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部志稿》的体例与编纂思想

吴恩荣

（肇庆学院 肇庆经济社会与历史文化研究院,广东 肇庆 526061）

《礼部志稿》100卷，作者俞汝楫，该书是明朝天启年间官修礼部志书未成之稿，是明代两京官署修志潮流的产物，备载明代礼部职掌与官方礼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对于一部史书来说，体例规划撰写蓝图，编纂思想指导资料的处理方式，都直接关系到史书的质量与学术价值。对《礼部志稿》体例与编纂思想的探讨，不仅有助于剖析其得失，也有助于评价其价值。目前学界已有《礼部志稿》相关的研究[1-3]，但并未专门研讨其体例与编纂思想方面，故本文试作探讨。

一、《礼部志稿》的体例

体例指著作的内容组织形式，最直观的就是卷次篇目的设置。完善的体例是著作质量的必要前提和保证，判断著作体例好坏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看篇目设置是否能提纲挈领，主题清晰，层次分明，凸出重点，而无牵缀割裂、重复失序等弊；二是看采用的体例是否适用于所要编纂的内容，如正史、地方志与政书之所以体例迥异而各得其宜，就在于其内容特性的不同。对于官署志来说，完善的体例既要能有条理、有层次地组织官署相关掌故，又能反映出官署的机构架设与权力层次。

《礼部志稿》凡100卷，其卷次篇目设置如后：卷1至6圣训，卷7建官、建署，卷8总职掌，卷9至24仪制司职掌，卷25至34祠祭司职掌，卷35至38主客司职掌，卷39至40精膳司、司务厅职掌，卷41至44历官表，卷45至50奏疏，卷51至58列传，卷59至100为各类备考，列目64，辑录四司及相关事例，大抵与职掌相表里。从各类备考的内容来看，大致亦以四司为纲，其中卷59至80仪制司事例，卷81至89祠祭司事例，卷90至92主客司事例，卷93精膳司事例，其余7卷为其它相关事例。明代两京官署修志成风，黄佐《南廱志》首次将正史的“纪传体”体例应用到官署志上，分为事纪、职官表、六考与列传四部分，这种体例创新被之后的官署志继承，但将“事纪”部分替换为以“圣训”为代表的皇帝敕谕、诏命等内容，其它三部分内容实质不变，是为“训传体”，更为契合官署志的内容特点[3]。《礼部志稿》成书时间较晚，已采用较为完备的“训传体”，且在具体卷次篇目设置上与两部《南京吏部志》非常相似。隆庆《南京吏部志》首圣训，次建官，次公署，次职掌，次列官表、传，次艺文[4]。天启《南京吏部志》是在隆庆旧志基础上成书，内分圣训、圣政、建官、公署、总职掌、文选职掌、考功职掌（附计典）、验封职掌、稽勋职掌、司务职掌（附堂规）、年表、奏疏、列传、艺文等目[5]。增入“圣政”与“奏疏”二目，而职掌则细分为总职掌与四司、司务职掌。除了没有“圣政”与“艺文”二目外，《礼部志稿》前58卷篇目与天启《南京吏部志》篇目及次序完全相同。天启《南京吏部志》成于天启二年（1622年），《礼部志稿》委纂于泰昌元年（1620年）十二月，天启四年（1624年）至五年（1625年）前后才成书，从二书体例对比看，《礼部志稿》体例很可能直接仿自天启《南京吏部志》。但《礼部志稿》后42卷为各类备考，为其它官署志所无，不仅独具特色，且篇幅之巨，令人瞩目。说明《礼部志稿》在借鉴已有官署志体例的基础上，又能根据所收集资料的情况，而有所变通与创新。试析其体例特点如后。

首先，崇重帝训，以示尊君之意。将以“圣训”为代表的皇帝敕谕、诏命等单独辑录，置之全书之首，是明代官署志体例的独特发明。如《国子监续志》卷1圣制，《南京太仆寺志》卷1谟训，《南京都察院志》卷1皇纶，《续南雍志》卷1帝训纪，《太常寺续纪》卷1祀训纪，但皆仅1卷，篇幅有限。此法虽非创自《礼部志稿》，但志稿中“圣训”多达6卷，篇幅最多，对“圣训”的搜集更为全面、广泛，编排也更为谨严，说明作者对“圣训”部分更加重视，“尊君之意”尤为彰显。其中各帝皆单独立目，自太祖高皇帝至穆宗庄皇帝凡11帝，其资料来源于各朝宝训与实录，因天启初尚未有万历以后宝训与实录，故“圣训”截至隆庆朝。值得注意的是，景皇帝虽仅有一条“禁阉之训”[6]，但俞汝楫将其置于列帝之中，实际上已承认其正统地位。建文帝则未见立目，未录圣训，很可能与建文帝圣训极为罕见有关，建文帝既无实录，又无宝训，太宗实录卷首虽有《奉天靖难事迹》载建文中史事，但仅9卷，且以成祖为主角，难觅建文帝相关史料，更遑论其谕示。当然也可能是未承认建文帝的正统地位，才不录其圣训。

其次，该书以礼部职掌为主要内容，而职掌的编纂又以四司为纲，反映了礼部的机构设置与权力层次。该书关于职掌的内容被切割成两大块：一是“职掌”部分，包括总职掌与四司、司务职掌；一是“备考”部分，汇辑职掌相关事例。职掌33卷，备考42卷，凡75卷，占全书四分之三。职掌中的32卷，备考中的35卷，俱以四司为纲，其卷次分布见表1。

表1《礼部志稿》“四司”卷次统计表

以四司为纲的卷次多达67卷，占全书的三分之二。而四司之中，仪制司卷数最多，位置也最前，次为祠祭司，次主客司，精膳司卷数最少，排列亦最后。四司卷数多寡与先后次序，既能反映礼部的机构架设，亦足以窥见四司之职任，及各自地位之轻重。《礼部志稿》将职掌系之四司的做法，契合了礼部的自身特点，值得肯定。

第三，该书内容的主体是“职掌”与“备考”，二者内容相通，却前后隔绝，体例悬殊，不能融会贯通，是为志稿一书体例最大的缺陷。这种状况的形成，源于二者史源的差异。志稿编纂之时，万历《大明会典》已有成书，备载万历十三年（1585年）之前“礼部”职掌甚悉，俞汝楫颇重其书，不仅志稿中“职掌”部分直接截取了会典中“礼部”的内容，且“今兹之纂，一遵其义例”[7]7。对于取自会典的内容，俞汝楫稍为合并篇目，调整小标题，删去图式，增入少量内容，由会典中的74卷（卷43至116），调整、合并为志稿中的32卷（卷9至40），内容基本相同。故“职掌”部分体例亦直接承自会典，分门别类，条分缕析，编排精审，较为细致，且浑然一体，自成体系。而“备考”部分，辑自实录、案牍等文献，未经深度加工，较为原始、粗放，资料汇编的色彩较浓。从“备考”的立目来看，是针对“职掌”之不足，来辑录资料。“职掌”与“备考”在内容上相通，在形式上却前后隔绝，迥然不同，难以融合。笔者整理二者相似条目，编排如表2。

表2《礼部志稿》“职掌”“备考”相似条目对比表

由表2可见，《礼部志稿》所采取的“职掌”与“备考”各自独立、以“备考”补充“职掌”的做法，虽然省力，易于成功，但在体例上造成前后大量条目相似，不仅在内容上无法融会贯通，而且易于重复，也给读者阅读、检索造成不便。当然，也要看到“备考”中部分内容出于“职掌”内容之外，如卷80外戚备考，卷96酌典备考，卷97拟典备考，卷98隆典备考、阙典备考，卷99诏条备考、禁令备考、统属备考、关议备考，卷100杂行备考。说明《礼部志稿》于礼部职掌，虽以万历会典所载为基础，但又有补充与扩展，是一种超越。

第四，表传兼用，互为详略。明代官署志中表传兼用始于黄佐《南廱志》，该书职官表2卷，列传6卷。之后，为《南京太常寺志》《南京户部志》《南京太仆寺志》《南京吏部志》《吏部志》《南京都察院志》等书袭用。《礼部志稿》采用“训传体”，亦兼用历官表与列传。历官表4卷，前1卷载洪武至永乐十七年（1419年）礼部尚书、左右侍郎、郎中、员外郎、主事、司务历官表，后3卷载永乐迁都后礼部尚书、左右侍郎历官表，四司郎中、员外郎、主事历官表，以及司务历官表，各附题名碑记。国初历官表只分品级，不分司署。迁都后历官表既分品级，又分为正堂官（尚书、侍郎）、四司官（郎中、员外郎、主事）与首领官（司务）三个类别，很好地反映了礼部的机构设置与权力层次。历官表共载官员2 293员，有部分人名重复，因为有低级官升为高级官的情况。所载官员范围广泛，能较全面反映天启前礼部官员任职情况，但仅载简要履历信息，较为简略。列传8卷，其中尚书4卷60人，侍郎2卷66人，郎署官2卷48人，凡174人，司务无传，不足历官表所载官员数之十一。礼部之官尚书员数最少，侍郎倍之，郎署官又约为侍郎的8倍。但尚书传记却篇幅最多，人数仅较侍郎稍少。郎署官虽然基数最大，但立传人数最少，且传记多简略。可见礼部官立传率与立传篇幅，大致与官阶成正比，与基数成反比。究其原由，一方面可能与各官的业绩相关，尚书品级高，更能有所作为，侍郎其次，自然可书写者多；另一方面也可能与各官所存史料多寡相关，大人物的资料层见叠出，易于搜集裁剪，小人物的材料寥若晨星，苦于求索，难成系统，故郎署官只能泛作2卷，且不再按司署、职位细分。《礼部志稿》以“表”概见礼部官员任职之略，又以“传”详其可书者，互为补充，详略得宜，值得肯定。

第五，立目繁多，且未经深度加工，资料汇编的色彩很浓。《礼部志稿》虽采用“训传体”，但辑录史料的方式又如笔记小说，一条或数条辄立一目，全书大小标题不下三千六百条，且多为原文摘录，而未经深度加工，全书更像礼部志书的资料汇编，而非成书。俞汝楫原本受聘修《礼部志》，书未成而病卒，其书稿被题为《礼部志稿》，并非毫无原由。《礼部志稿》所采取的众立条目的方法，虽能约见其意，便于观览，但立目繁多，又随意性较强，易致前后重复，难以察觉。

由于《礼部志稿》并非最终定稿，难以判定该书体例是否是俞汝楫所修志书的最终体例，或者仅是修礼部志书的资料汇编。但从现存体例出发，其最大的不足，在于未对所汇辑的资料进行深度加工，缺乏宏观把握与评隲，尤其是“备考”部分，在内容上是对“职掌”部分进行补充和扩展，二者本应融为一体，但实际上却割裂为二，使得前后条目多所重复。当然，要融会贯通“职掌”与“备考”二部分的内容，势必对《礼部志稿》四分之三的内容进行重新整合、深度加工，工程量浩大，对于修志“两番膏晷笔墨，一病委顿，未就而卒”[8]的俞汝楫来说，恐怕力有未逮。因此，该书采取“职掌”“备考”并立的体例，是在作者年老多病、时日无多的情况下，立足于现有资料，最为省力、最能便捷成书的现实可行方式。

二、《礼部志稿》的编纂思想

著作体例规划撰写蓝图，编纂思想指导资料的处理方式，皆为关系著作质量的重要方面。在《礼部志稿》卷首《纂修凡例》中，虽未提及该书体例，但列出三条编纂原则，“遡初制”“理条贯”与“慎稽考”，明确了该书的史料处理方针，亦可窥见俞汝楫史学思想之一斑，也是评判志稿一书价值的重要凭依。试将《纂修凡例》所体现的编纂思想论述如下。

首先，典章制度重视追溯初制，并梳理沿革之变，以识兴废之由。“遡初制”开首即云：“夫研讨典故，要在沿流遡源”[7]7。末尾又云：“初制见行，必穷其著令之始。初制废阁，务识其沿革之繇，将率循者与振举者，咸易考见焉，此臣子以纂述为宪章之义也”[7]7。礼部志书的主要内容是典章制度，俞汝楫揭明治典制史之要旨在于穷其源流，明其流变方能便于评论得失，以发挥志书的史鉴作用。而对礼部典制的考索，又以礼制为重中之重。俞汝楫以为，“我朝一代之礼，皆繇圣祖剏定”，“典礼之盛，彻今古，通幽明，极天地，和上下，优优大哉，不可以加矣”[7]7。他枚举了一系列明代礼制文献，其中既有礼制专书，如《大明集礼》《国朝礼制》《稽古定制》《国朝制作》《大礼要议》《皇明礼制》《礼仪定式》《大明礼制》《洪武礼制》《礼制集要》《礼制节文》《太常集礼》《孝慈录》；又有“不专于礼，而礼政居多者”，如《皇明祖训》《大诰》《大明令》《教民榜文》《诸司职掌》[7]7。可见他不仅仅把《礼部志稿》当成一部官署志，亦是当作一部礼制文献来编纂。他尤其推崇会典的编纂方法，“每类首列国初诸籍之文，次乃后来宪令，本末灿然可睹已”，以为深得治典制史之要义，故“今兹之纂，一遵其义例”[7]7。从《礼部志稿》的实际内容来看，制度史占四之三，其中又以仪制、祠祭二司制度最多，二司所掌主要为礼乐制度。至于该书的编纂水准，除了职掌部分直接截自会典，其它部分对史料的处理程度，皆未能达到会典的水平。

其次，融会贯通，提纲挈领，注重书法的编纂思想。俞汝楫在“理条贯”中云：“夫典故之编，不急于荟萃，而急于贯通；不急于广博，而急于提挈。顾事抟沙，意绪棼丝，安所得其要领哉！”[7]7在他看来，治典制史，并非仅仅是搜集资料，汇为一编而已，而要融会贯通，才能提纲挈领，深中肯綮。他进一步提出具体的操作方法，“兹者拟门类，则立纲以总之，立目以疏之，于目之中，又枝分缕析以悉之，此为定局之大势也”[7]7。对史料分门别类，用纲目之法，大目为纲，纲下立细目，细目之下汇辑相关史料。这种方法可以有条理、有层次地纂集史料，但立目繁多，多有相似、琐碎之弊，反令人眼花缭乱。如“圣训”部分，以皇帝为纲，各帝之训为目，不外乎祭祀、礼乐、四夷、学校、科举、教化等方面，同质化的现象比较严重。俞汝楫又列出拟名目的规则。“拟名目则依彷职掌，而不尽泥职掌，有宜分而合者为别之，有宜合而分者为一之，有创立遗漏者为益之，有先后失次者为序之，又为布列之大凡也”[7]7。名目的草拟以职掌为据，而职掌出自会典，可见志稿一书以会典为基础而有所变通，以作补充、扩展，从“备考”部分条目来看，大致是按照上述规则编纂。在行文书法方面，“拟书法则朝廷所降曰诏、曰令、曰命，臣所奏曰奏准、曰奏定、曰议准、曰议覆，皆以年月先后，次第著之。有创举者曰谋事之始，有举而旋废者曰今罢，曰某年罢。其仪注小有损益者，随文注之，小同大异者随代列之，又为载笔之大意也”[7]7-8。其实这些书法多已见诸会典凡例，可见俞汝楫不仅摘录了会典的内容，在编纂书法上也是充分借鉴。

又次，考证的史学意识。典制史是传统史学的热点，俞汝楫以本朝人修本朝礼部志书，又得到官方支持，接触到大量相关资料。他记载：“兹幸从词林巨公，请累朝金柜石室之副”，“又节蒙当事名公，示以本曹掌故诸牍”[7]8。所谓“金柜石室之副”，当为累朝实录的副本，再加上礼部案牍，资料非常丰富。资料一多，自然易于碰到相同之事的不同记载，从而发现问题。“顾简编浩穰，案牍纷拏，一事而众册毕书，不免彼此矛盾，一编而事端两见，间亦先后抵牾”[7]8。对于这些彼此歧异的记载，去伪存真是编纂信史的必要前提，如何取舍，自然免不了甄别、考证的过程。所以俞汝楫在“慎稽考”中云：“夫网罗旧闻，匪独挂漏是惧，而考正谬误，亦编摩第一义也”[7]8。正是出于这样的认识，他才于“汇录之际，每贾勇从事，凡有舛错，参互考订，盖不遗余力矣”[7]8。若难以辨别正误，“无从是正者，则存旧文以俟”[7]8。展示了俞汝楫审慎考证，信以传信，疑以存疑的史学思想。

《纂修凡例》中所列编纂原则，非常中肯，四库馆臣颇为称道，称“其言深得纂辑要领，故其书叙述详赡，首尾该贯，颇有可观”[9]。但也要看到，《礼部志稿》作为一部书稿，仍存在诸多问题，实际上并未能达到“凡例”中的要求。最明显的是职掌与备考部分，不能融会贯通，立目也颇多重复。至于时间、内容等方面的错误，更是比比皆是，影响到全书的质量。

三、结语

《礼部志稿》充分继承了之前官署志的体例创新，采用成熟、完备的“训传体”，既较全面地编织了明代礼部各类掌故，又反映了礼部机构架设与权力层次，取得了较大成功。但因史料来源的不同，又别具特色，最突出的是，“职掌”部分截自会典，编排精审，自成体系，而“备考”部分辑自实录、案牍等史料，未经深度加工，较为原始、粗放。这两部分内容相通，但在体例上前后隔绝，迥不相同，难以融合，是为志稿一书体例的最大不足。再加上全书只是部书稿，资料汇编的色彩较浓，辑录资料一条或数条辄立一目，使得全书立目众多，易于重复。

在编纂思想上，《礼部志稿》重视追溯初制，理清沿革之变；注意融会贯通，提纲挈领；注重史料考辨。可以说深得治典章制度史的要领，也因此备受四库馆臣的赞赏，被收入《四库全书》。但因该书并未最终定稿，全书并未达到作者“凡例”中所列的编纂要求，出现众多讹误，影响到全书的质量。瑕不掩瑜，从整体上看，《礼部志稿》仍不失为明代官署志的上乘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