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师追踪与高危行业上市公司安全生产信息披露意愿

吴文若 俞俊利

摘要：文章以2007年～2017年A股高危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分析师追踪能否提高高危行业上市公司安全生产信息披露意愿。结果发现，当上市公司受到越多分析师追踪时，其越有可能披露安全生产信息。此外，政府监督与市场中介机构的监督存在替代效应，在2012年《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发布之后，上市公司更多地披露安全生产信息，分析师的追踪作用相对减弱。文章的发现对如何提高企业安全生产信息披露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关键词：高危行业;安全生产信息;分析师追踪;政府监管

一、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几十年的高速增长，但同时也伴随着严重的环境污染和频发的生产事故。201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了“发展绝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的安全红线，此后，随着《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等一系列文件的发布，安全发展逐渐成为当前经济改革的前提和保障。上市公司作为地区发展的重要力量，它对安全生产的投入和重视程度不仅会影响其雇员生命健康、资本市场投资者对公司价值的评估，还会影响当地环境、地区经济效益等，因此，社会公众和投资者都存在对企业，尤其是高危行业的企业安全生产信息披露的诉求。但是，目前安全生产信息仍属于自愿披露范畴，那么通过作为市场中介的分析师追踪能否提高上市公司安全生产信息的披露，减少信息不对称，有效促进安全生产是本文研究的问题。

本文以2007年～2017年A股所有高危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发现，当上市公司受到越多分析师追踪时，其信息透明度越高，越有可能披露安全生产信息。此外，我们还发现政策监督可以对市场监督起到替代效应，在2012年财政部、安监局等部门联合发布了《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之后，上市公司积极响应政策，更多地披露安全生产信息，分析师的追踪作用相对减弱。

二、 文献综述

1. 影响安全生产的因素。当企业为安全生产投入资金时，根据“信号理论”，他们会更倾向于披露信息，树立自身形象，而当有资金保障生产安全时，事故发生的概率会降低，因此，在目前鲜有文献直接研究安全生产信息披露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借鉴影响安全生产的文献。国内外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于安全生产的某一方面，最常见的是矿难和环境污染。影响因素可分为政府与制度环境、企业特征两个方面。在政府与制度环境方面，Wang（2006）指出多头管理、煤矿企业改革、自负盈亏导致其安全支出减少、缺乏专业的监察员、政府对煤矿违法行为的处罚太轻等都是导致矿难频发的原因。聂辉华和蒋敏杰（2011）发现当煤矿的监管权被下放时，会增加政府与企业合谋的可能性，从而增加矿难的死亡率，因此他们提出，提高监管部门的独立性以及增加官员的流动性有助于降低死亡率。肖兴志等（2011）发现地方政府对煤炭企业监管的松紧程度在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的权衡中不断动态调整，这样的监管模式导致煤矿安全事故增加。梁平汉和高楠（2014）认为官员在某地任职的期限越长，污染企业越容易与其建立关系，以此逃避政府对非法污染监管，并且，当某地法制环境较弱时，寻租行为更普遍，环境污染更严重。于文超和何勤英（2013）发现地方GDP增长率越低，官员就越容易急于发展经济而忽视环境问题，导致更严重的环境污染及经济损失。Ring（2008）指出政府的轉移支付是对地方生态环境支出的一种补偿，可以激励地方增强环境保护。祁毓等（2019）也发现中国政府目前实施的生态功能区制度和生态转移支付制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环境质量。在企业特征方面，汤凌霄和郭熙保（2006）从安全投入角度切入，提出安全生产前期投入数额大，但收益难以直观展现，并且企业会存在侥幸心理，认为安全事故不一定会发生等是矿难频发的成因。金铌（2011）发现煤矿开采的环境危险性高，使用的技术装备较为落后，一线工人的专业素质和安全意识较差等增加了矿难的风险。

总体来看，目前还没有研究资本市场中介对于企业整体安全生产信息披露的文献，而中介机构作为重要的监督力量，其对于促进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保障安全生产的作用是值得关注的。

2. 分析师对信息披露的作用。Hassell等（1988）指出分析师有能力筛选、利用有效的管理层信息，为市场提供更准确的盈利预测。朱红军等（2007）发现证券分析师能够搜寻、加工信息，使得股价的信息含量提高，从而促进市场运行效率。潘越等（2011）也发现公司被越多分析师关注，信息不透明对其股价暴跌的影响越小。Healy和Palepu（2001）发现管理层的自愿披露和分析师追踪相关，分析师能从公开渠道和私人来源获得信息，并评价公司的表现，预测未来前景，为投资者提高投资建议，提高市场有效性。肖土盛等（2017）、许年行等（2012）指出证券分析师一方面有助于改善公司信息环境，减少股价偏离及崩盘的风险，但是另一方面，他们也不是完全理性的，即存在乐观偏差，不能完全客观评价获取的信息，从而会增加股价崩盘风险。

总体来看，目前分析师对信息披露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公司财务报告、管理层预测等信息，较少涉及对安全生产这类带有社会责任性质的信息，但是安全生产近年来越来越受到重视，如何更有效地提高公司安全生产信息的披露意愿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三、 假说的提出

分析师作为证券市场的中介，是连接上市公司和投资者的纽带，他们的职责就是提高信息可靠性，减少信息不对称。分析师会通过各种渠道获取上市公司的全面信息，比如对公司高管进行电话访谈、实地调研，了解公司当前的财务状况和未来的发展趋势，搜集财务报告、管理层预测等各种公告，分析各项财务指标，运用估值方法和对宏观环境、行业发展的判断对企业的投资价值作出建议等。以上追踪公司的方式也使得分析师成为重要的监督力量，他们利用自身的专业能力，可以对公司进行有效监督，因此，当上市公司被越多分析师关注、追踪时，自愿披露信息的意愿越强，而安全生产就属于自愿性披露信息，且越来越受到社会和投资者的关注。由此，我们提出假说一：

H1：分析师追踪越多，企业越有可能披露安全生产信息。

2012年财政部、安全监管总局联合发布了《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进一步明确了安全生产费用提取的主体，即高危行业，严格了提取标准和使用规范，并在此后加强了监督力度。虽然对于高危行业上市公司来说，此时安全生产信息仍然属于自愿披露范畴，但是在政策出台之前，公司对费用的提取和使用拥有较大自主权，往往少提或者不提，而新的政策对提取和使用都有了更加明确的规定以及更有效的监督，公司的行为会更加规范，因此从“信号理论”来看，公司既然按照规定规范提取了相应费用，就更倾向于披露相关信息，以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因此国家政策对分析师追踪存在替代效应，即分析师对企业安全信息披露的作用减弱。由此，我们提出假说二：

H2：2012年以后，分析师追踪对企业安全信息披露的作用减弱。

四、 研究设计

根据《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中对高危行业的定义，本文选取2007年～2017年间采矿、建筑、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及制造业五大行业的所有A股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剔除回归中所需数据缺失的样本，最终得到15 539个公司-年度观测。安全生产信息披露情况、分析师追踪数量及其他控制变量均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我们构建以下模型检验本文的两个假说：

DISCLOSUREit=？茁0+？茁1ANALYSTit+？茁2SIZEit+？茁3LEVERAGEit+？茁4ROAit+？茁5FIRSTSHAREHOLDit+？茁6INDDIRECTORit+？茁7SOEit+YEARFE+INDUSTRY+？着（1）

DISCLOSUREit=？茁0+？茁1ANALYSTit+？茁2POSTit+？茁3ANALYST*POSTit+？茁4SIZEit+？茁5LEVERAGEit+？茁6ROAit+？茁7FIRSTSHAREHOLDit+？茁8INDDIRECTORit+？茁9SOEit+YEARFE+INDUSTRY+？着（2）

其中，因变量为DISCLOSURE，为虚拟变量，若企业在t年度披露安全生产信息则取1，否则取0;我们关注的变量为ANALYST，出于稳健性考虑，采取两种定义方式，第一种为在t年追踪上市公司的分析师的实际数量，第二种为虚拟变量，如果企业在t年被大于等于1位分析师追踪则取1，否则取0;POST也为虚拟变量，若年份在2012以后取1，否则取0;ANALYST*POST为两种定义下的分析师追踪分别与是否在2012年之后的乘积。根据文献中常见的影响信息披露的因素，我们选取以下变量作为控制变量：SIZE为总资产的自然对数;LEVERAGE为资产负债率;ROA为总资产收益率;FIRSTSHAREHOLD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INDDIRECTOR为虚拟变量，如果独立董事的人数大于董事总数的1/3则取1，否则取0;SOE为虚拟变量，根据企业年报中披露的实际控制人性质划分，国有企业取1，否则取0。此外，我们还控制了年度和行业固定效应，并对所有连续变量做了极端值处理。

表1为变量描述性统计的结果。我们看到在整个样本期间，仅有19%的公司披露了安全生产内容，比例仍有待提高。每家上市公司平均被7.38位分析师追踪，最多的有41位，77%的公司都有至少一位分析师追踪。位于2012年之后的样本占总样本的56%，政策前后样本分布均匀。其余控制变量与现有文獻基本一致，未出现异常值。

五、 实证结果

表2为分析师追踪对上市公司安全信息披露意愿影响的实证结果。为了降低异方差和序列相关对回归显著性的影响，表中所列示的均为经公司聚类处理之后的t值。第一列、第二列检验假说一，其中ANALYST分别使用了在t年追踪上市公司的分析师的实际数量，以及如果企业在t年被大于等于1位分析师追踪则取1，否则取0两种度量方法。第三列、第四列检验假说二，其中ANALYST仍然分别使用前述的两种度量方法。

从表2第一列、第二列我们看到，无论是分析师追踪的实际人数还是是否被分析师追踪的虚拟变量，ANALYST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作为市场中介的分析师越关注公司，公司披露安全生产信息的意愿越强，假说一成立。从表2第三列、第四列我们看到，当POST取值为0时，即2012年之前，分析师追踪与安全生产信息披露的意愿显著正相关，与前面的结论一致，当POST取1时，POST与安全生产信息披露的意愿显著正相关，说明在政府实施更有效的监管之后，企业安全生产信息的披露意愿提高，ANALYST*POST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政府的监督与市场中介机构的监督作用存在替代效应，即当政策可以更好地规范上市公司安全信息披露行为时，分析师追踪的作用被削弱。

从控制变量上来看，当公司规模较大时，其更愿意披露安全生产信息，这与大公司更在意自己的声誉以及有更多的能力对安全生产进行投入有关。另外，当公司总资产负债率较高时，其更不愿意披露安全生产信息，因为此时，公司面临财务压力，可能会减少对安全生产的投入，因此也就更不愿意披露相关信息。最后，国有企业相较于民营企业更愿意披露安全生产信息，国有企业除了盈利之外，更承担了重要的社会责任，安全生产关系到雇员安全健康、生态环境保护等，因此国有企业会更响应政府的号召，做出榜样，更多地披露相关信息，减少信息不对称。

六、 结论

本文以2007年～2017年A股所有高危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多元回归的方法研究分析师追踪对上市公司安全信息披露意愿的影响。结果发现，当上市公司受到越多分析师追踪时，其信息透明度越高，越有可能披露安全生产信息。此外，我们还发现政府的监督与市场中介机构的监督存在替代效应，在2012年财政部、安监局等部门联合发布了《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之后，上市公司积极响应政策，更多地披露安全生产信息，分析师的追踪作用相对减弱。本文的发现是对影响安全生产信息披露因素文献的一个重要补充，虽然目前安全信息披露的比例总体不高，但是由于政府的力量和市场的力量都可以起到对企业的监督作用，我们既可以通过增强A股市场上证券分析师的追踪促进更多企业披露安全生产信息，也可以通过政府制定相关政策进一步规范企业行为，因此本文对日后政府的政策制定及实施亦具有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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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项目号：71702102）资助。

作者简介：吴文若（1990-），女，汉族，浙江省衢州市人，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会计学;俞俊利（1983-），男，汉族，浙江省绍兴市人，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助理教授，研究方向为公共事务。

收稿日期：2019-0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