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杭州段） 滨水区域文化创意空间的现代转型∗

王 晓

提 要： 本文在对世界遗产大运河（杭州段） 的文化基因和文化价值解读的基础上， 试图将大运河（杭州段） 文化空间与文化城市建设相联系， 将大运河（杭州段） 滨水空间的营造落在创意城市发展的脉络当中。 提出世界文化遗产大运河保护与现代城市文化空间相互叠加的发展思路。 通过将大运河文化遗产作为基底编织进现代城市的历史文化、 滨水景观、 文创产业、 公共空间等要素当中， 形成新旧交辉、文景相映的大运河（杭州段） 文化景观和文创空间， 促成文化型、 知识型、 创意型城市的现代转型。

中国大运河作为世界遗产实证了一种古代的文明, 是对全人类具有意义的文化遗产。 中国大运河是流动中形成的文化, 因北方政治中心城市与沿线生产城市的供需所产生的“漕运” 而兴盛。 运河申遗文本如此描述运河遗产的整体精神: “大运河” 作为一个遗产整体, 被全国人民所认知和尊重, 大运河被视为其流经地区的母亲河, 它所蕴含的沿线地区共有的精神——古老、 繁忙、 生活所依、 不断交流, 厚重绵长, 历久弥新［1］。 许多运河城市便是因河而起、 因河而生, 大运河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被称为母亲河。 同时大运河文化是多样性文化形态的杂糅统一体, 它必然尊重和体现沿线城市自身的特殊性和文化特色。 无论如何, 大运河文化的流动性更应该体现为文化在纵向上的繁衍和生生不息, 而不是仅仅将运河文化局限在博物馆、保护区膜拜和观赏。 也即每个时期的城市如何将自身的文化、 景观、 生产、 生活与运河相互融合, 将会在无形中孕育和创造新时期的大运河文化。 对杭州来说, 大运河（杭州段） 的文化基底和景观价值便足以使其形成最佳的城市文化、 景观、 创意场所, 大运河（杭州段） 滨水空间则更是杭州文化创意空间的核心地区所在。

一 大运河（杭州段） 滨水区域的文创空间

《杭州市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规划》 （2019 年） 正式实施, 保护规划明确了保护重点和要求, 并提出将大运河（杭州段） 的保护融入杭州城市总体发展规划。 《杭州市大城北地区规划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 试图将大运河文化带的建设与城市发展相结合。 杭州市将围绕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十大项目” ——一址、 两街、 两园、 三馆、 两中心。 “一址” 即半山历史文化遗址, “两街” 即祥符桥、 运河湾历史文化街区, “两园” 即运河亚运公园、 运河中央公园（运河大剧院）, “三馆” 即民俗博物馆（乡愁纪念馆）、 运河体育馆、 匠人馆, “两中心” 即运河时尚发布中心、 运河文化艺术中心。 杭州市不断将大运河文化带与创意城市相融合, 为遗产保护和城市发展找到“最大公约数”［2］。

（一） 大运河（杭州段） 与“城市山林” 式文化景观

当现代城市与运河景观无缝连接, 便可以拥有城市的便利和山林的幽趣。 文徵明作《拙政园诗三十一首》 说“绝怜人境无车马, 信有山林在城市”, 并称颂此园“虽在城市, 而有山林深寂之趣”［3］。 大运河（杭州段） 遗产保护核心区以较为完整的形式, 保留或修复了清代至民国时期大运河两岸的街巷格局和生活景观。 大运河两岸的建筑、 景观、 文化之趣, 饶有山林、 园林之意境。 根据详细的调查和记录,在运河两岸的街巷中仍然星星点点地散落着建筑、 园林、 塔庙等各类型的遗迹。 实际上以大运河（杭州段） 的大尺度滨水景观基底, 可以形成贯穿河道网络的城市山林, 使其成为除西湖之外第二个城市景观文化地标。

（二） 大运河（杭州段） 与“大城北” 文创经济

杭州市城市发展的最新规划便是依运河向北延伸, 提出以建设大运河文化带（杭州段） 为牵引, 深化实施运河综合保护工程, 全面推进大城北地区改造, 共涉及拱墅、 余杭、 下城、 江干等四个区, 总规划面积130 多平方公里。 大运河新城,规划总面积11.4 平方公里, 已基本确立了以“一带、 一轴、 一心、 一岛、 一区、 一湾” 为核心的区域布局, 以“大运河文化带” 为支撑, 推进“文化+产业” 发展。此次大城北规划将运河新城范围进一步扩大, 力图“使大城北成为杭州城市发展的重要增长极”［4］。 这一新组团依循大运河遗产实施“沿河发展”, 远远超出运河新城的范围, 可预见其纵向和横向扩展将延展至江南运河全线。 大城北和运河新城的特色都明确定位围绕大运河（杭州段） 文化带发展文化创意经济。

（三） 大运河（杭州段） 与“良渚古城” 遗产

大运河（杭州段） 的江南运河（杭州—嘉兴段） 主干向北所流经的余杭区有多个运河市镇, 其支线连接大运河遗产所联系的余杭良渚遗址。 良渚遗址群内水网密布, 东苕溪自南面流经遗址群西部和北部。 西塘河为京杭运河尾段分支, 南起杭州大关与运河连接, 经勾庄、 良渚、 安溪、 獐山, 在奉口斗门与东苕溪相通。 西塘河是连接余杭良渚与世界遗产大运河的重要水道, 未来运河水系的西塘河整治二期工程如果能打通西塘河中的断头河, 可以一直通到余杭［5］。 由此大运河（杭州段） 可通过水路将运河与良渚遗址连接, 形成双遗产格局, 通过大运河带动大城北与良渚新城融合。

二 大运河（杭州段） 滨水区域文创空间面临的问题

大运河（杭州段） 的遗产类型多种多样, 从有形的物质遗产来看, 主要是大运河（杭州段） 的11 段河道水体驳岸及其所附属的水工遗存。 另外还包括从运河水岸延伸出去的古桥、 古纤道、 古市镇、 古街区, 工业遗产、 各类零星存在的文物等。可以说运河遗产实际上是依托于运河水道的一系列各类型的文化遗产, 进一步延伸开来可以说, 运河遗产其实是依托于运河水道的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景观。由此, 大运河（杭州段） 文化遗产的保护不得不说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性问题, 在管理、 立法、 规划层面的完善仅是一个方面, 同时它也依赖于文物保护部门和景观规划的创意调整, 以及建立在当代城市生活品位和文化体验上的活态渗透。 现阶段来说, 大运河（杭州段） 文化创意空间面临若干问题。

（一） 大运河遗产核心保护区孤岛化问题

大运河遗产的基本特征在于作为整体的价值大于单个部分的简单相加, 要在沿线各类型遗产相互说明的有机关系上理解其价值。 我们注意到在运河遗产的保护中将其分为点-段, 这样的表达相对来说更简明, 同时在操作层面更简便。 但是事实上运河是一条流淌的绵延的河道, 而其两岸的土地、 空间、 街市等也处于绵延的关系中, 因此这样的点段保护往往会在实际层面上造成遗产点之间的割裂和遗产点在城市中的孤岛化。 也就是说我们不能仅仅重视精雕细琢运河遗产的核心, 而忽视了遗产的边界过渡和遗产与周边城乡环境的融合问题。 遗产的边界模糊化与城市的无缝融入才能最有效地将其文化影响力在无形中扩散和渗透, 并生长进入现代城市肌理和生活体验中。

（二） 大运河（杭州段） 滨水区开发建设失序问题

大运河遗产保护与建设控制不应该仅停留在核心区, 而应该同样重视缓冲区周边环境的完整性, 重视大运河作为绵延的运河河道所带来的整体性价值, 通过大运河（杭州段） 景观规划, 保护大运河绵延的景观整体性轮廓。 无论是就运河杭州段还是就大运河整体而言, 所面临的首要问题便是城市建设不断扩张对运河周边土地的侵蚀, 造成运河周边景观文化、 生态环境的破坏, 这一情况在运河流经的杭州市区地段尤为明显, 在城市边缘地带, 充塞的建筑导致滨水空间的视线无法穿透, 在运河上行船仅能看见单调的房屋背面, 影响运河滨水景观价值。

（三） 大运河（杭州段） 岸线交通可达性不佳

在大运河（杭州段） 11 个遗产点段的核心保护区内路网设计通畅、 岸线景观绵延有序, 但是遗产点段与保护范围之外的城市空间融入问题却被忽视。 要从运河两岸进入运河遗产保护区, 无论是步行, 还是轨道交通等各种类型的路网, 都未能做到流畅融合。 大运河（杭州段） 作为世界遗产并不仅仅是11 个点段, 还包括蔓延110 公里的岸线, 其保护核心区、 遗产缓冲区和建设控制区都属于大运河遗产的范围, 在城市逐渐开发的过程中, 如不注意留足保护区、 建设控制区的空间, 则会大大影响大运河空间的亲水性和可达性。

（四） 大运河（杭州段） 遗产文化与现代城市的文化融入

我们注意到, 在世界遗产的价值阐释上, 大运河遗产代表了中国历史上特殊的“漕运” 文化和“大一统” 思想, 也即运河的无形文化价值体现在它对于城市居民的文化凝聚力, 而这种凝聚力是京城与运河沿线城市突出的制造业带来的。 这不得不使人惊叹一种无形文化的集结和统领可以在实存世界产生持久的引力。 在当代城市中此种基于核心城市的消费需求产生的巨大工程仍在上演, 只不过其运输的工具发生了变化。 那么需要思索的是如今运河作为文化的大一统的凝聚力又在何处？ 由此在大运河（杭州段） 遗产保护的基础上, 要思索如何将大运河（杭州段） 作为创意城市的助力空间进行营造, 要进行遗产与城市精神的汇通融合, 通过文化遗产导向城市的产业和文化复兴实现运河文化再造。

三 大运河（杭州段） 滨水区域文创空间的现代转型

无论是大运河本身还是因运河而生的城市, 本身都处于不断的流变中, 当运河的运输功能让给铁路之后, 沿线的生产聚落随之生变重组或者衰落。 可见, 有两个方面的核心问题是不得不面对的, 一是在世界生产结构变化的总体格局中去审视一座运河与城市的关系, 继而重新思考运河与城市互相融合的生产方式； 二是在不断的兴变起灭中去寻找运河作为传统文化遗产与当代城市新兴文化的融合, 这是对运河作为城市文化孕育之地和精神生发之地的尊重和延续。 最理想的方式是通过空间的再造使新文化在旧的脉络中生长。

（一） 空间景观化——大运河（杭州段） 滨水景观设计

从目前的状况来看, 杭州市内运河武林门段—桥西历史文化街区段的滨水景观有了极好的变化, 除了依循杭州市内河道的尺度和景观绿化, 沿线还点缀着富有江南水乡特征的园林建筑, 形成独具一格的特色景观。 但是从桥西历史街区通往塘栖运河古镇一路的滨水景观资源仍处于自然状态, 未加园林化的规划和设计。 这段属于大运河遗产——江南运河段的核心保护区段, 两岸不但具有广阔延展的土地, 河道、 护堤、 田野、 港口等景观基底也为富有价值。 目前亟须按照现代城市功能尺度衔接历史文化特质, 实施高标准的滨水景观规划设计。

1. 营造“内眺式” 运河滨水空间

“内眺式” 景观规划首先是重视视线的上下均衡和身体的安全庇护, 运河滨水空间的规划要保持适当尺度的瞭望视线——保证生成庇护空间的可能。 大运河（杭州段） 包括江南运河（杭州段） 和浙东运河（杭州段） 两段主要河道, 目前经过景观整理的主要是江南运河在杭州的市区段, 浙东运河（杭州段） 多处于乡村自然裸露地段, 仅仅在萧绍运河起点对西兴古镇做了整理。 由于城市不断的无序蔓延扩张,即使在规划程序上对运河遗产的保护区和核心区、 建设控制区都做出了明确规定,仍然不能够避免这些地段被紧密的建筑包围。 另外, 由于保护区和建设控制区的规划是统一标准, 有时并不适用于所有的运河河段, 特别是已经产生的旧居住区, 这就要求采取持续的景观空间整理。

第一, 对于市区段和市区与乡村的衔接段, 首要事项便是留出滨水的空间, 除了严格按照保护规划所规定的在核心区和建设控制区范围内不再增加新建建筑, 还要对保护区范围内已经建成的建筑进行逐步的分级整理, 对于建筑功能已经老旧和景观价值消失的类型, 要及时进行拆除搬迁。 对于建筑功能虽然老旧但是仍然具有较好景观价值的进行功能修复。 大运河（杭州段） 在不同的地段其宽度差异非常大, 有些市内运河段仅有十多米宽, 两岸可以互相瞭望和谈话, 有些荒野地段两岸距离有50 米以上, 可以通行大型航船。 因建筑拥塞而带来的滨水地区空间景观问题, 其空间的尺度和要求也不尽相同, 其建设高度和尺度应该具体依循河道本身的尺度而定。

第二, 对于处于荒野地段的运河段来说, 由于旧的建成区叠加问题较少, 因此保持核心保护区的建筑控制相对简单。 而荒野地段的景观规划则由于其空间范围保持了较多的河流原始性和裸露的乡村景观, 本身就可以形成一种朴素的大地景观。对于此种类型要尽量保持其原始的状态, 特别是对植物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持, 并将荒野地段原始水工建筑的元素以及自然的植物、 水生生物等元素整合进景观规划之中, 进行集中化、 主题化的提升。 荒野地段景观规划的特殊性在于要以运河河道为中心进行景观视点和文化设施的集聚, 在景观规划的同时同步布置文化标志、 市政设施、 公共活动空间等城市的功能性设施, 且将对自然景观空间和环境生态的影响降到最小。

2. 遵循滨水景观“图形-背景” 关系

艺术家面对画布进行创作, 就是在朦胧的背景中, 有意识地探求某个目的或意图的“图形”, 画布或画板不单纯是朦胧的“背景”, 它还蕴藏并等待着某一瞬间作为意识的凝聚而一下子展现出“图形” 的可能性。 美国评论家B. 鲁道夫斯基在《人的街道》 一书中论及, 道路由周围的建筑组成, 具有“图形” 的性质。 由此而言, 杭州城市滨水景观的类型便是背景式的, 其经典范式无出西湖, “虽由人作,宛如天开”, 以山水互为背景经历数代文化的滋养, 保持了大型山水的空阔尺度和自由散落的水景特征, 同时又能够将西湖景观每个部分与城市区域无缝弥合, 使人们在移步换景之中无法立即分清城市和景区的边界, 而是体验一种景观密度由浅入深、 由疏向密的层次感。

第一, 在美好的景观规划中, 除了水面本身作为画布和背景, 陆地也是水面的画布和背景, 尤其当水面和陆地互相作为“画布和背景” 出现时, 图形之间形成镜面反转, 能够形成完美的令人难忘的滨水景观。 在水际线向内弯曲时, 围合它的建筑外墙上要具有景观的统一性, 若是内湾景观, 那么围合它的沿岸建筑、 室外灯具、地面铺装和室外陈设都不仅要具有景观的一致性, 而且要达成人造景观与自然景观的协同一致。 “我们往往无意识地把陆地看成是‘图形’, 把水面看作陆地的‘背景’。 如果改变一下, 把水面作为主角, 把陆地看成它的陪衬, 也就是说把水面作为‘图形’ 考虑, 把陆地作为‘背景’ 考虑, 那么城市中水面的景观就会得到相当改善”［6］。 在大运河（杭州段） 景观规划中要注意岸景空间与水面空间的相互映照关系, 由此岸上的空间叙事则尤为重要。

第二, 将西湖水景观与运河水景观相比较, 会发现二者体现出不同的特征。 在景观的图形-背景关系中, 西湖的水景观处于城市建筑背景和西湖群山绵延的两个屏障中, 而运河的水景观主要需要考虑的则是城市建筑背景和荒野地段的天空。 西湖的湖面被无数的桥亭等建筑花木分割, 但是每处都呈现出湖面的圆弧形镜面特征,而运河的水面则主要是或宽阔或狭窄的线性河道, 产生的庇护感不强, 且不断绵延的水岸如果不设计节奏则容易产生乏味感。 西湖的水景观是典型的瞭望-庇护型景观典范, 形成了具有镜面-翻转景观美学的完美范例, 而运河的滨水景观是类似于街道的那种线性和网络交织类型。 运河的河道从“图形-背景” 的关系上来看是一种道路, 河道尽管具有蜿蜒的护岸但是其延伸产生的对视线的无限拉伸, 将这种蜿蜒的围合效果弱化了。 由此可见运河水景观的空间可以遵循街道的美学, 可增强沿河的景观变化、 曲折, 将河岸的道路分岔并多向地延伸进河道两岸的城市道路。 使用桥、 亭、 栈道等多种形式将城市道路系统与运河的道路（河道） 系统进行更多更密的连接, 城市河道和交叉越多, 变化层次越深, 其景观变化的可能性便越大。

3. 道路——河道引导的“城市山林” 式景观设计

大运河（杭州段） 自产生之日起便与城市日常密不可分, 其建筑和空间风景都是在生活中自然形成。 如今的运河两岸紧密楔入城市包围之中, 从未来一段时间来看, 沿着运河两岸发展城市住区仍会是主要趋势。 因之, 沿河而居生成的环境特征只会更加强化。 然而沿河而居的景观要经过园林化的设计和维持, 并且在这种景观的设计和管理中植入运河文化的要素, 才能真正延续和活化运河文化遗产的现代性意义。

第一, 江南运河作为江南山水景观的文化代表, 在景观设计中要楔入江南景观园林的特质。 江南园林的景观设计主要围绕“水” 而建, 主要建筑物十之八九皆临水而筑。 苏杭无论城中野处均“水道纵横, 湖泊罗布, 随处可得泉引水。 兼以土地肥沃、 花木易于繁滋。 洞庭东西二山所产湖石, 取材便利”［7］。 这就如同一首以水为诗心的绝句, 以水和水边建筑为主宾, 以花木为点缀装饰, 又如以水为中心布局的画面, 亭台在画面的安排以观者在水中的不同欣赏方位展开, 水为景观之眼、 如作山水画般营造连绵的如画境界。 江南园林的景观设计要参差有动态、 有节奏感,切忌如现代城市绿化带般整齐划一地蔓延, 以致简单化和程式化且失去了江南风景的韵味。 江南园林的景观设计喜用“借景” “对比” “留白” 等诗性方式来构造景的深度和高远感。 从借远景这个角度来说, 江南运河两岸多为平畴, 因此远处的山景是无处可借的, 唯有两岸的现代建筑可成为景观深度层次的背景, 因此, 对沿线的建筑高度和色彩要进行相应的控制和设计, 使之从色彩、 材质、 形式上与江南园林的景观相适应。

第二, 运河（杭州段） 作为运河文化遗产的价值传承段, 在景观设计中对于运河水工遗存的创造性继承即是对运河文化遗产的活化。 在江南城乡曾经乃至现在仍存在一种围绕水井水塘而生的建筑, 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运河边的水闸、 水门、 水井等水工遗存在过去一段时间仍与市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围绕着这些水边的工程设施产生过独特的文化景观。 如20 世纪80 年代的运河水闸（见图1）, 实景河边使用自然的石头形成堤岸, 借用西湖的水面和远山浑然如画。 现在散落在运河边的运河实物遗迹众多, 除了各式各样的水工遗产, 还包括各类型的碑刻、 塔、 亭、桥、 海塘、 遗产建筑等遗迹, 对于这些遗迹的景观规划仍要借景体现如画特质（见图2、 图4）。 另外, 运河作为线性遗产, 它的景观往往在纵的方面容易具有深度和层次感, 却并不容易产生横向的纵深和层次感, 在滨水景观的设计构造中往往使用水中建筑营造节奏感, 增加纵深感。 其中, 运河现存的各类型的古纤道无疑就是一种极好的横向景观纵深感的媒介。 如运河绍兴段古纤道（见图3） 本身就是运河遗产中列入名录的遗产点, 具有极高的建筑和审美价值。 有意识地提取运河纤道的材质、 元素、 景观特质不失为一种巧妙的构景方式, 结合现代城市创意（见图5、 图6）,在运河边上各类型的古纤道构成一个水工遗存的册页。

图1 西湖-运河圣塘水闸

图2 运河临清段三月修禊

图3 运河绍兴段古纤道

图4 清代运河杭州段景观

图5 草间弥生在日本直岛创作的“南瓜”

图6 弗洛伦泰因·霍夫曼的大黄鸭在西溪湿地

第三, 运河边的自然景观设计除了水之外, 景观的动态和空间层次便是林木,因之是与河水构成相互映衬的色彩基底。 陈从周对江南园林的植物设计如此总结:“树木配置有两个原则, 用同一种植物之成林, 但又必须考虑到高低疏密间及与环境的关系, 用多种树同植, 其配置如作画构图一般。”［8］这是当今的运河两岸植物景观设计最为缺乏的, 可能因为线性景观的构造对于林木的成片、 成林、 层次感的构成较为忽视。 要在新建成区形成主题性的林带, 形成花木繁茂、 可游可赏、 四季纷呈的主题护岸林、 樱花大道、 桃花堤岸、 银杏深林等。 植物林带的配置要注意保持“河流的自然形态和河流的自然植被, 以稳定运河沿岸的物种和生态体系, 尽量避免在水边进行人工绿化”, 确保在水边的四季都有各种各样的动植物繁衍生殖［9］。同时在郊野段要保持和利用江南水乡植物荷花、 千屈菜、 菖蒲、 黄菖蒲、 水葱、 再力花、 梭鱼草、 花叶芦竹、 香蒲、 泽泻、 旱伞草、 芦苇、 水稻、 油菜等, 从水面到坡岸形成规模大、 让人眼前一亮的大尺度景观。

（二） 空间产业化——大运河（杭州段） 文创产业孵化

美国社会学学者约翰·R. 霍尔在《文化: 社会学的视野》 中提出“文化的核心即意义的创造、 交往、 理解和解释”。 英国文化学者雷蒙德·威廉认为, “文化是一种智力、 精神和美学发展的总体过程”, “文化应该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概念, 而不是简单的具象艺术品或创意活动”, 这成为影响城市文化规划的重要观点。 马克斯·霍克海默与西奥多·阿多诺创造出“文化产业” 一词, 将其代指“大众文化的产物和与之相关的过程”。 1997 年英国文化创意产业特别工作小组发布了《创意产业特别工作小组计划报告》, 将创意产业定义为: “以个人创造力、 技能和天赋等各方面为出发点, 通过知识产权的创造和利用, 所具有的创造财富和创造就业机会的潜力。”［10］通常情况下文化产业和创意产业定义可以互换, 因此创意城市的特征体现在, 其都市文化是文化规划的默契对象和创造力的原材料； 聚集了创意阶层在那里工作和生活； 城市成为文化基础设施、 文化生产和文化消费的主要聚集地。 从以上的分析可见, “最广泛的文化规划不是要规划城市文化而是追踪城市文化的轮廓,并提供一个日常生活文化能够成长的正式环境——空间”。

1. 运河是天然的文化场所

凯文·林奇提出城市意象及其元素, 分别为“道路, 边界, 区域, 节点, 标志物, 元素的相互关系, 变化的意象, 意象特性”［11］。 一座城市的主要河流往往是城市意象的重要代表, 对于杭州这座运河城市而言尤其如此, 在运河广阔的空间产生了独一无二的文化遗产, 成为杭州这座城市具有特别辨识度的要素。 大运河（杭州段） 遗产的物象层面可概括为以下几个要素。 一是道路, 大运河具有丰富的物质文化遗存, 其中运河河道本身即运河遗产的核心部分, 运河河道自建成以来便承担着水运的任务, 是典型的水上道路。 二是边界, 大运河遗产河道流向蜿蜒变化, 沿线接壤市镇、 居民区、 工厂区、 荒野地段等, 形成纷繁复杂的边界。 三是区域与节点,区域是组织城市意象的重要场所, 节点是连接道路关系的组织点, 它们是运河边集会的活动空间, 能产生丰富的文化布点。 运河市镇和运河历史街区、 运河岸埠即区域和节点所在。 四是标志物, 这主要可指运河的各类型物质文化遗产, 比如古桥、水工设施、 古遗址、 碑刻、 历史建筑、 碑刻、 塔、 井等较为独立但具有标志性文化价值的遗产。 这些要素与城市中人的活动紧密相关, 陆上道路或者与具有类似功能的河流构成人移动的线形空间, 而区域与边界构成活动的围合空间, 至于节点、 标志物则成为活动中短暂的停顿。 人是联络诸元素的能动者, 诉诸心灵的印象、 记忆、景观、 场所精神就形成了城市文化意象。

2. 创意城市规划即创造场所

黛博拉·史蒂文森在《文化城市》 中强调在国家和制度层面创意城市的建立实践中“文化规划” 的重要性, 而在文化规划中“场所, 以及它的使用、 建造和升级, 是文化规划的核心”［12］。 甚而进一步认为文化规划的主要工作便是营造各种不同类型的功能空间。 在世界各国的创意城市实践中, “文化规划” 虽形态各异, 但是主题和模式接近。 比如“文化绘图”, 文化绘图主要用于社区或聚居区成员表述当地的文化, 使用定位地理位置、 追踪文化场所、 在地图上标注场所等方法, 描述地方文化意义, 培养个体场所身份和文化认同感。 运河作为场所实际上是情感价值的中心, 所以实际上它是个人化的、 具象的、 正在发生的感觉与记忆。 “ （本雅明）将场所记忆视为沉浸在个人与集体空间的体验与文化传统和历史进程之间的一个复杂连接。”［13］本雅明同时发明了都市漫步这一种人与城市产生关系的方式, “都市漫步成为解读或了解场所（城市） 的一种方法”。 这成为现代城市文化规划可以依赖的一种方法。

第一, 追寻大运河场所记忆和场所意义的痕迹, 并且通过文化绘图的方法去标示、 展示。 即将当地文化资源编制目录并直观地标示在城市或邻近街区的地图上,包括使用复杂的、 接纳频繁互动的电子地图。

第二, 大运河创意场所建造。 利用一系列技术与介入措施, 参与重建（或者修复） 场所, 以达到居民体验与历史生活产生共鸣这一目标, 从而深化身份的认同感, 体现特定地区的情感、 思想、 解读和梦想。 文化绘图试图溢出地图的地形逻辑,成为城市生活和文化的表象。

第三, 文化绘图的来源在于在大运河边生活的普通居民的日常、 艺术家的体验等的人性化叠加, 其表现形式不拘, 但是均具有“漫步” 的性质, 从而说明这是一种步行的、 身体性的、 亲水的文化体验。

3. 大运河创意场所——文创孵化器

创意城市的建造除以上提到的传统方式——修复、 维持或激活当地的文化空间之外, 目前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多的创意城市规划集中在“创意空间、 时间、 规制” 等多层面上, 围绕当地的文化资源与聚落建立可持续性的文化产业孵化器。 创意场所吸引投资创造场所活力, 使之成为创意人才孵化器。 创意孵化器这类场所能够鼓励创新、鼓励与外界的交流, 激励各种思想的跨界和混搭, 这样的场所将会吸引人才居留。创意场所的建造“并不是仅仅提供画廊等等单一的文化设施, 而是建立艺术与文化空间可以与一系列各种各样的商业和土地使用形式共存的‘创意熔炉’”［14］。

第一, 要认识到文化产业是能够在与过去重工业不同的生存空间中进行的, 它体现为“低成本的桌面工作空间”。 如澳大利亚所进行的一个支持临时性、 低成本创意活动的“复兴纽斯卡尔计划”, 是基于对于创意产业工作形式的认识, “对于商业办公或者展厅空间来说, 诸如平面设计师、 网络工程师、 建筑师、 数字媒体设计师、 作家、 出版社、 插画师及其他视觉艺术家等等的创意产业人士, 通常是以桌面为基础工作形式”。 从而使空间-场所的建造同时成为一个创意产业孵化方案, 并使该空间具有商业和旅游的吸引力。

第二, 文化规划以统合的方式让艺术的潜力成为服务于城市社会的工具。 一个在美国城市所提出的更为具有竞争力的文化规划, 体现为以资源、 环境与舒适设施为基础的“宜居空间伙伴” （Partner for livable space） 发展计划。 1991 年, 麦克诺提在《文化规划: 一场城市进步运动》 中提出文化规划应该成为城市舒适设施的一个部分, 包括四个核心主题: 经济及社区发展及形象建设； 设计与公众美学； 文化基础设施（事件、 旅游、 体育、 零售综合体、 公共空间、 文化中心）； 社会公平。

第三, 美国国家艺术场计划提出了“创造性场所” 的关键指标: 人口、 就业率、 高于平均水平的创意行业从业者、 指标企业高度集中、 步行可达范围内拥有很多景点、 工作与居住等的综合利用、 工作之余的高品质活动、 本地的独立企业、 组织知识共享、 专业培训、 提供教育资源的城市网络。 多伦多艺术空间的计划提供了文化规划的补充性有效措施, 包括发展艺术小区、 创建和管理租用设施、 对艺术导向的城市再生进行鼓励, 为非营利组织和艺术家提供价格实惠的空间、 创造低准入的艺术创作空间, 建立一个具有更高目标和更大信念的创意基础设施等。

（三） 创造可达性——大运河（杭州段） 交通融入

“河流” 作为城市的中心意象不仅仅显示在地图上, 更重要的是它本身所具有的集聚能力。 运河水网是一条活的可持续的水网, 但是当今运河作为一条交通纽带,其文化的聚合能力处在衰退状态。 在地图上看, 运河从整个杭州市中心穿过且通过无数个枝杈伸进杭州市的河道水网, 运河河道水网虽然具有巨大的体量, 具有在地图上的城市地标和中心意象的特质, 但是并未能在实质上成为城市新中心和中心聚合带。 运河作为连续的绵延的景观带、 作为水上交通网络, 与陆上道路无法平滑编织成网, 形成城市真正的集聚中心。

1. 以河道为城市中心意象

大运河（杭州段） 从江干区、 拱墅区、 余杭区穿过, 在市区的支线同时连通市内河道网络, 从地理位置和空间范围上看, 完全可以成为城市中心意象。 但是当前运河作为城市中心意象的功能并未凸显。 一方面是因为西湖在城市景观中的中心地位无法替代, 另一方面是运河水道交通功能退化之后, 其沿线的交通功能未能与城市的陆路交通同步发展, 因而导致了可达性与集聚能力不足的问题, 与此相比, 日本京都的鸭川作为城市中心意象的功能一直保持, 其中有许多经验可以借鉴。

整个京都以鸭川为中心意象——河流作为中心地标分布。 展开京都地图可以发现整个城市的中心地带为鸭川这条河流所穿过, 京都的地理核心——京都御所则位于鸭川的左岸。 整个城市的重要文化点都坐落和叠加在鸭川的河流的基质结构之上,这些文化地点互相参合却都向着一个中心地标——鸭川。 也就是说只要沿着鸭川便可以到达城市几乎所有重要的文化地点。

2. 河道作为主交通干道

整个城市的道路都作为鸭川的支路和分岔形成。 鸭川是一条宽约50 米的河流,这条河流作为城市的道路基质并不体现在它的水中通航, 但是城市的道路都将其视为主干道而建造。 沿着鸭川的两岸修建了可供步行的机动车道路和景观小道, 这些道路顺畅地连绵地与鸭川这条河流平行。 在道路旁边则是规整的高度不超过3 层楼的朝向运河的建筑, 从而保证建筑不遮挡远处的山峦。 每隔一段道路则会出现相应的穿越河流的桥梁, 修建这些桥梁不单是为了景观——如杭州的运河的桥梁保持了古建筑的优美——也是为了作为步行和机动车通行的交通要道。 两条与鸭川紧密相依的沿河机动车道都与市内的街区道路形成勾连, 顺畅地将沿线水岸与整个城市带动。 机动车和步行交通上的无缝对接和多处支小路的无缝弥合使河流与城市呈现紧密的依存关系。 从地图上看, 京都城市道路呈现以鸭川为主要骨架的鱼骨状, 只要沿着鸭川使用各种交通工具甚至步行都可以快速有效地到达城市的大多数主要地方。河流既作为交通主干道, 又是主要的城市活动空间。 以鸭川为城市主要交通干道的规划实际上就是将这条水道当作普通的道路, 而不是将它作为城市交通的阻隔, 更不是将它作为一种遗产保护和隔离起来。 开放的保护与利用对于运河来说尤其重要,就像当年西湖围墙和环湖的建筑拆除一样, 只有可达性问题解决了, 其集聚的功能才能得到发挥。

3. 围绕河道形成城市景观中心

鸭川作为城市主要意象和中心地标的格局, 又通过环绕整个城市的山峦得到加强, 整个京都被群山环绕, 从鸭川的各个方位去观察都能够看到不远处环绕的蓝色的山峦淡影, 这本身就构成了极佳的城市景观。 相比较而言, 杭州的运河一方面并无相应的山峦环绕, 另一方面处在建成区的林立高楼更增强了视觉上的逼仄感, 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其才更应该学习鸭川两岸的景观和空间尺度。 鸭川的两岸留有比河岸宽阔许多——超过50 米的地带作为步行道和活动空间, 这些空地大部分是大片的当地植物和当地的树木, 点缀着可供普通市民使用的简单休闲设施。 由于步行交通和机动车交通可达性的设计, 普通居民很容易到达和贴近河流, 同时空间的大尺度都留给了朴素的自然景观而不是拥挤的建筑或大型人造景观, 贴近生活尺度的空间使市民将这里作为各类型户外活动的首选地点。

4. 河道设施生活化

鸭川的规划和设计应该不是一蹴而就, 而是在居民日积月累的使用中自然形成的, 对于普通市民来说, 鸭川是一条亲切使人觉得幸福的美丽河流。 而一座城市的河流的集聚力就是这样潜移默化地形成的。 对于杭州的运河来说, 市内运河许多都做到了相应的可达性, 然而运河遗产点、 段却仍然未能实现畅通的可达性。 相比较而言, 西湖围墙的拆除和畅通的可达性大大增强了对人群的集聚。 只有运河作为城市主要交通干道进入城市的机动车和步行网络, 将运河市内河道与运河遗产河道紧密连成一体, 才能真正地发挥运河的文化地标和城市中心意象功能。

（四） 功能混合化——大运河（杭州段） 公共空间营造

一般意义上的运河文化空间便是博物馆、 美术馆、 运河街区、 运河的建筑群等,这是属于内部的公共活动空间。 相比较而言, 外部公共空间不受时间和季节的限制,尺度较市内公共空间来说要更大, 其活动的方式也更加自由, 对于大运河来说, 这类公共空间的功能更是复合的——它们是具有滨水景观性质的空间。 大运河的公共空间是一个沿河面河的舞台, 正如城市生活是一部日夜相继的戏剧, “为了社会交往而形成的公共空间也被描绘成为一种剧院化的日常生活”［15］, 这类公共空间是运河日常生活戏剧的上演舞台, 它能够提供足够的有效的社会交往机会。 作为一种孕育运河生活戏剧的岸上舞台, 影响在此活动的人群的心灵, “空间形象转移到情绪领域的过程, 由空间概念来表现。 它表明了人与环境的关系, 精神上表现了人类对峙的现实。 人们面前的世界, 因空间概念而改变。 如果空间概念起作用, 则首先由该空间概念强制地、 图形式地描绘出自己的位置”［16］。 公共空间即公共生存是关于当今城市生活的外部展演, “在整个历史中, 人们的集会是城市最重要的功能和吸引力, 城市空间也成为聚会场地的主要部分”［17］。

1. 运河公共空间的混合功能

最近一个世纪以来, 城市的生活标准和经济方式都与往日不同, 无论是互联网交流导致的传统公共活动空间失去意义, 还是日常生活的私密性领域越来越广, 均导致了现代城市中与他人直接接触的必要性大大降低, 但同时人们在公共空间中所进行的活动也发生了改变——纯粹的娱乐性、 教育性、 体验性的活动要求对公共空间的功能提出了更新的要求。 凯瑟琳·沃德等在《开放空间》 中又将外部公共空间分为机动车环境、 步行环境、 自行车环境, 在步行环境中又分为行走、 不同天气下的活动、 夜晚活动三种类型。 除此之外大运河边的公共空间还包括写字楼周边空间、居民建筑周边空间、 水边观光活动空间等三种。 运河公共空间应该满足以上的基本活动需求。

2. 遵循美好公共空间要求与标准

评估公共开放空间成功性的标准之一就是它的用途, 克莱尔·库珀·马库斯在《人性场所》 设计中提出: 美好的公共空间即“创造一处从美学上讲富于变化的环境, 使人们渴望接触自然的感觉最大化。 满足人们与人交往的需求”。 从许多方向都可以自由进入, 一天中和四季中不同的时间段都有不同的景观。 其他标准还包括:“位置应在潜在使用者易于接近并能看到的位置； 空间的外部和内部应该美观具有吸引力； 配置各类满足引人活动的设施； 确保使用的安全感； 有利于身体健康和情绪安宁； 鼓励不同群体的使用并保证不被互相干扰； 在高峰阶段能保持环境生理舒适； 考虑不同时间和季节的因素； 提供儿童和残疾人使用的措施； 让使用者拥有依恋并照管该环境的权利； 维护应该简单、 经济、 便利； 重视视觉艺术表达和社会环境要求。”［18］除此之外, 对于运河这种滨水空间来说美好的公共空间还要求: 有效且多样性的眺望水景的观望点； 有大量自由朝向的闲坐的位置和座椅； 用树林营造公园般的幽静同时保持与城市交通的有效联通； 在所有维度上都保证休闲慢行； 可自由组合有利于各种公共大型表演的非正式的“舞台”； 允许小商贩和表演者在此空间集聚； 有简易的食物饮品的供应点； 鼓励在公共空间举行各类型的临时集会和表演等； 景观设计和建筑密度保证充足的阳光； 保证可达性佳的公共厕所和有效的清洁维护； 让周边社区的公共活动有足够的空间。

3. 纳入现代城市公共艺术

城市公共艺术是现代城市文化表达的新形式, 在积极的意义上表达了当地身份特征与一座城市的文化价值观。 城市公共艺术的形式“雕塑、 涂鸦、 装饰型艺术新型景观、 装置、 活动型艺术、 微景观、 大地艺术” 等, 依托外部空间的广大尺度,以艺术的形式创造具有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的交流形式, “公共艺术改变了传统的艺术画廊形式, 将艺术作品带出室外, 在更宽阔的公共的平台使更多的人感受到艺术带来的乐趣”。 大运河（杭州段） 本身具有适合创造公共艺术的广阔空间, 有条件吸引公共艺术家和市民的加入, “公共艺术区分延续着城市的地域历史和精神传承, 反映并揭示一个社会, 创造更有意义的城市和更独特的地方”。 古代运河以三月修禊事形成伟大的文化传统, 现代城市运河也可创造新的运河公共艺术形成新的文化传统。 “当你站等公交车的时候再也不会觉得无聊, 这个城市就是一个每个人都被邀请的大派对, 并不是只有房地产商和商业大亨。”［19］通过艺术家和普通市民的公共艺术创造行为, 产生潜移默化的凝聚力和影响力, 在现代的意义上更新和再创造大运河的文化。

总之, 城市滨水空间借由人的活动和印记而形成城市独特的文化, 大运河作为具有天然吸引力的公共空间, 其形成轨迹就在于它提供了具有明显地方特征的生产、交往、 景观空间, 容纳各类型人的栖息、 交流活动、 产品交换行为, 这种活动的复杂性和时间上的持续性形成了运河的文化传统。 概而言之, 这种文化便是人类在时间的轨迹中所形成的物质和精神的价值总和。 而当今的城市, 人们对于大运河空间的需求早已发生了转变, 因而应该创造符合现代城市生活方式的大运河空间, 也即创造美好的运河场所, 吸引和容纳多样的人群在运河边活动。 创造“文化型、 知识型” 的包容型城市环境, 使大运河文化带两岸广阔空间成为创意城市孵化地段, 这也就是孕育新运河城市文化的过程。

注释

［1］ 国家文物局： 《申报世界遗产文本中国大运河》， 2001， 第374 页。

［2］ 杭州市人民政府： 《杭州市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规划》， 2019。

［3］ 《文徵明集·补辑》 （卷一六），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4， 第1234 页。

［4］ 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杭州市大城北地区规划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 年） 的通知》。

［5］ 王晓： 《申遗与后申遗时代良渚遗址保护利用策略》， 《2018 年杭州发展报告》 （文化卷）， 杭州出版社， 2018， 第157 页。

［6］ 〔日〕 芦原义信： 《街道的美学》， 尹培桐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6， 第156 页。

［7］ 陈从周： 《苏州园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第18 页。

［8］ 陈从周： 《苏州园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第33 页。

［9］ 日本土木学会编《滨水景观设计》， 孙逸增译，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2， 第18 页。

［10］ 〔澳大利亚〕 黛博拉·史蒂文森： 《文化城市： 全球视野的探索与未来》， 董亚平、 何立民译，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8， 第11 ～13 页。

［11］ 〔美〕 凯文·林奇： 《城市意象》， 华夏出版社， 2013， 第35 页。

［12］ 〔澳大利亚〕 黛博拉·史蒂文森： 《文化城市： 全球视野的探索与未来》， 董亚平、 何立民译，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8， 第37 页。

［13］ 〔澳大利亚〕 黛博拉·史蒂文森： 《文化城市： 全球视野的探索与未来》， 董亚平、 何立民译，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8， 第44 页。

［14］ 〔澳大利亚〕 黛博拉·史蒂文森： 《文化城市： 全球视野的探索与未来》， 董亚平、 何立民译，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8， 第95 页。

［15］ 童明： 《空间神化》， 《建筑师》 2003 年第5 期。

［16］ 转引自〔挪威〕 诺伯格·舒尔兹《存在·空间·建筑》， 尹培桐译，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0，第9 ～10 页。

［17］ 〔英〕 凯瑟琳·沃德·汤普森、 〔英〕 彭妮·特拉夫罗： 《开放空间： 人性化空间》， 章建明、 黄丽玲译，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1， 第7 页。

［18］ 〔美〕 克莱尔·库珀·马库斯、 〔美〕 卡罗琳·弗朗西斯编著《人性场所： 城市开放空间设计导则》， 俞孔坚等译，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1， 第322 页。

［19］ 翁剑青： 《城市公共艺术： 一种与公众社会互动的艺术及其文化的阐释》，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4，第221 ～225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