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发展、问题与对策建议

摘要：40年的改革开放使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历经了市场化改革的启动、市场化改革的展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市场化改革初步完善、市场化改革继续深化五个阶段，我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已经在产品、劳动力、金融等市场上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化，产业结构、增长动力不足、政府过度干预等问题成为了我国改革和发展的阻碍力量。解决这些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继续深化市场化改革，包括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促进政府职能从“计划管理型”向“监督服务型”转变、继续扩大对外开放等。

关键词：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深化改革

自1978年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40年间，我国经济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创造了“中国的奇迹”①。1978年到2017年间，中国的GDP从3 645.2亿元增长到了82.7万亿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占世界经济的15%，年均增长率高达14.5%;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元提高到36 396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由134元提高到13 432元。而我国经济之所以能在短短40年间取得此等成就，主要归功于成功的市场化经济改革，归功于从计划经济到商品经济再到市场经济的不断探索。

一、 我国市场经济改革的发展历程

1. 第一阶段：市场化经济改革的启动阶段（1978年～1984年）。新中国建国以来，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引导下，我国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即通过高度计划的资源配置制度将资源配置到重工业部门。这种高度集权集約的经济政策对于建国之初的人口大国具有不可否认的积极意义。然而，完全的计划配置制度会逐渐导致要素和产品价格的扭曲，致使微观经济主体缺乏积极性，继而整个国家的宏观经济同样缺乏活力。于是，在1978年市场化经济改革的启动阶段，我国的首要目标就是要采取一系列措施激发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力，这一阶段的具体措施可以概括为：

首先，我国在农村施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通过包工、包产、包干的形式提高农民的积极性，极大的提高了农产品的产量;其次，国家扩大了企业的自主权，以“放权让利”的方式，通过“利润留成”制度扩大企业对物资和利润的处置权，提高了企业职工的积极性，激发了这一市场主体的生产活力;最后，拓展经济的对外交流，开放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并将原来的固定汇率制改为“官方汇率+贸易外汇内部结算价”的汇率“双轨制”。

2. 第二阶段：市场化经济改革的展开阶段（1984年～1992年）。随着市场化改革第一阶段的不断深入，以释放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力为主要目标的改革方式却逐渐显露出了弊端：拥有较大自主权的微观经济主体与以计划为主的资源配置方式之间的直接矛盾越发明显。为解决二者之间的矛盾，1984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第一次明确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不是完全的计划经济，而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改革方向开始向物资和资源的市场化配置方式拓展，这一阶段的具体措施可以概括为：

首先，我国政府继续扩大了企业自主权，以“简政放权”为思路，通过“利改税”、承包制、租赁制、股份制等形式将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并且确立了私营经济的法律地位;其次，国家着手逐步建立了各种市场，通过开放产品和生产要素的价格，形成了后来的价格“双轨制”;再者，进一步扩大经济的对外开放程度，进一步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并为鼓励企业出口开始实施“外汇留成”制度。最后，逐步放开劳动力的流动，允许农民到城市务工。

3. 第三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阶段（1992年～2002年）。随着物资与资源配置方式的进一步市场化和企业市场活力的进一步增强，我国的宏观经济环境又一次滞后于经济的发展，“增量改革”模式的弊端也逐渐显现。为了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1993年中共中央第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总体规划，至此，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开始深入到金融市场，意味着进入了全面改革的新阶段，这一阶段的具体措施可以概括为：

首先，深化我国的价格制度改革，逐步形成了单一的价格市场，结束了价格、汇率的“双轨制”;其次，以公司制为目标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并将民营企业确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使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再者，明确提出“劳动力市场”的概念，加快劳动力市场改革步伐，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出和企业下岗工人的分流，继而使得劳动力市场迅速发展;最后，逐步建立资本市场，将国有“四大行”完成从专业银行到商业银行的转变，逐步建立中国的证券市场和监管体系。

4. 第四阶段：市场化经济改革的完善阶段（2002年～2012年）。

2001年11月10日，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全新的开放环境带给了我国更多的机遇和挑战。2003年10月的中共中央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各市场的改革进程继续向前推进。这一阶段的具体措施可以概括为：

首先，开放金融市场，推进汇率市场化进程，开始实行以市场供需为基础、以“一篮子货币”为参考②、以浮动汇率制为管理方式的综合金融制度;其次，利率市场化进程正式启动，依次开放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银行间债券回购利率、贴现与转贴现利率、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利率上限等利率政策;之后，逐步放开户籍制度，完善有助于劳动力流动的相关配套制度建设，进一步深化劳动力市场化改革;最后，继续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明晰政府与企业的权责，放宽非公有制经济的市场准入门槛。

5. 第五阶段：市场化经济改革的深化阶段（2012年至今）。我国的市场经济虽然经过了长期的改革，但包括资本、劳动力、土地在内的多种生产要素仍然处于政府垄断之下或受到行政力量的较大干预，这种垄断和干预造成了要素市场上的资源配置扭曲，降低了经济效率;此外，人口的老龄化和“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也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形成了严峻的挑战。面对这诸多问题，《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应运而生，其标志着我国的市场经济进入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要素市场化改革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这一阶段的具体措施可以概括为：

首先，深化汇率的市场化改革，调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的报价机制使其进一步市场化;其次，深化利率的市场化改革，基本完成了贷款利率的市场化改革，逐步提高存款利率上限，并提高存款利率决定的市场化程度;最后，深化劳动力市场化改革，例如通过改革社保制度等方式促进人口流动，以及通过开放“二孩”政策来缓解人口结构等问题。

二、 现阶段我国市场经济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

纵观我国改革开放40年来的市场化改革历程，不难看出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是按照从增量到存量、从产品市场到要素市场的思路进行的，这也在最大程度上为改革减小了阻力。但现阶段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一些弊端也逐渐显露了出来，其主要表现在：

1. 产业结构不够合理。根据中国统计局给出的数据，1978年以来，中国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呈下降趋势，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呈略微下降的趋势，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呈上升趋势，到2016年年末，一、二、三次产业增加值比例为8.6∶39.9∶51.6，第三产业经过迅速的发展已经超越第二产业成为中国GDP中占比最大的部分，总体来说中国三次产业的发展趋势与中国发展阶段相一致，基本符合经济规律。然而从结构上来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内部都存在着结构上的问题。

第一，中国的产业集中度低，缺乏具有竞争力的大企业。在世界品牌实验室发布的2017年世界品牌500强中，美国占据了233席，而中国仅以37席位居世界第5，这与经济第二、人口第一的大国地位严重不符。缺乏拥有过硬品牌的大企业，使得中国的产业和行业在国际竞争中缺乏竞争力和控制力。

第二，中国的第二产业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生产的产品多为高能耗、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根据海关总署公布的2017年中国全年进出口情况，2017年，我国机电产品出口8.95万亿元，占我国出口总值的58.4%。同期，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合计出口3.08万亿元，占出口总值的20.1%。机电产品、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仍为出口主力。根据世行公布的数据，2014年美国、日本、德国耗费一单位能源生产的GDP分比为中国的1.31倍、1.88倍、2.08倍。这些数据说明中国虽然已经成为了世界上的制造业大国，但是“大而不强”的问题依然存在，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任务依然急迫。

第三，中国第三产业仍以传统的服务业为主，发展依然滞后。根据中国统计局和OECD给出的数据，在中国的服务业中占较大比重的是商业、运输、住宿等传统服务业和金融、房地产类服务业，而在信息、通讯、科技等新兴服务业发展上较美日、德、三国严重滞后。此外，根据世行公布的数据，2015年中、美、日、德中高科技出口占制造业出口比重分别为58.8%、65.3%、79.8%和74.1%，中国在中高端科技出口方面较美、日、德等发达国家也有较大差距。总体来看，中国的第三产业虽然总体发展迅速，但是新兴服务业和高新技术服务业的发展依然滞后，产业结构方面依然需要优化升级。

2. 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消费、投资、净出口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都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只有三者协同发展，才能带来经济的持续健康增长。根据EPS数据库的统计数据，中国投资占GDP的比重长期超过40%，接近甚至超过了美、日、德等发达国家的两倍;中国消费占GDP的比重2010年来一直徘徊在50%左右，而日本和德国消费占GDP的比重长期在70%以上，美国该项指标甚至超过了80%;中国净出口占GDP的比重也远高于日本和美国，仅低于德国。这说明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由投资和出口拉动的，而消费显然成为了经济增长的薄弱环节，消费与投资、净出口关系的失衡势必会破坏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潜力。

从需求的内部结构来看，中国内外需之间的结构也有待優化。一方面，长期以来外需一直作为中国的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虽然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外需疲软，中国的出口依存度显著降低，但是到2015年依然高达19.6%，高度依赖外需会影响中国的经济安全，使得中国经济易受外部条件的影响。另一方面，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人口第一大国，拥有着巨大的国内市场，因而扩大内需可以成为保障中国经济增长的一条有效途径。

此外，支撑中国经济迅速增长的“人口红利”正逐渐消失。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增长，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在不断提高，廉价劳动力的消失带来的生产成本的上升使得中国不得不寻求新的增长模式;另一方面，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影响，中国的老龄化阶段提前到来，到2016年为止，中国65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比例已达15%，远远超过了联合国制定的7%的标准，人口的老龄化既使得劳动力供给减少，又增加了社会的负担。

3. 政府过度干预依然严重。在弗拉瑟研究所的经济自由度指数中，有一项指标为“政府规模（Size of Gover-nment）”，它通过政府消费、转移支付和补贴、政府企业和投资、税收来衡量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而中国的该项得分近20年来一直是所有分项中最低的，这也可以反映出政府干预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的市场化改革。

第一，政府可以通过政策影响产业发展。由于地方政府各自为政，且政府政策对产业的发展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所以当国家政策推动某个产业发展时，地方政府通常会蜂拥而上，以政绩为导向的政府的盲目发展，既容易造成资源浪费，又容易导致一些产业产能过剩，过时的产品、技术、设备和企业难以淘汰。以光伏产业为例，2005年，中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大力扶持光伏产业的发展，仅用十年中国的光伏产业的产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一，而在这期间发生了多次因为产能过剩原因导致大量企业倒闭的情况。

第二，政府干预生产要素的配置。由于计划经济时期实施的“赶超战略”的影响，中国的要素市场一直处于扭曲的状态，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要素市场的改革进程也滞后于产品市场。在劳动力市场上，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和体制内外身份的差别，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一直处于分割的状态;在资本市场上，政府通过对银行业的垄断干预贷款的供给，使贷款决策通常是基于政治或其他非经济的原因，而不是基于效率最大化原则（李帅、靳涛，2014），这导致一些效率低的国企可以以很低的利率贷款，而一些利润率高的私企却难以拿到贷款。

第三，“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导致了环境的破坏和发展的不可持续。在传统的“唯GDP论”的影响下，中国政府选择了以资源环境换经济增长的粗放型增长模式，为了GDP的提高，对一些污染严重的企业采取了容忍的态度，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对生活质量和环境质量的要求日益提高，传统的发展模式已不再适应中国的情况。

第四，以政府为主导的市场化改革滋生了大量的寻租行为。以土地市场为例，由于政府垄断了对土地的供给，所以不论在出售土地还是征收土地时都很容易出现腐败寻租行为;此外，部分地方政府为了政绩反复拆建，虽然推动了GDP但经济却没有发展，而且还为腐败寻租行为提供了温床。可以看出，政府的过度干预不但降低了资源的配置效率，也导致了腐败和寻租。

三、 进一步深化市场经济改革的对策与建议

1. 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要素市场发展的滞后已逐渐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阻力之一。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不但有助于优化我国的产业结构，更有助于为我国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动力源，因而笔者建议将要素市场化改革作为继续深化市场经济改革的首要任务，其具体措施可以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深化金融市场化改革。中国政府历来对金融行业管制非常严格，金融市场化改革，最主要的就是要实现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利率作为资金的价格，是市场配置资金最主要的风向标，只有政府放松对利率的管制，才能更好的发挥市场配置资金的作用，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在未来，中国的开放脚步还会继续加快，为加强中国与世界的交流与合作，增强人民币的话语权，则必须要减少政府对汇率的干预，提高汇率的市场化水平。

第二，深化劳动力市场化改革。中国劳动力市场上目前存在的最主要的两个问题就是户籍问题和体制内外劳动力市场的分割问题。这两个问题阻碍了劳动力自由流动，降低了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效率。为深化劳动力市场化改革，一方面需要加速户籍制度改革，逐步取消户籍制度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另一方面还需要打破体制内的“铁饭碗”制度，构建体制内外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充分发挥劳动力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

第三，深化土地市场化改革。政府的垄断使得本就匮乏的中国土地资源更加紧缺，为提高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率，必须推进土地市场化改革，在农村，需要加强农民对其土地的处置权，提高农村土地的流转效率;在城市，需要培育更加完善的土地市场，减少政府在土地出让过程中的寻租空间，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

2. 促进政府职能从“计划管理型”向“监督服务型”转变。虽然中国已经进行了40年的市场化改革，但是由于计划经济的影响，中国政府依然对中国经济有着很强的控制能力，随着经济发展，经济系统越发复杂，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已经成为了经济发展的障碍，因此，必须使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实现政府身份由决策者向管理者的转变，加强政府对市场的监管，将政府职能转换到为维护市场机制正常运行上来。

3. 继续扩大对外开放领域。不论何时，市场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都是相互促进、密不可分的，而在当今的国际环境中，逆全球化倾向出现，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这些都为我国的对外开放进程蒙上了阴影。为此，我国必须继续坚持对外开放的国策，加强包括金融、互联网、教育、文化、卫生等高端服务业的开放程度，改善营商环境，继续吸引外资和外籍人才流入，为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

注释：

①出自北大國发院名誉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林毅夫教授在第二届国家发展论坛“国家发展进程中的改革开放”暨“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系列活动启动式上的演讲。

②所谓参考一篮子货币，是指某一个国家根据贸易与投资密切程度，选择数种主要货币，不同货币设定不同权重后组成一篮子货币，设定浮动范围，该国货币就根据这一篮子货币并在范围内浮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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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经济自发展能力研究”（项目号：15ZDB133）。

作者简介：单爽（1989-），男，汉族，山东省寿光市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研究人员，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西方经济学。

收稿日期：2019-0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