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先生列传

编者按：

从本期开始，“临街楼”栏目和读者见面了，作者是於可训教授。他要为默默无闻的乡村教师说几句话，这些民间知识分子都进入了历史深处，再不说，就没人记得了。小人物往往推动大历史，他说：“新旧时代转变之际，乡村教育几成空白。而彼时之所谓乡村教育者，不独教孺子识文断字，且兼有移风易俗教化乡民服务乡村政治经济之务，所以彼时之乡村教师，身份虽微，其作用却大。”至于这个栏目名称的由来，於先生称：“临街楼，是我现在住的这个宿舍楼位置临街，这些文章都在这楼里写的，这是实境。来点虚的，也取陶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之意。”

我的第一个启蒙老师，是我的母亲。母亲在外面不让我叫她姆妈，要像别的学生一样，叫她吴先生。

吴先生解放初期就参加新中国的教育工作，在一所乡村小学当老师，教语文，也教算术音乐图画。那时候，教书的先生少，大多是一摸带十杂，烧火带引伢，一身多任，一专多能。吴先生的书教得好，很受学生欢迎，也受领导赞赏。有一年，县里评教育模范，吴先生得了一张奖状，胸前还戴了一朵大红花，和其他的模范一起，坐在县大队的战马上，由县长陪着，在县城的街上走了一圈，颇有点金榜题名状元游街的味道，可见那时候对教育的重视。吴先生颇以此为荣，虽不常提起，却到老了还记得当年游街的细节。

吴先生的父亲是个木匠，当地把木匠叫博士。博士又分细博士和大博士，细博士是指干细活的雕花木匠，大博士是指打造犁耙水车、箱笼桌柜、架屋上梁的大木匠。吴先生的父亲和一个大木匠是朋友，两人很早就结下了儿女亲家。吴先生的父亲后来想传宗接代，在外面又有了一房，吴先生的母亲就带上吴先生，住到了女儿还未过门的婆家，在婆家陪着女儿读书。大博士虽然是个木匠，思想却很开通，他过世后，儿子去了武昌，一直在外面读书，搞革命，吴先生也就成了婆家的闺女。婆家是个大家族，养得起她们母女。

吴先生的塾师是本县有名的耆宿，也是本县有名的民主人士，在抗战期间，很做了几件有气节的事，在县志上都有记载。老先生很欣赏他的这个女弟子，常夸她天资聪慧，善于用事。证据之一，是传说有一次老先生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一时间来不及筹措饮食，他的这位女弟子却变戏法似的从书柜里取出一壶酒来，先生大感惊讶，询之，则对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先生不时之需。先生后来常拿这件事夸耀他的这位女弟子，还引用《颜氏家训》的话说： 沉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觉，若胸臆语也。

吴先生初为人妻人母之后，即遭家庭变故，教书的生涯中断了几年，重理旧业，再作冯妇，已是一九五四年冬天。这年冬天，大水过后，村里的孩子没法上学，就来请吴先生办个私塾。说是私塾，实则是公办。只是这办学的公家不是政府，而是同村的族人。不用修教室校舍，各家的空房子多的是，不必招杂役校工，族中的闲人都可以帮忙，先生也无须出钱聘任，只在年节收些束修便行。这束修也不光是孔夫子收的干腊肉，还有粮米和节令食品，所以那几年我家的食物特别丰富。到了冬天，吴先生真的把收到的鸡鸭鱼肉制成束修，风干了回馈族人。我记忆中有一种腌制的鱼籽饼，是我少年时代最喜欢的食品。

因为经过长期战乱，又逢天下甫定，百废待兴，所以失学的乡民，已不止一代之人。这样，到吴先生的私塾来读书的学生，年龄便参差不齐。有小到六七岁的，也有大到十六七岁的，有几个竟是结过婚的成年人。年龄一乱，辈分自然就跟着乱了，有十六七岁的叫六七岁的叫姑叫伯的，有结过婚的叫没结婚的叫叔叫爷的，吴先生也摊着辈分，夹在中间十分为难。有一天上课，讲着讲着，一个学生突然站起来冲着她说，姐，我要回家。吴先生一看，是本房大伯的小儿子，今年已经八岁了，蓄着个瓦片头，倒是孩童打扮。就问，上课上得好好的，回家干什么呀。他说，吃奶，我要回家吃奶。顿时引起哄堂大笑。其实，这也没什么可笑的，乡下孩子缺少营养，娘亲惜子，断奶断得晚，像这样吃奶吃到十多岁，也不为怪。只是上课上到一半，要回家吃奶，也太没规矩，当着同学的面，叫先生叫姐，也太不成体统。吴先生在放走了这个学生之后，当即立了一条规矩，今后所有同学，相互之间一律直呼其名，不准再称爷叔姑伯哥姐兄弟。不论辈分高低，叫老师只能叫先生，不能有其他称呼，就是我，也不例外。放学后，又到那个学生弟的家里做伯妈的工作，从这个学生弟开始，改变了上课要回家吃奶的陋习。

这件事传到区上后，区上认为这是一个移风易俗的典型，就把宣传婚姻法的任务，也交给了吴先生。吴先生于是就按照她对婚姻法的理解，编了一段顺口溜，让学生到处传唱。我至今还记得其中的几句：包办婚姻坏处多，最是男女见不着，不知是聋还是哑，不知是瞎还是跛。害了姐来又害哥。吴先生用的是当地流行的山歌赶五句的曲调，因为通俗易懂，很快便传唱开来。

完成了宣传婚姻法的任务，区上又让吴先生协助扫盲。乡下人不懂得汉字的构成，跟他们讲偏旁部首形声会意没有用，最好的办法是拿实物对照，所以，到了冬天，学堂里就摆满了犁耙水车扁担箩筐锄头铁锹镰刀粪扒一应农具。吴先生把字片贴在这些农具上，让他们一一对应地认熟了，然后拿下字片，要他们照着字片上的字去认领。这样，冬季的学堂就成了供销社的农资公司。认领自家的农具虽然不花一分钱，但认下一个字却并不比从兜里掏钱容易多少。为了方便妇女识字，吴先生还让她的字片登堂入室，贴到了各家各戶的家具器物上面，不管你愿不愿意认，喜不喜欢认，它都跟你抬头不见低头见，日久天长也就混熟了，吴先生的字片教学法因而大见成效。区上后来派了一个文书来总结经验，那文书在文章中说，他到了一个农户，问这家的主人，今年的收成怎么样，这家主人二话不说，把一条翘嘴白一条鱤鱼和一条鲶鱼丢在他脚下。他问主人，这是何意，主人说，这也不懂，今年受灾，颗粒无收，我这是白（翘嘴白）干（鱤）一年（鲶）。文书念过私塾，知道汉字构造法的六书中有一个假借，就在文章中说，这家主人是在用谐音假借法说话，可见经过吴先生扫盲的农民，识字的能力已达到何种程度。吴先生后来说，这不过是当地的农民常说的一句俏皮话，跟我的扫盲识字毫无干系。

到了合作化运动开始以后，上面要求社员学会记工记账，吴先生白天教完学生之后，晚上还要在学堂里教农民打算盘。吴先生年轻时协助当家的二爹管过账，算盘打得滴溜儿转。经她调教的学生，有许多人都当了农业社的会计和记工员，有一个后来还当上了县财政局的副局长。吴先生在算术课上，加减乘除也让学生用算盘演算，所以，她教的学生珠算口诀都背得滚瓜烂熟。后来不用算盘，吴先生要学生在心里想一个算盘，照样用珠算口诀运算，结果比用算盘算得还快。村里有个会下象棋的说，这和下盲棋的意思差不多。区上的那个文书却说，这叫珠心算，想不到吴先生还会珠心算。

吴先生的珠心算受到了赞扬，也招来了不满，有些出门贩猪见过世面的族人嫌吴先生不会竖式演算，就把自己的子弟转到了邻村的民办，这使吴先生十分沮丧。那时节，竖式演算刚刚传到乡下，吴先生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等到她从转走的学生那儿了解了竖式演算的方法，才觉得自己不知不觉间已经落后于时代。

经过这些事，区上觉得吴先生果然能干，县里也觉得吴先生是个人才。正当吴先生努力赶上时代的时候，正好上面对民办中小学进行调整，就把她吸收为正式的民办教师，吴先生的私塾随之也转成正式的民办小学，不过，只有一二三年级，四年级就要到一个指定的民办小学去上，为的是在进入高小之前，接受一个学年的规范教育。

成了正式的民办之后，吴先生就开始按上面的要求，编制班级，规范课程，更换教材。从前没有这些讲究，除了偶尔带学生做些打梭子跳房子丢手巾抓小鸡之类的游戏，教唱几句山歌，画几个戏曲人物就算是上了体育音乐图画课之外，就是抱着《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龙文鞭影》《幼学琼林》这些流行了几百年的童蒙读物，跟着先生有口无心地大声诵读。旧式的私塾不大讲书，尤其是破蒙阶段，讲了也是白讲，所谓读书百遍，其义自现，读着读着，意思你就明白了。后来想想，也真是这样，就像《幼学》开头的几句：混沌初开，乾坤始奠。气之轻清上浮者为天，气之重浊下凝者为地。日月五星，谓之七政;天地与人，谓之三才。这些涉及到天地初开人文始创的知识，先生能讲得清楚吗，就算是先生讲清楚了，学生又能听得懂吗，不如让学生在反复诵读中去用心体会，时间长了自然就明白了。

新式教材往往结合实际，通俗易懂，不用讲，你也能明白：小学生，小学生，新中国的小主人，好好学知识，好好学本领，有了知识和本领，好给人民做事情。吴先生最喜欢讲新教材上的这些课文，她把自己对新社会新事物的了解，尽可能地融入课文的讲解，常常还穿插一些故事和新闻，弄得村上的大人也围在教室边上旁听。吴先生穿着一身蓝色的列宁装，站在讲台上面，束腰带，斜插袋，双排扣，大披领，转身板书的时候，齐耳的短发在背后摆动，英姿飒爽，像电影里街头演讲的青年学生。

新式的教育不准体罚，所以，吴先生的戒尺也就失去作用。以往，调皮的学生，手心经常被打得通红，打轻了，家长还有意见，说先生对自己的孩子管教不严。现在不能打了，吴先生就得苦口婆心地说服教育。乡下的孩子生性顽劣，吴先生常常气得暗自流泪。但对我这个特殊的学生，倘有重大过失，吴先生还免不了要施以重刑。有一次，我在外面爆了一句粗口，吴先生当场一言不发，回家后，和颜悦色地把我叫到房间，转身轻轻地插上门闩，然后拿起一根准备好了的毛竹条，扒开我的裤子一顿猛抽，完了后，才问我一句，知道我为什么打你吗。我现在不记得我当时是怎么回答的，但却从此领教了吴先生的厉害。多少年后，只要我一爆粗口，身上就禁不住要一阵发紧，仿佛吴先生的竹条子又抽到了我的身上。

吴先生当了民办教师以后，就不再接受束修，而改由合作社记工分。工分是按劳动力计算的，一个全劳力一天的工分是十分，吴先生靠的是一个全劳力的工分，在生产队里收入算高的。大家都觉得理所应当，吴先生却觉得人家面朝黄土背朝天，黑汗水流的干一天是十分工，自己在学校里风不吹日不晒，也得十分工，于心有愧，就主动承担起记工分的任务。于是每天晚饭后，我家门前的空场上，就挤满了来记工分的社员。遇到刮风下雨或天冷下雪的日子，就在我家堂屋的方桌边围成一圈，说笑的打闹的都有，像赶会一样。社员的劳动有勤有懒，出工有迟到早退，干的活儿也有轻有重，有繁有简，工分虽有统一的标准，却也要奖勤罚懒按劳取酬。遇到这种时候，在干部和社员之间，往往会起争执和冲突，有时甚至挥拳相向，闹成一团。但吵闹到最后，双方只要看一眼吴先生笔下的数字，就都不作聲，像法庭上念过判决书一样，所以吴先生在社员中威信很高。

到了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吴先生又兼起了写写画画的任务。那时候，标语口号多，壁画墙报多。写得最多的口号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画得最多的壁画是力争上游图或红旗竞赛图，这图一般分为五级，第一级是火箭，第二级是飞机，第三级是火车，第四级是汽车，最后一级便是老牛拉破车。也可以根据画者对不同交通工具速度快慢的了解，中间或前后添上一级或几级，甚至也有在最后加上乌龟爬行的。吴先生用的是年画的画法，简洁朴素，寓意明了，虽然未必真的能起到加油鼓劲的作用，却常常引来不少人在画下驻足观看。我学着吴先生的画法，也在家里的门窗墙壁上画满了图画。这一年，是我的文艺细胞孕育生长的一年，上面让村村社社开展诗歌比赛，吴先生自然又成了指导。在吴先生的指导下，我这一年也写了不少诗歌作品，我现在能记得的，有一首是这样写的：春暖花开百鸟啼，我爱我的好集体。集体好来集体强，集体赛过亲爹娘。这是我的文学处女作，一想起它来，就像想起我的初恋一样。

1959年春荒，队上的食堂早已不冒烟了，各家只有一点可怜的存粮，为了怕被搜走充公，还得想办法东掖西藏。吴先生守着仅有的半箩筐谷子，也不免肉跳心惊。好在她的学生已有人当了民兵队长，每逢行动之前，必想法给她通风报信。吴先生于是就跟我抬上这半箩筐谷子，送到东边菜园的杂草丛中藏起来，直到警报解除再抬回来，如此再三。到了夜深人静之时，才敢把这谷子磨了，舂了，和上野菜，煮成菜饭。吴先生让我添上几碗，跟她一起，送给族中的老人。老人一边接过饭碗，一边说，还是你有良心，不像那些畜生。吴先生笑笑说，莫骂莫骂，都是我的学生。

1964年四清时，吴先生因受家庭出身影响，被解除了教职。“文革”中却被拉去陪斗。那时候，我已离开家乡多年，据她的学生后来跟我说，吴先生始终平静地站在台上，不低头不弯腰，也没人上去强按她。原因是她的学生中有几个狠人，当了造反派的头头，事先发下话去，斗可以，但不准动手，谁敢动手，小心他的狗头。事后，有人送吴先生回家，见吴先生在一个水沟边停下，蹲下身子去看水。送她的人怕她想不开，就上前劝慰，吴先生说，我的头发乱了，我想照着理一理，沟里的水清，像镜子一样。我听了这话，心里难受了好一阵子。

我从小在吴先生身边长大，十三岁才离开她到县城读中学，后来又到更远的地方读书，除了一两个寒暑假，就一直没有回家。吴先生从来不跟我讲她的遭遇，她后来吃了多少苦，我也不知道。我成家后，也常常接她出来小住，除了帮忙做点家务，就是静静地坐在那里看书。每逢这时候，我就想起一个遥远的冬夜，我和吴先生守着一个火盆，听她念欧阳修的《秋声赋》：欧阳子方夜读书，闻有声自西南来者，悚然而听之，曰：异哉！初淅沥以萧飒，忽奔腾而砰湃，如波涛夜惊，风雨骤至。其触于物也，鏦鏦铮铮，金铁皆鸣;又如赴敌之兵，衔枚疾走，不闻号令，但闻人马之行声。予谓童子：此何声也？汝出视之。童子曰：星月皎洁，明河在天，四无人声，声在树间。炭火的微光照着吴先生清秀的眉眼和俊美的脸庞，是我心中永恒的映像。

吴先生读书很多，熟知各种典故，我当了文学教授以后，有一次谈起瞎子阿炳，她突然说，人的眼睛要是都有两个瞳仁就好，瞎了一个，另一个还能管用。我说，这怎么会呢。她说，会，书上说舜目重瞳，舜的眼睛就有两个瞳孔，害得我查了半天，才知道语出《史记》，是太史公听人说的。吴先生常常感叹自己只能读万卷书，不能行万里路，所以但凡我有机会远行，她总是大力支持。初中毕业那年，我的一个同学邀我到他家小住，吴先生正发高烧，我不忍心离开，她却给了我两块钱说，去，去见见世面。同学的家住在长江边上，那是我第一次见识这条母亲的河流，我们白天在江上划船，在水中游泳，晚上坐在江堤上看对岸城市灯光的倒影，听来往船只轰鸣的汽笛声，直到天快亮了，才回去睡觉。我第一次感到，外面的世界原来这么热闹好玩。后来我离开吴先生，沿着这条水道溯流而上，愈走愈远，见的世面也越来越大，才知道吴先生当初的用意所在。我想，我的父亲当年出去读书，搞革命，后来竟至于永不还家，吴先生大约也是抱着这样的想法。

吴先生没有成形的教育思想，但她在重视书本知识之外，特别注重人格的培养和能力的养成，让我终身受益。我虽不是真正的农家子弟，但因为在农村长大，所以吴先生从来不让我与农民的孩子有什么不同，从吃喝穿着到上学读书，都是如此。从小学到中学，只要我寒暑假回家，必让我到生产队参加劳动，从放牛捡粪到薅草耙田割谷插秧，能干的农活我都干过，从不落人后。有一年暑假，整个生产队数十亩稻田，都是我和一个小伙伴耙完的。吴先生怕我们打瞌睡从耙上栽下来，就炒了一些枯蚕豆让我们嚼着提神。我们一边嚼着枯蚕豆，一边拽着牛尾巴，稳稳地站在耙上飞奔，虽然双脚被稻茬子扎得稀烂，但却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意。除了干农活，我还是弄鱼的好手，在当地的小伙伴中还小有名气。考上高中的那年暑假，我围套所得，光晒干的鱼烤就有三百多斤。村里人对吴先生说，你想吃鱼，就跟我们说一声，何必让孩子受这份罪。吴先生说，别的孩子受得他也受得。她是村里的教书先生，也是村里的家务好手。到了腊月里熬糖蒸酒，她更成了村里的技术指导，我跟着她这家进那家出，看她跑上跑下，指指点点，觉得她就是一个作坊师傅，哪里像一个教书先生。

腊月是吴先生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所有的家信仿佛都放在这一个月来写，所有的女红仿佛都要在这一个月完成，所有的婆媳吵架姑嫂勃豀，似乎都在这一个月发生，连猪娘下崽，这一个月似乎也格外的多，村里人认为吴先生见多识广知书达理心灵手巧，都要吴先生代劳或帮忙调解处理，更不用说像写春联之类的份内活了。整整一个月，吴先生白天黑夜忙得不亦乐乎，直到年三十晚上，坐到年饭桌上，才长出一口气。我望着吴先生那副心满意足的样子，心想，她这样乐此不疲，一定十分惬意。

吴先生教給我的是一种底线的人生哲学。这底线便是，人所要做的事都应当会，人所要吃的苦，都应当吃，不要老想着出人头地，功名富贵。英雄行险道，富贵是花枝，是吴先生常说的一句话。在今天这个急于事功，争王称霸，追名逐利，梦想升官发财的时代，这句话也许太过陈旧，太缺少进取精神。但更多怀抱平常心，想做平常人的芸芸众生，从这句看似陈旧的格言中，也许能悟出一些新的人生道理。

吴先生临终的时候，我守在她身边，握着她的手，给她看我给她写的挽联，她表示满意，只改动了一个字，说平仄不押。然后说，她想吃橘子。我让人去买橘子，等那人买到橘子回来，她已经松开了我的手。她去世后，我写了一篇祭文，未征得她的同意，仍复母称，兹录于次：

母讳素容，父姓曰吴。一生坎坷，迭经变故。幼习旧学，长染新知。执教有年，桃李遍布。生性温和，仁宅宽厚。克己恕人，恭谨贤淑。平生所重，教子耕读。历尽艰辛，斯愿已足。享年八十，爰得高寿。吾母西归，吾心伤悲。呜呼哀哉，伏维乞拜。尚飨。

临街楼主曰：写《吴先生列传》本属无意，不想完成之时，恰逢吴先生逝世二十周年忌日，此天意乎！吴先生生当新旧时代转变之际，乡村教育几成空白。而彼时之所谓乡村教育者，不独教孺子识文断字，且兼有移风易俗教化乡民服务乡村政治经济之务，所以彼时之乡村教师，身份虽微，其作用却大。吴先生以其微末之躯，补此乡村教育之空白，泽被乡里，非一代也。故余清明返乡，遇故旧必曰：吴先生，吾师也。

2019年元月26日写成于吴先生逝世二十周年忌日

责任编辑 楚  风