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丽莎白·斯托达德所折射出的美国19世纪女性作家艺术创作的焦虑

2019-07-19 08:46龙翔
名作欣赏·学术版 2019年4期
关键词:焦虑身份

龙翔

摘要:在19世纪的美国,女性作家的个人艺术创作常常折射出了一种焦虑感,而这种焦虑感主要涉及女性作家对自身作者身份的认同和对其作品文学价值的不确定性。美国19世纪女作家伊丽莎白·斯托达德被文坛遗忘了八十年。本文通过对其个人经历和文学作品的研究,希望从家庭生活的崇拜论、父权社会下的女性创作、婚姻与艺术之间的矛盾和女性的自我怀疑这四个方面分析和理解19世纪的美国女性作家在其艺术创作的道路上和作家身份认同上所遭遇到的困难。

关键词:斯托达德 女性作家 身份 焦虑

美国19世纪的女性作家伊丽莎白·斯托达德( Elizabeth Stoddard,1823-1902),在美国主流文学史上被遗忘了长达八十多年之久。直到20世纪80年代,斯托达德和她的小说《摩根森一家》才重新被英语文学领域的学者和学生所发掘。虽然斯托达德的小说在她的一生中被重印了两次,但她的书并没有获得商业意义上的成功,也没有收获评论家的广泛关注,为此她感到沮丧和痛苦。在其逝世之后,斯托达德和她的作品基本上处于被忽视和遗忘的命运。珍妮弗·帕茨指出:“自她于1902年去世后的八十多年以来,斯托达德在美国文学史上只是以脚注的形式存在。”①罗伯特·麦克卢尔·史密斯和艾伦·维纳尔写道:“主要的文学期刊领域如《美国文学》《美国文学史》等,几乎没有发表过专业的有关定义斯托达德文学价值的文章,因此‘主流出版物如《美国文学史》(1988)和《哥伦比亚文学史:美国小说》(1991)都只是粗略地提到她也就毫不出奇了。”②

直到20世纪80年代,伊丽莎白·斯托达德和她的作品才重新被介绍给英文专业的学者和学生。在2008年出版的《诺顿美国文学集》中,斯托达德已被收入其中;同其他著名作家,如艾米丽·迪金森和赫尔曼·梅尔维尔,一块儿被载入美国经典作家列表。国内的学者对伊丽莎白·斯托达德和《摩根森一家》也有所關注,但就总体而言,我国学者们对其关注度远远不及其他19世纪更为知名的美国女性作家,如露易莎·梅·奥尔科特( Louisa MavAlcott)或者哈里特-比彻·斯托(Harriett Beecher Stowe)等。

安·道格拉斯·伍德指出,在19世纪的美国,女性渴望通过写作表达自我的方式是被认为不端正的行为,因此女性作家往往试图掩盖她们的梦想:“为了遮掩并尊重自己的写作,这些女性作家常常显得自相矛盾。在这种神秘的转变下,不知何故她们几乎停止了创作。”③处于经济上的必要性往往成为女性从事文学创作更好的和更容易被接受的借口。换句话说,对于19世纪的美国女性而言,追求文学的永恒性的梦想仍然是不被鼓励的。女作家因此常常不得不隐藏她们在艺术上的雄心壮志。

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巴强调女性作家的私人生活和她们的文学作品之间的联系。她们认为由于“西方文学的历史绝大多数是男性,更准确地说,是男性统治的”④,19世纪的女作家们往往不得不努力维护自己独立的意志和创造力。因此一些女性作家把自己的意志和焦虑投射到她们所创作的女性角色上也就不足为奇了。吉尔伯特和古巴采用了“女性身份焦虑”这一说法并强调这种焦虑严重削弱了女性作家和她们的创造力。 在伊丽莎白·斯托达德的生命中,作为一名女性作家,她是否实现了其成为一名艺术家的目标?她是否因美国19世纪男性所主导的文坛和传统女性的居家文化的盛行而受到某种阻碍或束缚?她是否曾把自己的焦虑和不安感投射到她的文学作品上?以下会从家庭生活的崇拜论、父权社会下的女性创作、婚姻与艺术之间的矛盾以及女性的自我怀疑这四个方面分析斯托达德,从而更好地理解美国19世纪的女性作家在其艺术创作的道路上和作家身份认同上所遭遇到的困难和焦虑。

一、家庭生活的崇拜论

卡罗尔·史密斯一罗森伯格(Carroll Smith-Rosenberg)在她的文章《从青春期到更年期:19世纪美国女性性别角色的周期》中描述美国19世纪的女性特质为纯洁、细腻和友爱,女性的纯洁性被大力推崇。萨莉-米切尔( SallvMitchell)在她的书《坠落的天使:贞洁、阶级和女性阅读,1835-1880》中解释,19世纪关于女性的写作和思维是基于女性的纯洁性之上。因此,当时的女性通常被描绘为冷淡且不动声色的。

在《只是一名家庭主妇:家庭生活在美国的兴衰》一书中,格伦娜·马修斯(Glenna Matthews)强调家庭在美国19世纪中叶的重要性和中心地位,即事实上在1850年家庭已成为国家文化的中流砥柱。马修斯还指出在19世纪中期美国出现了大量的关于积极描绘家庭主妇的小说,有助于传播和促进对家庭生活的崇拜或者对女性的崇拜。同样洛拉·罗梅罗( LoraRomero)在《小说和家庭生活》中谈道:“在19世纪中叶对家庭生活的崇拜已占文化的主导地位。”⑤

罗梅罗认为可以采用多种术语来描述美国19世纪中叶女性所创作的小说,诸如情感小说、女性小说或家庭小说。尼娜·贝姆( Nina Baym)在《女性作家的崛起》中指出在此类家庭小说中有相当多的女性作家在读者市场上深受欢迎。然而其中一个例外便是伊丽莎白-斯托达德。贝姆在斯托达德的作品中发现了一个重要的特质,即她没有遵循传统的女性家庭小说的“公式”。换句话说,斯托达德没有模仿美国19世纪女性畅销作品的叙事手法,也没有在她的作品中呈现出对传统女性美德的崇拜;与之恰恰相反,她在其作品中挑战了崇拜家庭生活的传统意识形态,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舆论对其作品的忽视。

二、父权社会下的女性创作

19世纪的美国女性作家普遍没有受到男性评论家的足够重视,她们只被期望成为女性性别的典范,但并不被期望成为两性的代表。在《姐妹的选择》中,伊莱恩-肖沃尔特( Elaine Showaher)指出:“到1850年当女性作家们创作出最畅销的小说时,她们的作品被强烈地指责为一种对真正的男性化的美国艺术的稀释。”⑥沃尔特-惠特曼在1857年的《布鲁克林日报》上写道:“大多数人不希望自己的女儿成为作家或诗人。”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和所谓的“科学”上有其根源。历史学家辛西娅·伊格尔·鲁塞特( Cynthia EagleRussett)认为科学本身是一种中心制和家长制,它并没有帮助反对社会的不平等,相反它成为反对派的一个关键来源。18、19世纪的医学机构坚持认为鉴于女性脆弱的骨架和生理结构,她们不适合从事严肃的学术和创造性的工作。

认为女性在生理上是不适合写作的观点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初。在《性別和小说》一文中,伊丽莎白·安蒙斯( Elizabeth Ammons)指出一些批评人士仍然保留了女性缺乏创造伟大的艺术所需要的身体和心理力量的观点。当一些女性作家饱受抑郁症折磨之苦时,时不时会有人指责她们说这是源于其试图在男性的领域上获取成功的做法。抑郁症对19世纪美国女性作家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斯托达德和其他一些美国女性作家,如康斯坦斯·乌尔森( ConstanceFenimore Woolson)和伊迪丝·沃顿,都遭受到了抑郁症的折磨。

认为女性作家是无法成为天才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制于19世纪对于传统的女性形象的理想定义。黛博拉·巴克( DeborahE.Barker)解释说在19世纪有一种观点认为艰苦的学习可能会严重削弱女性对另一性别的吸引力,从而使她不受男性的欢迎。“女性独立创作作品的能力可以被理解为阻碍了男性在生育中所扮演的角色的寓言。”⑦换句话说,人们担心女性的创造力可能会危及或推翻父权统治。女性的创造力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与性自由和独立性有关。因此法国女作家乔治·桑不被认可为恰当的对象供美国女作家模仿。事实上,在一段时间内,乔治·桑的作品在美国境内是不被允许印刷的。

从广义上讲,在19世纪的美国,男性仍然拥有比女性更多的权利。男性作家更容易获得教育、社交网络、旅行和经济等方面的自由,例如直到19世纪中期美国高等教育体系才开始为女性提供学习的机会。历史学家卡罗尔·史密斯·罗森伯格和查尔斯.E.罗森博格指出,在19世纪的美国,一些女性明显对传统角色越来越不满,她们要求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和职业选择的机会。美国大学从19世纪中叶起开始招收女学生,最早接受女大学生的学校是俄亥俄州的奥伯林学院。然而,凯瑟琳-克林顿( Catherine Clinton)和克里斯廷-卢纳迪尼(C hristine Lunardini)指出:“对于那些决心追求大学学位的女性而言,她们并不总是很容易地被接受。她们会被禁止在某些系部上任何课程,她们还经常发现自己被安置到班级后排的座位上而被教授们所忽视,而更糟糕的是她们会受到教授们和男学生们的嘲笑。”@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通常适用于那些来自上流社会和中产阶级的女性。如果没有足够的财力支持,下层社会的女性很难有机会接触到高等教育。

由于缺乏此类权利,女性作家倾向于相信为了获取成功她们需要忍受痛苦,斯托达德也不例外。她相信巨大的痛苦是她为不朽的声望所付出的代价。在1854年,斯托达德写下了她对于美国缺乏才华横溢的女性作家的哀叹:“我们没有伊丽莎白·勃朗宁、勃朗特姐妹、乔治·桑……”她希望很快就能出现来自美国的优秀的女性作家。值得指出的是斯托达德深受欧洲女性作家的作品和传记的影响,她认为乔治·桑可以成为真正的女性先知。她也特别钦佩夏洛特·勃朗宁强有力的文笔和聪明的才智。斯托达德在她的每日加州专栏中曾对她的读者写到她对《简·爱》有一种狂热,因此一些评论家认为《摩根森一家》的灵感来自《简·爱》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当时美国女性作家的领域并不像斯托达德所描绘的那样贫瘠。在斯托达德之前美国已经有一批优秀的女性作家,如玛格丽特·福勒和哈里特·比彻·斯托等。她们为其后的女性作家的创作之路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对处于美国内战之前的女性作家而言,她们倾向于认为自己只是专业人士,而非艺术家。伊丽莎白-安蒙斯指出:“19世纪中期最受欢迎的女性小说家并没有把自己定义为艺术家。通常她们抗议说写作只是为了谋生并强调她们并不试图占领传统的属于男性领域的‘高等艺术。”⑨然而,斯托达德并不认同这种观念,且她并不唯一。安妮·E·博伊德( AnneE.Boyd)指出:“在内战期间和之后,一些女性作家开始以不同的方式看待作者,即把她看作她们身份的核心部分;她们有新的理想,并试图实现自己作为艺术家的潜力。”⑩不同于同时代的女性作家,斯托达德明确地把自己定义为艺术家。

三、婚姻与艺术之间的矛盾

对女性作家而言,在斯托达德所处的年代,婚姻和艺术之间存在着矛盾。家务劳动对19世纪的美国女性来说相当繁重,因此很少有女性会有多余的时间或精力去追求文学发展。在《论美国的民主》( 1840)一书中,法国作家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总结了19世纪的美国女性所面临的境况:“在美国婚姻关系中女性不可逆转地失去了她的独立性。如果说在这里一个未婚的女性比在其他地方受到更少的约束;那么当她成为妻子后,则需要承受更为严格的义务。”(11)这一描述间接地论证了20世纪法国女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在婚姻问题上的观点。在《第二性》中,波伏娃对女性的婚姻做出了深刻且颇具争议的剖析。她描述女性在婚姻中的自我牺牲和独立性的丧失如下:“她思考着自己的丈夫、爱人和孩子;她不再思考自我,她是纯粹的礼物、纯粹的奉献。”(12)斯托达德的亲身经历重现了艺术和婚姻之间的冲突。

斯托达德的个人生活揭示了她在写作生涯中找寻自我和奋斗的过程。她的亲身经历影响了其创作,并帮助后人了解与她同时代的美国女性作家所面临的类似的困境。她的原名是伊丽莎白·德鲁·巴斯托( Elizabeth Drew Barstow)。在1823年5月6日,斯托达德出生在马萨诸塞州一个名为马特塔伊塞特的海滨小镇。小的时候,她在马萨诸塞州的惠顿神学院学习。斯托达德把她的家乡描述为一个贫瘠的、远离文化和文明的地方,但是她却把它作为其短篇故事和长篇小说的背景,并从这个地方汲取灵感。斯托达德安稳的家庭生活结束于1849年,彼时她的母亲和一个姐妹相继去世。当时的斯托达德很不安,因为她不确定自己的人生道路应该如何展开。她的兄弟们计划去加利福尼亚州,而她不确定是否也应该一同前往西部。1852年,她写信给她的朋友玛格丽特-斯伟( MargaretSweat)说,她也有“梦想”,但她也有自己的焦虑:“对于你和我这样的女人而言,可以做什么呢?我已经决定,不可抗拒的意志迫使我去做出一些命运的决定,虽然我还不是很清楚它究竟是什么。”

斯托达德于19世纪50年代初访问了纽约。她参加了文学集会,遇到了图书出版商、期刊编辑、著名作家,包括她未来的丈夫理查德·亨利·斯托达德。伊丽莎白和理查德分享了他们对书籍共同的热爱。在那时理查德作为诗人小有名气,但是伊丽莎白尚未开始她的文学生涯。尽管如此,她还是受到了纽约文学氛围的影响。在丈夫和他的朋友圈的文学影响下,斯托达德于1853年开始创作诗歌。她所写的诗的大部分都受到了好评,并在《大西洋月刊》《哈珀》和《普特南》等期刊上发表。从1854年到1858年,她给一家位于旧金山的加州报纸写连载专栏。斯托达德还曾在1860年到1890年期间为杂志写过短篇故事,但最重要的是在1862年至1867年间她出版了三部小说。其中,《摩根森一家》(1862)是她的第一部也是最为著名的一部小说。

安妮·博伊德在她的《不朽》一书中指出,斯托达德、奥尔科特、乌尔森和菲尔普斯等美国内战后的女性作家都得面对诸如家庭生活、婚姻、母亲的角色和自我牺牲等问题。博伊德认为尽管有很多家庭责任,但这些女性作家仍然想办法在她们的生活中尽力挤出时间和空间用于创作。与丈夫理查德的婚姻最初为斯托达德打开了一扇文学之窗;然而家庭责任,尤其是养育孩子的职责,对她的写作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斯托达德没有如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在20世纪早期所提议的“自己的房间”。由于经济上的因素,斯托达德一家不得不经常搬家,而这进一步加剧了她作为女主人的压力。斯托达德努力试图为她的写作获得独处的时间与空间,例如她曾回到自己的家乡作短暂停留并独自写作。她试图在做家务的同时能腾出时间完成她的小说。在写给丈夫的一封信中,她写道:“无论如何,请找一个女人来帮我。如果可以的话,我不能再做更多的家务了,我是一名作家。”这封信清楚地表明了斯托达德对于处理婚姻生活与文学创作之间的矛盾的挫败感。

斯托达德创作了几首关于磨难和痛苦的诗歌。在她的诗《我爱你,但很痛苦》中,斯托达德提出了她的疑问:“这是一个女人的领域,然后,/对已发生的事情表示满意?/戴着一顶枯萎了的花环,/只因那是在她的婚礼上被戴上的?/尽管如此,我是属于我们的:这是一种无聊的争斗/只搅扰了我生活的表面。”(13)斯托达德谈到了当女性对生活想要的更多的时候所面对的挣扎、不安和痛苦。在另一首诗《秋日之捆》中她写道:“尽管经历了许多季节的落叶/我看着自己破碎的希望,看着它们坠落;/在记忆中,他们现在就像被捆束起来一样,枯萎了,一碰就散。”在上述诗中,她为枯萎了的希望和梦想而哀悼。

在诗歌《无名之痛》中,她再次质疑婚姻和家庭生活对女性的成长是否足够:“我应该为我的命运感到快乐:/妻子和母亲——是不是/足够让我满足:/还能有什么其他的祝福?/一个安静的房子,平凡的生活,/使每一天都像其他日子一样;/我只看到时间的影子如今/把婴儿的眉毛渐渐染深!……哦,愚蠢的希望啊!我还是应该渴望/如果我能有不同的人生。”斯托达德试图说服自己她应该满足于她现有的婚姻和家庭,但与此同时她又意识到仅仅拥有婚姻对她来说是不够的。她厌倦了单调重复的家庭生活。

一方面斯托达德怀抱成为作家的梦想,而另一方面她承担着为人妻与为人母的角色。她意识到自己同时被拉向了两个相反的方向。不同于她所处年代的一些女性作家,如路易莎-梅-奥尔科特为了发展自己的艺术而选择了单身,斯托达德试图把艺术家和妻子的角色结合起来。因此她不得不长期面对两者之间的冲突,最终以放弃艺术创作而告终。

四、女性的自我怀疑

斯托达德几乎终其一生都挣扎于对其文学价值和能力的自我怀疑之中。她一方面对自身的能力有所怀疑,另一方面依然梦想着有一天可以成为一位伟大的作家。在其婚姻的早期,她对自己的期望值很低。在给朋友玛格丽特-斯伟的信中她承认自己可能不是非常学术,因为每天不得不忙于家务。然而她并不满足于完全沉浸在家庭生活中,并抱怨生活中缺乏智力上的刺激:“我该怎么做才能满足我的精神需求呢?那些充斥着我们女人生活的东西对我来说毫无意义。当S离开我而进入他男人的世界时,我感到非常的愤怒。”妻子的角色不足以满足她在生活中对艺术创作的饥渴。丈夫理查德鼓励、指导并支持斯托达德进行诗歌创作。他的文学朋友们也对她产生了影响,故斯托达德的婚姻在某种程度上为她提供了一种文学氛围和支持。这在她原生父母家庭中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妻子与作家身份之间的冲突依然存在。

正如之前所提及的,19世纪的批评家几乎清一色都是男性且他们倾向于忽略女性作家。伊丽莎白·安蒙斯指出,“美国的女性作家一贯性地被分散和忽视”。斯托达德也意识到了这种情况。她写道:“没有任何评论指责女性作家。男性对女性有礼貌,却对她们的智慧不屑一顾。他们不允许女性进入知识领域与他们一决高下。”斯托达德迫切地渴望进入文学领域,她甚至承认渴望与莎士比亚、弥尔顿和但丁等伟大的艺术家相媲美,但与此同时她却因评论家介怀于她的性别而没有认真对待她的作品而感到沮丧。

在其写作生涯中,斯托达德非常重视自己经济的独立。当她在职业生涯的早期被聘为专栏作家时,她非常激动。斯托达德的反应间接地印证弗吉尼亚·伍尔夫关于女性作家经济独立的论点。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一书中,房间或空间的所有权意味着经济自由:“妇女一直都很贫穷,她们的贫穷并不仅仅是最近两百年的事,而是在人类历史上一直都是这样。妇女所享有的精神上的自由还不如雅典奴隶的后裔们所享有的自由。妇女几乎没有机会创作诗歌。这就是为什么我如此强调金钱和一间自己的房间。”(14)伍尔夫认为经济自由是女性作家接受教育和进行文学创作的根本前提条件。在经济上支撑自己的目标也促使斯托达德继续她的写作生涯。

盡管斯托达德的小说在她的一生中被重印了两次,但她的书并没有获得商业意义上的成功,也没有获得评论家的关注与认可。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伍尔夫指出过往的女性作家常常不得不面对来自社会和舆论的敌意:“济慈和福楼拜以及其他的天才人物发现世人的冷漠难以忍受,轮到女人时就不只是冷漠,而是敌意。世人对那些人说,你要是愿意写就写吧,这和我无关。但世人不对她说这话,却哄笑道:写作吗?你写作又有什么用处?”在1888年给一位朋友的一封信中,斯托达德哀叹道:“当我意识到我被忽视了,我痛苦地笑着。在那些被推崇的作者中,一些人的才华并不如我,而我却直接被忽视了。这几乎把我压垮了。”对于那些不尊重她的艺术价值的男性文学朋友,斯托达德甚至会断绝同他们的联系。终其一生,斯托达德苦苦渴望着获得专业和著名的评论家及作家们的关注和欣赏,从而证实其文学价值,然而她对自身文学作品价值所缺乏的自信和未能在男性艺术同辈中被接受的失败,使她深感沮丧与失望。

五、結语

在斯托达德的晚年,虽然她并没有完全放弃写作,但她再也没有把自己全然地投入到小说创作严肃而热情的追求之中。对于她的沉默可以有几种版本的解释,诸如她的家庭责任或者对自身文学能力的怀疑等,但其没有获得舆论的支持也是该结局的重要因素之一。斯托达德的经历与吉尔伯特和古巴的论点不谋而合,即女性作家缺乏文学创作的空间。后者认为女性作家的沉默既是一种结果,也是对文学创作空间和机会的缺乏的一种抗争。

评论家们也倾向于认为《摩根森一家》和斯托达德的个人生活之间存在着联系。帕茨认为这部小说是基于作者的早期生活。换言之,《摩根森一家》可以被理解为半自传体。斯托达德创造了一个坚强的女主人翁,即卡桑德拉·摩根森。她勇敢地追求自我身份的定义和认同,虽然在此过程中经历了挫折、束缚和痛苦。卡桑德拉的历程反映了作者自身类似的旅程。斯托达德一直生活在女性作家身份的焦虑和痛苦之中,出于对自己文学价值的怀疑以及对家庭责任的承担,她最终放弃了成为一名伟大的艺术家的抱负和梦想。她的经历表明,在面对家庭责任和社会压力时,女性作者常常不得不做出艰难的退让和妥协。

相比于其他美国女性作家,如奥尔科特和华顿,为了实现其艺术家的梦想,伊丽莎白-斯托达德经历了一场更为曲折和痛苦的旅程和斗争。她的经历强有力地印证了古巴和吉尔伯特的观点,即在19世纪中期的父权社会下,为了成为一个公认的艺术家,美国女性作者需要为她的梦想承受巨大的痛苦和阻力。但是值得安慰的是,自20世纪80年代起,斯托达德的文学价值重新被发掘和肯定。虽然在其逝世后的八十年里,她的作品没有能够影响之后的作家和读者,但在21世纪,斯托达德的作品终将发挥其艺术影响力,并为更多的作家和读者所了解和欣赏。

① Putzi. Jennifer.“Introduction”, Two Men,by ElizabethStoddard. Lincoln. NE:U of Nebraska P,2008, pp. xilv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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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Cilhert,Sandra M.and Susan C;uhar,The Madwoman in theAttic: the Woman Krriter and the Nineteenth-Centurv LiteraryImagination. New Haven: Yale UP, 1979, p.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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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Barker,DehorahE.“The Awakening of Female Artistry”,Kate Chopin Reconsidered: Beyond the Bayou. Ed.Lynda S. Boren and Sara deSaussure Davis. Baton Rouge:Louisiana State UP, 1992, p.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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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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