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是如何防洪排涝的

潘春华

每年一进入夏季，城市洪涝灾害便成了人们关注的热门话题。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与现代都市乱开发、乱拆建、忽视地下排水管网建设等有关。地面建设看起来很华丽光鲜，但许多地下排水管网长期得不到修缮、扩容，甚至被隔断。于是一旦有暴雨袭击，从天而降的雨水无法被及时排泄，城市道路就会被淹。

然而，古人在防洪排涝方面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经验，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应该多向古人借鉴。

我国古代很早就有了防洪法规，最早出现的有关护堤的法规命令是章武三年（223年）蜀国丞相诸葛亮下发的：“丞相诸葛令，按九里堤捍护都城，用防水患，今修筑竣，告尔居民，勿许侵占损坏，有犯，治以严法，令即遵行。”九里堤成了抵挡洪灾的一条有力防线。

唐代重视对水资源的治理、利用。设立专职水利机构“都水监”及专职水利人官员“渠长”“斗门长”，因此较少有江河决溢的记载。有关防洪法的主要条文列入《唐律疏议·杂律》的刑法之中，如“诸不修堤防及修而失时者，主司杖七十；毁害人家，漂失财物者，坐赃论减五等；以故杀伤人者，减半杀伤三等。即水雨过常，非人力所防者，勿论。”该条将因维修不及时造成财物损失和人员伤亡的渎职比照贪污罪和争斗杀人罪进行减等处罚。同卷还有规定：“诸盗决堤防者，杖一百；若毁害人家及漂失财物，赃重者，坐赃论；以故杀伤人者，减半杀伤一等。若通水入人家，致毁害者，亦如之。”该条将因取水灌溉而导致决溢者，无论公私原因都处以脊杖一百；而故意破坏堤防致人死亡者，按故意杀人罪论处。可见，当时朝廷对这方面的重视。

唐代朝廷颁布了一部全国性的水利法典——《水部式》，这是为了管理农田水利而颁布的法规，对白渠堤防管理也有相关条款。此书早已失传，到清末才在敦煌石窟藏书洞内发现了残卷。唐代专门的建筑法规《营缮令》中，也有对地方官吏维护堤防的行政职责及处罚规定。唐代还出现了不少治水专家，其中最著名是姜师度。他在河北、河南、山西、陕西一带，主持兴建了防洪、排涝、灌溉、航运等水利工程，为唐朝的水利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

宋代水事频发，因而有一套系统的防水法规。《宋建隆重详定邢统》是宋代第一部系统的成文法典，其中除保留了唐代有关护堤条例外，还有一些其他零星记载，例如元祐六年（1091年）针对有人盗拆黄河埽工木岸的情况，决定“以持杖窃论”，并且对于如此严重的毁堤事件，即使刑法条款规定可以不发配的，也要从严量刑而“配邻州”。编于宋徽宗时期的《宣和编类河防书》长达二百九十二卷，其主要精神是：“元丰之制，水部掌水政，崇宁二年十月有司请推广元丰水政。”

明清时期，人与水的矛盾更加明显，有关堤坝修建以及防洪的管理制度也逐步系统化。明嘉靖时期荆江知府赵贤刚到任时正值当地洪灾。湖北江陵一带稻谷全淹没，房舍倒塌，瘟疫肆意。赵贤来不及休息，即刻主持大修江堤。治好洪灾后并立了《堤甲法》，并规定每千丈堤老一人，五百丈堤长一人，百丈甲一人，“夏秋守御，冬春修补，岁以为常”，可见其严谨。《堤甲法》应该是古代比较早的防堤法规了。

乾隆时期，荆江堤坝溃决。这个严重的后果使得当时朝廷更加注重修建堤坝，除了安排修建监察工人外，每年还会拨下一笔款项专门用来作为治水的费用，经费的预算和核算都有严格的管理制度。修建堤坝的分工已经逐步细化，水利设施建设已涉及河兵河夫、埽工、坝工、砖工、土工等多项工种。

古代各朝不仅重视防洪治水，而且十分注重城市的排水防涝。建成于明成祖时期的故宫，排水系统有明、暗两套。明排水是通过铺地做出泛水，通过各种排水口、吐水嘴排到周边河中。故宫所有的石栏杆的底座部都凿有排水孔，孔与孔之间的距离约为95厘米。这些排水孔的形状有点像单片花瓣，孔高约6厘米，孔底宽约12厘米。降雨时，雨水容易在石栏杆的底座形成积水，而这些分布密集的排水孔能把积水迅速排空。三大殿三重台基上有1 142个龙头排水孔，瞬间将台面上的雨水排尽，并形成千龙吐水的壮丽景观。暗排是通过北高南低的地下纵横交错的排水道，泻入内外金水河里。故宫的排水，正是综合了各种排水法，利用干线、支线、明沟、暗沟、涵洞、流水沟眼等或大或小、或明或暗的排水设施，使宫内90多个院落、72万平方米面积的雨水通畅排出。2012年7月21日北京遭受61年不遇的大暴雨，故宫却没有出现积水，这座600年建筑的排水系统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由此可见，古人治水除了有严格系统的防水法规外，更重要的是能因地制宜修建出具有当地特色的防涝排水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