拓展势力的大本营。于是，荷兰人对利润丰厚的澳门——马尼拉贸易和澳门——长崎贸易形成了三面威胁。4

与此同时，英国人也参与了东方贸易的争夺。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在1577-1580年的环球航行中俘虏了一艘马尼拉大帆船，并获得了价值惊人的战利品，其中包括13箱西班牙比索、80磅黄金和26吨未经加工的白银，资助这次航行的投资者也从中获得了高达47倍的收益。5德雷克取得的成功和荣耀，极大地刺激着英国人前往令人遐想的东方。英国人于1600年建立了从事东方贸易的东印度公司;1602年与爪哇岛上的万丹土王签约并在此建立商站;1611年在印度南部的马苏里帕塔姆建立商站;1612年在暹罗和北大年建立居留地;1613年又在日本建立商馆。6因此，英国人在东方也有一定的势力。

除了发展起蓬勃向上的殖民事业之外，荷兰人也把对西班牙人的怒火烧到了东方。由于葡

萄牙人此时是西班牙国王的臣民，更加重要的是其在东方占据着广阔的殖民地和丰厚的贸易利润，自然也成了荷兰人攻击的目标。荷兰人先后在1601、1603和1607年襲击了澳门。71603年，雅各·范·海姆斯凯克（Jakob van Heemskerk）在新加坡附近截获了一艘从澳门前往马六甲和果阿的重达1400吨的葡萄牙大帆船圣卡塔琳娜号，并获得了高达350万弗罗林之巨的战利品，这相当于1602年成立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上缴资金的一半。81604年一支荷兰舰队封锁了果阿的入海口，同时一些葡萄牙船只在距此较远的苏拉特、科钦和爪哇海被劫走;1605年葡萄牙人在安汶和蒂多雷的要塞被荷兰人强占。9

雪上加霜的是，为了反对共同的伊比利亚敌人，英荷双方于1619年在欧洲缔结防御条约，同意由双方的东印度公司共同分享香料群岛的贸易，其中荷兰分得2/3，英国分得1/3，并在远东海域组成联合舰队共同打击伊比利亚人。10

1620年，英荷联合舰队在巴达维亚集结，对东亚海域的伊比利亚船只或涉嫌与其贸易的船只进行骚扰和攻击。1622年，荷兰殖民官员库恩（J. P. Coen）等人在给其上峰的信中指出，驶往苏拉特的英国船在那一地区截获3艘小型海船（navet），荷兰人今年则截得9艘小型海船，其中6艘属于澳门，3艘属于马尼拉。11622年，荷兰提督赖啫臣（Cornelis Reyerszoon）率领16艘战舰和2000名武装人员对澳门发动了一次强大的攻势，在经历了连续5天的狂轰滥炸并尝试强行登陆之后，由于葡萄牙人的顽强抵抗而被迫撤退。2荷兰人虽然攻势受挫，但并未就此放弃，而是在1624年占据了台湾，并在此修建了热兰遮城要塞，进而凭此与澳门的葡萄牙人展开贸易竞争，劫掠他们开往马尼拉的船只。

相比于葡属澳门，荷兰人对于西属马尼拉的攻击和劫掠也毫不逊色。1600年，奥利维尔·范·诺尔特（Olivier Van Noort）率领的一支舰队第一次兵临马尼拉，但最终在战斗中被西班牙人打退。此后，荷兰人多次企图攻占马尼拉，在1609年起定期对马尼拉发动进攻或实行封锁。3战争期间，荷兰人在菲律宾水域维持了40到50艘战舰。为了反击气焰嚣张的荷兰人，西属菲律宾总督胡安·德·席尔瓦（Juan de Silva）在1615年策划了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试图联合葡属印度总督打击荷兰人在爪哇岛和香料群岛的势力。席尔瓦组织起了一支庞大的舰队，其中包括 1700吨重的圣马丁号旗舰、4艘大帆船、大量小型船只、火炮300门、士兵5000人，但是荷兰人在席尔瓦把军队汇集到一起之前率先摧毁了葡萄牙人的舰队，徒劳无功的西班牙人只得在1616年返回马尼拉，席瓦尔本人和许多水手也在这次航行中丧生。这次堪比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远征英国时惨败的灾难导致西班牙与荷兰的远东力量对比发生决定性的逆转，西班牙人从此陷入守势。不久之后，荷兰人在1618和1620年又尝试攻占马尼拉，1624年双方再次发生海战。4

同时，鉴于中菲贸易对于马尼拉有重要的意义，荷兰人也不忘对其进行打击。荷兰官员皮特·纳依茨（Peter Nuyts）在写给荷兰东印度公司委员会的信中指出：“我们必须竭尽所能地摧毁中国与马尼拉之间的贸易，因为只要成功地做到这一点，我们坚信阁下将会看到西班牙人撤离摩鹿加群岛乃至他们的老巢马尼拉。”5由于荷兰人的围追堵截，1616年只有7艘华人商船到达马尼拉，而在以往的年份里有时候多达50或60艘。1621年，英荷联合舰队围困马尼拉，直到下一年才解除封锁。同年，一支荷兰舰队在中国沿海摧毁了80艘华人商船。6荷兰人于1624年在台湾建立热兰遮城要塞后，对赴菲中国商船的堵截更是变本加厉。由于荷兰人肆无忌惮的劫掠，中菲贸易遭到了重大挫折，并严重威胁着西属菲律宾殖民地的存在。一位匿名编年史家对其后的局势做这样的描述：“中国人不敢再驾船来这座城市，贸易即将终止，一切都将不复存在，因为菲律宾的繁荣完全依靠对华贸易。”7马尼拉的西班牙官员也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在1624年呈交给国王的报告中指出：“据说荷兰人已经在福尔摩沙岛及澎湖列岛构筑了防御工事，所以中国船只无法抵达这些港口，荷兰人的目的就是要阻断菲律宾群岛的商业贸易，这是最容易得逞的手法。所以若不赶快想办法阻止荷兰人，必将追悔莫及。”8

自从1623年荷兰人为了控制香料群岛而发动安汶大屠杀之后，英国人基本上撤出了东亚，转而全力经营印度。所以，虽然西班牙与英国在欧洲时有摩擦，但双方在东方的冲突既不多也不长。倒是在印尼一带，英国人与荷兰人曾发生多起贸易纠纷。总体而言，荷英两国特别是荷兰人对西葡贸易船只的围追堵截及其对贸易的争夺所带来的16、17世纪之交的变局，对伊比利亚联合王国在东方的贸易垄断地位形成了强有力的挑战，同时动摇了联合王国在东方的经济命脉。这促使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暂时搁置争议，以联手对付这些共同而又强大的敌人。1

三、西葡东方贸易的发展、繁荣与衰落

16和17世纪之交的变局为东方的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加强合作提供了契机。1601年，葡萄牙人从马六甲征兵以援助西班牙海军抗击荷兰东印度公司。1602年，马尼拉的西班牙人为葡萄牙人装备分遣队提供了资金上的支持。在经历了1603年西班牙人对华人的大屠杀之后，澳门当局也对菲律宾方面进行紧缺军需品贸易的请求做出了积极的回应。2当1605年葡萄牙在安汶和蒂多雷的要塞失陷于荷兰人之手后，幸存的葡萄牙人逃到了马尼拉，并在不久之后参与到了菲律宾总督堂佩德罗·德·阿库尼亚（Don Pedro de Acunha）组织的远征军当中，后者在1606年成功收复德那地和蒂多雷。1610年，葡属印度总督鲁伊·洛伦索·德·塔沃拉（Rui Lourenco de Tavora）从果阿向澳门派遣了一支由6艘大帆船、1艘中型船（pinnace）和2艘小型快速帆船（galliot）组成的装备齐全的舰队，命令其除了保护危机四伏的由葡萄牙人經营的澳门——长崎贸易之外，还要与马尼拉的西班牙人合力驱逐香料群岛的荷兰人。31615年，继任葡属印度总督的杰罗尼莫·德·阿泽维多（Jeronimo de Azevedo）派遣了一支由4艘大帆船组成的分遣队去帮助西属菲律宾总督胡安·德·席尔瓦（Juan de Silva）收复摩鹿加群岛。4这表明，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在军事上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合作。

为了更好地在东方抗击荷兰人，西班牙王室在给马尼拉总督的信中指令澳门与马尼拉加强合作。1608年1月23日、1609年2月25日以及3月19日的王室信件显示，西班牙王室试图加强澳门葡萄人和菲律宾西班牙人之间的合作，允许马尼拉方面每年派遣一艘船只去澳门采办供应品和军事物资。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王室要求双方在军事上互帮互助，但却重申澳门与马尼拉之间不得进行军需品之外的贸易。5然而在实际贸易中，军需品很难与其他商品截然分开，其他商品的走私现象十分严重。西班牙驻菲律宾的官员安东尼奥·德·莫尔加（Anto?nio de Morga）对澳门葡萄牙人来马尼拉从事的大规模贸易做了清晰的描述。他指出，葡萄牙人的船只通常在6月和7月来到马尼拉并于次年1月返回澳门，他们带来的商品主要包括香料、黑奴、各式各样的印度棉布（其中包括孟加拉的床挂和棉被）、琥珀、象牙、珠宝、宝石、印度小装饰品和古玩、波斯和土耳其的地毯、床、文具盒、澳门制作的镀金家具，以及其他惹人好奇和喜爱的商品。6此

外，1603年西班牙人在马尼拉对华人进行了血腥

大屠杀，导致赴菲贸易的华人急剧减少，这也使得马尼拉的西班牙人迫切需要与澳门的葡萄牙人进行贸易，澳门与马尼拉之间的贸易也因此发展起来。在1603年到1615年期间，从澳门到马尼拉贸易的船只较前期有所增加，分别为1604年5艘、1605年2艘、1606年1艘、1609年1艘、1610年1艘、1612年6到7艘。7值得一提的是，水银成为这一时期两地贸易的重要商品。这是因为水银不仅是马尼拉防务所需的重要军事物资，同时也是美洲方面提取白银的重要原料，考虑到墨西哥的水银是迟至1660年之后才得以开发的，这时通过澳门进口产自中国水银的必要性显而易见。1610年，双方达成协议，规定澳门的葡萄牙人尽其所能地为马尼拉的西班牙人提供水银，并按照每昆塔尔50比索进行交易。随即西属菲律宾总督派遣代表携带25000比索前往澳门采购水银，随后又送去了25000比索。1612年，从澳门进口到马尼拉的水银急剧增长，光是马尼拉转口到新西班牙的水银就达到了200昆塔尔。1

从1619年之后，澳门与马尼拉之间的贸易迅速繁荣了起来。特别是1620年有10艘船只从澳门来到马尼拉，这可以说是空前的。2此后每年从澳门到达马尼拉的船只数量虽然有所波动，但相比于1619年之前，数量有所增加，而且相对稳定，具体为1621年2艘、1627年6艘、1628年2艘、1629年2艘、1630年6艘、1631年3艘、1632年4艘、1633年3艘。3随着赴菲船数的增加，双方之间的贸易额度也显著增长。1626年，仅仅1艘船只从澳门带到马尼拉的中国货物价值就高达40万克鲁扎多。41630年从澳门进口到马尼拉的商品价值在150万比索左右。5另外马尼拉当局平均每年从澳门船只那里征收的入口税也反映出了双方贸易在这段时间的繁荣程度：具体为1616-1620年年均6798比索，1626-1630年年均7110.5比索，1631-1635年年均9327.6比索。6但是，贸易繁荣的背后却隐藏着潜在的危机。

随着澳门与马尼拉贸易的发展和繁荣，澳门的葡萄牙人从中获取了丰厚的利润，进而激发了他们更加强烈的贪欲。为了垄断马尼拉市场，他们千方百计地阻止华商赴菲贸易。首先，葡萄牙人在广东每年举行的交易会上投下巨资，7以中国商人满意的价格从他们手里买断了所有商品。中国商人也对此十分满意，因为他们可以在自己的国度轻易地获取上述利润，而不用再像过去那样冒着被荷兰人打劫的风险去马尼拉贸易。其次，葡萄牙人还吓唬华人说，马尼拉现在资金匮乏，根本没有多余的钱来购买他们的商品，因此他们只能在购买商品时进行赊账，同时为了弥补亏空，西班牙人会对前去贸易的华人征收重税，甚至会对他们进行迫害。再次，对于不愿意在广东将商品卖给澳门的葡萄牙

人，反而更喜欢自己去马尼拉进行贸易的中国商人，葡萄牙人就会主动提出，他们愿意自担风险帮助中国商人把商品带到马尼拉进行销售，还可以签订合约，他们自己从中只收取5%的佣金。在两年的时间里，葡萄牙人以这种方式为广东的华商带来了价值15多万比索的商品。8

澳门葡萄牙人的这种行为极大地损害了马尼拉西班牙人的利益，因此后者决定在接下来的时间里禁止澳门的葡萄牙人再来贸易。菲律宾总督在1633年给西班牙国王的信里指出：“与中国人的贸易已经衰落了，因为澳门的葡萄牙人已经成了马尼拉市场的主人，而且他们有近水楼台之便;事实上，他们也不服从这里的管理，直接零售过去由华人带来的商品。这导致菲律宾的商品紧缺，并给我们带来巨大的损失。”9

菲律宾检察总长胡安·格劳—蒙法尔孔（Juan Grau y Monfalcon）也向西班牙国王指出：“由于澳门的葡萄牙人到中国广州集市购买货物，然后运到马尼拉出售，致使马尼拉的西班牙人遭到巨大损失和伤害。他们垄断了马尼拉市场上的中国货物，使得马尼拉的西班牙人无法获得任何收益，而当以前中国人来马尼拉出售货物时他们还可以获利。中国人除了以合理的价格出售商品外，还允许他们赊账，等到下次再来时才收取现款。由于不用花钱，马尼拉的西班牙人非常受益，他们可以把上述商品转卖到新西班牙，并从中获取巨大的利润。随着葡萄牙人的到来，这一切都不复存在，因为葡萄牙人不但不同意赊账，还以天价出售商品……由于贸易利润的丧失，马尼拉的西班牙人变得越来越穷，没有资本营生，他们是那么的无助。澳门的葡萄牙人现在夺走了本应属于他们的利润，而且从马尼拉运走的财富是过去中国人带走的3倍。”1面对马尼拉方面接二连三的请求，1634年西班牙国王命令菲律宾总督、高等法院和王室检察长依法贯彻澳门和马尼拉两地不得贸易的法令，阻止澳门的葡萄牙人前往菲律宾贸易。21635年王室法令重申：“鉴于已经造成的严重损失，我不允许葡萄牙人再與菲律宾群岛进行贸易”。3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澳门与马尼拉之间的贸易，1634年马尼拉没有来自澳门的船只到来。4

尽管如此，由于马尼拉当局对华人的间歇性驱逐和血腥屠杀，特别是1639年的华人大屠杀惨案使得中菲贸易再次陷入了危局，再加上当时中国国内的战乱，以及荷兰人的堵截，所以一些年里只有少量的中国商船赴菲贸易，甚至一些年份里一艘也没有。反观葡萄牙人则不然，面对荷兰人的海上优势，葡萄牙人果断地放弃易受攻击的大帆船，转而使用适于快速航行的小船，因而他们在大多数时候成功地躲过了荷兰人的劫掠。

在此情况下，马尼拉的西班牙人要想获得充足的商品来从事大帆船贸易，就必然摆脱不了澳门的葡萄牙人。因而他们对澳门的葡萄牙人总是怀着一种爱恨交织的矛盾心态，从而注定了澳门与马尼拉之间的贸易不可能完全中断，于是双方之间的贸易还是不断地进行着。葡萄牙人依然从澳门派船到马尼拉，具体为1635年4艘、1636年1艘、1637年3艘、1638年3艘、1639年3艘、1640年3艘、1641年2艘、1642年1艘。5另外从马尼拉当局平均每年从澳门船只那里征收的入口税也可以看到这种趋势：1636-1640年年均3556.8比索，1641-1642年年均15735.5比索。6

值得注意的是，1637-1638年日本爆发的岛原起义加剧了德川幕府对葡萄牙人的疑虑。1639

年，日本当局将所有的葡萄牙人逐出了日本，并且明令如果葡萄牙人以后胆敢再来将一律处死。1640年，一支由4名澳门显贵组成的使团前往日本请求修改禁令，结果大部分人遭到处决，从此宣告了澳门——长崎贸易的终结。71641年，荷兰人攻占了马六甲，由此扼制住了葡萄牙人在东方的咽喉，沉重地打击了联系里斯本——果阿——马六甲——澳门的葡属东方传统贸易航线。8在此情况下，澳门——马尼拉贸易对葡萄牙人就显得尤其重要。但是，1640年12月葡萄牙王室在欧洲宣告复辟，从而脱离了西班牙的统治，这标志着伊比利亚联合王国的寿终正寝。这一消息在1642年5月传到了澳门，澳门的葡萄牙人选择了向他们的新王若奥四世效忠，西班牙人则随即下令禁止了澳门与马尼拉之间的所有关系，双方之间的贸易也由此终结。令人玩味的是，当在果阿的耶稣会士安东尼奥·弗朗西斯科·卡丁（António Francisco Cardim）获悉葡萄牙王室复辟的消息后，他要求印度总督火速通知澳门，因为如果这一通知迟于葡萄牙人带着货物到达马尼拉的话，西班牙人可能会以这些价值连城的货物为筹码对葡萄牙人进行政治讹诈，迫使澳门对西班牙王室效忠。1由此足见澳门和马尼拉贸易的重要意义。

四、结  语

1580年伊比利亚联合王国的成立，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此前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在东方的对立局面，但却并未使得双方在东方的殖民地完全融为一体，原因是为了维护葡萄牙臣民的既得利益，西班牙王室采取了维持过去那种行政与贸易截然分离的政策。然而为了追求最大化的利益，澳门葡萄牙人开始了与马尼拉西班牙人之间的走私贸易。随着16到17世纪之交的新教势力，英国人特别是荷兰人进入东方，伊比利亚联合王国在东方的贸易垄断地位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于是，西班牙王室转而允许澳门和马尼拉之间进行军事合作方面的贸易，从而为其他商品的买卖打开了法律上的缺口，双方之间的贸易也由此进一步发展和繁荣起来。但是这种贸易从一开始就是不对等的，澳门的葡萄牙人可以经常去马尼拉销售货物，而西班牙人却无法直接来澳门和中国，葡萄牙人几乎垄断了澳门和马尼拉之间的贸易，由此形成了一种的奇怪的格局：“王冠戴在西班牙人的头上，财富却流入了葡萄牙人的口袋。”这种含有悖论意味的局面是由多重因素造成的，其中固然有澳门葡萄牙人的种种阻挠在内，但明朝政府不同意西班牙人来华的官方政策、荷兰人对前往马尼拉的华人商船的围堵，以及马尼拉当局对在菲华人的周期性驱逐和屠杀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可以看出，澳门——马尼拉航线与葡萄牙人经营的连接里斯本——果阿——马六甲——澳门——长崎的传统贸易航线、和西班牙人经营的联系美洲——塞维利亚的航线形成了竞争，从而威胁到了这些殖民地的既得利益，遭到了它们的一致反对。这表明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在应对外部威胁时存在着合作关系，但在彼此之间进行贸易时又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可以说双方之间既竞争又合作，或者说是处于竞争与合作之间。

[作者王志红（1992年—），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上海，200241]

[收稿日期：2019年4月1日]

（责任编辑：赵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