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新型职业农民素质提升影响因素分析

范金旺

（福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开发农村人力资源，培育新型职业农民。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关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研究，已成为当前理论界与实践工作者关注的热点[1]。朱启臻[2]认为，新型职业农民是市场主体以实现报酬最大化为目的，将务农作为终身职业且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和较高素质的农民。郭珊玲等[3]认为，提升新型职业农民的学历是适应现代农业和城乡一体化发展需要，是农民进行职业化的必要手段，也是帮助农民赢得社会地位的有效途径。潘巧燕[4]认为，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在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现代农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值得关注的是，许多学者对新型职业农民学历提升影响因素进行了定性与定量研究。柳菲等[5]认为，影响新型职业农民学历提升的因素是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对培训要素的选择；王佳等[6]从年龄、家庭规模、家庭人均年收入、受教育程度等方面分析了农民学历提升的影响因素；许金鸾[7]从新型职业农民的自身因素、家庭因素、培训认知因素、培训意愿因素4个方面假设可能影响新型职业农民学历提升的因素。

从2013年开始，福建省非常重视职业农民培训工作，组织福建农林大学、福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宁德职业技术学院、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漳州科技职业学院、漳州城市职业学院7所高校承担对新型职业农民学历教育素质提升工作[8，9]。截止到2018年1月，顺利结业的职业农民达到5 714人。通过对毕业学员的非随机抽样调查，分析影响新型职业农民学历提升的因素，了解福建省新型职业农民在学历提升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之处，提出对策建议。旨为更精准地提高新型职业农民的文化素质，帮助他们提升生产经营水平、赢得社会地位，以更好适应农业农村现代化与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需要[10，11]。

1 获取数据与研究方法

1.1 获取数据

2018年5月4～15日，采用非随机抽样调查的方法，对福建农林大学、福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已毕业的520名学员进行走访与调查，主要涉及内容包括学员基本情况（性别、年龄、学历等）、家庭基本特征（主要收入来源）、农民培训的认知程度等。获取有效问卷484份，有效率为93.08%。

1.2 研究方法

1.2.1 定性研究 运用Excel软件对获取的数据进行整理，对被访者的基本信息等进行定性研究。

1.2.2 定量研究 运用Logistic多元回归方程[12]，对影响新型职业农民素质提升的因素进行定量研究。

1.2.2.1 变量确定。被解释变量为是否愿意提升学历，解释变量为个体特征、家庭生产特征、农民参与认知3个方面10个变量（表1）。

表1 提升福建省新型职业农民学历教育模型变量解释及赋值方法Table 1 The variables and assignment in the mode of enhancing new professional farmers’academic education in Fujian province

1.2.2.2 建立模型。建立Logistic多元回归模型进行实证研究。

其中，Pi：农民愿意接受学历提升的概率；X1～X10：影响学历提升的因素（表1）；β0：常数项；β1～β10：自变量系数。

2 结果与分析

2.1 描述性统计分析

2.1.1 个体特征情况 从性别方面来看，被访者的男女比例为2.6∶1；从年龄结构来看，81.0%的农户年龄集中在31～50岁，17.8%的被访者年龄≤30岁；从从事农业相关工作的时间来看，从业时间≥10 a的被访者占总人数的34.3%，从业时间为6～10 a的被访者占总人数的22.7%，从业时间≤5 a的被访者占总人数的43.0%。

2.1.2 家庭生产特征 数据显示，31.1%的被访者以经营家庭农场为主，25.8%的被访者加入了农民合作社，24.2%的被访者从事农业公司生产经营活动，20.3%的被访者为个体农户；从农业经营年收入分布来看，52.9%的被访者年均收入为1万～10万元，19.8%的被访者年均收入为11万～20万元，9.5%的被访者年均收入为21万～50万元，17.8%的被访者平均年收入为≥51万元。

2.1.3 参与认知情况 参加职业培训后就对农业前景的态度进行调查发现，有54%的被访者非常有信心从事农业并且表示会坚持到底，31%的被访者表示有信心，15%的被访者表示不太确定和没信心。对参加培训的效果进行调查发现，94%的被访者对参与学历教育的效果满意，6%的被访者表示不满意或非常不满意；54%的被访者表示培训后对农业生产帮助很大，43%的被访者表示帮助较大，仅3%的被访者表述帮助不大。

2.2 福建省新型职业农民学历教育教学现状

就教学内容的针对性和实用性而言，69%的被访者评价很好。其中，75%的被访者认为培训内容很好，74%的被访者认为主办单位组织和服务到位，68%的被访者认为教学方式适合，65%的被访者认为教材或学习资料有价值。就教学方法的认可度而言，83%的被访者喜欢参观学习，76%的被访者喜欢案例教学法，61%的被访者喜欢讲授法，44%被访者喜欢课堂讨论，34%的被访者喜欢情景模拟，33%的被访者喜欢观看多媒体，9%的被访者喜欢互动交流。就知识与技能需求与应用而言，需求比例顺序为种养殖技术（69%）＞互联网知识与技能（68%）＞经营管理知识（62%）＞市场营销知识（60%）＞国家政策的解读（52%）。89%的被访者表示学习的知识与技能可以应用到实际生产中，11%的被访者表示难以应用到实际生产中。综合来看，农民在学历教育中所获得的知识与技能在生产经营中的应用度较高。就师资队伍素质和能力而言，94%以上法人被访者认为教师讲解技巧好、课堂有互动交流、有很好回答学员提问、内容丰富吸引人。此外，71%的被访者认为教学内容有紧密结合到实际。就被访者获取培训信息途径而言，67.7%的被访者通过政府机构获取，30.3%通过朋友介绍，12.7%通过网络获取。

2.3 新型职业农民素质提升影响因素分析

采用Logistic多元回归模型分析[12]得到回归结果（表2），X2和X3指标与提升学历水平呈负相关，其他指标均与提升学历水平呈正相关，且除X9外其他指标与提升学历的相关性均达到了显著水平。

X1（性别）与提升学历水平在0.005水平上达到了极显著正相关。说明男性更渴望提升学历水平，这与社会分工有很大的关系。

X2（年龄）与提升学历水平在0.01水平上达到了显著负相关。说明年龄越大，接受新知识的欲望与能力越低，对提升学历的需求也越低。

X3（务农年限）与提升学历水平在0.05水平上达到了显著负相关。说明务农时间越长，生产实践经验越丰富，对提升学历的需求越低。

X4（务农前职业）和X5（目前从事行业）与提升学历水平在0.05水平上达到了显著正相关。说明务农前从事的职业越丰富，职业兼业度越高，对提升学历水平越有积极性。

X6（农业经营主体）与提升学历水平在0.01水平上达到了显著正相关。说明新型农业主体的特征要求各主体具备更高的综合素质，从而各主体对提升学历具有较高的愿望。

X7（家庭农业经营年收入）与提升学历水平在0.005水平上达到了极显著正相关。

X8（对农业的态度）与提升学历水平在0.005水平上达到了极显著正相关。说明坚定看好农业发展前景对提升学历水平具有积极促进作用。

X10（对学习效果的满意度）与提升学历水平在0.005水平上达到了极显著正相关。

表2 新型职业农民对提升学历教育的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Table 2 The regression results of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increase of new professional farmers’academic education

综上所述，从性别、年龄等因素[13]看农业生产经营群体的现状，参加提升学历教育的女性和30岁以下年轻人相对少，而农业经营主体逐步进入企业化运营，“谁来种地”的团队问题值得探讨，一个公司化运营的团队，女性应该占一定的比例，而年轻人更能接轨时代运用新技术新知识让农业更有前途[14]。调查中对学习效果和师资的满意度高，这当中有农民善良和礼貌的成分，给学历教育农民上课的教师大部分是没有实战经验的[15]，如何设计课程、如何做针对性地调研和备课、如何真正做到学以致用值得探讨，这需要授课老师深入基层去调研实践，做出一番努力[16]。

4 对策与建议

4.1 加大对农民提升学历教育的扶持

当前新型职业农民的学历教育主要还是依托政府的政策扶持。建议政府从推广上，多解读新型职业农民教育的好处与惠民政策；从扶持上，为新型职业农民导入更多发展平台，在创新创业培育、金融扶持、人才待遇等方面给予更多支持[17]。

4.2 创新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模式

不同性别、年龄、农业收入等对农民提升学历教育的意愿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主办学校应整合各类教育资源，有针对性的丰富培训内容，创新教学方法，做到学历提升与职业技能培训相结合；充分利用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手段，开发全新的教学模式。此外，还应对已毕业的学员做好学习效果跟踪与服务，用网络教学等形式弥补面授时间的不足，形成新型职业农民培养的长效学习机制[18]。

4.3 鼓励不同层次的农民接受继续教育

鼓励外出打工的青年农民返乡参与农业生产并参与学历提升教育，让他们带着其他城市、其他产业的先进经验投入到农业中来，激发农业产业链的前延后展，增加农业发展的可能性，鼓励女性积极参与提升学历教育，让农业经营主体团队组成更合理[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